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律师是一个令人羡慕和向往的职业，每年的司法考试都是应试者如云，起早贪黑，千辛万苦，就为拿到律师行业的入场券。当然，真正站在律师行业金字塔塔尖上的还是极少数，大部分人空有一张证书，要么是根本入不了行，接不到案子；要么只能在律师事务所里办点小案子，打打杂，艰难谋生。不过，律师总归是一个得到了大家认可的职业。但放在古代，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那时的律师可没有今天这么体面，可以正大光明地登堂入室，在公堂上慷慨陈词。在这里，我们就来看看古代律师的众生相，体会一下他们的酸甜苦辣。

看过周星驰《九品芝麻官》的人一定记得那个诡计多端、刁钻无赖、伶牙俐齿的讼师——方唐镜。方唐镜就代表了古代律师，也就是讼师的一张面孔，虽然是负面形象，但却在古代最广为人知，最具典型性。

这个方唐镜究竟是何许人也？他本是清末广东四大讼师之一，被人们称为“扭计师爷”，就是说他刁钻古怪、长于算计，在民间传说中经常与位居四大讼师之首的陈梦吉为敌。方唐镜是“扭计师爷”，陈梦吉则被誉为“扭计祖宗”“桥王之王”。所谓的“桥”，在粤语中是“点子”的意思，而“桥王之王”就是“点子王中王”。他代表了古代律师的另一张面孔，也就是正面形象。

为什么说古代律师的形象大多是负面的？且看看下面这则故事。在《清稗类钞·狱讼》中记载了一个坏律师，人送绰号“破鞋”，可见其口碑之差、人品之烂。“破鞋”办过这样一起案子。有一个不孝子，被父亲告到衙门，说他“忤逆”。按照当时的法律，这是重罪，是要掉脑袋的。不孝子向“破鞋”求救。以下是他们的对话：

“破鞋”律师：“这回你可惹大麻烦了。根据我们大清的法律，儿子是不能反诉父亲的，所以我也帮不了你！”

不孝子见状，连忙掏出一包沉甸甸的银子，塞给“破鞋”律师：“这是律师费，请笑纳！”

“破鞋”律师接过银子，果然眉开眼笑。他思忖片刻，眼珠一转，心里马上有了主意，便问当事人：“你可曾成家？”

“已有妻室。”

“那就好办了。来来来，你转过身去，背对着我，把手掌摊开。”

不孝子不明所以，只好照做。过了一会儿，“破鞋”律师把两张纸条塞到了不孝子的手里，告诉他：“这是我写的两张符，记住，一定不要擅自打开。到了对簿公堂的时候，你什么都不要讲，紧紧攥着这两道符，跪在地上哭就行了。”

不孝子将信将疑，可是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信了“破鞋”律师。到了公堂之上，他一句话都不说，紧握双拳，痛哭不已。青天大老爷一看，觉得其中必有隐情，喝问：“被告为什么不申辩？你手里是什么东西？呈上来给本官看看。”不孝子仍旧一言不发，接着哭。

这回县官更加怀疑了，命令衙役：“过去掰开他的手。”

衙役从不孝子的手中掏出了两个纸团，呈给县官。县官打开一看，脸色骤变，只见一张纸条上写着：“妻有貂蝉之美。”另一张纸条上写着：“父生董卓之心。”县官的想法顺理成章，原来这被告是满腹委屈，可家丑不可外扬，只好借用典故，申明真相。但碍于卑幼不能控告尊长的法律，又不便将诉状交给县官，唯有紧握双拳、当堂痛哭。这哪里是不孝子，分明是忍辱负重的大孝子啊！

县官的一股怒火直冲脑门，当堂呵斥原告，也就是不孝子的老父：“老而无耻，滚！”就这样，“破鞋”律师的一条“锦囊妙计”，终于让不孝子化险为夷。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例如，清人俞蛟著的小说《梦厂杂著》里有这样一则故事。一位屠夫发现自己的妻子红杏出墙，脑门一热，挥刀便砍，结果把自己老婆砍死了，奸夫却趁机逃脱了。按照当时的法律，是允许“杀奸”的，不过是有条件的，也就是捉奸捉双，当场杀死，即“奸夫奸妇于奸所登时杀死”。现在可好，奸夫跑了，杀奸变成了杀人，杀人是要偿命的。傻眼的屠夫连忙去向当地一位著名律师求助。

这位律师索要了高额的律师费之后，举重若轻地对屠夫说：“小事一桩，明天你开门做生意的时候，谁第一个进来，你就一刀将他结果了，把尸体拖进房间，和你老婆的尸首摆在一块儿，制造一个杀奸的现场，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屠夫恍然大悟，连忙赶回家中作准备。第二天，屠夫操刀在手，见有人进门买肉，也不看是谁，一刀劈死。这个倒霉鬼是谁呢？就是那位著名律师的宝贝儿子。

