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66年，清同治五年，公历11月12日，一位改变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人物，孙中山先生诞生了。

诚所谓地灵人杰，孙中山先生诞生的家乡，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正是一处佳景天成，宛若图画的世外桃源。这里三面环海，背负犁头山，山澄水碧，树木苍翠，风景极为秀丽。翠亨村距离县城54里地，距离澳门74里地，交通非常便利。翠亨村当地有五大家族，分别是孙家、杨家、陆家、何家和冯家。由于翠亨村的土壤耕作条件较贫瘠，属于沙碛地，种庄稼比较困难，所以早年地方上的农业不发达，原本100多户居民当中，多半是靠打鱼或者经商维生，也有不少村民到外地做生意。历经各代，地方上盛行着一股外出冒险的风气，稍微有点办法的，都到外地谋生，向来是南洋和海外著名的侨乡。村民外出赚了钱就回家乡盖大房子，广州、澳门的一些富豪人家，也都看好翠亨村的风景秀丽，纷纷到这里建别墅。这种外出涉险、衣锦荣归的风气，早在清朝末年就很盛行。孙先生早年倡导革命，出生入死、不屈不挠，这种坚忍不拔、百折不悔的革命精神，应该是受老家热爱冒险的风气之影响。

孙中山小的时候受祖母黄氏的影响很深。黄太夫人很爱讲故事，以激发儿童内心的志趣，所以孙中山幼年深受其启迪。孙中山4岁那年，黄太夫人去世，小小的孙中山非常悲痛。起初家人抱着他送殡，但孙中山竟坚持要走路为祖母送殡。

孙中山7岁开始读《三字经》《千字文》，他的记忆力很好，诵读两次就可以背下来了，但是毕竟无法意会字句当中的意思，所以幼时并不喜好读这些古文。年纪虽然小，身体也不是很强壮，但孙先生自幼任侠仗义，只要见到玩伴被人欺侮，就会为他们打抱不平，奋不顾身。即使不是对手，经常被人打得鼻青脸肿，他也毫不退让。为此，常被他的母亲杨老夫人责骂。

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因为收入有限，没钱给孙中山启蒙就学，直到10岁才让孙中山上学，读私塾。私塾设在翠亨村的陆家，也就是陆皓东的家里。私塾先生姓王，乡人称为“蟝王”，教学非常严谨，开始教大家四书五经。孙中山虽然年纪比其他的孩子大，但他读书非常用功，进步神速。王先生曾经告诉孙达成，你的孩子孙帝象（孙中山小时候上学的学名），如果长大成人了，一定可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因为我从这孩子的个性看得出来，他不屑做小事，认为做了也无益。如果他能再追随我读书三年，我保证他可以不同凡响。

翠亨村有一家三兄弟，和孙家关系不错，他们勤俭致富，家里环境不错，孙中山放学后经常去三兄弟家里游玩。可是不知何故，有一天，官府派了大批衙役士兵，把三兄弟的家团团围住，并且把他们抓了起来。三兄弟也不知道犯了什么法，就这样莫名其妙被抓走了，其中一个还被处死，另外两个被判刑。仅10岁的孙中山很为他们打抱不平，挺身而出，诘问官吏以什么罪名要抓捕三兄弟。官吏见这孩子出言不逊，拿起刀子就往孙中山身上刺来，幸亏孙中山躲得快，没被刺伤。从此孙中山对清政府没有好感，种下了日后革命的种子。

又有一天，孙中山在私塾读书，忽然听说有土匪打劫村里的有钱人，村民听说这个消息，个个惊惶不安，纷纷逃离家园。孙中山却一点儿都不害怕，反而想去旁观这帮土匪到底是怎么打劫的，但孙中山晚了一步，土匪早就先一步劫财而逃。有钱人被劫走了钱财，心里非常难过，向村民哭诉说：“以前我们到海外打工或者经商赚钱，在当地还有法律保护我们，免受盗匪的侵害，没有想到我们回到自己国家，竟被土匪抢劫一空，为何祖国如此毫无法纪？”村里的老人家反而说，这盗匪就和蝗虫天灾是一样不可避免的。孙中山听了非常不以为然，他问村里的长者：“国家不就应该保护每个老百姓吗？”

就读私塾的附近，和乡里之间，经常有些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的老兵，喜欢畅谈过去的往事逸闻。孙中山从这些老兵嘴里，慢慢知道了明朝兴亡，清朝灭明朝的故事，听久了之后，如数家珍，也因而兴起了“光复”汉民族思想。孙中山从11岁就认定，洪秀全是一介平民百姓，却有志驱逐满洲异族。虽然最后失败了，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是值得钦佩的一号人物。

厌恶清吏欺压良善，喜闻洪、杨起义感人故事，各种反清革命思潮深植年幼的孙中山内心。与此同时，孙中山的兄长孙德彰，在孙中山先生12岁那年远赴夏威夷打工。孙家有了第一个漂洋过海到海外的亲人。孙德彰到了夏威夷之后，起初是为有钱人当帮佣，之后积攒了一些钱，向夏威夷政府租了一块土地开垦，经过几年的打拼，又在夏威夷茂宜岛海边买了一块地，从事畜牧事业，赚了一些钱。孙德彰有空经常写信向老家的父母报平安。从大哥的信中，孙中山也得知夏威夷这个海外之地，政治清明，民风善良，土地肥沃，是一个值得发展的世外桃源。受到大哥的影响，孙中山从小就想到海外一窥沧海之阔，看看外面的世界。

到了孙中山13岁那年，孙德彰终于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从夏威夷回到翠亨村。25岁的孙德彰回乡是奉父亲孙达成的命令，要他回乡和谭氏结婚。士别三日，教人刮目相看。这时的孙德彰已经是一个小有积蓄的生意人了，而且孙德彰的学识丰富，尤其对西方科学文明有深刻的认识。在和家人团圆的时候，孙德彰不免要说说这些年浪迹海外的经历。孙德彰说，夏威夷的沙滩是金黄色的，海水特别靛蓝，青山绿水，沃野百里，一般老百姓只要稍微辛勤一点儿，不论是垦荒或种地，人人都可以致富。这趟孙德彰回乡，还负有一项任务，因为夏威夷政府认为孙德彰工作勤奋，也有意招募一些华人去夏威夷进一步开垦。孙德彰想配合夏威夷政府的政策，招募乡里的青年到夏威夷闯天下。孙德彰回来的这段日子，便在翠亨村附近创立了移民事务所，并且和朋友合股接管了一艘海船，作为日后载运华工之用。经营了几个月之后，已经有好几百名香山县的青年移民夏威夷。

