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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斯比特勒笔下的普罗米修斯的了解，我们可以明确的是，普罗米修斯并不是真的要与罪恶订立盟约，他那些所谓的行动都是因为埃庇米修斯，因为无思想性的、只具备集体良知却不善分辨内在事物的埃庇米修斯。这种集体的良知衍生出的是集体的价值，决定了主体会定向于客体的立场，这样反而会忽略一些新生的或是独创的事物所特有的意义。一贯的集体价值确实能够用客观的标准来衡量，但是只有独立的、个体的、自由的生命情感状态，才能对一些新的创造物做出有效的评价。一个人作为具有灵魂的主体，他与客体的联系是方方面面的，他对于生命情感的需要也是必不可少的。
不管是既有的还是新生的，神都存在一定的意象，而新生神意象的消亡便是导致埃庇米修斯堕落的原因。
一旦堕落，便意味着抛弃了道德，邪恶和一些破坏性的因素便会无可避免地侵入，这时候，原本的善也会成为恶。因此，斯比特勒认为，人们内心最原本的道德在一开始就有强大的力量，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这股力量逐渐被削弱了，生命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逐渐丧失，道德与生命的联系也就不复存在了。
神的降生是一种新的象征和最高强度的生命，这超出了理性的承受范围，是任何一个持有埃庇米修斯式态度的人都无法接受的。普罗米修斯的灵魂是一个魔性思维形象，同时又是他的女主人，然而，这个新生命的象征却体现在普罗米修斯对灵魂的爱意中。所以人们相信，新生命的象征中交织着生命的美与恶。在这个象征中，埃庇米修斯式的集体精神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原因就是生命和美在道德层面都是中性的。
诗人通过不断的探索和解读，向我们呈现出了集体意识的深层形式，我们才得以了解到象征所表达出来的真实东西。普罗米修斯进行的带有赎罪性质的行动、埃庇米修斯的堕落以及与兄长的和解，都表现了一种对传统集体道德的殊死抵抗。
诗人倘若是个平庸的人，那他最高的成就也不过是抒发自己的个人抱负和情感而已。斯比特勒作为诗人，其作品却超脱于个人命运之外，所以，他对问题的解答并不孤立。斯比特勒、叔本华的追随者斯蒂纳和法典的破坏者查拉图斯特拉几乎站进了同一个队伍里，叔本华提出了“世界否定”理论，认为“世界”代表着个人怎样看待世界以及个人对世界的态度。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世界本身毫无差别，不同的是个人的肯定和否定。
看待世界的“否定”态度是一种深刻的情感，它是理智和理性的，是与世界的神秘相一致的。但是作为一种内倾态度，“否定”态度同样无法逃脱类型对立的折磨。然而叔本华的作品却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他的人格，使得作品把数以万计的人的模糊感受和思索呈现了出来。同样做到这一点的还有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些作品成为集体无意识内容的指路灯。
早期诗人和一些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对群众心理所形成的和关注的现象都做出了一定的分析，并通过作品的形式勾勒、刻画了出来，如虚无主义、刺杀君王、无政府主义等。
因此，诗人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的创作存在于集体无意识的深层领域，能够把普通人的想法和感受以灵感聚集的方式展现出来。但是，尽管他们发出了一些呼声，他们的表达也只不过是一些富含审美特性的象征而已，并没有真正的含义。
可以得出，无论是歌德的《浮士德》、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还是叔本华，他们解决问题的渠道都是宗教。因此，斯比特勒也被卷入了宗教背景。心理学为一些演变为宗教问题的问题赋予了特殊的价值，或是把问题当成一种与人相关的无意识的东西。神话有着“泛滥”的丰富性，这使得才智和意识有限的诗人们感到杂乱和厌烦，在充实意义的过程中，完全不知该从何下手。这就导致了一个现象，即诗人们只能从神话的拓展和润色方面着手创作。但是，《普罗米修斯与埃庇米修斯》与《浮士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是存在一定差异的：第一部作品有着极强的审美性；后两部作品的象征手法非常明显；第二部作品有关神话的丰富性和第三部有关理性的丰富性都被消除了，这是为了迎合诗人想要达到的解决问题的目的。
在对无意识内容的描述中，斯比特勒指出，神的再生便是最主要的象征。功能之间和心理类型之间的对立似乎与神的再生象征有关，这种象征正在尝试使用一般的再生形式来解决对立的问题。
欲力和心理能量进行调配的过程便是神再生心理的出发点，欲力通常被分成两个部分，分别流向普罗米修斯式和与埃庇米修斯式。然而，这种分裂对社会和个人却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对立是意识的和理性的阻碍，导致适宜的生命形态距离对立的极端越来越远，不得已，生命便会找寻中间道路，很明显，中间道路是无意识的和非理性的。既然中间状态有和解功能，那它就会投射在救世主的形象中。对于这种情况的过程，东方人比西方人要明确得多，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一些拯救世界的心理学说逐个建立起来，并且把救赎的方法道路融进了人们能够承受的知识和能力范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