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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目失明让我看不到世界，双耳失聪让我听不见人心。
——海伦·凯勒（Helen Kaller）
（美国女作家）
父母的语言是世界上最珍贵的语言。不论他们来自哪个民族、不论他们使用怎样的词汇、不论他们的经济地位如何，他们的语言对开发孩子大脑潜能起着最为关键的作用。如果脱离语言，孩子大脑发育将会受阻。听力正常但语言环境不佳的孩子，与天生耳聋且未接收大量语言符号的孩子无异。如果不对这两类孩子进行干预，那么他们则很可能会终生保持沉默，这样的打击对孩子来说是致命的。当然，如果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听力正常的孩子还是植入了人工耳蜗的孩子）生活在语言符号丰富的环境中，那么他的大脑发育一定可以得到促进和提高。
一名负责儿童人工耳蜗植入的外科医生写了一本关于父母语言影响的书，我个人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在大众的心目中，外科医生是不善言谈的。他们擅长的不是嘴上的，而是手上的：外科医生不但能在手术室里用灵巧的双手完美地为患者缝合伤口，还能准确诊断出患者的病情并及时给出手术方案。对一个医生来说，没有什么比完成一台漂亮的手术更令人开心愉快的了。
人工耳蜗植入术可以帮助耳聋患儿重获听觉。耳蜗由一条骨蜗螺旋管环绕蜗轴旋转两圈半而成，这个器官就是听觉神经开始的地方。如果耳蜗受损，那么声音传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人工耳蜗的植入可绕过损伤的内耳毛细胞，直接刺激听觉神经，将听觉信号送到大脑。最终，聋儿能听能说，他们不管从学习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都能很好地融入社会。我认为人工耳蜗植入术对完全丧失听力的孩子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福音。
正是大脑赋予了我无穷的想象力。大脑有别于耳朵这样的器官，它似乎神秘莫测，掌管着生活中的一切未知之处。在医学院上学的时候，我就梦想有一天能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亲手解决患者所遇到的棘手问题。
然而，我在医学院经历的第一次神经外科手术——脑膜瘤切除术却并不那么顺利。当天由神经外科主任R博士操刀切除病人脑部的这个良性脑膜瘤。因为我当时正跟着R博士编写一本教材，“脑膜瘤切除术”就是其中一个章节，所以他叫我到手术室亲眼看看这个手术，还给我布置了一个清洗的任务。
进了手术室，R博士就示意我往手术台上看。我看到手术台上躺着一个人，被剃了光头，头皮沾满消毒用的黄色必妥碘和刀口渗出来的鲜红的血。这个人的颅骨被切开了一个口子，里面灰色的凝胶状的大脑正在有节奏地跳动着，好像随时可能从里面蹦出来一样。病人整个身体被一块长长的蓝色无菌布遮住，看上去像在做魔术表演一样。
看着手术台上的病人，我突然想到自己脑袋里怦怦跳动的大脑。难道就是这一团黏糊糊的东西在掌管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真的是这样吗？我开始手脚发软，伴着手术室耀眼的灯光，我感到一阵头晕目眩，R博士在说着什么，可是我几乎什么都听不到了……最终，我被几个在场的护士从地上扶到椅子上。是的，你猜对了，我晕倒了。很难堪吧！
20世纪80年代在神经外科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如果你的脑子被医生动过，你就不是原来的你了。”那个时候，但凡接受了脑外科手术的人，即使从手术台上活着下来了，身体状况也远不如从前了。当然，随着医疗条件的提高，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情况已经越来越好了。即使是这样，我也不想再从事与脑外科相关的工作了。之前在手术室不太好的经历让我想换一种方式来和大脑打交道。耳朵，就是其中一种我选择的方式。罗德勒斯克是我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当研究员期间的导师，他的业务能力非常强。在他的指导下，我掌握了人工耳蜗植入术的要领。