在私塾读完了四书五经，孙先生已经是一个13岁的大孩子了，传统的经书已经无法满足他对世界的好奇心。他听邻里间谈到，隔壁乡镇上有一位洋教牧师，他的家里挂着一幅世界地图，这在翠亨村的村民眼中，是一件“稀世珍宝”，只知道许多乡亲到南洋和海外打工赚钱，但是南洋和西洋到底长得什么模样，地图是不是可以解开他们的迷惑呢？孙中山也想有朝一日能看看这幅地图。从这时起，他对历史、地理、政治等各种社会科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13岁的孙中山，是一个正义感强烈的少年。某日，他看见有一个叫杨帝卓的大哥哥，喜欢和友人在路边聚赌，所谓十赌九输，孙中山曾经屡次劝他。有一天杨帝卓又在路边赌钱，刚开始还赢了钱，孙中山路过，发现杨帝卓赌得入神，就扯了扯杨帝卓的辫子，意思叫他适可而止，别再赌了。哪知道杨帝卓那把竟然输了钱，反身过来，一把揪住孙中山，怪罪孙中山扯他的发辫，让他的好赌运走了。杨帝卓痛殴孙中山，而且还扯住孙中山的辫子，抓住他的头去撞墙，孙中山当场昏倒。其他的赌客见杨帝卓闯了大祸，赶忙为孙中山敷药，孙中山过了好一会儿才苏醒过来。

又有一天，翠亨村隔邻村子有个卖炸豆腐的贩子，人称“豆腐秀”，平日挑着一只大瓦锅叫卖油炸豆腐。孙中山和一个姓杨的小朋友隔着一道竹篱，观看“豆腐秀”叫卖，哪知道这“豆腐秀”发现有小孩儿窥探他，很不开心，就舀了一勺滚烫的油，朝竹篱泼来，杨姓小朋友被当场烫伤。孙中山当时十分生气，心想，杨姓小朋友并没有做什么错事，“豆腐秀”竟然泼烫油伤人，实在是欺人太甚，于是拾起路旁一块石头，朝“豆腐秀”的油锅砸去，飞石砸破了油锅。“豆腐秀”气冲冲端着那只破锅子，找孙家大人理论，孙中山的母亲杨老夫人正准备骂孙中山，孙中山连忙把经过情形详细说清楚，“豆腐秀”自知理亏，只好悻悻然退出孙家。

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6月，刚好有一条英国轮船“格兰诺克”号，要从澳门启程前往夏威夷。孙中山的母亲杨老夫人想去探视孙德彰，孙中山一直以来不断向父亲孙达成要求出国闯天下，这次父亲索性让孙中山陪着母亲一块去夏威夷。孙中山多年的心愿终于如愿以偿，他在自己的自述中提及：“十三岁随母往夏威仁岛，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是年母复回华，文遂留岛依兄，入英监督所掌之书院，肄业英文三年后再入美人所设之书院肄业，初拟在此满业耶，往美国入大书院。”

换言之，孙中山陪同母亲一块去了夏威夷以后，待了一阵子，母亲先回中国老家，孙中山留下来学习。起初，孙中山在孙德彰于夏威夷爱槐镇开设的一家“德隆昌米店”当店员，同时学习夏威夷当地方言和中国式记账方法、打算盘。孙中山对这些杂务毫无兴趣，觉得这不是他漂洋过海到国外的目的。经过与兄长商议，非常体念弟弟爱好的孙德彰就让孙中山就读檀香山的意奥兰尼书院。孙中山入学时的中国名字为孙帝象，同校的中国同学有唐雄、李弼、钟工宇三人。刚开始，孙中山不会听、讲英文，夏威夷籍教师所罗门美厚拉氏（Solomon Meheula）要孙中山先在一旁见习10天，然后再教他从英文字母、拼音、造句逐步学习起，孙中山很聪明，很快就上手了。

除了语文的精进，孙中山特别喜欢阅读英文版的历史类书籍，尤其景仰华盛顿、林肯等美国开国元勋的传记故事。据同学唐雄回忆，孙中山不爱和同学游玩浪掷时间，却好写文章。时常看见孙中山一个人静静坐在屋子的角落，读中国古文，有时候在纸上起草稿写文章，文章写好了便把草稿揉作一团。

孙中山和几位中国同学，上学时穿着中式长袍马褂，身后还拖着一条长辫子，因而时常成为洋同学取笑狎侮的对象。洋同学欺人太甚者甚至拉扯孙先生的辫子，拉他的长袍。孙先生起初一再隐忍，被捉弄了几次之后，实在忍无可忍，便勇敢抵抗，他像是一个会武功的拳脚师父，对欺人太甚的洋同学报以拳脚，从此洋同学再也不敢轻侮他。即便如此，孙先生对一般年幼弱小的同学却分外礼让尊重，所谓济弱扶倾的革命思想，是他从实践中培养出来的。这段时间，有洋同学曾经问孙先生，你们中国同学为何不剪掉辫子。孙中山回答，留辫子的习俗是清政府强迫我们的，这必须等我们全体国民有志一同，大家一块革命这个陋习，不然我们少数人剪去辫子，对我们国家整体毫无意义可言。

孙中山在夏威夷时期，当地人民因为受到英国、美国殖民主义的压迫，与英、美人士之间不时发生种族摩擦，滋生种族不平等的问题。孙中山看在眼里，也因而产生中国革命运动的初念。

