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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我住的这条路吗——埃利斯米尔路？就在西布莱奇利区
。即便不知道，你也知道五十条别的跟它一模一样的路。
这些街道让郊区从里到外像脓包一样蔓延。一长排一长排半独立的小房子林立街边——忘了说了，埃利斯米尔路上的房子编号一直排到212号，我们的是191号。房子颇似州议会厅，但要比之丑陋些。灰泥墙面，木馏油漆过的大门，漆树围起来的篱笆，再加上一扇绿色的前门。月桂树、桃金娘、带刺的灌木、防空洞随处可见。或许每五十座房子里就有一座的前门是蓝色的，而不是绿色的，里面住着某位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些人十之八九会在救济院里了却残生。
脖子周围那种黏糊糊的感觉让我抬不起头。脖子上黏糊糊的，你会因此打不起精神来，这事真奇怪。似乎你的所有精力一下子都被掏空了，那种感觉就像在某个公共场合你突然发现自己一只鞋子的鞋跟掉了。那天上午，我对自己是没有幻想的。我似乎觉得我正站在某个稍远的地方，注视着那个长着一张又胖又红的脸、戴着假牙、穿着粗俗衣服的自己从街上走来。我这样的家伙瞧上去是不像位绅士的。哪怕你在两百码远的地方看到我，也不会一眼就能看出我是个卖保险的，而会把我误认为是贩黄牛票的或者推销员。我身上穿的就是这类人常穿的那种衣服。灰色的人字呢西装，价值五十先令的蓝色大衣，圆顶硬礼帽，不戴手套。我的模样是那类拿提成的推销员独有的，瞧上去粗俗而厚颜无耻。我状态最好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我穿上一套新衣服或者嘴上叼支雪茄的时候，我看上去像个赌马的人或者酒馆老板；状态非常差的时候，我看上去活像一位清洁工；状态一般的时候，你就能把我看个差不多。看到我的第一眼，你心里就会有这样的想法：“这家伙每周能挣五到十英镑。”从经济和社会地位这个角度来说，我在埃利斯米尔路上属于中等。
我对这条街相当熟悉。早上男人们相互拥挤着去赶八点二十一分的那趟班车；女人们摆弄着煤气炉。要是有时间朝周围看看，要是碰巧你的状态还不错，走在郊区里里外外的这些街上，想起那里的人们过的日子时，你便会暗自发笑：像埃利斯米尔路这样的路还叫路吗？只是一座拥有一排排号子的监狱罢了。一排排半独立的、让人痛不欲生的小房间里，住着一些浑身发抖、每周只能挣五到十英镑的可怜家伙，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被老板吆三喝四，都被妻子折磨得每天都像在做噩梦，都被水蛭般的孩子喝血。普通工人受的苦说也说不完。我不会太可怜他们。你见过一位卖苦力的人整夜不睡觉只想着扛麻袋的事吗？工人身体上是受了点苦，可不工作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自由的人。而在这每一个灰泥小盒子里，总是有个可怜鬼永远都无法成为自由的人，除了做梦时梦到把老板扔到井底，不停朝他身上扔煤块。
像我们这种人都幻想着自己拥有某种可以失去的东西。在埃利斯米尔路，90%的住户都给人一种他们是房主人的印象。只有站在高处才会发现，埃利斯米尔路连同它周围的地区，都是一个叫赫斯珀里得斯的大社区的一部分，而这个社区则是快乐信贷建筑协会的地产。建社区可能是现今最聪明的行当。我干的卖保险这行，坦白说就是骗人，可骗得光明正大，既不藏着也不掖着。可建社区的漂亮之处就在于，你把受害者给骗了，可他们还觉得你是在为他们行善事。你狠揍了他们一顿，他们还舔你的手。我有时会想，不如在赫斯珀里得斯庄园之上竖起一座巨大的神像算了。这神像看起来有点古怪，反正是一个不阴不阳的家伙。上半部分是个建筑总经理模样；下半部分是个家庭主妇模样。一只手里拿着一把巨大的钥匙——当然是救济院的钥匙啦；另一只手拿着——人们把那种类似于法国号，里头装着礼物的东西叫什么来着——对了，叫羊角，里面正在涌出便携式收音机、保险条款、假牙、阿司匹林、法文信件和水泥做的滚筒。
