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怀抱着一腔热忱,上书给李鸿章。这亦是孙先生徘徊在“革新”与“革命”之间的一个分水岭,换言之,孙中山刚开始也不是绝决地要与清朝誓不两立的。此其一。其二,孙先生之所以上书李鸿章,另一个重要因素,李鸿章与孙先生就读的香港西医书院是有渊源的,李鸿章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基于这么一层关系,孙先生期望李鸿章能听听他这个后生小辈的建言。孙中山也想借此时机,让李鸿章通过这份上书明了中国民间的疾苦,借此批判清政府的封建苛政,品评了李鸿章等清季知识分子与官僚主导的洋务运动的追逐皮毛、舍弃根本,他希望能以这篇不及万字的民间条陈,提醒李鸿章施政的偏失。令人好奇的是,孙中山上书送到了李鸿章手上了吗?如果送到李中堂之手,李鸿章又是如何反应?他曾经因为这份上书而召见孙中山吗?有关这些疑惑,向来各界都有不同解读。事实上,孙中山并未见到李鸿章,李氏亦未就上书事有所回应。但是,孙中山确实与同乡好友陆皓东两人联袂去了一趟北方,游历了天津、北京,就北方的山川形势,清廷虚实,做了一番考察,而且还循着长江,逆江而上,遍访武汉三镇。以纵横华南、华北的实地观察,为未来的革命大业预铺道路。
诚如前文所言,上书李鸿章是孙先生从“坐而言”走向“起而行”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从揣摩中国的国情究竟是走革命道路,抑或是行改革之法,从十七八岁自夏威夷归乡受清廷边防官吏索贿刁难从而对清廷兴起嫌恶之心,到29岁上书李鸿章失败导致对清廷绝望,这十一二年间,孙中山始终停留在言论宣传革命的阶段,组织方面也仅止于纠合同好、会商国是,根本谈不上付诸实际行动。不过,上书李鸿章未获回应之后,孙中山便采取了实际行动的方式,不但“坐而言”,而且是“起而行”了。
同年,亦即1895年7月,中日爆发战争,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中日甲午之战。中国在海上、陆上的战役中,先后吃了败仗,国耻与国难接踵而至。这也是孙中山的思想与行动发生剧变的一个关键时机。孙先生在自己的著作《建国方略》《孙文学说》的第八章《有志竟成》一文中,做了简要而生动的交代与叙述。孙先生说,他自香港西医书院卒业之后, “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时郑士良则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径既通,端倪略备。予乃与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至甲午中日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创立兴中会,欲纠合海外华侨以收臂助。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时适清兵屡败,高丽既失,旅、威继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上海同志宋跃如乃函促归国,美洲之行因而中止。遂与邓荫南及三五同志返国,以策进行,欲袭取广州以为根据”。
这段孙先生的自述讲得很明白,他的革命事业起始点是极其艰难的。他的自述说明了几个重点。其一,孙先生的革命最初是靠着秘密会党势力的帮助,没有洪门兄弟这些地下会党,孙中山根本无从发展群众基础。其二,孙先生结交的同志郑士良,运用会党的人脉渊源,在清廷八旗之外的军队系统当中吸收同志,发挥作用。其三,孙先生靠着好友陆皓东,陪同他游历大江南北,观察山川形势,默察清廷的统治基础。其四,孙先生非常清楚,在国内要发展革命组织谈何容易,革命若要成功,必须从海外发展组织成功之后,再“出口转内销”,把革命组织从海外移回国内。
