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挑选几桩典型案例借以说明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才智卓越，我尽量不选那些情节耸人听闻的故事，而是提供不加虚饰、真正足以显示他的才能的案件。不幸的是，不可能把耸人听闻和犯罪截然区分开。于是此事令笔者陷于左右为难的境地，要么牺牲掉叙述中至关重要的细节，案情就显得不真，给人以假象，或者只能就事论事，不加选择，报报流水账。说了这几句开场白，我就要转向一则纪实，从头至尾确实都是奇特而惊心动魄的事。

八月暑热天，贝克街像一只火炉，骄阳直射对面的黄砖街屋，耀眼刺目。真令人难以置信，也正是这些屋墙，在冬天的雾气中竟是灰蒙蒙的，毫不起眼。我们的百叶窗半闭半开，福尔摩斯蜷曲在沙发上，反反复复地看着早晨邮差送来的一封信。对我来说，印度服役期间练就了耐热的功夫，我是怕冷不怕热，九十华氏度的气温也受得住。可是晨报无味，议院已经闭会。人人都要离城，我也向往新森林的林地或是南海的海滨。但银行的存款已经用完，也就只好把假日推迟。至于我的同伴，乡村也好，海滨也好，对他一概没有吸引力。他只喜欢待在五百万人的人海中间，伸出他的触角，向人群探索，对未决的刑案有些微的传言和疑点反应敏锐。在他诸多天赋中，就是没有欣赏自然的一席地位。只有他的注意力从城内罪犯追踪到乡下的同案犯身上，这时才要挪动一下他的位置。

看到福尔摩斯全神贯注，不想说话，我扔下了无聊的报纸，靠着椅背，自顾想得出神。忽然我同伴开口，打断我的思路。

“你是对的，华生，”他说。“看来那样解决争端实在是最愚蠢的做法。”

“极端愚蠢！”我应声叫道，但猛然省悟，他这讲的不正是我心里所想的嘛！我从椅子里坐起来，向他茫然凝视。

“你是什么意思，福尔摩斯？”我大声道。“你叫我真是难以想象。”

看我迷惑不解的样子，他由衷地笑起来。

“你记得，”他说，“不久前我给你读过爱伦·坡一节文字，他同伴没有说出口的想法，他很快就给推导了出来。你当时认为，这不过是作者的巧妙手法。我说我也有这样的习惯，常常作这样的推论。你听了并不以为然。”

“哦，不是，不是！”

“恐怕，你这是言不由衷，我亲爱的华生，你的眉毛倒是说了真话。所以，我看你扔下了报纸，沉入了思考，我很高兴，又有机会来作研究，最后让我识破，这是一个明证，证明我透悉你的心灵，相知甚笃。”

但是我依然远远未能懂得他的意思。“你给我读的那个例子，”我说道，“推理是从他观察对方的行动才得出的结论。我记得是，他绊了一块石头，往天上看看星星，等等这些动作。可是我只静悄悄坐在我的椅子里，我给你什么线索启示了呢？”

“你对自己估计得不足。面部表情表现人的情感。你的面部表情反映你的感情，再忠实不过。”

“你的意思是说，从我的面部表情你看出我在想些什么？”

“你的表情，特别是你的眼睛。也许你自己也想不起你是怎样陷入沉思的。”

“想不起了。”

“那就让我来告诉你。你把报纸一扔，这个动作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你木然无表情，坐了半分钟。然后你的眼睛盯住新装框的一幅画，戈登 将军，我看见你面部表情有变化，在开始思考了。但是没有想得多远。你的目光转向了还没有装框的肖像亨利·沃德·比彻 ，这像搁在书堆上面。然后你眼睛抬起，看墙，你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在想这幅像装好了框就挂到空墙上，同戈登的像并排挂在那里。”

“给你看得准极了！”我惊叹道。

“到这一步，我还没有走偏吧。再接下来，你的思想又回到比彻身上，一个劲儿盯住看，好像研究他的面貌、性格。然后你的眼睛不眯着了，但还是看着他，脸上一副凝神思索的样子。这是在回顾比彻一生的种种事迹。我估摸着，你是在想他内战时期担当北军的使命，我记得他受到英国人强烈反对，你对此表示过愤慨。你若不是想这些，就不会是这样的表情。你反应如此强烈，我知道你若不想比彻遭遇不公，就不会那个样。稍等一会儿，我看到你的眼睛从画上移开。我估计你的心思现在转移到内战上来了。我观察到你双唇紧闭，眼睛明亮，手攥紧了拳头。我就肯定，你一定在想那场殊死搏斗中双方表现的忠勇气概。但接着，你的脸色又悲哀起来，摇摇头。你是在想生命无谓抛掷，多么可怕、悲哀。你的手不自觉地抚摩你自己的老伤，嘴边漾起一丝笑容。我看出，你愤怒耻笑这样解决国际问题之荒唐愚蠢。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你，那确实愚蠢，并很高兴发现所有我的演绎法是正确的。”

“完全正确！”我说。“你解释得对，我承认我像前次一样折服。”