其实，在埃利斯米尔路上住的这些人不是房子的主人，尽管都是我们花钱买的。因为房子不是永久产权，只是租来的。每栋房子售价五百五十英镑，要是分期付款的话，一共要还十六年；不过要是一次性以现金方式结清，那么只需三百八十英镑就可以了。这样算下来，快乐信贷建筑协会从每栋房子身上都会赚一百七十英镑，不过他们赚的要远远高于这个数，这点是不用说的。三百八十英镑里头包括了建筑商的利润，不过快乐信贷建筑协会以威尔逊·布鲁姆的名义自己盖房子，把本属于建筑商的那部分利润也收入囊中了。需要花钱的只是建筑材料。就是在这一块上，它也要赚一点，它以布鲁克斯·斯盖特比的名义把砖、瓦、门、门框、沙子、水泥、玻璃等东西卖给自己。它还会用别的名义把制造门和门框的木料卖给自己，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我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吃惊。另外，还有一件事是我们原本预料到的，不过等事实真的摆在面前，我们还是大吃了一惊，明明说好的折价房，快乐信贷建筑协会却不信守承诺。埃利斯米尔路修好的时候，协会给了一片空地，不过没什么用，倒是个孩子们玩耍的好去处，他们还大言不惭地称其为“普莱特草场”。不仅那种黑白花的东西
是见不到的，且所谓的“草场”也是不会真正建起来的，因为上面根本没有草。然而，西布莱奇利郊区还是一天天大起来了，发展得很快，罗斯威尔果酱厂是1928年建起来的；英美全钢自行车厂开办于1933年；人口和租金近些年也涨了不少。我从未见过快乐信贷建筑协会赫伯特·克拉姆或者别的大佬的真身，可透过我的心灵之眼，我明明看到口水正顺着他们的嘴不停往外流。
突然间，建筑商来了，开始在“普莱特草场”上盖房子。赫斯珀里得斯社区内顿时响起一阵阵痛苦的哀嚎。租客防卫协会成立了，不过根本无济于事！克拉姆的律师只用了五分钟就把我们斗败了，结果“普莱特草场”上的房子还是盖了起来。老克拉姆阴险狡诈，骗术高超，我觉得正是靠这一点，他才获得了从男爵
的身份。我们这些在赫斯珀里得斯住的傻瓜总是心存幻想，觉得我们是房子的主人，觉得我们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正是因为这个，才让我们成了老克拉姆永远的忠诚的奴隶。我们都是值得尊敬的房主——也就是说，我们都是保守派的，都是唯命是从的人，都是一帮该死的家伙。他是不敢杀我们这些摇钱树的！我们的房贷还没有还清，总是担心在还完最后一笔贷款之前会发生什么事，这种事实让结果变得更糟。我们都被收买了，更糟的是，我们是被自己的钱收买的。每一个被压榨的可怜的家伙，流血流汗付出双倍的价钱买一栋叫作“Belle Vue”的小砖房子，这里看不到景色，门铃也是坏的——为了挽救这个国家不受侵扰，这些可怜的傻瓜最终都会战死在沙场之上。
我拐入华尔波尔路，然后走上大街。十点十四分有一班去伦敦的火车。经过一家六便士杂货店时，我想起要买一盒刀片，这是今天早晨定好的。当我来到卖肥皂的柜台时，楼层经理——不管他叫什么吧——正在那儿训斥柜台上的姑娘。一般来讲，上午这个点，六便士店里是没什么顾客的。有时，商店刚一开门，你碰巧进去，就会看到一排姑娘正在挨训，为的就是让她们这一天有个好状态。人们说，像这样的大型连锁店都有一些具备挖苦和讽刺功力的家伙，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进行部门间的调动，为的就是让那些女售货员一个个变得活力十足。这位经理个子不大，长得很丑陋，面相凶恶，肩膀很宽，留着钉子一样的灰胡子。他刚发现她的问题，好像是这位姑娘找钱时出了点什么错，这会儿正用圆锯般的声音骂她：
“嘿，不！怎么你连钱都不会数，真该死！连钱都不会数，真该死！你怎么净惹事！嗨，不！”