孙先生为了发展革命组织去檀香山,但即便是在夏威夷那么开放的地方,当地的华侨对孙先生这位陌生的青年革命家的呼吁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没多少人理会与反响,亦即所谓“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孙先生在夏威夷宣传了三四个月时间,只有自己的兄长孙德彰乐意捐钱响应,再有就是同志邓荫南及其他亲友20余人。最令孙先生感动的,是兄长孙德彰。过去,孙德彰曾经数次苦心规谏教导孙先生,甚至因为兄弟之间意见不同,发生孙德彰不愿意资助孙中山的情况。但此时的孙德彰深刻理解了弟弟孙中山的主张,情愿毁家相助。是时,孙德彰有牛数千头,田地数百顷,华侨之间以“茂宜王”(夏威夷王)戏称之。
是以,近代中国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便在孙先生极其艰难的发动之下,筹组成功。这时是公元1894年11月24日,“兴中会”成立当天,是在夏威夷卑涉银行的经理何宽家里举行的第一次成立大会,那天会议的主席是孙先生本人,到会的人有:何宽、李昌、刘祥、程蔚南、邓荫南、郑金、黄亮、黄华侠、钟木贤、许直臣、卓海等20余人。主持会议的时候,孙中山发言表示,今天成立的这个会社,定名为“兴中会”,我们的宗旨是要挽救国家危局。孙先生接着说,从事革命事业的人必须牺牲,不是一般的会社签个名附议就可以了。所以,参加的人必须郑重宣誓,矢信矢忠,有始有终,才可以把事业搞成功。当天开会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程序便是成员的宣誓仪式。孙先生自己率先在会议中宣誓,由成员李昌宣读誓词让全员听清楚,再由孙先生用左手按在一本《圣经》上,右手高举,上帝“鉴察”这项宣誓仪式。
誓词内容是这样的:“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
“兴中会”成立以后,按原本的计划,孙先生打算到美洲拓展会务。这时,他接到上海革命同志宋耀如的信函,称中日战争清军屡为日军所败,朝鲜失陷,旅顺不保,天津和北京震动,清政府的威信扫地,民心激愤。更急要者,是中华民族面临的深重危机,已经愈来愈彰显,此时不救国,更待何时?宋耀如写信要孙先生速回国内。于是孙先生停止美洲之行的计划,在同志邓荫南等人的陪同下,踏上返回祖国的归途。(按:宋耀如出身传教士与商人,是孙先生革命时期非常重要的幕后金主,他出钱出力,对革命出力甚巨,他正是日后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的父亲。)
回到香港,将“兴中会”的总机关设于此,并把另一个革命机关“辅仁文社”也并入“兴中会”,为了掩护安全,外头的招牌挂着“干亨行”,以规避港英及清廷密探的侦察。
公元1895年2月27日,香港的“兴中会”召开成立大会,这一天,孙先生发布了“兴中会”的宣言书,书文指出:“中国积弱,至今极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堂堂华国,不齿于列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本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哉!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多,蚕食鲸吞,已见效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呜呼危哉!有心者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用特集志士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仰诸同志,盍自勉旃。”
革命机关正式成立之后,孙先生的首要任务便是策动起义。他与同志杨衢云、谢缵泰、黄咏商等人商讨攻打广州的计划。香港富商之子黄咏商相当积极,他主张汉族是否极泰来,从种种迹象观察,清廷已经显露败亡的迹象,此时策动武装起义正是时候。黄咏商言行一致,他卖掉了香港苏杭街的洋楼一幢,将所得款项8000大洋捐助革命。
香港“兴中会”成立后一个月,在香港“干亨行”的一次重要干部会议上,大家共同决议攻取广州作为革命根据地,会议决定派遣3000名勇士,从香港乘船到广州发动武装起义。陆皓东在这次会议上,提议以他手绘的青天白日旗,作为“兴中会”的革命军旗,这项提议也获得会议的通过。
