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6月18日，孙中山搭船抵达美国西岸旧金石埠。这是孙先生头一次到美国，当年美国的领土尚不及大清帝国之幅员辽阔，但是，孙先生从美国西海岸登陆以后，坐上前往纽约的火车，沿途景致让他深受感动，心想有朝一日，中国走上共和的道路，必可像美国一般建设成富强康乐的现代国家。在铁路沿线，只要有华侨的城镇，他必定停留盘桓，少则数日，多则十几天，孙先生尽量在华侨聚集的场合，登高演说，告诉侨民，祖国已经面临存亡绝续的危难关头，甲午之战，我国竟然败于东方蕞尔小邦，如果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不猛醒，坐令清政府继续腐败无能，让中国成为各国的殖民地，中国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孙先生告诉华侨，要让国家富强，只有改革一途，而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尤为不二良方。但是尽管孙先生讲得舌敝唇焦，能够对孙先生的革命主张产生共鸣者，每个城市少则几个人，多则10多人。

双方初次接触，华侨社会对孙先生的革命主张反响不大，一时之间很难改变此种现实。然而，在国内曾与他关系密切的洪门，在美国也有洪门组织叫“致公堂”，孙先生基于“同门之谊”必去拜会，但美国的洪门“致公堂”与孙中山的初体验，明显并未投射较大的温情。当然，孙中山向“致公堂”宣传革命，要求他们赞助经费，得到的回响更不会热烈。久居异邦，大家面对的是如何在国外讨生活，所谓“反清复明”，对他们来说也是早已十分淡薄的前尘往事了。孙先生日后在讲述三民主义时，亦曾举例洪门丧失民族主义，结果反被清朝异族利用的故事，以此来说明当初他在奔走革命时，唤醒洪门弟兄民族思想遭逢的艰难。

孙先生在讲述三民主义说过一个不胜感慨的掌故：“到了清朝中叶以后，会党中有民族思想的，只有洪门会党。当洪秀全起义之时，洪门会党多来相应，民族主义就复兴起来。须注意：洪门不是由洪秀全而得此称；当是由朱洪武或朱洪祝（康熙时有人奉朱洪祝起义）而得此称谓，亦未可定。洪秀全失败以后，民族主义流传到游民，那时的军队如湘军、淮军多属会党，即如今日青帮、红帮等名目，也是由军队流传而来，明朝遗老宣传民族主义到下流社会里头，但是下流社会的知识太幼稚，不知道自己来利用这种主义，反为人所利用。比方在洪秀全时代，反清复明的思想已经传到了军队里头，但因洪门子弟不能利用他们，故他们仍然是清兵。又有一段故事，也可以引来证明。当时左宗棠带兵去征新疆，由汉口起程到西安，带了许多湘军、淮军，经过长江。那时会党散在珠江流域的叫作三合会，散在长江的叫作哥老会。哥老会的头目，叫作‘大龙头’。有一位大龙头在长江下游犯了法，逃到汉口，那时清朝的驿站通消息固然很快，但是哥老会的马头通消息更快。左宗棠在途上，有一天忽然看见他的军队自己移动集中起来。排起十几里的长队，便觉得非常诧异。不久接到一件两江总督的文书，说有一个很著名的匪首，由汉口逃往西安，请他拿办。左宗棠当时无从拿办，只算是官样文章，把这件事搁起来。后来看见他的军队移动得更厉害，排的队更长，个个兵士都说去欢迎大龙头，他还莫名其妙。后来知道了是兵士要去欢迎的大龙头，就是两江总督要他拿办的匪首，他便慌了起来。当时问他的幕客某人说：‘什么是哥老会呢？哥老会的大龙头和这个匪首有什么关系呢？’幕客便说：‘我们军中自兵士以至将官，都是哥老会。那位拿办的大龙头，就是我们军中哥老会的首领。’左宗棠：‘如果这样，我们的军队怎样可以维持呢？’幕客说：‘如果要维持这些军队便要请大帅去做大龙头。大帅如果不肯做大龙头，我们便不能出新疆。’左宗棠想不到别的方法，又要利用那些军队，所以便赞成幕客的主张，也去开山堂做起大龙头，把那些会党都收为部下。由此便可见左宗棠后来能够平定新疆，并不是利用清朝的威风，还是利用明朝遗老的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自清初以来保存了很久。从左宗棠做了大龙头之后，他知道其中的详情，就把马头破坏了会党的各机关都消灭了。所以到我们革命的时候，便无机关可用。这个洪门会党都被人利用了，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真是老早亡了。”