“这是非常表面的，很肤浅，我坦白跟你讲，我亲爱的华生。你那天如果没有表示不相信，我不会插进来，打断你的思路。现在我手上有个小问题，但恐怕很难解决，其困难决非这种思想分析的小把戏可比。报上有一则小报道，克罗伊登十字大街有位库辛小姐收到一只包裹，里面装的东西十分奇怪，你注意了没有？”

“没有，没有看到。”

“啊！给你看漏了。把报纸扔给我。在这儿，金融栏下面。劳驾你大声念念。”

我捡起他扔回的报纸，念他指出的那一篇，标题是《毛骨悚然的邮包》。

家住克罗伊登十字大街之苏珊·库辛小姐，不幸为一极令人作呕之恶性行为所惊扰，此事必含更邪恶之目的。昨日下午二时，邮差送达一牛皮纸小包。包中为一硬纸盒，盒内装满粗盐。库辛小姐将盐倒出，见有新割下之人耳一对，惊吓万状。此盒系于昨日晨从贝尔法斯特 以包裹邮件寄出，寄件人不明。此事至为奇异，盖库辛小姐系一年届五十之老小姐，单身独居，少与人往来，少与人通信，邮包上门更属罕见。然其数年前原居彭奇，曾将余屋租与三名医学院青年学生，后因吵闹及生活无序，不得不令三人搬出。警方认为，对库辛小姐之恶意骚扰系此三青年学生所为，盖出于怨恨，遂将解剖室弃物邮寄以示恐吓。更认为事实之极有可能者，三学生中之一人为北爱尔兰人，而库辛小姐确知其为贝尔法斯特人是也。本案正于积极展开调查之中，警方之卓越探长莱斯特雷德先生，正负责处理本案。”

“《每日纪事》报就这么多，”我读完后，福尔摩斯说。“现在看看莱斯特雷德，今天早上收到他的信，信上说：

“我认为本案很对你的路子。我们大家希望把案子立马解决，但发现有一点困难不易着手。我们当然已去电贝尔法斯特邮局，但那天有大量邮包寄出，无法单一确认此件邮包，记不清寄件人。盒子是半磅装蜜露烟草盒，于我们毫无帮助。医学院学生的分析，我依然认为是最有道理。你若拨冗抽几个小时，我将十分高兴盼你能来此一趟。我将在涉案人家中，或在警所，全天恭候。

“你说呢，华生？这个案子是个难得的机会，可以供你记录，冒冒酷暑，去克罗伊登走走怎么样？”

“我正盼着有事可做呢。”

“这就有事了。打铃，叫他们把我们的皮鞋拿来，叫辆马车。我换换晨衣，雪茄盒装装满就来。”

我们一上火车，就下了一场阵雨，把克罗伊登的暑气压下，比城里凉快好多。福尔摩斯先发过电报，所以莱斯特雷德到车站上接我们。他一如往常，瘦小精干，一副侦探模样。步行五分钟，就来到库辛小姐居住的十字大街。

这条街很长，街旁是两层楼砖房，干净、整齐，发白的石阶，三三两两系围裙的妇女在门口闲谈。这条街走到一半，莱斯特雷德停步去敲一家的门。一个小丫头来开门，我们被领进前厅，库辛小姐就坐在厅里。她是个面目和善的女子，一对文静的大眼睛，灰色鬈发垂盖两鬓。一只没有绣完的椅套搁在膝头，装着各色丝线的线篮放在身边的一个凳子上。

“那在外屋放着，怪怕人的东西，”莱斯特雷德进去的时候，库辛小姐说。“请你都拿走吧。”

“要拿走的，库辛小姐。让留在这里，为的是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要当你面看看这东西。”

“为什么要当我面呢，先生？”

“要当面问几个问题吧。”

“问我有什么用呢，我告诉你了，这事我是一点也不知道呀！”

“正是这样，女士，”福尔摩斯说，语气委婉。“我知道这件事已经够把你气恼了。”

“是呀，我够受了，先生。我一个妇道人家，喜欢安静，过着隐居的日子。把我的名字上了报，警察上我家里来，我哪里有过这种不太平的事！这种东西不要搁这儿，莱斯特雷德先生。你们要看上外屋去看吧。”

宅子后面的小花园里有一间小棚屋。莱斯特雷德进去，拿出一只黄色纸板盒，连同一张牛皮纸，一段细绳。小径那头有条长板凳，大家坐下。福尔摩斯将莱斯特雷德交给他的东西一件件仔细检查。

“这段绳很有意思，”他说，拿绳在光亮里看看，还用鼻子闻闻。“这绳子你看出什么了，莱斯特雷德？”

“涂过柏油。”

“一点不错，是涂过柏油的细绳。你看，这很明显，库辛小姐是用剪刀剪断绳子，两个断口绳头上可以看得出。这一点很重要。”

“我看不出有什么重要，”莱斯特雷德说。

“重要性在于，绳结原封未动，这个绳结打得很有特色。”