香港“兴中会”成立半年后,同志们在“干亨行”(香港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的活动,受到了港英殖民当局的关注,殖民当局行径宣布下令封闭“干亨行”。为了继续秘密集会之所需,为了逃避港英警探爪牙的侦察,孙先生与革命同志更改密会地点,改于香港西营盘的杏花酒家开会,第一次在杏花酒家的会议中决定了革命成功之后,成立临时政府的政策及攻取广州的方法策略。
既然决定了广州为袭取的目标,则必须在广州设置前进指挥所,以机动策应起义行动。1895年10月6日,孙先生和同志在广州成立了“农学会”组织,这个以“农学”为掩护名称的单位,其实就是孙先生和同志策划第一次广州起义的机关。孙中山这时依旧以行医为借口,在广州市面上活动,并借着医生的名号,结纳广州地方上各阶层人士,他仍不改其放言高论的习惯,识者和不熟悉他的人,依旧视之为一个爱发牢骚的人,并未意识到孙先生正策划一次武装起义活动。而“农学会”的创会缘起书,也未给人暴烈革命的概念。“农学会”创会缘起书是这么写的:
说者徒羨其国多善政,吾则谓其国多士人。盖中华以士为四民之首,此外则不列于儒林矣。而泰西诸国则不然,以士类而贯四民。农夫也,有讲求耕植之会;工匠也,有讲求制器之会;商贾也,有讲求贸易之会。皆能阐明新法,著书立说,各擅专门,则称之曰农士、工士、商士,亦非溢美之词。以视我国之农仅为农,工仅为工,商仅为商者,相去奚啻霄壤哉?欲我国转弱为强,反衰为盛,必俟学校振兴,家 户诵,无民非士,无士非民,而后可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驰骋于地球之上。若沾沾焉以练兵制械为自强计,是徒袭人之皮毛,而未顾己之命脉也。恶乎可?……某也,农家子也,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弱冠负笈外洋,洞悉西欧政教,近世新学,靡不博览研求。至于耕植一门,更为致力。诚以中华自古养民之政,首重农桑,非如边外以游牧,及西欧以商贾强国可比。且国中户口甲于五洲,倘不于农务大加整顿,举行新法,必至民食日艰,哀鸿遍野,其弊可预决者。故于去春,孑身数万里,重历各国,观察治田垦地新法,以增识见,决意出己所学,以提倡斯民。……今特剏立农学会于省城,以收集思广益之实效。
孙先生非常重视广州革命起义对全国与国际的影响,特别要革命党人朱淇草拟中文的“讨满檄文”,另请英国人黎德及高文草拟英文版的革命对外宣言。孙先生殊不知由朱淇草拟“讨满檄文”恰恰为广州起义失败预埋了第一记伏笔。
“讨满檄文”写好的第二天,“兴中会”再次召开会议,这次会议的重大议程,是要选举“总办”,也就是“兴中会”的“会长”,但不论“总办”也罢,“会长”也罢,这只是中文的名衔,孙先生及一班留过洋的同志,给“总办”起了一个英文名字,称为“伯理玺天德”,就是把英文president用广东话发音给翻译成了这个名字。而“伯理玺天德”用今天的话来翻译,其实就是“总统”的意思。当年的革命同志和孙先生的共同意思,就是要在起义之前,选出未来革命成功之后的中国“总统”。如果以我们后见之明的角度品评之,孙先生这种还未成事就先“封官加爵”的做法,实在不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处事态度。这也无异为这次行动的失败加添了第二记伏笔。
果然,接下来的问题浮现了。同志杨衢云可能心态上认为,既然你孙先生是老大,为何你当老大的人不到最前线,却要命令我上前线面对敌人?杨衢云不愿意到最前线的广州,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杨氏明显和孙中山之间存在一种芥蒂。孙中山只好让杨衢云留在香港,命杨衢云处理驻留香港的枪械输送、人员接送等后勤事务。孙中山便将香港的枪械、钱款的调度权交给了杨衢云。但杨衢云却不以此为满足,在杨氏得到了钱款和调度大权之后,反进一步要挟孙中山,希望孙先生把“伯理玺天德”的职位让给杨某做。从这里我们可以窥知,“兴中会”组织成员原本背景即较复杂,有洋溢着爱国心的热血青年,也有满脑子功名利禄、酒色财气的牛鬼蛇神,会里头真正和孙中山算是铁杆兄弟的郑士良、陈少白等人看不过去了,和洪门关系亲近的郑士良甚至告诉孙先生,何妨我把姓杨的给杀了,以绝后患。