在美国盘桓了3个多月，1896年8月17日，搭乘“麦竭斯底”号轮船从纽约前往英国利物浦，并转往伦敦。但是孙先生的行踪已经完全被清政府驻美国官员掌握，并且电报英国的清政府大使龚照瑗，而龚照瑗为了了解孙先生到英国的全盘动态，命令清政府驻伦敦的英国籍二等参赞马格里爵士，由马氏委托了司赖特侦探社，全程跟监孙中山在英国期间的动态，从孙先生登岸，乘火车前往伦敦，即一路紧跟不舍。

到了英国首都伦敦，孙先生安顿好旅馆住宿事后，第一件事便是去找昔日香港西医书院的老师康德黎。康氏为孙中山另外安排了一个与自家较近的住处，一处位于伦敦葛兰法学协会场八号宝勒特小姐开设的私人公寓。孙先生在旅馆住了一晚之后，第二天就搬到这处私人公寓。

康德黎是外国友人中与孙先生最亲近者，所以彼此一直维系着不错的亦师亦友的关系。刚到伦敦的那几天，孙先生每天必定到康宅报到，在康宅吃饭，与康老师聊天，闲话家常。吃饭时，康德黎夫人告诫孙先生：“你信不信，你们中国驻伦敦公使馆的人要是认出你来，他们可是会把你解送回中国的。”孙先生听了这番话，不禁开怀大笑。

不久，孙先生去访晤西医书院时期的英国老师孟生博士，孟生也告诉孙先生同样的话，提醒他千万要提高警觉。可见孙先生的朋友都比他着急，希望他绝对不可掉以轻心。从孙先生刚到伦敦，竟然连中国公使馆位于哪里都不清楚，可知这时期的孙先生的确欠缺警觉心，更危险的是，孙先生对自己已经身陷危境，竟毫无所知。

我们举孙先生到伦敦后第10天，1896年10月10日这天为例。当年31岁的孙先生，初来乍到，除了去康德黎家和孟生家之外，不是去伦敦大英博物馆参观，便是遍访各处名胜古迹。10月10日这天，孙先生选择去英国国会上下两院参观，盘桓逗留了两个多钟头。当天其他的时间，便是在一处公园闲逛，并且游历了动物园和植物园，然后就回到住的私人公寓休息。与此同时，清廷驻英国公使龚照瑗拍发了一通密电给他的同僚，电文内容称：“孙文已到英，外部以此间无交犯约，不能代拿。闻将往法，现派人密尾。”这封密电透露，清廷正密切注意孙中山的动态，派人悄悄跟监，而孙先生本人却无警觉心。另外一个重要的资讯是，清廷虽然积极争取英国当局协助缉捕孙中山，但英国当年和清廷没有“交犯约”——也就是没有订定犯人引渡条约，因此英国拒绝清廷在英国境内抓捕清廷的钦命要犯。

就在孙先生欠缺危机意识的情况下，10月11日这一天，孙先生出事了。

这是一个星期天，孙先生早上8点起床，用过早餐之后，于10点半钟离开住的葛兰旅店。他打算和康德黎一家同去覃文省街的礼拜堂做礼拜，刚步行到波德广场附近时，一名黄皮肤东方人悄悄出现在他身后，这是孙先生到伦敦之后第一次见到东方面孔，他起先有些惊讶。那个人走到孙先生身旁，用英文问孙先生：“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孙先生回答：“我是中国人。”这人又问孙先生你是哪里人？孙先生直接回答：“广东。”而且互报姓氏，孙先生直接说我姓孙，那人说他姓邓。孙先生便与这人攀谈起来，问起伦敦有多少中国人，邓某答称伦敦中国人很多。孙先生不疑有他，还问邓某住哪里，邓某指着远处，我住那块。他们一边走，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忽然迎面又走过来一个中国人，邓某为孙先生介绍，还彼此握了握手。这两个中国人便坚持说他乡遇中国人，到我住处去坐坐吧，大家喝个茶吃个点心聊聊。