“打得很死。这一点我已经注意到了，”莱斯特雷德得意地说。

“绳子就这样吧，那么，”福尔摩斯说，一边笑笑，“看盒子包装。牛皮纸，有很浓的咖啡味。怎么，没检查过？我看肯定是。地址写得不整齐，歪歪扭扭：‘S·库辛小姐，十字大街，克罗伊登。’是用粗笔尖写的，很可能是蘸水钢笔，墨水很差。Croydon克罗伊登这个字，原先拼的是i，后来改的y。包裹是一个男人寄的——字是男人的笔迹——受教育不多，对克罗伊登这地名不熟悉。这几步看下来，还顺利！盒子，黄纸板，半磅装蜜露盒。盒子左下角有两个拇指印，此外没有显著痕迹。装满粗盐，是保存兽皮或是保存别的粗制商品的粗盐。埋在盐里，就是这两个吓人物。”

福尔摩斯说着就拿出两只耳朵，放在横搁膝头的一块纸板上，细细观察。莱斯特雷德和我在两旁弯腰凑着看，看看这恶心的遗物，又看看我的同伴疑问而情切的脸。末了，他把此物放归盒中，坐着深思一会儿。

“你们也都看到了，”最后他说，“两只耳朵不是一对。”

“没错，我也注意到的。不过，学生恶作剧，解剖室里拿的，随便捡两只成一对就算了。”

“也可能，但这不是恶作剧。”

“你肯定？”

“可以推测，绝对不是恶作剧。解剖室的尸体都注射防腐剂，这两个耳朵没有注射过防腐剂。是新割下的，而且是用并不很锋利的刀割下来，不是解剖刀，这个，要是学生，不会是这种割法。再有，学医的人只会用石碳酸或者蒸馏酒精来防腐，这才符合学医人的常规，绝对不会用粗盐。我再强调一遍，决不是恶作剧，我们要侦查的是一桩恶性刑事案件。”

听了我同伴的话，看到他越来越沉重严峻的脸色，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这段严肃的开场白似乎投下了阴影，含有十分奇异而不可名状的恐怖。然而莱斯特雷德摇着头，像是在半信半疑。

“说恶作剧，是讲不通，那不说它，”他说，“而另外一种说法，更加站不住脚。我们知道，这位妇女在彭奇、在这里，一直过的是极安静、极本分的生活，已有二十年之久。在这期间她极难得有一整天离开自己的家。那么，罪犯把罪证偏要寄给她，为什么？特别是，这个事我们不知道，她也不知道，她又不是个老牌演员，好演什么戏！”

“这正是要我们解决的问题，”福尔摩斯答道，“就我这方面讲，我要这样着手。我认为我的假设和推理是正确的，而且，是谋杀两个人。一个是女人耳朵，小一点、细一点的，还穿有耳洞。一个是男的，太阳晒黑的皮肤，已经变色，也穿过耳环。这两个人，估计已经死了，否则早应该听到情况了。今天是星期五，邮包是星期四早上寄出，那么惨案应该发生在星期三或者星期二，或者再略早一点。如果两个人已经给谋杀，除了凶手谁会把这杀人征象寄给库辛小姐呢？可以确定，寄这包裹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再看他把邮包寄给库辛小姐，其中必有一定道理。是什么道理呢？那是告诉她事情干成了！或者，叫她感到痛苦，也有可能。可是这样的话，她应当知道这人是谁。她知不知道？我也难肯定。如果她知道，又为什么要报警呢？她可以把耳朵一埋了事，谁能知道？如果她想包庇罪犯的话，她就会这样干。如果不想包庇罪犯，那么应该说出他的名字来。这就是症结所在，需要我们去查明。”他讲得又急又响，眼睛茫然望着花园篱墙，但这时忽然站起身，朝屋里走去。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库辛小姐，”他说。

“那就少陪了，”莱斯特雷德说，“我还有点小事手上忙着。我看，库辛小姐这儿已经没有情况需要进一步了解。你要找我，来警所好了。”

“我们上火车的时候顺便来看你，”福尔摩斯答道。一会儿，他和我又回进前厅。女士依旧静静地在那儿拿着椅套定心地做她的手工活。我们进去，她把椅套往膝头一搁，一对坦然而探索的蓝眼睛望着我们。

“我相信，先生，”她说，“这事一定搞错了，这邮包根本不是要寄给我的。我已经对苏格兰警场的这位先生说过许多遍了，可他只朝我笑。这世上我没一个仇人，我自己知道。所以，有谁会来这么捉弄我？”

“我也是这样想，库辛小姐，”福尔摩斯说，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我想，很可能是——”他突然停住了，我十分奇怪，一看，他很专注地望着女士的侧面。一瞬间，在他急切的脸上露出既惊讶又满意的神情。女士眼睛望望，发觉了他打住话头的原因。福尔摩斯便稍稍正色，恢复原来的态度。我凝望女士那浅灰白的头发，她的整洁的便帽，金色的小耳环，她平静的面容，但没有发现我的同伴见证了什么值得兴奋的地方。

“我想问一两个问题——”

“哦，问得我真心烦！”库辛小姐厌倦地高声道。

“你有两位姐妹，我相信。”

“你怎么知道？”