孙先生这时可能意识到,尚未成事就争相抢夺“伯理玺天德”的虚位,实在太不成体统,这是孙先生第一次举事犯下的大忌,他忽略了人性的弱点,所有的人内心深处都有一种潜意识:只可共患难,不可同安乐!无可奈何,举事已经如箭在弦,不可不发,孙中山只得把这“兴中会”的“伯理玺天德”总办虚衔让给了杨衢云。让位的第二天,孙中山就偕同郑士良两人联袂去了广州。
未料,孙先生人刚到广州,这时,前边讲过的第一记伏笔出现了最致命的麻烦。革命党人朱淇,奉孙先生之命,撰写一篇“讨满檄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朱某被他的兄长朱湘发觉了,追问之下,惊觉有这么一桩意图谋反的事。这朱湘极不乐意自己弟弟掺和其中,何况意图谋反,这在清朝可是重则可满门抄杀的重罪,朱湘便以朱淇的名义,向缉捕委员李家焯自首,希望将功赎罪。这李家焯得报之后,知道事情非同小可,随即展开张网行动,在孙中山的周遭布下了天罗地网。孙中山这时还满以为天不知、地不知,还谈笑自若去参加友人王绅宅邸的喜宴,吃酒席之间,孙先生发现有清廷兵警在附近监视,虽有警觉,却不以为意,还说说笑笑跟友人谈论:“这些兵警来这里难道是来捉我的吗?”孙先生和平日一样,放言高论,毫不把身边的微妙变化放在眼里。
吃完酒席,孙先生几分酒意,很从容地离开王绅家,回到自己住的地方。这时,危机愈逼愈近,缉捕委员李家焯得到朱湘的报告之后,跑来跟广东总督谭麟阁报告,称有人即将谋反。谭麟阁急问到底何人想谋反,李家焯称是孙文(孙中山),谭麟阁说:“你别说笑了,孙文就是一个读书狂人,爱吹牛皮,他创了一个‘农学会’,李少帅还支持他,孙某焉敢谋反,不至于,不至于。”李家焯报告完毕,也顾不得总督信不信了,但这时广东省方面已经做了若干布置,重要据点都做好了警力部署。
所谓“事机不密”,孙先生的第一次举事,有两件“事机不密”之处。一是请朱淇写“讨满檄文”太过张扬,消息外泄;二是孙先生自身身为统帅,到广州活动,不但公开暴露身份,而且四处放言无忌,动作太过孟浪。两个“事机不密”,把革命当成“请客吃饭”那么公开、容易,焉有不败之理?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事还不止一桩,香港杨衢云那头又出了纰漏。举事前两天,杨衢云为了分发枪械的事情,和同志吵了起来,有同志认为杨衢云分配不公,和杨衢云吵架不休,内部闹得不可开交。香港那边炸了锅,杨衢云控制不了场面,就发了一封电报给孙先生,称行动要往后延迟两天。所谓延迟两天,就是指原定要从香港运送300名会党先锋队人员的行动,必须往后顺延。这么一犹豫,清廷派驻在香港的官吏早已得到线报,一名叫韦宝珊的密探得知了“兴中会”人员所有的行动计划,广东清廷官员得到韦某的通报之后,马上加强了防备。
广东总督谭麟阁得知情报之后,发觉原先李家焯的情报果然属实,并未夸大,立即调遣长洲大营的清兵1500人回防广州。缉捕委员李家焯带着兵丁搜查广州王家祠、咸虾栏等地的革命党秘密机关,在这些地方查获了大批的旗帜、武器、军服和铁斧等证物,并且在革命机关逮捕了在那里逗留的陆皓东、程奎光、程耀宸、刘次、梁荣、程怀6人。
原先杨衢云和香港的同志之间发生意见不合,彼此僵持不下时,曾经发电报给孙中山,电报电文的暗号声称“货不能来”,表示行动暂缓,孙中山得电之后回复了一封电报给杨衢云:“货不要来,以待后命”,谁晓得这时却发生了令人大感阴错阳差的怪事,香港方面的人员和枪支还是如期抵达了广州。原来,当杨衢云接到孙中山回电立马给了孙中山第三封电报,电文上说:“接电太迟,货已下船,请接。”
以上,这是杨衢云这边发生的反反复复,和广州方面的孙先生在联系上又毫无默契章法,导致广州的同志进退失据,跑也不是,干也不行,搞得大家狼狈不堪。可见,孙先生这次行动所托非人。