孙先生这时似乎意识到如此唐突去陌生人住处不妥，借故推辞，便站在路边的石阶梯上礼貌客套一番，正待结束这次的“不期而遇”，这时身边又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了一个中国人，加入了交谈，这时孙先生可能发觉情况有些诡异了，怎么伦敦的中国人全聚到一块儿来了呢？就在孙先生正琢磨着如何脱身，说时迟那时快，姓邓的那人忽然一声不吭扬长而去，留下孙先生和另两个中国人，这两人就不像姓邓的那么斯文了，边拉边推，硬要逼着孙先生往一旁的房里走去，但脸上还是带着装出来的笑容，等到一步步靠近一幢房子的大门口，那两人根本不让孙先生有挣脱的机会，一把揪住孙先生就往屋里推去：“让我们都进屋里说话吧！”

进了房门，走在后面的那个中国人把门锁上了，直到这个时候，孙先生都还不知道这屋子就是清廷驻英国公使馆所在地，所以，还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他只担心，来这里和两个陌生中国人谈天，不免要耽误和康德黎老师一家上教堂的时间。正在焦躁之间，那两个中国人邀请孙先生上二楼，这时孙中山发觉情况越来越不对劲，就问两人，刚才那位邓先生怎么不见他来？“你别啰唆，上楼就是！”两人说话的口气已经从原先的友好礼貌，变成命令胁迫。孙先生又问他们：“要我上楼究竟是为了何事？”“你尽管上楼，别问了。”上了二楼，只见到那里又有两个中国人交头接耳，状甚神秘，这两人见到孙中山，停止了交谈，以挟持的手段把孙先生拉到一间屋里，叫他坐下。

孙中山在那儿忐忑不安地坐着苦等，过了一会儿，走进来一个英国人，自称叫马格里，进了房间就问孙先生：“你就是孙文吗？”孙先生不否认，回答：“我姓孙。”马格里这时言归正传：“我们得到中国使臣从华盛顿发来的电报，说孙文乘‘麦竭斯底’号轮船来英国。”马格里告诉孙先生：“你之前上书总理衙门的政策很好，但目前总理衙门急着要找你，你必须在这里等候，我们正在等待命令。”孙先生问：“你们需要多久才可以让我走？”马格里说：“需要18个小时。”孙中山说这么久，那必须把行李取来，我请我的朋友孟生博士，请他为我提取行李。马格里答应了孙中山的请求，差人拿纸笔给孙先生写信，他在信纸上写了一句：“我被监禁在中国公使馆。”马格里见到便说：“我不希望你用‘监禁’两字。请你只要告诉他代为把行李取来便可以了。”孙中山只好另外写一张字条：“我现在在中国公使馆，请你代为将我的行李取来。”马格里看过字条之后说：“这字条还得公使同意之后才可发出。”说完便把字条取走。马格里关上门，上了锁之后便离去，到整个事件结束，他再也不曾出现。

房间陷入深深的幽暗之中，孙先生此刻确认自己是被清廷公使馆关押了。几分钟后，他听见门外有人钉钉打打的声响，研判应该是公使馆请了工匠加固门锁。门外有两个壮汉守候，一个中国人，一个英国人。

孙先生焦急地盘算着，该用什么方法逃离虎口。第二天，先后有两名仆人打扮的英国人进来房间，送饭及为壁炉添煤。孙先生分别请两人递送名片给康德黎。其中一名仆役告诉孙中山，你的名片已经送出去了。但是，另一个叫柯尔的仆人比较老实诚恳，他说，今天都还没空出公使馆，有空一定为你送出去。