人工耳蜗植入术在我看来是最优雅的外科手术之一，整个手术仅依靠高功率显微镜就能完成。显微镜内部有一个小巧且精密的装置，转向非常灵活，能把耳道放大很多倍。手术时，不需要开灯，显微镜的光便足以把整个耳道看得一清二楚。医生和患者通过这道光彼此间默默地交流着。我认识的很多外科医生喜欢放着音乐做手术，而我却喜欢安静地做手术，所以整个手术室只听得到我手里的电钻嗞嗞作响，这就是我的“背景音乐”。
我成为头颈外科医生，负责小儿耳蜗移植术，是很偶然的。因为医疗界的两件重大事件给先天性聋儿带来了佳音。
1993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建议新生儿在出院前接受听力筛查，旨在尽早发现有听力障碍的婴儿，指出所有有听力障碍的婴儿都应该在3个月前被发现，6个月前予以干预。这项关于公共健康的倡议是非常明智的。曾经，家长和儿科医生最初发现孩子有听力障碍，不会说话时，总习惯自我安慰道：“这孩子只是说话晚而已。”或者“她的哥哥话多，她话少而已。”可事实上，他们早已双耳失聪。如果到孩子三岁才被确诊为耳聋，那么最佳治疗时机早已错过。听力筛查有助于先天性耳聋的婴儿在三个月内被发现并及时得到救助。由此可见，孩子初期听力筛查的意义是十分巨大的。与此同时，人工耳蜗植入术应运而生，这可以称得上是神经医学发展史上的奇迹。人工耳蜗让数百万聋儿重获听力的梦想成为可能，他们的命运将就此改变。
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很任性。一旦患上脑性瘫痪、中风或者遭受脊髓损伤和踢足球引起的头部外伤，遇到这类脑和神经受损，医生往往认为“改善就是最好的治疗了，不要奢望治愈”。听力丧失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医生能够做到的就是“改善”而已。其实，还大有可为。
1984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第一例成人单电极耳蜗进入临床移植，该耳蜗具有声音探测和声音识别的功能。随后，1990年，具有复杂处理功能的多电极儿童人工耳蜗问世，这几乎和新生儿听力筛查推广发生在同一时间。当先天性聋儿的大脑正好发育到能够处理语言信息时，患儿植入人工耳蜗就能重回有声世界。
人工耳蜗的问世和新生儿听力筛查这两件历史性大事件出现的时机刚刚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孩子长到三岁时，脑部发育已完成85%，脑神经细胞多达数千亿个，此时的大脑正为思考和学习做准备。科学研究证实，脑部发育与幼儿的语言环境息息相关。不是说大脑在孩子三岁以后就停止发育了，而是三岁以前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期。婴幼儿的听力丧失也被称为“神经系统发育过程中的突发状况”，这将阻碍他们的正常生长发育。
由此可见，早期的听力筛查对孩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确诊为耳聋，则需要尽快实施人工耳蜗植入术，如果错过这个最佳时机，等孩子大了才去诊断，即使植入了人工耳蜗，康复效果微乎其微。虽然，人工耳蜗确实属于高科技产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孩子成长的任何时期都能完全发挥作用。这是因为一次成功的人工耳蜗植入术需要利用“脑神经可塑性”，即大脑在新的刺激下发育。虽然就语言学习来说，大脑神经的可塑性在每一个年龄段都会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从出生起到孩子三四岁，这个时期是一个关键期，一定不容错过。有两种情况除外，一是后天耳聋，之前曾经尝试过学习说话，大脑已经具备了处理语言的能力；二是先天耳聋，但没在关键期内做人工耳蜗植入，这样最好的情况是听得到声音，但几乎不明白意思。
然而，后来我了解到，即使在最佳时间植入了人工耳蜗，也有可能因为一些原因导致康复效果不佳。