停下之前，我看到了这位女店员的眼睛。她站在那儿，让一个长着一张红脸的肥胖中年男人骂，这种场面可不怎么雅观。我赶紧转身，装出一副对旁边柜台上某件东西（好像是窗帘环，还是什么）感兴趣的样子。他对她发起新一轮攻击。他是那种人：转身走了，可突然间就又像一只蜻蜓那样折了回来。
“他妈的！连钱都不会数！要是店里亏了两个英镑，你也觉得一点事儿没有，是这样吗？一点事儿没有！你觉得两英镑是个小数目吗？你怎么就不能费点心把钱数准？哦，不！你光想着自己清闲，完全不考虑别人，是不是？”
这人用一种让半个店都能听到的声音骂了大概五分钟。他数次转身，给她造成一种就此罢休的假象，可猛然间，这家伙就会回身对她开始新一轮的攻击。我侧身走得远了些，然后瞥了他俩一眼。那姑娘还是个孩子，差不多有十八岁，很胖，长着一张有些恍惚的脸，是那种总也做不对事的人。她的脸变成了浅粉色，身体扭来扭去，其实是因为痛苦才这样的。似乎那个男人正在用鞭子狠狠抽她。别的柜台上的姑娘假装没听见。这家伙真是一个结实的恶汉，属于那种短小而强悍的人，就见他胸脯挺着，双手背在燕尾服后面——宛如一副军官的模样，只不过个子不够高。你注意到他们总是让这种小个子干这种逞威风的事了吗？他的脸向前撅着，胡子和整个身体也向前撅着，差点就碰到了她，这样才能更方便地朝她吼。这姑娘浑身变得通红，身体摇个不停。
最后，他觉得自己骂够了，便像一位甲板上的海军上将那样大摇大摆地走开了，我走到柜台前面，对那姑娘说要买一盒刀片。小个子心里很清楚，他骂的每个字我都听见了，她也知道，我们仨全都心知肚明。不过，最糟糕的是，为了我着想，她不得不装出一副什么事都没发生的样子，脸上还得摆出一副女店员在招呼男顾客时通常都会有的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淡模样。半分钟前，她还像个用人那样被骂，可这会儿她不得不表现得像位成熟女子。她的脸还是红的，手仍在抖个不停。我问她要刀片，她开始在装有三便士商品的那个盘子里扒拉。接着，那个小个子又出现了，有那么一会儿，我和那姑娘都觉得他会过来开始新一轮的谩骂。她像条狗那样眼看着鞭子要落下来了，顿时吓得全身哆嗦起来。不过，她只是用眼角余光瞥了我一下。我能看出来，她此刻恨透了我，因为刚才我看到她挨骂了。人们的想法真是奇怪！
我拿着刀片走出了商店的门。我在想，她们为什么要忍受这一切？毫无疑问是因为害怕。顶一句嘴，就会被开除。这种事到哪儿都一样。我想起了我们时常光顾的那家连锁杂货店里的那个小伙子。这人身强体壮，有点傻，脸颊红得像玫瑰，前臂粗大，本该是在铁匠铺中工作的。他在店里，穿着白色外套，弯腰伏在柜台上，一边不停地说“好的，先生！非常对，先生！像今年的这种天气可真不错，先生！今天我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先生？”，一边直搓手，那种低三下四的样子，仿佛是在求你狠狠踢他的屁股。你尽管对他发号施令好了，顾客总是对的。从他的脸上你可以看到那种极大的恐惧，生怕你向老板告他傲慢无礼，让自己丢了饭碗。还有，他怎么知道你不是公司里派来的暗中监视他的人呢？一切都是因为恐惧！我们被恐惧包围着。它是与生俱来的，我们摆脱不了它。每一个害怕丢掉工作的人同样害怕战争、法西斯主义或者别的。犹太人在想起希特勒时都吓得浑身直冒汗。我猛然想起，那个留着像钉子一样小胡子的小个子混蛋要比那位姑娘更害怕失掉自己的工作。也许，他有一家人要养；也许，他是个逆来顺受的软蛋，在后花园里磨没了性子，被他的妻子坐在身上，被他的孩子拉扯着胡子，谁知道呢？同样，你从未听过有哪位西班牙宗教审判官或者苏联高级秘密警察
没被人家说过在私底下他其实是个好人，是位模范丈夫，模范父亲，一心只忠于他那只温顺的金丝雀等这样的事。
出门的时候，肥皂柜台上那位姑娘盯着我的背影看。要是她能，她会恨不得杀了我。她恨透了我，就因为我看到她挨骂了。跟那位经理比起来，她更恨的其实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