到了第三天，原本在街头借故与孙先生搭讪、把他诱骗到公使馆的那个姓邓的人出现了，此刻姓邓的告诉孙中山他的名字叫邓廷铿。邓在孙先生房间里以威胁的语气说，公使馆已经在雇船，准备把你孙某送回国内行刑，面露得意之色。孙中山回答邓某：“依据国际法，公使馆没有这种权力。”实际上，清廷公使馆哪里会理睬什么国际法，公使龚照瑗拍了一通电报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希望雇商船把孙中山押解到广州，但电报是用暗语说：“现在正在设法买商品，直接送往广东，中间不停泊英国口岸，万无一失。”

孙先生被关押的第六天，北京回复公使馆的电报称，你们正买东西直接送往广东的法子很好，请照办即可，运费要7000英镑，不用担心这个数目，请在汇丰银行暂行拨用。危机深重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线微弱的光线，公使馆有一名英国籍的女管家霍维太太，虽然不认识孙先生是何人，但见到公使馆的中国官员鬼鬼祟祟，把一个中国绅士关押在房内，这肯定不是干好事，便劝仆人柯尔，应该为孙先生传递信件给外头的朋友。后来，柯尔告诉这位霍维太太，自己处在天人交战，被关押的这个中国人（孙先生）央求他传信出去给朋友。霍维太太问他是怎么一回事，柯尔说，这位被关押的中国人用英文告诉他，中国的皇帝极端仇视基督徒，所以想要拘捕我送我回国杀害，我就是一个中国的基督徒，而且还极力主张改革中国的内政，如果我的情况被英国人民知道了，必定会同情我的际遇。我如今的命运完全靠你是否肯出手搭救，如果你能为我送出这封信，我就可以逃过一死，不然我只有死路一条了。请你三思，你到底是忠于上帝比较重要，还是忠于雇主比较重要。

柯尔便把孙先生告诉他的事情，跟霍维太太说了。当下，霍维太太就告诉柯尔，显然中国公使馆是要诱捕这个可怜的中国基督徒，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你应该帮助人家，我如果是你，我一定帮这个忙。柯尔被霍维太太说动之后说：“对，这位孙先生不过是写了几行字给康德黎博士，又不是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我为他送信，也不会被人发现的。”

第二天晚上，柯尔为孙先生写了一封求救信，但他不敢去投信，而请霍维太太趁着夜色和伦敦的大雾，塞到康德黎家的信箱里。夜里11点，心神不宁的康德黎，在自家信箱里发现一张字条，上头写着：“你有一个朋友，从上个礼拜天就被关押在中国公使馆里，他们打算把他送回中国。如果送回去，肯定会被杀死，这个可怜人的下场将极其悲惨，请你立刻想想办法，如果他被押解离开英国，是不会有人知道的。我不能在这封信上签署任何名字，但请相信这封信内容的真实性。希望你能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再晚就来不及了，你的朋友的英文名字叫Sin yen sen（按：事实上柯尔把孙中山的英文名字拼错了字）。”

投信之后的第二天早晨，柯尔和霍维太太再见面，霍维太太表示，昨晚已将信投至康宅信箱，霍维太太鼓励柯尔能亲自去见康德黎，好人做到底。柯尔正面回应了霍维太太的建议，他决心拯救孙先生。柯尔趁着上午要为孙先生送煤炭的机会，在纸篓里丟了一张纸片，柯尔指了指纸篓，随即离开房间。孙先生在柯尔走后从纸篓里取阅那张字条。只见上头写着：“我会为你递送书信给朋友，但是你写信时千万不要在书桌前写，因为守卫从外头的房门钥匙孔可以窥见你的动静，希望你千万记得必须伏趴在床上写信，这样你的动静才不会被窥伺。”孙先生赶忙取出自己的名片，面对着墙壁，伏在床上，振笔疾书，一共写了两页纸。到了那天中午，柯尔假借送饭的机会，来为孙中山取信，孙先生送给了柯尔20英镑酬谢。