“我一进屋就注意了，壁炉架上面有三位女士一起的照片。一位，很清楚是你本人，还有两位长得很像你，没问题是你的亲姐妹。”

“是的，你说得很对，是我的妹妹，萨拉和玛丽。”

“还有靠我这一边的一张照片，在利物浦照的，是你的妹妹，一起的这位男士，穿的制服，好像是船员。我看你妹妹，照片上还没有结婚。”

“你眼光真凶。”

“我吃的这行饭用的这个心。”

“是的，你说得对。可是，这之后不多久，她同布朗纳先生结婚了。那时间他是跑南美的航线，可是他太爱她了，耐不住长时间离开她，就转到跑利物浦、伦敦的船上。”

“噢，大概是‘征服者’号吧？”

“不是，是‘五朔节’ 号，这是我上次听说的。吉姆来这里看我一次，那时他还没破戒喝酒，后来才喝上了酒。他一上岸就喝酒，可一喝就醉，就发酒疯。嗨！酒杯一上手，日子就不好过了。先是不理我了，接着同萨拉吵开了，到了现在连玛丽也不写信了，不知道她们的情况怎么样了。”

看得出，库辛小姐谈上了一个令她心事沉重的话题。同许多过孤独生活的人一样，她起初羞于涉及这种事，但一谈起来就变得十分健谈。她告诉我们许多关于船员妹夫的详细情况。然后又扯到她以前的房客，医学院的学生，把他们的不轨之处这样那样讲了好久。还告诉我们他们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医院工作。福尔摩斯一字不漏地全神贯注地听着，还不时提提问题。

“你讲的你第二个妹妹，萨拉，”他说，“你们俩都不结婚，很奇怪，怎么不住在一起呢？”

“啊呀！你不知道萨拉那个脾气，你知道就不说奇怪了。我试过的，我来克罗伊登以后，我们一起住，住到差不多两个月以前吧，才不得不分手。对自己的妹妹，我不愿说她什么不是。可她也太样样要管，不肯歇，很难伺候，这萨拉。”

“你是说她在利物浦跟他们吵过架。”

“是呀，可有一段时间他们是相处得很好的好朋友。萨拉去住那边，本来是要同他们亲近点，可结果，现在是对吉姆·布朗纳没一句好话。萨拉来这儿住，那六个月里，一说起来就数落他喝酒，样样不是。吉姆一定是嫌她太爱管闲事，受不了她，我猜准是，耐不住发脾气了，这就吵开了场。”

“谢谢你，库辛小姐，”福尔摩斯说，站起来欠身点头。“你妹妹萨拉是住在，我听你说过的，是住在新大街，瓦林顿？好，再见！很抱歉，你这桩事让你惹了不少烦恼。这其实，你是说同你毫不相干的。”

我们出了屋子，正好有一辆马车经过，福尔摩斯立即招呼。

“到瓦林顿有多远？”他问。

“只有半英里，先生。”

“好吧，上车，华生。我们趁热打铁。事情简单，但还有一两个相关细节，不要轻易放过了。车夫，经过电报局停一下。”

福尔摩斯发掉一封简电，回到车上继续走路，把帽子压低盖到了鼻子，以免阳光射到脸上。车夫把马车停在了一栋房屋前，这房屋同刚才来的那栋十分相似。我的同伴叫车夫等着。他正要上前去叩门，门自己开了，一个穿黑色衣服、头戴光泽帽、面色严肃的年轻先生出现在门前台阶上。

“库辛小姐在家吗？”福尔摩斯问。

“萨拉·库辛小姐有病，很重，”这个人说。“昨天得的脑炎，很严重。我是她的医师顾问，负有责任，不能允许别人来拜访她。建议你十天以后再来吧。”他拉拉手套，把门带上，向街上径直而去。

“好吧，不让见就不见，”福尔摩斯乐呵呵地说。

“恐怕见了也说不上什么，或者不会跟你说多少。”

“我不打算她能告诉我什么，我只要看她一眼。我想，也没关系，我要的情况反正都已经有了。把我们拉到一家好一点的饭店吧，车夫。去吃顿午餐，完了顺便去警察局找莱斯特雷德朋友。”

两人一同吃了顿便餐，十分满意。餐桌上福尔摩斯不谈别的，只谈小提琴。他兴致勃勃，头头是道，谈怎么给他买到了斯特拉迪瓦里 的提琴，这把提琴起码值五百几尼，可他只花了五十五个先令在托特纳姆宫廷路的一个犹太掮客那里买到了手。他又谈到了帕格尼尼 。我们坐在那里喝了一瓶红葡萄酒，谈了一小时，给我谈这位大师的桩桩轶事。下午过去了，灼热的阳光已经缓和下来，变成晚霞，这时我们来到了警察局。莱斯特雷德在门口等着我们。

“是拍给你的电报，福尔摩斯先生，”他说。

“哈！回电来了！”他接手就撕开，眼睛赶快一扫，然后一揉塞进口袋。“完全对头，”他说。

“你查到什么了？”

“一切都已查明！”

“什么！”莱斯特雷德愣愣地望着他。“你在开玩笑。”