经过了3年学习，公元1882年7月27日，孙中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夏威夷意奥兰尼书院。孙先生在毕业典礼上获得了“英文法”第二名的奖赏。毕业之后，孙先生在兄长孙德彰开设的商店中又帮忙了半年，之后，在第二年的春天进入夏威夷的欧胡学院（Oahu College）。孙中山原本的打算，是想从欧胡学院毕业之后，再到美国留学。但是，兄长孙德彰发现孙先生那时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唯恐弟弟成为基督徒，会被父母亲责骂他没有管束好弟弟，而且孙德彰认为弟弟的西洋学问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何必再花时间锦上添花，便反对孙中山继续去美国深造，同时，他命孙中山停学，直接回广东家乡，补修传统中国国学，以后再考虑是否留学。

孙中山遵从兄长的建议，即束装返国，孙德彰也尽到了兄长的职责和情分，还从财产中拨付了一部分钱财，供孙中山日后再进修的束脩之用。

回到家乡，孙中山发觉故乡景物依旧，村民和过去一样保守安命，即使饱受地方官的欺凌，也是无怨无悔。私塾学堂里实施的教育，依旧是着重背诵强记，除了四书五经，没有任何启发式的教材。孙先生认为，社会国家像一潭死水，如何能应对世界的新潮流呢？他大胆地在香山县城市集人多的地方，登高一呼，告诉地方乡亲，清朝官吏只知道向我们巧取豪夺，苛捐杂税让我们喘不过气来，清政府的官僚什么时候为百姓设想过？一个国家，没有学校，没有桥梁道路设施，公共建设完全缺乏，这样的朝廷完全不顾国计民生，只知道皇帝一家一姓的福祉，政治黑暗，金融混乱，把老百姓放在什么地方？……尽管孙中山讲得理直气壮，慷慨激昂，可是讲了半天，也没人理会他。

回老家的日子，与过去儿时的小朋友碰头，是孙中山最开心的事。幼时就结交成密友的陆皓东，是孙先生儿时的莫逆之交，两人一向很谈得来。陆皓东是一位十分聪明的年轻人，国学底子深厚。孙中山和陆皓东两人时常邀聚一帮年轻朋友，成天讲述太平天国起义的故事，法国拿破仑、美国华盛顿革命的事迹。

和老朋友如此群居终日，倒也相安无事，但接下来发生的一桩大事，却让孙中山无法见容于乡里，被迫离家前往香港继续读书。

事情缘由是这样的，孙中山返乡之后，他的父亲孙达成曾经三番五次告诫他，即使你不相信神祇，但你绝对不要做出冒犯神明的事，以免招致众怒。孙达成这番劝诫，不可不谓是“知子莫若父”，他非常清楚自己儿子叛逆的个性，拿不准迟早要出个大事。果然，某日，孙中山和他的一群朋友以及侄子们出游，路过翠亨村当地知名的北帝庙，庙里供奉乡人笃信的玄天上帝，孙中山见到乡人香客颇多，一群群信众跪在地上膜拜，便告诉侄儿说：“你们相信这偶像吗？如果这偶像真有血有肉，我才相信，否则便是造假，欺骗世人的。”孙中山教小侄子扯断北帝庙供奉的玄天上帝神明的一只膀子，仔细打量一番，便扬长而去。

又过了几天，孙中山又拿着一把小刀子，趁人不注意时，偷偷前往北帝庙，将玄天上帝神像一旁的金花夫人手指割断，还把断指带回了家，拿给二婶看，吓得二婶脸色大变。不久，此事被乡民察觉，纷纷鸣锣示警，要乡民集合起来，找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算账。乡人聚集在孙家厅堂前大吵大闹：“孙文这孩子难道是疯了吗？怎么会做出这种触犯神明、大逆不道的大禁忌？这必定是中了洋人教育的邪毒，这种亵渎神明的大罪，必然给村民带来厄运，孙达成一定要给我们村民一个交代。”此时，不但孙中山躲了起来，孙达成也仓皇逃跑不知去向，所幸孙中山的母亲杨老夫人不断向愤怒的村民赔不是，不停地安抚村民，最后达成协议，答应赔偿纹银10两，并且再为庙里建醮做法事，向神明请罪，也向村民赔不是。好不容易安抚好村民，杨老夫人当然对孙中山这儿子莫可奈何，为了息事宁人，也为了让儿子不在跟前，少惹些“麻烦”，只好叫孙中山到香港再读书去了。由于早先孙德彰曾经送给孙中山一笔私产，这笔钱让孙中山可以再到香港付学费读书。

18岁的孙中山进入香港拔萃书院读英文。同年，他和陆皓东在美国籍牧师喜嘉理的介绍之下，在香港美国纲慎会礼拜堂受洗为基督徒。同时，在香港修习国学的伦敦会长教区凤墀，为孙中山取了一个名号叫“逸仙”。在此期间，一度接到兄长孙德彰从夏威夷来信，孙中山再度去了一趟夏威夷，因毁损庙宇导致家乡父老不谅解之事，受到了孙德彰的严厉责备，并以断绝经济支助为要挟。孙中山负气离开夏威夷，孙德彰再来信宽慰，兄弟情感如昔，兄长继续给予中山先生就学援助，使他没有后顾之忧。

孙先生晚年时期经常对人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这个说法和公元1885年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因为，就在这一年，爆发了中法战争，清廷屈辱地与法国订立《天津条约》，原属我国的藩属越南遂成为法国殖民地。孙中山认为，如果要解救中国积弱不振沦为各国殖民地的危难，只有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所以，1885年这年，不光是孙先生个人命运的一个转折点，更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命运的拐点。从这年起，孙先生矢志革命志业，从这时起，孙先生把救国的工作，当成他毕生的职志。