我是在芝加哥大学做人工耳蜗植入的研究项目，该学校位于芝加哥南部，这个地区经常会爆发一些因居民受到不平等待遇而引起的示威活动。在做项目研究前，我发现这个地区的聋儿家庭承受着来自社会和经济的双重压力，聋儿和家人之间的交流也可谓困难重重。这对我和研究团队来说无疑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与机遇。这次经历也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和职业规划。
20世纪60年代末期，是人权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我母亲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一名社会工作者。有一年年底，母亲被派去秘鲁做一个在利马贫民窟建立未成年人庇护所的研究项目，她也带着我一起过去了。一次她编了一个铝制背篓让我坐进去，然后背着我翻山越岭，当地的居民好奇地看着我们，他们或许从没有见过别的外国人这样做过。后来，妈妈告诉我，她做的远不及她学到的多。对没有机会学习的孩子来说，他们的潜力是无穷的。我后来面对自己的患者也有同样的感受。在研究项目开展初期，我几乎对人工耳蜗植入一无所知，这是我最大的障碍。
事实上，我在芝加哥大学的人工耳蜗植入项目开展得很缓慢。我以为患者会排着长队前来咨询，但是他们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如在商场大甩卖般纷至沓来。但正是这样缓慢的进展让我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关键问题。
来咨询的患儿实在屈指可数，人少我就有充足的精力给他们父母般的关爱，我留意着他们每天的点滴变化，嘴角扬起的第一丝微笑或人生迈出的第一个步子。每每看到这些，我由衷地感到骄傲。人工耳蜗植入后要进入“激活”状态，即启动患儿的耳蜗装置，每次这样的重要时刻，我都会亲自到场。当患儿听到声音时，我像他们的父母那样欣喜若狂，然而，当患儿的植入术完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时，我会非常悲伤难过。
人工耳蜗植入后出现的问题也不少，比如声音的延迟反馈；患儿听到有人叫自己名字时毫无反应；说话或者读书时发音迟缓。更让人费解的是，起初情况很相似的几个小孩，做出的反应却截然不同。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很偶然地走进了先天性聋儿的世界。
曾经我把观察患儿们看作一项科学研究，从不会把它看作一件有趣的事情。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学术界人士都认为，有足够大的数据支撑的科学研究才足以支持或者反驳某个立场，才有所谓的说服力，才是“真科学”。但我慢慢地意识到若不顾及自己在研究中的个人感受，一味追求所谓的大数据，反而会让我们忽略一些重要的发现。
扎克是我的第二个耳蜗植入患者，米歇尔是第四个。这两个孩子都是先天性耳聋，他们在很多方面有着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相同的智力、父母都深爱着他们、希望他们早日回到有声世界，也都接受过高端仪器的治疗。先天条件相同、手术相同，却有着不同的术后效果。
我从扎克和米歇尔身上学到的东西是任何一本医学教材里都不曾提到过的。在了解到手术有其局限性的同时，我也感受到一股从未感受过且对我们的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潜在力量。
扎克被父母带到我们的研究小组的时候，只是一个8个月大的小人儿，头发少得勉强可以看到几根。他很爱笑，蔚蓝的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们。得知小扎克双耳失聪，父母感到非常震惊。在他们的家族里只有一个远亲有听力障碍，他在60岁的时候已经戴上了助听器。除此以外再无旁人患过耳聋。姐姐艾玛比扎克大两岁，听力正常，是个酷爱讲话的姐姐。扎克的父母身边也没有耳聋的朋友，所以他们想到来我们研究小组寻求帮助。