看了这两则故事，相信您对古代律师的形象也大致有个了解了。讼师的形象之所以差，就是因为他们利欲熏心，不择手段，为了钱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操纵生死，出入人罪。“或据律引例，深文周纳；或上下其手，颠倒黑白；一语足于救人，亦足于杀人。”今天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人们对律师也有一些微词，原因是一样的。

不过，这只是表面原因，更深层的原因还要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去寻找。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是“无讼”或者“息讼”，诉讼本身是被否定、被排斥的，因为它影响社会和谐、败坏社会风气，让人们变得好斗争胜、唯利是图。这种法律价值观直到今天还发挥着它的影响力，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孔子曾经做过鲁国的大司寇，也就是首席大法官，他曾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就是说，审理案子，我跟其他人的做法都差不多。应该让诉讼不发生。圣人就是圣人，一言九鼎，一句顶一万句。以孔子的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历朝历代，凭入学修养考取功名，走上领导岗位的各级官员，都以“无讼”为施政目标，想方设法地息讼。既然诉讼是被排斥的，那么在诉讼中为当事人代写诉状、出谋划策的讼师，自然也是备受歧视的。这从文化上、制度上决定了律师的形象和地位。

古代的法律对律师的行为作出了诸多限制。例如，诉讼的时候当事人必须亲自出庭，禁止委托他人代理。如果当事人是官员或者年老、残疾、病重的人，可以由家人代理，其他人是不能代理的。这就从根本上堵死了律师参与诉讼的途径；禁止“教唆词讼”，只能替别人写诉状，但不能歪曲或夸大事实，篡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否则轻则打屁股，重则判处有期徒刑若干年；也不能写书教别人打官司，一旦抓住，不是判刑，就是充军流放。《唐律·斗讼》的规定就非常有代表性：“诸为人作辞蝶，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

既然主流文化和法律对讼师加以排斥，讼师的形象不佳就可以理解了。有人这样评价讼师：“世上若无此等人，官府衙门不用设。”讼师俨然成了挑起纷争的万恶之源。既然人们这么排斥讼师，法律的制裁如此严厉，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地争当讼师呢？道理跟今天大家争先恐后参加司法考试，希望进入律师行业是一样的：“世人熙熙皆为利来；世人攘攘皆为利往”。

讼师还有个诨号叫“讼棍”，为什么叫“讼棍”呢？有这样一种解释，有些人要钱不要命，不惜以身试法，教唆词讼，被法官抓到后打了一顿屁股。可是这种人好了伤疤忘了疼，屡教不改，屡打屡犯，他的屁股就像根棍子那样特别扛打，所以斥之为“讼棍”。

讼棍之所以顽固，屁股之所以扛打，无非是收入可观，所得丰厚。明代徐復祚的《花当阁丛谈》中对律师行业的高收入有这样的描述：“俗既健讼，故讼师最多。然亦有等第高下，最高者名曰‘状元’，最低者曰‘大麦’。然不但‘状元’以此道获丰利、成家业，即‘大麦’者，亦以三寸不律（笔），足衣食、赡俯仰，从无有落莫饥饿死者。”

这么看来，古代非法经营的讼师比今天合法从业的律师滋润得多，现在的律师，尤其是刚入行的律师，要么根本没官司可打，要么收入微薄，养活自己尚且困难，更何况养活一家老小。律师中的“状元”毕竟是凤毛麟角，就那么几个而已。究其原因，大概是古代法律禁令增加了职业风险，所以讼师“物以稀为贵”；今天的律师虽然可以正大光明地从业，但僧多粥少，难免有抢不到肉吃的，只好清汤寡水，惨淡度日。所以，古代的律师尽管风险大且不甚体面，还是有人敢于为之铤而走险。

在古代，诉状也被称为“刀笔文章”，讼师则被称为“刀笔先生”，这又是从何而来呢？在造纸术发明之前，文章是写在竹简上的，准确地说是用刀刻上去的，后来有了笔墨，就用笔写，写错了用刀刮掉，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铅笔和橡皮擦的雏形。所以，刀笔最初就是书写工具。引申开来，刀笔也泛指文章，而且主要是代指政府的公文。那些负责撰写公文的政府工作人员就被称为刀笔吏。

由于这些刀笔吏最擅长曲解律文、雕琢文字、上下其手、出入人罪，成为君主“震怖臣下，诛锄谏士，艾杀豪杰”的工具，为人们所诟病。到了明清时期，人们用“刀笔先生”来泛指以撰写公文、诉状为业的师爷、幕僚、讼师等。尤其是清朝末年，由于西方法律文化的冲击和法律制度的移植，代写诉状、教唆词讼的讼师与日俱增。这些人继承了刀笔吏的衣钵，文字往往尖酸刻薄、阴险狠毒、锋利如刀，字里行间机关算尽、陷阱重重，真是以笔为刀，杀人不见血。所以，他们写的诉状就被称为“刀笔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