再从夏威夷回到香港，孙中山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决心为他的革命事业找寻一个新的出路。原本，孙中山一度有意投考陆军或海军学校，或者学习法律。最后他认为学习医学，是掩护他的革命事业非常好的一门专门技能。因为，将来从事医学工作，既可以悬壶济世，又可以广泛结交朋友，对日后的革命志业，有绝大的帮助。于是，21岁的孙先生考进了广州博济医院的附设医科学校就读。这是一所由美国籍嘉约翰担任院长的医科学校。孙中山第一年交了20元学费，住在学校宿舍哥利支堂十号。根据当年同学事后追述，孙中山在学校平常很少讲话，但若遇到有重要事件发生，他便开始雄辩滔滔。孙中山读书广博，有同学见他的宿舍里摆了一套二十四史，同学笑他，医学功课那么忙，我就不相信你有时间看二十四史。有一位叫何允文的同学半信半疑，随意抽出一本二十四史，询问孙中山知不知道某件史事，孙中山竟然对答如流，让何允文大为叹服，认为孙中山是一个好学不倦、有远大抱负的人。

在广州博济医科学校，孙中山结交了一位最特殊的同学——郑士良。在所有的同学当中，绝大多数人对孙中山整天高谈阔论救国良方缺乏兴趣，郑士良是少数知音之一。郑士良，广东归善人，在就读博济之前，曾经就读于德国礼贤会学校，是一名基督徒。郑士良是孙中山认识的朋友当中的第一位“洪门”成员。孙先生结交会党人士的人脉，有许多是郑士良引介的。郑士良与三合会，也就是天地会，有很密切的渊源，由于郑士良的关系，孙中山结识了不少两广秘密会社的人物。孙先生日后号召同志起义，这些秘密会社的成员，是组织群众，联系地方，非常重要的骨干力量。

除了郑士良，孙先生在这期间也结识了另一位同志好友——尢烈。话说某日孙先生和郑士良、邓景晖等几位朋友到街上闲逛。街边小摊贩售的荔枝十分新鲜，令人垂涎欲滴。孙先生想买些尝尝，却不巧身上的钱刚才逛街用完了，就和摊贩商量，叫小贩明晨到学校取款，水果摊子老板不同意。这时，尢烈和本家的族人尢裕堂打旁边经过，一看是孙中山要买荔枝没钱，尢烈和孙中山本不太熟，尢裕堂很大方地代付了荔枝钱，便与孙中山、郑士良彼此一番客套，从此三人因为荔枝结缘，成了莫逆之交。

为了方便宣传革命，孙中山认为香港可能较广州更适宜。那时香港开设了一家以英文教学的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之西医书院，孙先生认为，这所学校比广州博济医院医科学校素质更好，因此，孙先生又从广州转学到香港。从这个时候起，孙先生为宣传革命，经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利用这两个外国人占领的口岸，大力宣传革命。在这所学校里，孙先生遇到了影响其一生的英国老师康德黎博士（Dr. James Cantlie），他是雅丽氏医院附设西医书院的外科主任。和其他学生相较，由于孙先生在博济医院医科学校学习过一年，他在学科上的表现，尤其优异突出。

孙中山在繁忙的课余之暇，经常研究中国的历史地理。他在自己房间的墙上挂了一幅中国地图，每当读书读累的时候，孙先生便注视着地图，暗想什么地方应适合守应该怎么守，什么地方适合攻怎么攻。偶有朋友进他房间，和他闲聊，孙中山总是看着地图不断慨叹：“我们中国有这么美好的江山，处处受到异族的欺凌，我们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

在西医书院就读的这段时间，孙先生又认识了另外一位革命伙伴陈少白。陈少白是广东新会人，原本就读于广东英华学堂。孙中山将陈少白引荐给他的老师康德黎。陈少白也成为西医书院的同学，从此更是朝夕共处。此阶段，与孙中山要好的同学有杨鹤龄、尢烈、王孟琴、何隆简、杨迺安、关景良等人，而孙先生尤其与陈少白、杨鹤龄、尢烈交游最称密切，四人之间以兄弟相待，在西医书院共处一室，又经常聚在一起集会，谈论起革命大业，更是慷慨激昂。日久之后，其他同学就以“四大寇”称呼孙、陈、杨、尢四人。

同学关景良的母亲因在西医书院担任英文译员，有一次她邀请孙中山等人到家里吃饭喝茶，听到孙中山不断谈论中国革命等事，就打趣问孙中山：“听你一天到晚都在议论国家大事，难不成你以后要当广东制台的官吗？”孙中山说：“不是。”关母又说：“难道你是要做钦差大人？”孙中山说：

“不是。”关母又问：“难不成你想当皇帝？”孙中山正色回答：“关老师，我什么官位都不想做，我的理想是要推翻清政府，恢复我们华夏的正统，让我们中国人不受外国人的欺凌。”关景良的母亲睁大眼睛望着孙中山，说：“你简直就是孙悟空！”

1891年6月，经过5年的求学，孙中山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在成绩表现上，他在产科、外科及医学等三种专门考试中，以平均分73分考了第一名。在第五学年考试完成之后，再举行毕业考试，共考12科，包括植物学、化学、普通解剖学、骨学、生理学、药物学、病理学、法医学、公众卫生、产科、医科、外科等。应考的12科学科里，孙先生有10科获得“荣誉成绩”，也就是最优异的评分，另外两科获得“及格”成绩。

医学院毕业之后，即被准许执业从医。孙先生选择澳门作为行医的第一站。澳门距离孙先生的故里翠亨村很近，和香港、广州之间也有畅通的水路运输，交通便利，也适合孙先生从事革命活动。选择澳门行医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机缘。澳门有两位当地的士绅叫曹子基、何穗田，他们家人生病，看医生看了很久都治不好，经过孙先生诊治之后，吃一服药就治好了。曹子基和何穗田两人在孙先生毕业后，为感谢孙中山的医术，特地找朋友募款，设立了一个“中西药局”。孙先生从此开始他的行医生涯。此外，孙中山亦在镜湖医院执业，为民众义务诊治。他最擅长外科手术和助产两项，还曾经为患者割除肾脏结石，最大的肾结石有如鸡蛋大小的，重量达一两七钱多。每次施行大手术时，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会特地从香港赶到澳门协助工作，每次都称赞孙先生医术高明，手术技巧稳健熟练。