扎克的父母受过良好教育，始终表现得沉着冷静且意志坚决。他们知道需要做一些选择，他们没有过多犹豫直接告诉了我们他们的想法：希望扎克有一天能听能说。扎克在确诊后的第一时间就戴上了助听器。尽管有的家长总是不停地督促孩子坚持戴助听器，可扎克很乖，总是很自觉地自己戴好，两只小耳朵耷拉着，活像经飓风洗礼过的棕榈叶子。
扎克父母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很积极。最初，他们请了一个治疗师到家里来用仪器帮助扎克提高语言能力。他们甚至开始学习手语，因为他们希望有一天扎克可以自如地与人交流。最终，扎克和父母靠着手语实现了彼此的交流。
扎克的父母从一开始就知道通过植入人工耳蜗，孩子就有重获听力的可能。时机是扎克的问题所在。其实扎克在婴儿时期已经通过听性脑干反应测试对听力进行了评估，测试结果显示“无反应”。电流通过听性脑干反应区域时，在屏幕上没有显示出神经受刺激后反映出来的峰值，这就说明大脑对声音无反应。扎克的助听器测试也同样受挫。因为他的听力损失非常严重，所以即使声音在90分贝（类似摩托车比赛时的轰鸣声）时，大脑无法捕捉到声音，助听器也没什么反应。尽管如此，扎克的父母丝毫没有放弃，仍然让扎克戴着无声的助听器，他们希望奇迹出现在扎克身上，相信助听器总有一天会管用。于是他们决定响应FDA的倡议，着手准备人工耳蜗植入申请，在等待获批的这一年这对父母又做了什么呢？
他们仍然很积极，扎克的妈妈从一开始就知道助听器不管用，为此她一直在想别的办法。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妈妈让扎克趴在自己胸前，她一边唱着催眠曲，一边把扎克的小手放到自己的喉部，让他感受到声音通过喉咙时的振动。后来，她把扎克带到我这里来了，毫无疑问她的目的就是希望接受人工耳蜗植入术。扎克的父母决定把他恢复听觉的那一天，定为他的“听觉生日”。
耳蜗植入只是第一步，要想真正过上“听觉生日”还必须把耳蜗装置激活。这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时刻，母亲不停地对着孩子说：“宝贝，你可以听到妈妈的声音吗？妈妈非常爱你。”如果激活成功，宝贝的脸上会出现很吃惊的表情，紧接着妈妈开始微笑、大笑、大哭。这个场景的确让人非常感动。你也可以去网上搜索“人工耳蜗激活”，你一定会感动得流泪。
待扎克真正的“听觉生日”到来时，他和父母显得异常冷静和放松，以至于忘了拍下这难忘的瞬间，这是扎克的妈妈觉得很遗憾的一件事。
过“听觉生日”也好，耳蜗装置成功激活也好，这仅仅是迈向可以说话这个目标的第一步。许多父母也相信从装置激活到学会说话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不是三两天就能解决的。耳蜗植入后，孩子要花上一年的时间适应和理解这个世界的声音，这其实并非那么容易。耳蜗植入手术前扎克并不能听到摩托车的声音，手术后他可以听到最小声的窃窃私语。但是，当他听到声音时，他的大脑却无法处理这些声音，他完全听不懂。但这些声音是像扎克这样的孩子在说话前必须要学会处理的。
扎克的家里充满了谈话声、读书声和歌声。尽管他的父母认为他话说得不错，但我似乎感觉不到。当他来我的诊室时，我给他玩玩具、贴贴纸，目的是想鼓励他说话，可我几乎用尽了一切办法，他却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后来我用幽默的方式和他交流，那时他三岁，是的，他终于开口说话了。
一次，我们耳蜗植入研究团队举办了名为“声音的礼物”的小提琴独奏会，由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奏。很多应诊的家庭应邀前来参加。音乐响彻了整个医院大厅，人们漫步大厅，从长桌上取饼干和其他点心吃。这个时候我发现扎克在讲话，千真万确。他就站在摆放核仁巧克力饼和曲奇饼的桌子之间，在帕格尼尼或者是贝多芬的画像旁，大笑着，指着爸爸大声喊着：“哈哈，爸爸放屁了！”这一刻，我知道，扎克的进展非常顺利。
现在扎克在一所公立学校读三年级。听觉方面的专家会定期来检查植入的耳蜗装置，看它是否运行良好。他在学校学了阅读和数学，和朋友玩得很开心，时而也和姐姐打闹一番。心无杂念、爱心满满的扎克父母也没有带他出去做别的治疗了。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聪明活泼的9岁孩子，种种迹象表明他已经发挥了潜能。助听器限制不了他的人生。从各方面来讲，他都是幸运的。