广州这边和香港之间联系失序,另外,香港运送到广州的枪械武器也出了麻烦。原来香港的革命党人带着以普通货物掩护伪装的武器军火,运上搭乘的“保安轮”,其中有洋枪7箱,因为上船装载的时间最早,所以被其他后上船的货物积压在货舱的最下层,等到“保安轮”抵达广州,要靠泊码头了,革命党人这才发觉他们随船运送的长短武器,全部被其他货物压在船舱最底层。突袭队员手无寸铁,这已经够窝囊够糟糕了,更糟糕的是缉捕委员李家焯、南海知县李征庸早就得到通报,以逸待劳,率领大队清廷兵勇在码头上严阵以待。等到革命党人丘四、朱贵全等40余人上了码头,兵丁一阵吆喝,围拢过去,将这40多名革命党人一网成擒,后面有些刚下码头的人见机不妙,一哄而散,清兵分途捉拿,等于是行动尚未展开,革命党人的主力部队已经损失殆半。
核心党人被捕者有陆皓东、丘四、朱贵全等人。陆皓东被捕后,革命党人及家属曾设法营救,并动用了美国领事到广东南海县署衙门探问,美国领事表示,陆皓东是耶稣会教徒、上海电报局的翻译员,并不是所谓的乱党,美国领事还愿意保释陆氏,但是南海县署官员拿出陆皓东的供词给美国领事看,这是陆皓东亲笔写的供词,不容否认。美国领事也无话可说。清廷当局依大清律令处置革命党人。如陆皓东、丘四是被处斩,朱贵全被凌迟而死。
所幸,事发当天,孙先生的行踪未被清廷侦悉,事发后,清廷官吏悬赏1000银圆捉拿孙先生。孙先生躲到了他熟识的牧师朋友王煜初的家里,再从王家雇了一条小汽艇,到唐家湾,改雇轿子,跑到了澳门,再转往香港。终于顺利脱险。从虎口挣脱,孙中山先去访晤了西医书院的老师康德黎,康德黎为孙先生引介了一位律师达尼斯,并询问律师孙中山如果留在香港的安全性问题,律师认为,清廷很可能通过引渡追捕孙先生,情非得已,只好偕同陈少白、郑士良等同志搭乘日本轮船“广岛丸”逃离香港,前往日本。孙先生抵达日本之后不久,港英当局果然宣布,孙文因在香港组织革命团体,反对清政府,对香港地方治安和秩序有危害之嫌,自1896年起,禁止孙文在香港居留,时限5年。他等于暂时成了政治难民,有家归不得矣。
经过两个星期的海上旅程,孙先生来到日本神户,第一个访晤的对象是老朋友冯镜如,冯镜如在日本横滨开了一家印刷店。孙先生在冯镜如的接待与帮助之下,与日本当地的革命党人冯紫珊、谭发、黎达卿、黎炳垣、赵明乐、赵峄琴、温遇贵等10余位同志会面,孙中山和大家讨论如何在日本成立“兴中会”分会的事情。但是,这时同志们之间弥漫着失败主义的氛围,不愉快的消息接二连三而来。随着中日战事的告一段落,中日《马关条约》之后,中国驻日本的新公使即将到任,市面上传播着让革命党人不安的消息,比如,日本政府很可能同意清廷当局引渡孙中山等人回国。孙中山被迫做了前往美国的远行准备,为方便易容改装,孙先生剪去了他的发辫,蓄起了西洋人流行的西装头。
正所谓成王败寇,孙中山想远赴美国,但是这时他的经济问题陷入了极端困窘之中,首先必须解决的是赴美川资的难题。他开口向横滨的同志借500日元旅费,竟然没有一个人肯伸出援手,最后只好再回头找收留他住宿的冯镜如兄弟,冯氏兄弟义气十足,当即应允出借500元。孙先生拿了这500元,分给郑士良100元,要郑氏回香港招回失散的同志,徐图再起,孙先生买了一张船票,前往夏威夷,打算先去投靠兄长孙德彰。
檀香山的情况比起日本好不了太多——除了在夏威夷有兄长孙德彰的亲情义气支持。孙先生在夏威夷各岛游历,宣传革命思想,引起共鸣的实在屈指可数。在华侨之间募集革命军费,跑完整个夏威夷,只得6000美元。夏威夷是“兴中会”首创之地,但历经了广州起义的失败,这里的同志亦是弥漫着失败主义,导致了会务停摆,同志们不像创会时那样关心会务。所幸,部分“兴中会”人员又筹组了一个“中西扩论会”,这个组织的同志对孙先生满腹热情,推举孙先生为该会会长。为了日后培训革命干部,还在孙先生的带领之下,举办了一个军事训练班,聘请了一位丹麦人担任军事训练的老师,每日实施操练。
孙先生十分明白,夏威夷的格局毕竟不大,如果革命要成功,必须从美国、欧洲着手,唤起当地华侨社会对祖国形势的关切,出钱出力,众志成城,方可形成一股澎湃汹涌莫之能御的潮流。
在夏威夷流亡岁月中,竟亦难得拥有政治难民罕有之天伦乐趣。孙先生抵达夏威夷不久后,他的母亲杨老夫人、孙先生的原配卢夫人、长子孙科、长女孙金琰都相继从故里远赴夏威夷来相聚,家人受到兄长孙德彰的悉心接待,一家和乐,团聚于异国,教人不胜感叹。兄长亦对孙先生鼓励宽慰有加,勉励他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必有东山再起之日。
幸得兄长孙德彰财务支持,得以有川资游历美洲、大陆与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