然而，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消息，对当地医界而言则是一个“侵门踏户”的坏消息，同行相忌，这是放诸天下皆准的道理。孙中山在澳门行医不过几个月，澳门当地的葡萄牙医生就想方设法加以阻抗。他们所持的理由相当冠冕堂皇：孙中山没有葡萄牙国核发的行医执照，按规定是不能在澳门行医治病的。当地医生联合抵制，而且通令各个药局不准为他国医生配药方。这么一来，等于是掐住了孙中山的脖子，没法再在澳门行医了，所以，孙中山只好迁往广州行医。

和一般的医生不同的是，孙中山为人看病开药，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一边开业问诊，一边倡导革命事业，因此，他为人治病赚来的钱财，都用在结交朋友上了。行医不过一年工夫，随着革命事业的日趋紧急，孙中山索性暂时放下了医务，专心干起革命事业来了。

在广州，广雅书局的南园抗风轩，是孙先生与初期一班革命同志议事救国的场所。那时和孙先生一道的同志，有郑士良、陆皓东、尢烈、陈少白、周昭岳、魏友琴、程耀宸、程奎光等人。广雅书局这个地方比较隐蔽，可以避开清廷官方的爪牙。

头几天，革命同志之间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多能秉持同甘共苦之精神，坦诚相谈。比如，陆皓东和孙先生的革命手段就不尽相同，陆皓东认为，当前革命的形势是必须先抵御外侮，孙中山则主张，革命的首要工作就是推翻清朝，这才是治本之道。两方意见不同，孙中山与陆皓东辩论了好几天，最后众人都被孙中山说服，大家看法终归一致，认同了革命的首要目标便是倾覆清朝。

孙先生和同志们议论着：在革命运动的初期，该如何壮大革命团队的人数呢？郑士良以他与会党之间的紧密结合，他主张初期可以广纳会党人士，以帮会现成的组织系统及人脉背景作为基础，发展我们革命的组织，壮大我们的群众基础。其次，可以在清政府的防营军队里发展革命组织，联络同情革命的清军，发展他们慢慢成为我们的同盟力量。如此一来，以会党为根本，以发展清军内部组织为进阶，革命的力量便可与日壮大。

孙中山以行医为掩护，便利革命大业争取同志，初期得到不少成果。例如，清廷海军官员程璧光的弟弟程奎光，因为患了胃病，找上孙中山看病。孙先生知道程奎光的兄长是清廷海军官员，便极力争取程奎光成为革命伙伴。孙中山告诉程奎光，你这个胃病，光是吃药不管用，最好能够每天抽时间到野外散步，多呼吸新鲜空气，身体有了适当运动，好好调理之后，你的胃病自然会有所改善，甚至痊愈。孙中山表示，我若有空闲很愿意陪你走走，因为我也需要锻炼一下身子。于是，孙先生便经常借机与程奎光散步，趁着和程奎光一同散步，四下清静无人的机会，向他讲述革命的道理，令程奎光颇为动容。某日，孙先生便带领程奎光到一处河边古庙，参与了同志们的秘密集会，听过孙先生讲述革命的道理，参与了革命同志的集会讨论，程奎光便自愿成为革命党的一员。

在以武装革命手段着手倾覆清朝之前，孙先生也曾经审慎思考过，是否能以说服与提出建言的方法，说动清廷大员力行改革时政呢？他的想法是，如果可以说动清廷大员改革朝政，那将省却很多力气，也可以不必动枪动刀，兵不血刃而富国强兵。这自然是孙中山起初一厢情愿或者是另一种“先礼后兵”的想法。孙先生的目标锁定在清朝推动洋务运动最积极的李鸿章身上（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所以选定李鸿章，是因为认定李鸿章毕竟是清廷大员当中见过世面，与东西方列强折冲经验丰富，最明确中国的世界形势地位的一个重要人物。此外，也是因为因缘际会。有一次孙先生在前往上海的路上，遇到了一位香山同乡郑观应，郑氏以有办法通过王韬的介绍，与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联系上。孙先生因而意欲循着这样一条间接的人脉系统，可以和李鸿章建立互动渠道。所以，他借此机会写了一封信给李鸿章。此时，为公元1894年6月间。

这一份以孙文署名，将近8000字的上李鸿章书是这么写的：

官太傅爵中堂钧座：敬禀者：窃文籍隶粵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舆地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至于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际之宜，辄能洞其阃奥。当今光（风）气日开，四方毕集，正值国家励精图治之时，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见所知，指陈时事，上诸当道，以备刍荛之采。嗣以人微言轻，未敢遽达。比见国家奋筹富强之术，月异日新，不遗余力，骎骎乎将与欧洲并驾矣。快舰、飞车、电邮、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举行。则凡所以安内攘外之大经，富国强兵之远略，在当局诸公，已筹之稔矣。又有轺车四出，则外国之一举一动，亦无不周知。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逖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夫复何所指陈？然而犹有所言者，正欲乘可为之时，以竭其愚夫之千虑，仰赞高深于万一也。

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以方，任使得法也。

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学而后知；人不能皆好学，必待教而后学。故“作之君，作之师”，所以教养之也。自古教养之道，莫备于中华；惜日久废弛，庠序亦仅存其名而已。泰西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之中；使通国之人，童而习之。各就性质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设有专师，津津启道，虽理至幽微，事至奥妙，持能有法以晓喻之，有器以窥测之。其所学由浅而深，自简及繁，故人之灵明日廓，智慧日积也。质有愚智，非学无以别其才；才有全偏，非学无以成其用。有学校以陶冶之，则智者进焉，愚者止焉；偏才者专焉，全才者普焉。盖贤才之生，或千百里而儿一，或千万人而有一；若非随人随地而施教之，则贤才亦以无学而自废，以至于湮没而不彰。泰西人才之众多者，有此教养之道也。

且人之才智不一，其上焉者，有不徒苟生于世之心，则虽处布衣而以天下为己任。此其人必能发奋为雄，卓异自立，无待乎勋勉也；所谓“豪杰之士，不待文王而犹兴”也。至中焉者，端赖乎鼓励以方。故泰西之士，虽一才一艺之微，而国家必宠以科名；是故人能自奋，士不虚生。逮至学成名立之余，出而用世，则又有学会以资其博，学报以进其益；萃全国学者之能，日稽考于古人之所已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陈出新，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则士处其间，岂复有孤陋寡闻者哉？又学者倘能穷一新理，创一新器，必邀国家之上赏；则其国之士，岂有不专心致志者哉？此泰西各种学问所以日新月异，而岁不同，几于夺造化而疑鬼神者，有此鼓励之方也。