如果扎克在1985年出生，提前20年，听力丧失注定影响他的一生。尽管失去听觉，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让自己生活得幸福快乐。可是不得不承认，人工耳蜗的问世让扎克去了普通人的学校学习，改变了他的未来。听力受损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它直接导致说话受阻，而后影响学习能力。显然，这样的影响会伴随孩子的一生。一项针对成年先天性耳聋患者的调查显示：他们虽然通过手语学习过一些文化知识，平均水平大概相当于小学四年级学生，但事实上还是有大约1/3的人和文盲无异。
当然，这些数据对有良好的语言环境的群体来说并不具有代表性，他们的孩子从小就受到熟练的母语或手语的熏陶。他们在艺术和科学方面有很强的天赋，他们的人生非常出彩。然而，也有康复效果不佳的患者。他们当中90%的人家庭语言环境不太好，尽管家长给予了孩子很多关爱，但他们不用手语和孩子交流。这就直接导致了孩子错失了头几年的最佳治疗期。因为在这个时期，神经塑造功能开始发挥作用，大脑开始发育，语言环境不好，肯定是不行的。
扎克天生耳聋，但是他的阅读水平相当于三年级水平，仅凭这点，我们就可以预见他今后在学习方面肯定会取得成功。此外，扎克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还应归功于两位得力的父母、先进的康复手段以及政府给予的医疗政策。
丰富的语言环境就像氧气。当你拥有它的时候，你觉得理所当然，当你没有它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它是如此重要。
——原谅我未经尼姆·托特纳姆（Nim Tottenham）的允许引用了此句
当我们完成一幅拼图时，我们不禁要感叹眼前的每一小块拼图其实都是一种可能性，当它们一一被放到正确的地方时，这便促成了完美。但，如若其中的一块拼图缺失了，情况会截然不同。米歇尔的故事和我的转折点就开始于此。
7个月大的米歇尔看上去就好像日本动漫里面的女主角，水晶般的蓝眼睛炯炯有神，聪慧迷人。她的笑声是那么让人喜悦。和扎克一样，米歇尔天生耳聋，尝试过所有恢复听力的可能性。导致她不完美的这块拼图并不那么容易发现，起初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她听力出现了问题。坦白说，如果我先认识米歇尔，我同样也会接受她治疗效果缓慢这一事实，因为治疗技术存在着局限性，或者说有的治疗本身就不是立竿见影的。但问题是扎克的案例仿佛已经建立了一个标准，事实上，经历耳蜗植入术后，米歇尔的恢复效果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
米歇尔的父亲因2号染色体发生畸变（罹患瓦登伯革氏症候群）导致中度耳聋，之前接受过听力矫正治疗。米歇尔患有同父亲一样的病症，双眼间距大，蓝色眼珠，听力受损，智力正常。在与米歇尔的母亲劳拉聊天的过程中，我们的团队了解到，她十分爱米歇尔，米歇尔可以说是她的全部，但是目前她没有工作，心思都在照顾米歇尔上。面对双耳残疾的女儿，经济压力可想而知。我们决定先让米歇尔尝试接受听力治疗，尽管我们清楚，米歇尔的情况仅仅通过这些辅助治疗显然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用，我们再考虑实施人工耳蜗植入术。米歇尔刚接受了听力辅助治疗不久，他们一家就搬家了。团队对米歇尔的治疗不得不终止。时隔一年，我们又见面了。劳拉认为之前接受的治疗根本没有效果，她希望可以遵从我们起初的建议试试人工耳蜗。我清楚地记得米歇尔的“听觉生日”大约是在她两岁的时候。当时，我们为庆祝装置激活的日子，送给她一个小蛋糕和一只漂亮的气球。毕竟这样的时刻对于我们来说，如同节日一般。当耳蜗被激活的那一刻，米歇尔仍然埋头吃着手里的蛋糕，几乎没反应。我们知道，几乎没有反应并不是完全没有反应。基于这一点来说，我们和她的母亲仍感到非常兴奋。因为米歇尔好像听得见一点，这就意味着她有学习说话的可能。