话说，康德黎得到第一天柯尔写的字条之后，知道孙先生这几天失去踪影的原因，竟然是被清廷驻伦敦使馆绑架了，即刻开始展开营救行动。但是，事出突然，康德黎一时也没有什么头绪，他首先驱车到哈兰场三号，探访马格里——那天在清使馆和孙先生谈话的那位英国籍二等参事，但是康德黎没见着马格里。康德黎情急之下，又赶到公使馆附近找警察局，向梅尔蓬巷的警察局报案，再到苏格兰场见了一位探长，但因涉及外交使节的层级，相关人等都没有办法处理。到了第二天早上，康德黎又去会晤孟生教授，巧的是，在孟生家门口遇到正从孟生家走出的柯尔，柯尔刚和孟生见过面，也是来谈孙先生被绑架的事件，遇到康德黎，柯尔从口袋里出示了孙先生写的一张名片，并且提醒康德黎勿被在清廷使馆工作的马格里骗。

康德黎接到柯尔的示警以后，更加惊恐，连忙与孟生博士联袂造访了苏格兰场的总警察厅，要求英国警方能出面干涉清廷公使馆的这种绑架行为。之后，还去了英国外交部，但是仍然束手无策。

康德黎与孟生突生一计，由孟生单枪匹马一个人跑到清廷驻英使馆，直捣龙门，孟生开门见山就说，中国公使馆以绑架的手法挟持了孙逸仙大夫，这事已经被英国方面知悉了，意思是要清廷公使馆有所收敛。哪里晓得清廷公使馆由邓廷铿出面，向孟生博士狡辩澄清并无此事，抵死不承认，中国公使馆绝对没有绑架孙中山。孟生和康德黎拿邓廷铿一点办法儿都没有。下下之策，只有去雇了一位私家侦探，在清廷公使馆门口24小时守候，严防清廷把孙先生转移到其他地方。另外，两人通过和新闻界的关系，把此内幕透露给了《泰晤士报》的新闻记者，但《泰晤士报》表示此事如果无从查证其为真实，他们也不能做猜测性的报道。

又过了一天，事情出现了峰回路转的转机。10月19日，已是孙中山被囚禁的第9天。康德黎这天一早增加聘请了一位私家侦探，守候在清廷公使馆门口，防止孙先生被挟持偷运出境。康德黎写了一封信给英国外交部，收信人是英国外长沙里士堡侯爵。随即，英国政府也有了动作，竟由英国外交部主动聘请了6位私家侦探，在清廷公使馆门口看守。外交部做出这个动作之后，继而又由英国外交部次长山德森，写信给清廷公使馆的马格里爵士，山德森正告马格里，下令马格里前往英国外交部汇报，澄清外界的质疑。山德森告诉马格里，如果在英国境内公然逮捕及囚禁政治人犯，这已经不属于外交豁免权的范围，英国外交将采取干涉行动。

然而，事件急转直下的关键点，不仅止于此。在英国外交部对清廷公使馆采取行动的同时，康德黎也把整起事件的经过内幕，透露给英国另一家报纸《地球报》知悉，《地球报》总编辑知道这则消息之后，立刻要求康德黎接受记者专访。当天下午，《地球报》的新闻记者访晤了康德黎，康德黎把他所知道的清廷公使馆在英国领土上非法绑架、囚禁中国革命党人孙中山的来龙去脉，做了详尽解说。第二天《地球报》以醒目而惊悚的标题报道：“令人震惊的新闻”“中国革命党人孙中山在伦敦街头被公然诱捕”“公使馆内囚禁孙中山”。当天报纸揭露了这则消息后，整个英国朝野炸了锅，伦敦舆论大哗。康德黎的寓所门口来来往往的访客络绎不绝。