今使人于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则虽智者无以称其职，而巧者易以饰其非。如此用人，必致野有遗贤，朝多幸进。泰西治国之规，大有唐、虞之用意；其用人也，务取所长而久其职。故为文官者，其途必由仕学院；为武官者，其途必由武学堂。若其他文学渊博者为士师，农学熟悉者为农长，工学练达者为监工，商情习谙者为商董，皆就少年所学而任其职。总之，凡学堂课此一业，则国家有此一官；幼而学者；即壮之所行。其学而优者则能仕，且恪守一途，有升迁而无更调，夫久任则阅历深，习惯则智巧出；加之厚其养廉，永其俸禄，则无瞻顾之心，而能专一其志。此泰西之官无苟且，吏尽勤劳者，有此任使之法也。

故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才；鼓励有方，则野无郁抑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幸进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则人能尽其才矣。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谋也。秉国钧者，盍于此留意哉？

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脉。自后稷教民稼穑，我中华之农政，古有专官。乃后世之为民牧者，以为三代以上，民间养生之事未备，故能生民能养民者为善政；三代以下，民间养生之事已备，故听民自生自养而不再扰之，便为善政，此中国今日农政之所以日就废弛也。农民只知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垦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劳多而获少，民食日艰。水道河渠，昔之所以利农田者，今转而为农田之害矣。如北之黄河，固无论矣，即如广东之东、西、北三江，于古未尝有患，今则为患，年甚一年。推之他省，亦比比如是。此由于无专责之农官以理之；农民虽患之而无如何，欲修之而力不逮，不得不付之于茫茫之定数而已。年中失时伤稼，通国计之，其数不知几千亿兆。此其耗于水者，固如此其多矣；其他荒地之不辟，山泽之不治，每年遗利，又不知凡几。所谓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如此而欲致富，不亦难乎？泰西国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于无遗地利，无失农时；故特设专官，经略其事；凡有利于农田者无不兴，有害于农田者无不除。如印度之恒河，美国之密士，在昔泛滥之患，初亦不亚于黄河；而卒能治平之者，人事未始不可以补天工也。有国家者，可不急设农官以劝其民哉？

水患平矣，水利兴矣，荒土辟矣，而犹不能谓之地无遗利，而生民养民之事备也；盖人民则日有加多，而土地不能以日广也。倘不日求进益，日出新法，则荒土既垦之后，人民之溢于地者，不将又有饥馑之患乎？是在急兴农学，讲求树畜，速其长植，倍其繁衍，以弥此憾也。夫天生人为万物之灵，故备万物为之用；而万物固无穷也。在人之灵能取之用之而已。夫人不能以土养，而土可以生五谷百果以养人；人不能以草食，而草可长六畜以为人食。夫土也、草也，固取不尽而用不竭者也；是在人能考土性之所宜，别土质之美劣而已。倘若明其理法，则能反硗土为沃壤，化瘠土为良田，此农家之地学、化学也。别种类之生机，分结实之厚薄，察草木之性质，明六畜之生理，则繁衍可期，而人事得操其权，此农家之植物学、动物学也。日光能助农物之生长，电力能速农物之成熟，此又农家之格物学也。蠹蚀宜防，疫疠宜避，此又农家之医学也。农学既明，则能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是无异将一亩之田，变为数亩之用。即无异将一国之地，广为数国之大也。如此，则民虽增数倍，可无饥馑之忧矣，此农政学堂所宜亟设也。

农官既设，农学既兴，则非有巧机，无以节其劳，非有灵器，无以速其事，此农器宜讲求也。自古深耕易耨，皆借牛马之劳，乃近世制器日精，多以器代牛马之用，以其费力少而成功多也。如犁田，则一器能作数百牛马之工；起水，则一器能溉千顷之田；收获，则一器能当数百人之刈。他如凿井、浚河，非机无以济其事；垦荒、伐木，有器易以收其功。机器之于农，其用亦大矣哉！故泰西创器之家，日竭灵思，孜孜不已；则异日农器之精，当又有过于此时者矣。我中国宜购其器而仿制之。

故农政有官，则百姓勤；农务有学，则树畜精；耕耨有器，则人力省；此三者，我国所当仿效以收其地利也。

所谓物能尽其用者，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也。

泰西之儒，以格致为生民根木之务，舍此则无以生物利民；由是孜孜然，日以穷理致用为事。如化学精，凡动植矿质之物，昔人已知其用者，固能广而用之；昔人未知其用者，今亦考出以为用。火油也，昔日弃置如遗，今为日用之需要，每年入口为洋货之一大宗。煤液也，昔日视为无用，今可炼为药品，炼为颜料。又煮砂以作玻璃，化土以取矾精，炼石以为田料；诸如此类，不胜缕书：此皆从化学之理而得收物之用，年中不知裕几许财源。我国傥能推而效之，亦致富之一大经也。格致之学明，则电、风、水、火皆为我用。以风动轮而代人工，以水冲机而省煤力；压力相吸而升水，电性相感而生光，此犹其小焉者也。至于水，作汽以运舟车，虽万马所不能及，风潮所不能当；电气傅邮，顷刻万里；此其用为何如哉！然而物之用，更有不止于此者，在人能穷求其理，理愈明而用愈广。如电，无形无质，似物非物，其气附于万物之中，运乎六合之内；其为用较万物为最广而又最灵；可以作烛，可以传邮，可以运机，可以毓物，可以开矿。顾作烛、传邮已大行于宇内；而运机之用，近始知之，将来必尽弃煤机而用电力也。毓物开矿之功尚未大明，将来亦必有智者究其理，则生五谷、长万物、取五金，不待天工而由人事也。然而取电必资乎力，而发力必借乎煤。近又有人想出新法，用瀑布之水力以生电，以器蓄之，可待不时之用，可供随地之需；此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者也。由此而推，用物愈求精，则人力愈省，将来必至人只用心，不事劳人力而全役物力矣。此理有固然，事所必至也。