“我这辈子还没有这样严肃过呢。骇人听闻的一桩大案，我想已让我摸清全部底细。”

“罪犯是什么人？”

福尔摩斯随手拿一张名片，在背面写几个字，扔给莱斯特雷德。

“这是名字，”他说。“你最快最早也要到明天夜里才能将他捉拿归案。我建议你在处理本案的全过程中不提我的名字为好。因为在我，不过是要经手一下疑难案件加以解决，仅此而已，别无目的。来吧，华生。”我们一起快步奔向车站，留下莱斯特雷德站在那里，手持福尔摩斯扔给他的那张卡片瞪眼瞧着，喜形于色。

“这个案子，”那天夜里我们在贝克街的家中衔着雪茄聊起来，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某些地方有点像你写过的两个案例故事，名叫《血字的研究》和《四签名》，调查研究的方法是从结局逆向推溯起因。我已经写信给莱斯特雷德，要他提供我们现在尚缺的几方面细节，他也要等到将罪犯逮捕之后才能获得。做这个事还可以信赖。他虽然推理能力一点不行，但是只要让他明白去做什么，他就像斗牛狗那么厉害。确实，就靠这点顽强劲儿，才让他在苏格兰警场身居高位。”

“这么说来，案情你还没有完全掌握？”我问他。

“基本已经掌握。我们知道这个罪恶勾当的作案人是谁，尽管被害人有一个还不清楚。当然，你已经得出你的结论了。”

“我推测是这个吉姆·布朗纳，利物浦轮船上的船员，你怀疑的是他吗？”

“噢，岂止是怀疑。”

“可是，也不过一些模糊迹象，此外并没有看出什么来。”

“恰恰相反，我心里是再清楚也不过。让我把主要的几步过程给你讲一讲。我们接触这个案件，你记得，心中白纸一张，完全无数，这常常反而是有利的好事。我们没有先入之见，完全单凭观察，从观察所得作出推论。我们首先见到的是什么？一位十分和善可敬的女士，她坦诚得似乎不会有秘密需要隐藏。还有照片，我看出她有两个妹妹。这让我心头马上一亮，这盒子可能原是要寄给这两个中的哪一个。我先把这想法搁一边，将它否定也好，肯定也好，听便就是。然后我们去了花园，你记得，我们看了那个黄黄的小盒子，里边的作案物。

“绳子的类型，是船上缝帆工人用的那一种绳。我马上想到同海上人员有关，该从这方面去调查。我再一看这个绳结是海员通常打的那种结绳法，包裹又是从一个港口寄出，那只男人耳朵也穿耳孔，这是海员的标志，陆地上工作的人不大有穿耳朵的。我就拿准了，这出悲剧的男演员得从航海圈子中去寻找。

“我再检查邮包地址，看到是寄给S·库辛。好了，老大姐，当然了，是库辛小姐，但是她的首字母S，也可以是另一位的首字母，两人是一样的。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从一个全新的基点上开始调查。我于是回进屋，怀着这样的目的，把问题来个澄清。我正要告诉库辛小姐，我相信邮包是寄错了。这时候你记得吗，我突然话到嘴边立即收住。原因是我看到了事实，让我惊讶不已。此时，我们调查的范围大大压缩。

“作为医务工作者，你是清楚的，华生，人的身体上没有一处有如耳朵千差万别，每个人的耳朵是一把衡量尺度，明显地与他人不同。去年的《人类学杂志》，你能找到两篇短文，是鄙人拙笔，谈的是这个题目。所以，我检查了盒中的耳朵，我有这方面专家的眼光，仔细一看，看到了解剖特点。我再进屋去观察库辛小姐，让我看见她的耳朵，同我检查的那只女人耳朵简直一模一样，你想当时我那个惊奇劲儿吧！这个事，绝非偶然、巧合。耳廓都同样扁短，耳垂部同样是宽孤度，耳廓软骨的旋卷形状也是一样。从总的特征来看，简直就是同一只耳朵。

“我当然立即看到这一发现意义之重大。那是证据，证明被害人是她的血缘亲属，而且关系很近。我就同她谈她的家庭情况。你记得吧，她给我们讲了具体事实情况，很有意义。

“首先，她妹妹的名字叫萨拉，住的地址直到最近还是这同一地址。所以，这邮包是寄给谁的，怎么发生的错误，就是很明白的事了。接着我们听说同幺妹结婚的那个船员布朗纳，听说布朗纳一度同萨拉小姐关系密切，萨拉因此迁居到利物浦，同布朗纳家住一起。但是后来发生争吵，就分开了。这一下就是好几个月，互不来往。正是这个原因，布朗纳万一要向萨拉小姐寄邮包的话，他只知道老地址，一定仍按老地址寄。