植入人工耳蜗后，米歇尔的听力最终达到了正常人的水平。听力学家和语言治疗师都称她是海绵，对于我们想从她身上挖掘的东西，她配合得非常好。但也不是说事情就这么一帆风顺了。问题也是存在的，并且还很明显。听力测试时，她听得到声音，但是好像从来无法理解说话内容。她的母亲在家里也注意到同样的问题。最后，我们确定米歇尔可以听到，但无法听懂。
这件事让我的团队、治疗师和听力学家十分沮丧。事实上，在治疗初期，团队就已经讨论过该如何帮助米歇尔和她的母亲，譬如说，我们希望她们学到更多的手语和语言，以此提高米歇尔的语言能力。但这一切似乎都是徒劳。米歇尔的情况和扎克有所不同，扎克当时在我面前不是开不了口，只是需要我的鼓励，后来他终于说话了。而米歇尔是完全听不懂，不可以说话。很明显，她的情况比扎克严重且复杂很多。
既然两个孩子都植入了人工耳蜗，那么就应该能听、能说、最终完全融入我们的世界。为什么米歇尔不可以，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问题了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两个孩子的治疗效果截然不同？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我开始慢慢思考耳蜗植入以外的因素，因为这些造成米歇尔和扎克学习能力有差别的因素大同小异，关系到一个人的潜力。
孩子在小学三年级时的阅读水平就可以反映出他未来的学习水平。扎克的阅读水平完全达到了三年级水平，年龄与水平相符。
米歇尔也上三年级，但她必须在“特殊教室”学习，有交流障碍的孩子都被安排在这个班。即使打开耳蜗装置，她也只能说一点点话，比画几个最简单的手语。自由地说话对她来说简直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不仅如此，她的阅读水平还停留在幼儿园水平，未来令人担忧。
为什么这个聪明的小女孩却没有得到人工耳蜗的眷顾呢？原因是我对出问题的地方总是后知后觉。有一次，我和团队为了更好地了解患者在学校的学习和康复情况，专程去参观了芝加哥一所学校的“特殊教室”（专为听力缺失的孩子而设）。这样的“特殊教室”按功能的不同，分为“口语教室”和“手语教室”。“口语教室”以口头发声为主要交流方式，“手语教室”则以手语为主，口头发声为辅。我之前特别自信地认为凡是被我们植入耳蜗的孩子都会出现在口语教室，因为他们的听力在慢慢恢复当中，语言肯定也会不断地进步，但是我错了。
“手语教室”里有九个孩子，他们围坐在椭圆的桌子旁，面朝着正在比画手语的老师。整个教室静得让人窒息。米歇尔一双迷人的蓝眼睛让我很快找到了她，我上前给了她一个拥抱。她显然已经不记得我是谁，满脸疑惑地盯着我看，随后又羞涩地对我微微一笑。眼前的她不再是我初见的那个蹒跚学步、充满活力的米歇尔，她的光辉似乎完全褪去。她的老师知道其中的原因，她告诉我小米歇尔从头到尾面临的种种困难：到学校的时候午饭还没有着落，衣服也脏兮兮的，最严重的是她既不会用口表达又不会用手比画。看着她那可爱的面庞，真的很难说这是聋儿自己的悲哀还是贫穷带来的悲哀。毫无疑问，一个人的潜能被生生浪费了，这本身也是一种悲哀。
扎克和米歇尔这两个孩子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潜力都差不多，但是康复的结果却那么不一样。尽管他们的家庭背景迥异，但是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绝不会影响一个孩子学习说话。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曾经我对人工耳蜗这个小小的装置抱有非常大的希望，只要装上它，聋儿的世界将不再寂静无声，他们会和正常人一样自由愉快地说话交流；曾经我是多么推崇人工耳蜗在患儿黄金年龄植入会达到最佳恢复效果这一说法。可如今，我遭到了致命打击，充满了挫败感。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感觉从未有过。
我必须遵从希波克拉底的誓言，类似医生的职业操守：尽管手术完成了，但是只有患者获得良好的手术效果，我的工作才算真正结束，才可以松口气，愉快地到手术室外透透气。