英国的新闻记者也是得理不饶人，为了跑得最新的进展消息，无不铆足全力，想尽各种手段采访最新的消息动态。有两家英国报社《中央新闻》 《每日邮报》记者竟直接跑到清廷公使馆，按门铃指名要探访被囚禁中的孙先生。搞得清廷公使馆人员头皮发麻，不知如何打发这些难缠的记者，只好再由馆员邓廷铿出面挡人，并且狡赖说公使馆里没有孙某这个人。无奈，新闻记者就是不相信。《中央新闻》的记者告诉邓廷铿，你不必掩饰了，孙某被你们囚禁，如果不马上释放他，我们的新闻见报之后，明天早上会有数以千计的市民来包围使馆，你们如果激怒了伦敦市民，这后果不是你们收拾得了的。邓廷铿吓得不敢出声。

果然，清廷公使馆终因非法拘捕孙先生，遭遇到了空前的大麻烦。孙先生的囚室也因而照进了13天来第一道曙光。10月23日，英国外交部部长沙里士堡侯爵接到了康德黎的信函，又有鉴于英国各大报纸报道孙中山被囚禁消息后市民群情激愤，知道此事非同小可，随即向清廷公使馆提交了外交照会，要求清廷公使馆应该尽速释放孙中山。不光如此，英国外交部特地派遣专人，偕同苏格兰场的警察、侦探长，并邀请了康德黎博士，联袂到清廷公使馆。如此阵仗，浩浩荡荡，吓得清廷公使馆上上下下一时慌了手脚。出于无奈，公使龚照瑗在极其困窘尴尬的情势下，最后终于决定释放孙中山。清廷公使馆中国籍官员没有颜面面对孙中山，乃由马格里出来向孙中山宣布：“你已经恢复自由了。”

孙中山走出清廷公使馆的时候，屋外有好多伦敦市民好奇围观，新闻记者簇拥而来，都想来一睹中国革命党领袖庐山真面目。马格里陪着孙先生走出清廷公使馆的侧门，孙中山面露微笑和市民握手，人们都想争睹中国革命领袖的丰采。侦探长急忙拥着孙中山走进一部马车，车厢里等候着的是他的老师，10天来拯救他脱险的幕后英雄康德黎博士，正要陪同他一块儿去苏格兰警场结案。

孙先生重获自由之后，他从一个籍籍无名之辈，成为在英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我们知道，孙先生在第一次革命，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之后，浪迹日本，当他从香港辗转坐船前往日本神户之日，日本当地报纸报道称“支那革命党孙文抵日”，大约是从这个时期，“孙文”的名号才在国际上为人所知，但毕竟“孙文”之名，日文报纸是以汉字日文印行，西方人对孙先生还是比较缺乏认识的。但是，自从伦敦被清廷公使馆绑架事件爆发后，孙先生不但在东瀛小有知名度，在欧美世界也渐渐打开了知名度，成为一名颇受众人关注的中国革命者了。

这也是孙先生在伦敦饱尝13天囚禁煎熬之苦后，所得到的一种“报偿”。

重获自由之后，孙先生开始以英文潜心写作一本《伦敦蒙难记》，这本书在英国出版，孙先生益发成为英国知名人物。写完这本《伦敦蒙难记》，孙先生继续留在英国，花了5个月时间夜以继日在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院”看书，研读各种著作。而就在这一阶段，孙先生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蜕变。当年，西方列强每每以结合武力与经济力量形成之殖民帝国主义，侵略世界各落后地区之国家与民族，但是，这些专门以侵略别的国家为能事的西方列强，它们自己国家内部，却先后发生了因为资本主义发达而产生的社会不安现象。诸如此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弊病，孙先生也希望采取挽救与预防的手段。这也是孙先生的政治思想，在民族、民权思想发展的过程中，也希望把民生主义同时解决，形成了孙先生独特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

在说明伦敦蒙难后英国学习岁月的思想变化过程时，孙先生是这么解释整个发展经过的：“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 22SVFQ0LnpOMfyR9GlGp5MXkHim0SpaSmFYr8U6VYEhiGUdRZJ6ykUt+QpcYe5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