“好了，曲径通幽，事情开始明朗。我们原知道这中间有着个船员，这个布朗纳，是性格很冲动的人，他感情激烈不易控制——你记得，为了和妻子在一起，他宁可丢弃很优越的工作不干——又沉溺于喝酒、酗酒。我们有理由相信是他的妻子被谋杀，那个男人——推测下来也是船上人——被一同谋杀。忌妒，肯定是，妒火燃烧，酿成犯罪。杀人行为的凭证为什么要寄给萨拉·库辛小姐呢？肯定是因为萨拉在利物浦住的那段时间，有过什么事，同酿成这次凶杀悲剧有关。你知道，布朗纳的船航线上要停靠贝尔法斯特、都柏林，还有沃特福德。这就可以推测，布朗纳作了案以后，时间急，立即要上‘五朔节’号，贝尔法斯特是停靠的头一个港口，所以就在这里把血包裹寄出。

“我想，分析到这一步，也还有第二种可能性，虽然这个可能性很小。但也要说一说，再继续分析以下步骤。有一个失败的情敌，是这个情敌杀掉布朗纳夫妇，那只男人耳朵就是这个丈夫的。这样的推论有许多明显的漏洞，但也还是有不可不信之处。所以，我拍了封电报给利物浦警察局的朋友阿尔加，请他查一查布朗纳太太是否在家，以及，布朗纳是否上了‘五朔节’号船走了。这之后，我和你就去瓦林顿拜访萨拉小姐。

“我怀着好奇，首先要看她的耳朵有没有家族特征。再就是她能够给我们一点重要信息，不过她提供信息这一点，我并不乐观，不抱希望。她一定已经听说了昨天这个事，克罗伊登都传得家喻户晓，而且只有她心里明白这只邮包真正是寄给谁的。如果她愿意维护司法正义，她早应该向警方报告了。然而，非要我们亲自上门去不可，我们就去呗。结果发现，发生这个邮包事件的消息——她发病也正是这一天——震动那么大，致使她立刻发了脑热病。这是很清楚的，她知道这事的全部真相。也同样很清楚，我们指望她协助，可得等时间呢。

“但是，我们其实不指望她能有帮助。我们要的答案在警察局里等着我们呢。我早就请阿尔加把答案发到警察局去了。结论再明确也没有，布朗纳太太家锁门已三日有余，邻居认为她到南方走亲戚去了。轮船公司那边早已查实布朗纳登‘五朔节’离港，我一算日子，这船应该明晚进泰晤士河。布朗纳一到，叫他劈头就遇上虽迟钝但厉害的莱斯特雷德。我信心十足，一切案情必能真相大白。”

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希望没有变成失望。两天以后，收到一只鼓鼓的信封，内有莱斯特雷德警长的一封短信，一份好几张纸的打字文件。

“莱斯特雷德已经抓到凶手了，”福尔摩斯说，向我看一眼。“你听听他怎么说的，一定很有趣。”

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

按照既定方案以验证我们的推论，（福尔摩斯插话：“这个‘我们’用得很妙，华生，你能听出来吗？”）我昨日下午六时前往阿伯特码头，登上S·S·‘五朔节’号轮，该船属于利物浦、都柏林及伦敦邮轮公司。经查询，船上有一名船员系詹姆斯·布朗纳，因其此次旅程中行为异常、屡出差错，被船长勒令停止工作。我下到他的舱位，见其坐于一木箱，双手捧住脑袋，身子摇晃不定。此人高大结实，脸修得干净，皮色很黑——颇像阿尔德里奇，那个洗黑财案中帮助过我们的人。他一听我是警察，腾地跳了起来，我一吹警笛，在外面的两名水警立刻过来。不过他无意抗拒，乖乖伸出双手戴铐。我们将他带往单间，连同其箱子，意欲搜出犯罪物证。但除了一把大尖刀外，别的一点没找到。那种刀也为大多数水手所有。然而，我们马上发现无需我们搜集证据。因在将其押至警局一经审讯，便主动要求供述罪行。于是立即由速记员按其招供予以记录，立下供状。我们打字一式三份，现附上一份供阅。据供述证明本案案情正如本人一贯所见，甚为简单。但仍感谢阁下对本人的侦查鼎力相助，谨此致谢。

你忠诚的
G·莱斯特雷德

“哼！审问倒确实简单，”福尔摩斯说，“我清楚，他第一次邀我们的时候，何尝是这样想呢。好吧，我们来看看吉姆·布朗纳自己怎么说吧，这是他在谢德威尔警局向蒙特戈默里警官作的供词，是一份逐字的记录。”

“‘我还有什么可说？是的，我有好多话要说。我要把心里的话统统倒出来。你们可以绞死我，关死我。怎么都听便了。坦白说，干了这事，我晚上睡觉都合不上眼，也不想再有安稳觉睡了，直到死的一天。我时不时看见他的脸，玛丽的脸更是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不是这张脸就是那张脸，阴魂缠住我永远散不去。他皱着个脸，黑不溜秋，而玛丽老是带着惊吓的神情。嗨，小白羊羔，从前我始终对她是一张爱脸，不曾动过火，突然变得杀气腾腾了，她一见怎么能不吓掉魂呢！