机器巧，则百艺兴，制作盛；上而军国要需，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财力；故作人力所不作之工，成人事所不成之物。如五金之矿，有机器以开，则碎坚石如齑粉，透深井以吸泉，得以辟天地之宝藏矣，织造有机，则千万人所作之工，半日可就。至缫废丝、织绒呢，则化无用为有用矣。机器之大用，不能遍举。我中国地大物博，无所不具，倘能推广机器之用，刚开矿、治河，易收成效；纺纱、织布，有以裕民。不然，则大地之宝藏，全国之材物，多有废弃于无用者；每年之耗，不知凡几。如是，国安得不贫，而民安得不瘠哉？谋富国者，可不讲求机器之用欤？

物理讲矣，机器精矣，若不节惜物力，亦无以固国本而裕民生也。故泰西之民，鲜作无益。我中国之民，俗尚鬼神，年中迎神赛会之举，化箔烧纸之资，全国计之，每年当在数千万。此以有用之财，作无益之事；以有用之物，作无用之施。此冥冥一大漏卮，其数较鸦片为尤甚，亦有国者所当并禁也。

夫物也者，有天生之物，有地产之物，有人成之物。天生之物，如光、热、电者，各国之所共有，在穷理之浅深，以为取用之多少，地产者，如五金、百谷，各国所自有，在能善取而善用之也。人成之物，则系于机器之灵笨与人力之勤惰。故穷理日精，则物用呈；机器日巧，则成物多；不作无益，则物力节；是亦开财源节财流之一大端也。

所谓货能畅其流者，在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也。

夫百货者，成之农工，而运于商旅，以此地之赢余，济彼方之不足，其功亦不亚于生物成物也。故泰西各国，体恤商情，只抽海口之税，只设入国之关。货之为民生日用所不急者重其税，货之为民生日用所必须者轻其敛。入口抽税之外，则全国运行，无所阻滞，无再纳之征，无再过之卡。此其百货畅流，商贾云集，财源日裕，国势日强也，中国则不然，过省有关，越境有卡，海口完纳，又有补抽，处处敛征，节节阻滞；是奚异遍地风波，满天荆棘，商贾为之裹足，负贩从而怨嗟。如此，而欲百货畅流也，岂不难乎？夫贩运者，亦百姓生财之一大道也。“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以今日关卡之滥征，吏胥之多弊，商贾之怨毒，诚不能以此终古也。徒削平民之脂膏，于国计民生，初无所裨！谋富强者，宜急为留意于斯，则天下幸甚。

夫商贾逐什一之利，别父母，离乡井，多为饥寒所驱，经商异地，情至苦，事至艰也。若国家不为体恤，不为保护，则小者无以觅蝇头微利，大者无以展鸿业远图，故泰西之民，出外经商，国家必设兵船、领事，为之护卫；而商亦自设保局、银行，相与倚恃。国政与商政并兴，兵饷以商财为表里。故英之能倾印度，扼南洋，夺非洲，并澳土者，商力为之也。盖兵无饷则不行，饷非商则不集。西人之虎视寰区，凭陵中夏者，亦商为之也。是故商者，亦一国富强之所关也。我中国自与西人互市以来，利权皆为所夺者，其故何哉？以彼能保商，我不能保商，而反剥损遏抑之也。商不见保，则货物不流；货物不流，则财源不聚；是虽地大物博，无益也。以其天生之材为废材，人成之物为废物，则更何贵于多也？数百年前，美洲之地，犹今之地，何以今富而昔贫？是贵有商焉为之经营，为之转运也。商之能转运者，有国家为之维持保护也。谋富强者，可不急于保商哉？

夫商务之能兴，又全恃舟车之利便，故西人于水，则轮船无所不通；五洋四海，恍若户庭；万国九洲，俨同阛阓。辟穷荒之绝岛，以利商廛；求上国之名都，以为租界，集殊方之货宝，聚列国之商氓。此通商之埠所以贸易繁兴，财货山积者，有轮船为之运载也。于陆，则铁道纵横，四通八达；凡轮船所不至，有轮车以济之，其利较轮船为尤溥，以无波涛之险，无礁石之虞。数十年来，泰西各国，虽山僻之区，亦行铁轨；故其货物能转输利便，运接灵速。遇一方困乏，四境济之；虽有荒旱之灾，而无饥馑之患。故凡有铁路之邦，则全国四通八达，流行无滞；无铁路之国，动辄掣肘，比之瘫痪不仁。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岂特便商贾之载运而已哉？我国家亦恍然于轮船铁路之益矣；故沿海则设招商之轮船，于陆则兴官商之铁路。但轮船只行于沿海大江，虽足与西人颉颃而收我利权，然不多设于支河内港，亦不能畅我货流，便我商运也。铁路先通于关外，而不急于繁富之区，则无以收一时之利，而为后日推广之图。必也设于繁富之区，如粵、港、苏、沪、津、通等处；路一成而效立见，可以利转运，可以励富户。则继之以推广者，商股必多，而国家亦易为力。试观南洋英属诸埠，其筑路之资，大半为华商集股，利之所在，人共趋之。华商何厚于英属，而薄于宗邦？是在谋国者，有以乘势而利道之而已。此招商兴路之扼要也。

故无关卡之阻难，则商贾愿出于其市；有保商之善法，则殷富亦乐于贸迁；多轮船铁路之载运，则货物之盘费轻。如此，而货有不畅其流者乎？货流既畅，财源自足矣。筹富国者，当以商务收其效也。不然，徒以聚敛为工，捐纳为计，吾未见其能富也。

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财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番邦，欧洲其能匹哉？

顾我中国仿效西法，于今已三十年。育人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平铁路，已先后辉映矣。而犹不能与欧洲颉颃者，其故何哉？以不能举此四大纲，而举国并行之也。间尝统筹全局，窃以中国之人民财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盖谓此也。试观日本一国，与西人通商后于我，仿效西法亦后于我，其维新之政，为日几何？而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观；以能举此四大纲，举国行之，而无一人阻之。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异国，似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则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以阻挠。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此中国之极大病原也。