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我结识了很多医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学者，他们学术造诣深厚，贡献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他们要么是诺贝尔奖得主，要么是研究世界上最深奥问题的人。我必须承认，我永远也成不了他们当中的一人。我的世界被局限在了小小的手术室。我的终极信念就是通过人工耳蜗植入术让聋儿重获新“声”，确保耳蜗装置正常工作。手术结束后相互拥抱亲吻，手术似乎成功了。
手术的成功或许不意味着真正的成功。
人的一生好似天命。呱呱坠地的新生儿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将如何安排，没有一张日程表告诉他人生的轨迹将如何行进。从出生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无法掌控这些因素，但是它们对我们的整个人生却有着挥之不去的影响。而且，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是不会影响孩子获得关爱的，也不影响你拥有一对希望你的人生快乐充实的父母，更不会影响你具有巨大的潜力。但是，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会严重影响孩子受教育的水平、健康状况和疾病康复效果。这些正是我走出局限、狭小的手术室后想到的，我需要往更为广阔的社会科学层面去思考。
“健康悬殊”和“决定健康的社会因素”几乎涉及所有疾病，大至癌症和糖尿病，小至老花眼、老年性失嗅，等等。贫穷会导致这些疾病得不到好的治疗。到芝加哥大学这么棒的研究院学习后，我才恍然大悟：小米歇尔的问题出在了她的出生环境上。但是，这似乎又引发了其他的问题。难道就没有解决的办法了？难道我们就眼睁睁地看着这样的事情一遍又一遍地发生在别的具有无限潜力的孩子身上？你是否读过镌刻在自由女神像上的美国女诗人埃玛·拉扎勒斯（Emma Lazarus）的脍炙人口的诗《新巨人》（The New Colossus），其中有这么一句“那劳瘁贫贱的流民，那向往自由呼吸，又被无情抛弃，那拥挤于彼岸悲惨哀吟，那骤雨暴风中翻覆的惊魂……”我不禁想到我们要做的是找到解决方案，打破所谓的“历史必然”，而不是接受它。
作为外科医生，为社会问题去寻找解决办法意味着我必须走出熟悉的医院和手术室，这个难度对我来说不亚于登上月球。工作的路上，途径气势宏伟的被叫作“四方院”的哥特式建筑，芝加哥大学学者称其为“巨人”，他们在里面思考、教学、研究。这里边就有一群社会学者成天钻研影响一个人行为的错综复杂的因素。我开始慢慢理解为什么手术后米歇尔迟迟不会讲话。我原本可以帮助她的，但我现在才知道。
苏珊·莱文（Susan Levine）和苏珊·戈尔丁-梅多（Susan Goldin-Meadow），“二苏”，是我的同事、挚友和邻居。她们是芝加哥大学著名的心理学教授，40年来，她们一直潜心研究着儿童是如何学习语言的。在她们二位的影响下，我的视野更加开阔，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尤其在语言习得方面，我的体会最深。
记得那是一个寒冬的夜晚，我从办公室出来得有点晚，来不及换下身上的白大褂，于是匆匆地拿起大衣，顺手披在身上，一路小跑着去旁听苏珊·戈尔丁·梅多教授给本科生上的一堂关于儿童语言发展的课。厚重的大衣从灌木丛上嗞嗞划过，穿过四方院没多久，我便找到了当天上课的教室。这是一间旧式阶梯教室，学生们正围绕乔姆斯基和斯金纳各自的语言认知理论展开激烈的辩论：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天赋的，大脑中有专门的语言装置，我们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具有掌握人类一切语言的能力，在两三年间由外部环境给语言装置设定特定的参数，于是人就具体地掌握了一门语言。而斯金纳则认为，语言学习能力并不是天生的，仅仅是家长对孩子语言能力的强化训练，是刺激反应-强化的过程而已。通过引导最终让孩子掌握语言规则。我在第一排聚精会神地听着同学们的精彩辩论。尽管我的思维已远不如充满无限活力的他们那般活跃，但静静地看着他们让我觉得踏实。辩论的问题虽然和我在手术室的切割缝合毫不沾边，但每一个问题都是我想关心的。整场辩论我非常认真地听着，理解着，因为这些真知灼见可以帮到我关心和爱护的那些聋儿。