“‘可这都是萨拉的过错，一个毁了的男人诅咒她遭殃，让她的血坏死吧！这不是要洗刷我自己。我知道，我回头又喝酒，就变得像头野兽。但是玛丽会原谅我，会扶住我，就像一根绳子紧紧拴住我这根木头不倒。如果这个女人不来搅黑了我的家门。全是因为这个萨拉·库辛爱我——起祸的根源呀——她爱我，直到倾注全部的爱变成刻毒的仇恨。到头来她知道我的心是在自己妻子身上，我们俩是走一步一个印，胜过萨拉的整个肉体和灵魂。

“‘她们三姐妹。老大是个大好人，这老二是个魔鬼，幺妹是个天使。萨拉三十三岁，玛丽我们结婚的时候是二十九岁。新家庭初建，说有多幸福就有多幸福。过后请萨拉来住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变成了一个月，这样一步步下去，她也就成了我们家里的人。

“‘当时，我已经把酒戒了，我们积攒起每一个小钱，等于有大钱一样开心。我的上帝，谁想得到变成了这个样子？做梦也想不到呀！

“‘我一直是星期六回家，有时船要装货，我一次就可以在家里住上一个星期。这样，同姨姐萨拉接触的机会更多了。她高挑的身段，皮色偏黑，手脚利落，性格急躁，昂着头瞧人，很傲。眼睛忽闪忽闪，像火石打出火花。小玛丽在旁边的时候，我一点都没在意萨拉。我发誓，但愿上帝可怜我吧！

“‘我感到，有时候萨拉喜欢和我单独在一起，引我出去和她一起散步。可我从来没想到过那里头的意思。不料一天晚上，我才两眼睁亮看明白了。我从船上下来，发现妻子不在家，只有萨拉一个人。“玛丽呢？”我问。“哦，她出去付账去了。”我有些心焦，在屋里走来走去。“五分钟不见玛丽就不高兴了，吉姆？”她说。“我这么不值吗！你和我待一会儿都不乐意。”“不是，不是，二姐，”我说，向她好意伸手，她马上双手紧紧接住，滚烫滚烫像是火在烧。我看着她的两只眼睛，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她不必开口说，我也不用讲。我皱着眉，把手抽回。她不说话，靠在我身边站上一会儿，接着就举起手来拍拍我肩。“稳得住你个老吉姆！”她讥讽我说，笑笑，跑出了屋去。

“‘唉，从此后，萨拉恨透了我，她这个女人也真是太会恨人。我是傻，还让她跟我们住在一起——我糊里糊涂，太傻——我对玛丽一个字也没提，因为我知道她要伤心的。事情就这样，跟以前一样。但过不多久，我发觉玛丽开始在变了。她以前很相信我，心地极单纯。可现在她变得古怪起来，多疑了。我不在家就追问到哪里去了，去做什么了。我有信，问是谁写来的。要搜我衣袋里都有些什么东西。尽是这种莫名其妙的事。她一天比一天怪僻，样样事要管着我，整天不得安宁。她无事生非，没完没了地跟我吵。我完全蒙在鼓里，不知内中是怎么回事。现在萨拉疏远我了，同玛丽却是形影不离。我这原就应该明白了，都是她在中间捣鬼，搬弄是非，撺掇玛丽同我离心离德。但我还是一直像个瞎子，到这时都一点没看出底细。这接着我就开戒了，重又开始喝酒。但心里还是想玛丽能像以前那样待我，我就不喝酒。可她是真的讨厌我了，我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直到后来，这个亚历克·费拜恩一插进来，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彻底完蛋。

“‘他起先是上我家来看望萨拉的，但很快就专为找我们两人来了。这个人有一套，很能讨人喜欢，他到哪儿，都能交上朋友。他时髦、神气、得意洋洋，小伙子一头鬈发，很帅。他跑遍了大半个世界，吹起来海阔天空，样样亲眼见过。这个人确实讨人喜欢，我不否认。一个海员，能有那么样的气派风度，使我想到他一定是个蹲船楼上的，不是跑甲板的。他在我家进进出出一个月，我却从来不曾想到，他会用温和的欺骗手段来危害我。到后来，有事叫我起了疑心，从这天起，我便永远也不再安宁。

“‘说起来也是小事，我无意间走进客厅，刚到门口，看见妻子春风满面上来相迎。可是她一见是我，面孔立刻板了下来，一副失望的样子，马上转过身去走开。这就够了。她听到脚步声，肯定错当是亚历克·费拜恩来了，才会是那样子。要是当时让我撞上费拜恩，我非宰了他不可。我要么不发火，一发起火来就像发疯。玛丽看出我眼睛里有邪气了，跑上来扯住我衣袖，“别这样，吉姆！别这样！”她说。“萨拉呢？”我问。“在厨房里，”她回答。“萨拉，”我叫着走进厨房，“这个人，费拜恩，永远不许他再踏进我家的门。”“怎么了？”萨拉问。“我说不许就不许。”“哦！”她说，“我的朋友不配进这屋门，那我也不待在这屋里了。”“随你高兴，”我说，“只要费拜恩再敢来露脸，我就割下他耳朵送你作纪念。”她是被我的脸色吓坏了，我想，她一句话没答，当天晚上就离开我家。

