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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新假牙的那天，我有了这个想法。
那个早晨，我记得很清楚。八点差一刻，我偷偷下了床，走进浴室，及时把孩子们关在了门外。那是个一月的早晨，天气很不好，头上是肮脏而灰黄的天空。推开浴室方形的小窗户朝下看，有一块十米长、五米宽的草坪，由蜡树篱笆围着，中间有块不长草的空地，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后花园。在埃利斯米尔路的每一栋房子后面都有一个这样的后花园，蜡树也一样，草坪也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有些人家没有孩子，有些没有中间那块光秃秃的空地。
我在浴缸里放了水，趁这个空，我用一把钝钝的剃须刀刮胡子。我那张脸在镜子里看着我，镜子下面的脸盆架上有一个小小的隔板，一大杯水在上面放着，里头放着属于这张脸的牙。这是一副临时用的假牙，是我的牙医华纳给我的，新的正在做，这副他先让我戴着。其实，我的面容还不算太坏。砖红色的脸，黄油色的头发，淡蓝色的眼睛。感谢上帝，我的头发还没变白，也没谢顶，戴上假牙之后，我显得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些，我今年都四十五了。
想着要买些新刀片，我进了浴缸，开始打肥皂。先在胳膊上打点（我的胳膊又短又胖，一直到胳膊肘都满是雀斑），然后拿起刷子，给肩胛骨上打，要是不用工具，我是够不着的。真讨厌，如今身体上有好几个地方我都够不着了。事实就是，我的身体两侧开始发胖。我的意思是说我还没有胖成庙会上玩杂耍的那些胖小丑。我体重不过十四石
，上回我量了一下腰围，不是四十八就是四十九寸，具体是多少，我给忘了。我还没有变成人们常说的那种“死胖子”，我的肚子还没有大到垂到快挨着膝盖的程度。我的屁股只是宽了些，有向桶形发展的趋势。有一类人，长着一副运动员的身体，精神饱满，总爱蹦来蹦去，往往被人们称作胖子或者矮胖子，派对上要是少了他们就丢了活力和朝气，这种人你们见过吗？我就是这类人。多数情况下，人们总是叫我“胖子”、胖保龄，我的真名叫乔治·保龄。
可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并不是派对上的活力之魂。这段日子，每天早晨醒来，我总觉得很郁闷，尽管我睡得不错，消化系统也很强健。当然了，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都是那副该死的假牙闹的。那东西在装着水的大杯子里放着，被水放大了，正在对我嘿嘿笑。就像骷髅头里的牙套在牙龈上，使劲儿夹住，那种感觉很糟糕，像咬了一口酸苹果。还有，不管你怎么说，假牙都是一个标志。当最后一颗真牙没了，你跟自己开玩笑，说自己是好莱坞大帅哥的日子也就结束了。就胖的程度来说，我的确是四十五岁的人该有的样子。我站起来，在私处打肥皂时，看了一下自己的身材。我觉得我就像那些看不到自己脚的胖子，其实要是我站直了，只能看到脚的前半部分。在肚子上打肥皂时，我想着：是没有女人愿意看我第二眼的，除非给人家钱。可不只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特想让女人看我第二眼。
不过，我觉得今天早晨自己应该高兴点。首先来说吧，今天我不用上班。我那辆经常开着在我们这一片儿跑来跑去卖保险的旧车此刻正在大修厂（我应该把我在保险公司上班这件事说出来。生命险、火险、双胞胎险
、海难险——什么样的保险我都卖），尽管我得去伦敦办公室跑一趟送些文件，可今天我是真的不用去上班的，借这个空，我要把自己那副新假牙拿回来。另外，还有一件事在我的脑子里已经进进出出有段日子了。我挣了十七英镑，这事没人知道——我说的是家里人谁也不知道。这事是这样的：我公司有个小伙儿，叫梅勒斯，有一本关于占星术的书，在赛马上挺管用，他说星系对骑手服装的颜色有一定影响。这么说吧，刚好有一场赛马，其中有匹叫海盗新娘的母马，比赛中从来没赢过，不过在那次比赛中，她的骑手穿的是绿色服装，而此刻处于上升运势的那颗星刚好也是绿色的，好像是这么回事。梅勒斯对这种占星术很着迷，在这匹母马身上押了几英镑，然后给我跪下，要我也押点钱。最后，也是考虑到别让他磨磨叽叽的了，我拿出了十英镑，下了注，说实在的，平时我根本不玩儿这个。可让我没想到的是，这回海盗新娘竟然没费吹灰之力就赢了。具体赔率是多少我不记得了，反正我赢了十七英镑。然后我连想都没想，几乎是在某种本能的驱使下——很奇怪，这件事可能会在我的生活中留下印记——就把这钱存进了银行，对谁也没说。以前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作为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我应该用这钱给希尔达（我妻子）买条裙子，给孩子们买双靴子。可我已经做了十五年的好丈夫、好父亲，我受够了。
全身打满肥皂，我感觉舒服了些，我躺在浴缸里，想我那十七英镑的事，算计算计该怎么花。我有两个选择：找个女人共度周末；或者不显山不露水地把这钱悄悄花掉，买点雪茄呀、威士忌什么的。我又放了一些热水，正在想女人和雪茄的事，就听见一阵噪音到了通向浴室的那两级台阶上，声音很大，就像一群水牛冲下来似的。不用想，是孩子们。孩子住在这样小的房子里，就跟把一夸脱的啤酒硬装进一品脱