坦白说，直到上了苏珊·戈尔丁·梅多教授的课我才知道哈特和里斯利这两位学者的存在，我完全没有预见到他们二位对我的影响会如此巨大。贝蒂·哈特（Betty Hart）和托德·里斯利（Todd Risley）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堪萨斯大学的儿童心理学家。他们试图通过扩大词汇量等方式来改变贫困家庭的儿童学习不好的现状。最初这个方法似乎还挺灵的，然而当这群孩子正式参加幼儿园的入学测试时，考试结果却并不乐观。于是，两位教授开始寻找答案，最终他们有了一个重大发现：早期的语言环境对孩子的学习至关重要。
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的厉害之处不在于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而是在于他们实实在在做了这项研究。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人们的传统思维是：若一个人学习好，那肯定是因为他脑子够用；若学习不好，那肯定是他脑子不够聪明，没有别的解释。所以，当时的人们一致认为贫困家庭的孩子和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学习上的表现肯定会截然不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叫遗传，什么叫“龙生龙，凤生凤”。
贝蒂·哈特和托德·里斯利的开创性研究可谓打破了传统思维，在这项研究中，他们发现：贫困家庭的语言环境和富裕家庭的语言环境是有差别的，这将直接导致孩子今后在学业上的差别。贫困家庭的孩子接收的词汇量远远低于富裕家庭的孩子。此外，孩子接收词语的质量（家长说了什么样的词语和用了怎样的方式对孩子说话）也是有差别的。最终，两位教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影响孩子学业的好坏，然而，父母与孩子交谈中使用的语言才是最最关键的影响因素。也就是说早期语言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孩子今后在学业中的表现。
哈特和里斯利的这个重要发现问世后，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早期语言环境的重要性。孩子三岁前接收词汇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到孩子最终的学业表现。
尽管哈特和里斯利两人研究的对象是有正常听力的儿童，但我的这帮戴着人工耳蜗的孩子们与他们其实并无差别，这些聋儿中，语言环境好的同样学得好，语言环境不佳的孩子学习情况也同样不容乐观。我特别感谢这些潜心研究的科学家们，让我明白聋儿们需要具备的不仅仅是“听到语言”的能力，他们更需要“听懂语言”的能力。因此，必须让孩子们沉浸在丰富的语言环境中，这样才有利于他们的学习。
通过人工耳蜗植入术，我的患儿们无一例外获得了听力，但他们当中有的父母与孩子交谈时存在一些问题，如交谈甚少、缺乏互动、词汇单一，这就很难刺激孩子用大脑去思考听到的声音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可见，我的这枚“不可思议”的人工耳蜗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它只是一个通道而已，一个能让孩子们奇迹般地听到父母声音的通道。不管是戴着耳蜗的孩子，还是听力正常的孩子，在他们听到父母说话的那一瞬间，他们的感受肯定是一样的。尽管人工耳蜗的确可以赋予孩子们听力，但如果脱离了语言环境，即便安装了也是徒劳，孩子们也是不可能学好语言的。由此可见，家庭语言环境对一个孩子的语言学习是多么的重要。
我希望每个家庭，不论社会经济地位如何，他们的孩子都拥有这样一个梦想：潜能被最大限度地开发。
我们一定要使之成为现实。我们可以的。
这就是我撰写这本书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