“‘哦，我现在都不知道，是否全是这个女人的妖术魔法，是她怂恿我妻子去胡搞，让我跟妻子闹翻。这样，她到离我家两条街远的地方找了房子，同时也还租给水手寄宿。费拜恩常去那儿，玛丽也常同她姐姐和费拜恩喝茶。她去得有多勤，我不知道。但是有一天，我跟上她，冲门进去，费拜恩就从后花园翻墙跑了，像只贼臭鼬般溜掉。我向妻子赌咒，要是让我撞见和这男人在一起，非杀了她不可。之后就拽着她回家。她哭哭啼啼，浑身发抖，脸色像纸一般白。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一点感情，只看着她恨我，又怕我。我一想到这些，就喝酒。她也就更厌弃我。

“‘哦，萨拉看到在利物浦住不下去，她就回到，据我知道，回到了克罗伊登同她姐姐一起住。可是家里的情况还是越来越糟糕。到了上星期，最终惨祸临头，完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上“五朔节”号出航，航期七天。可是一个大桶忽然松掉，把船壳板撞翘，所以只好返航回港修理，停十二个小时。我离船回家，心想妻子要吃一惊，希望她见我这么早回家来，一定会高兴吧。在回家的路上脑子里就转着这些念头。正在这时候，一辆马车从身旁经过，车上居然是她，居然是她同费拜恩并排坐在一起，两人又是说又是笑。我正站在人行道上望见他们，他们全然不知正好让我撞见。

“‘我对你们讲，讲句坦白话，这时候我控制不住自己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昏昏沉沉像场梦。前晚上酒喝得很晚，这两件事一起涌进脑子里来。现在脑子里还在咚咚敲着什么似的，像是甲板上铁锤在砸。那天上午，两耳只听得像是尼亚加拉大瀑布在轰鸣。

“‘哦，我随后跟上去，在马车后面奔跑，手里拿着根重重的橡木手杖。跟你们说，我一开始就怒气冲天。这时我想到该机智一点，别太近，保持一段距离，能看得见就行，绝对不能叫他们发现我。马车到了火车站，售票处人群拥挤，我可以靠他们稍近些又不被发现。他们买了新布赖顿的票。我也买了。可是我在他们后面第三节车厢上车。到了目的地，他们沿散步广场走，我跟在后面保持一百码远。最后，见他们租了一条船去划船。因为天气炎热，他们想水上当然好凉快一点。

“‘这倒好像他们是非要落在我手里不可似的。天上起迷雾，几百码远就看不清。我也租一条船，跟住他们，看得见他们的船影。他们划得没我快，可也不慢。等我赶上去，已经离岸足有一英里远。迷雾像块幕布遮在四周，围住我们三个人。上帝呀，我怎么也忘不了，他们看见了追上来的船里是什么人，这时候，他们那个脸色呀！玛丽尖叫起来，费拜恩像疯了一样咒骂，拿起桨来戳我。他一定从我的眼睛里看出了杀气。我闪开了他的桨，用手杖对准他的脑袋就砸，这就像敲碎一个鸡蛋。我本想可以饶了玛丽，尽管我已疯狂。可是她扑上去，两手抱住他，哭喊他‘亚历克’，我就也给她一下子。玛丽手脚撒开，倒在了费拜恩旁边。我这时已是一只疯狂嗜血的野兽。要是萨拉也在的话，上帝作证，她就同他们一起，也凑上一个。我抽出刀来，就——啊，算了！我说得够了。我一想到，萨拉收到她捣乱的结果是这样的东西，我就有一种野人的狂喜。接着我把两具尸体捆在船里，凿穿一块底板，看着连船带人一起沉没。我很清楚，船老板一定以为他们在雾中迷失方向，划出海去了。我把自己浑身上下整了整，立即上岸，再登船。刚才做的事，不露声色，没有引起一点怀疑。当夜我准备好了邮包，寄给萨拉·库辛，第二天从贝尔法斯特寄出。

“‘就这样，全部事实，你们都知道了。你们可以绞死我，随你们怎么处置都行，无所谓。因为，我已经受到了惩罚，那样的惩罚你们不可能给我再来上一遍。我闭不上眼睛，我一直看到那两张脸在望着我——瞪住我，我的船划出迷雾，冲上去，他们发现了，那样地瞪着我。我把他们敲死，干脆痛快。可是，他们现在在折磨着杀我。再叫我过那么一夜，天不亮我不是疯掉，也是死掉。你们不会把我下在单人牢房吧，先生？可怜可怜我，别这样。你们现在怎么对待我，但愿你们来日痛苦的时候别人也会怎样对待你们。’

“这是什么意思，华生？”福尔摩斯严肃地问道，把纸放下。“这痛苦，这暴力，这恐惧，这么一连串下来，达到了什么目的呢？必定是意在达到某种结果，否则我们的宇宙就是由偶然性所支配，那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什么结果呢？是博大精深的经年不止的问题，为人类理性所一直无法回答。” dT4ZeZo4WnW9/leTmm3cUIGHUMtuh2k2Vf8+RO9adWywLLMA33e+yuH4/iUwGw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