的杯子里差不多少。孩子在门外疯了似的跺脚，然后发出一阵痛苦的嚎叫：
“爸爸！我想进去！”
“现在不行。走开！”
“可是爸爸，我就快憋不住了！”
“另找个地方。赶紧走开，我在洗澡。”
“爸爸！我真的憋不住了！”
再说下去也没用了！这孩子一说这话，我就知道是什么信号了。厕所在浴室里——像我们这样的房子，这种格局是很常见的。我把浴缸里的塞子拔掉，用最快的速度擦干身体。刚一开门，小比利——我的小儿子，今年刚七岁——就像箭一样从我身旁冲了过去，躲过了我那一巴掌。
衣服差不多穿好了，找领带时，我才发现脖子上还沾着肥皂沫。这种事真讨厌，你感觉黏糊糊的，奇怪的是，不论你用海绵多仔细地擦，一旦发现脖子上还沾着一点这东西，一整天你都感觉黏糊糊的。我心情很不好地下了楼，家人要是讨厌我，就让他们讨厌去吧，反正我做好准备了。
我们的餐厅跟埃利斯米尔路上别人家的餐厅一样，很小，又窄又挤，长十四英尺，宽十二英尺，里面放了一个日本橡木做的餐具柜，再加上两个红玻璃瓶和我们结婚时希尔达她妈妈当礼物送给我们的放鸡蛋的架子，房子里就剩不下多少地方了。希尔达坐在茶壶后面，愁眉紧锁，《新闻报》上说奶油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又涨价了，每当遇到这种事，她总是一副恐慌的样子。她没点煤气灯，尽管窗户关着，可屋里还是冷得要死。我弯下腰，划着一根火柴，准备把灯点着。我呼呼喘着气（一弯腰，我就呼呼直喘），鼻子里发出的声音很大，我这是在给希尔达一个友好的暗示。她瞟了我一眼，每当她觉得我又在干什么奢侈的事时，她总是这样瞟上我一眼。
希尔达今年才三十九岁，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看上去活像一只野兔。现在，她的相貌仍是如此，只不过变得非常瘦了，满脸都是皱纹，眼睛里总是透露出焦虑，好像一直在沉思什么。当她像个烤火的吉卜赛女人那样，把肩膀拱起，两只胳膊交叉在一起抱在胸前时，她就变得比平常更让人烦乱了。她是那种人：预测到了生活中的灾难并为此沾沾自喜。不过她的那些灾难都是微不足道的，像战争、饥荒、地震、瘟疫或者革命这样的大灾难，她是一点也不关心的。奶油涨价了，煤气费花得太多了，孩子的靴子又快穿坏了，广播中说新近推出了一种分期付款的新方法，等等，这种事才是希尔达一直在唠叨的。当她双臂抱胸，身体摇过来摇过去，一脸愁容地对我说出类似于下面这种话时，我觉得她从中获得的快乐是真实的：“唉，乔治，问题很严重！我不知道咱们该怎么应付！我不知道钱从哪儿来！你好像一点也不觉得这事很严重似的！”她一直有一种坚定不移的看法，那就是我们会在救济院中了却残生。有意思的是，要是我们真的去救济院，希尔达一点也不在意，实际上，她很喜欢那种安全感。
孩子们早就以闪电般的速度洗漱穿衣停当，然后下楼了。对他们来说，这个时间谁也别想独占浴室。当我坐在桌子旁，准备吃早饭时，就听他们在争论什么：“没错，是你干的！”“不，我没干！”“就是你干的！”“不，我没干！”我觉得要是我不制止他们，在这个早晨剩下的时间里，他俩会一直这么吵下去。我有两个孩子，七岁的比利和十一岁的洛娜。我对孩子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多数时候，我对他们视而不见。可要是赶上他们争吵，我就受不了了。像他们这个年纪，脑子里本应该想的都是尺子、铅笔盒、谁的法语成绩考得最好这些事，可他俩操心的却是能不能吃饱这个问题。别的时候，特别是他们睡觉时，我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夏夜，天还不那么黑时，有时我会俯身在他们的小床上，看他们睡觉的样子，看他们圆圆的小脸，看他们亚麻色的头发（他们的头发颜色比我的还要浅几分）。这时，你会有一种感觉，正如《圣经》上所描述的那样：从内心深处涌出一种渴望。每当这个时候，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枯萎的荚果，唯一的用处是把这两个孩子带到了世界上，喂养他们长大成人。不过，那只是一瞬间的想法。独处时，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总觉得我这个老家伙的身体中还是有活力的，有大把的时间还在前面等着我，自己当一头温顺的奶牛，让女人和孩子们追来追去，这样的想法对我很有吸引力。
吃早饭的时候，我们是不大说话的。希尔达还沉浸在她那“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情绪之中，另外，奶油的价格涨了，圣诞节快要过完了，我们还欠学校五英镑学费，那是上个学期欠下的。我吃完煎鸡蛋，摊开一片面包，在上面抹满金冠牌果酱。希尔达执意要买这种牌子的东西，每磅五个半便士，标签上用法律所能允许的最小的字写着：含有一定量的中性果汁。这把我吓了一跳，于是我很讨人嫌地嘟囔着，说不知道所谓的中性树长什么样，长在什么地方？最后，希尔达生气了。她生气不是因为我揶揄她，仅仅是因为她觉得在某样省钱的东西上开玩笑是一种不道德的做法。
我瞥了一眼报纸，没什么新闻。在一些国家，人们仍在相互残杀，一位女士的大腿在一座火车站的候车室内被发现了，佐格国王
的婚礼还没确定，等等。最后，大概上午十点钟，我出发去城里，原本我没打算这么早去。孩子们早就去公园里玩了。天气阴冷得要死，我走出前门时，一阵令人讨厌的风吹到了我脖子后面那块沾有肥皂的地方，让我猛然间意识到，我的衣服穿得不合适，而且浑身上下都黏糊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