窃尝闻之：昔我中堂经营乎海军铁路也，尝唇为之焦，舌为之敝，苦心劳思数十余年，然后成此北洋之一军，津关之一路。夫以中堂之勋名功业，任寄股肱，而又和易同众，行之尚如此其艰，其他可知矣。中国有此膏肓之病，而不能除，则虽尧、舜复生，禹、皋佐治，无能为也；更何期其效于二十年哉？此志士之所以灰心，豪杰之所以扼腕，文昔日所以欲捐其学，而匿迹于医术者，殆为此也。然而天道循环，无往不复，人事否泰，穷极则通。猛剂遽投，膏肓渐愈。逮乎法衅告平之后，士大夫多喜谈洋务矣。而拘迂自囿之辈，亦颇欲驰域外之观，此风气之变革，亦强弱之转机，近年以来，一切新政，次第施行。虽四大之纲，不能齐举，然而为之以渐，其发轫于斯乎？此文今日之所以望风而兴起也。

窃维我中堂，自中兴而后，经略南北洋，孜孜然以培育人才为急务。建学堂，招俊秀。聘西师而督课之，费巨款而不惜。遇一艺之成，一技之巧，则奖励倍加，如获异宝。诚以治国经邦，人才为急，心至苦而事至盛也。尝以无缘沾雨露之濡，叨桃李之植，深用为憾！顾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自成童就傅，以至于今，未尝离学；虽未能为八股以博科名，工章句以邀时誉；然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求其一矣。推中堂育才爱士之心，揆国家时事当务之急，如文者亦当在陶冶收用之列，故不自知其驽下，而敬求知于左右者，盖有慨乎大局，蒿目时艰，而不敢以巖穴自居也。所谓乘可为之时，以竭愚夫之千虑，用以仰赞高深；非欲徒撰空言，以渎清听，自附于干谒者流，盖欲躬行而实践之。必求泽沛乎万民也。

窃维今日之急务，固无逾于此四大端。然而条目工夫，不能造次，举措施布，各有缓急。虽首在陶冶人才，而举国并兴学校，非十年无以致其功，时势之危急，恐不能少待。何也？盖今日之中国，已大有人满之患矣，其势已岌岌不可终日。上则仕途壅塞，下则游手而嬉；嗷嗷之众，何以安此？明之闯贼，近之发匪，皆乘饥馑之余，因人满之势，遂至溃裂四出，为毒天下。方今伏莽时闻，灾荒频见。完善之地，已形觅食之艰，凶侵之区，难免流离之祸；是丰年不免于冻馁。而荒岁必至于死亡。由斯而往，其势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岂能无忧？夫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胡以立国？是在先养而后教，此农政之兴，尤为今可之急务也。且农为我中国自古之大政，故天子有亲耕之典，以励万民，今欲振兴农务，亦不过广我旧规，参行新法而已。民习于所知，虽有更革，必无惊骇，成效一见，争相乐从。虽举国遍行，为力尚易，为时亦速也。且令天下之人，皆知新法之益。如此，则踵行他政，必无挠格之虞，其益固不止一端也。

窃以我国自欲行西法以来，惟农政一事，未闻仿效，派往外洋肄业学生，亦未闻有入农政学堂者；而所聘西儒，亦未见有一农学之师；此亦筹富强之一憾事也。文游学之余，兼涉树艺，泰西农学之书，闲尝观览，于考地质、察物理之法，略有所知。每与乡间各农谈论耕植，尝教之选种之理，粪溉之法，多有成效，文乡居香山之东，负山濒海，地多沙碛，土质硗劣，不宜于耕。故乡之人，多游贾于四方，通商之后，颇称富饶。近年以美洲逐客，檀岛禁工，各口茶商，又多亏折，乡间景况，大逊前时，觅食农民，尤为不易。文思所以广其农利，欲去禾而树桑，迨为考核地质，知其颇不宜于种桑，而甚宜于波毕。近以愤于英人禁烟之议难成，遂劝农人栽鸦片，旧岁于农隙试之，其浆果与印度公土无异，每亩可获利数十金。现已群相仿效，户户欲栽，今冬农隙所种必广。此无碍于农田而有补于漏卮，亦一时权宜之计也。他日盛行，必能尽夺印烟之利，盖其气味较公土为尤佳，迥非川滇各土之可比。去冬所产数斤，凡嗜阿芙蓉之癖者争相购吸，以此决其能夺印烟之利也必矣。印烟之利既夺，英人可不勉而自禁，英人既禁，我可不栽，此时而申禁吸之令，则百年大患可崇朝而灭矣。劝种罂粟，实禁鸦片之权舆也。由栽烟一事观之，则知农民之见利必趋，群相仿效，到处皆然，是则农政之兴，甚易措手。其法先设农政学堂一所，选好学博物之士课之，三年有成，然后派往各省，分设学堂，以课农家聪颖子弟。又每省设立农艺博览会一所，与学堂相表里，广集各方之物产，时与老农互相考证。此办法之纲领也，至其详细节目，当另着他编，条分缕析，可以坐言而起行。所谓非欲徒托空言者，此也。文之先人，躬耕数代，又于树艺牧畜诸端耳濡目染，洞悉奥窍，泰西理法，亦颇有心得。至各国土地之所宜，种类之佳劣，非遍历其境，末易周知。文今年拟有法国之行，从游其国之蚕学名家，考究蚕桑新法，医治蚕病，并拟顺道往游环球各邦，观其农事。如中堂有意以兴农政，则文于回华后，可再行游历内地新疆、关外等处，察看情形，何处宜耕，何处宜牧，何处宜蚕，详明利益，尽仿西法，招民开垦，集商举辨。此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所谓欲躬行实践，必求泽之沾沛乎万民者，此也。惟深望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而已。

伏维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犹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生民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之难，又有行之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用敢不辞冒昧，侃侃而谈，为生民请命。伏祈采择施行，天下幸甚，肃此具禀，恭叩钧绥，伏维垂鉴！文谨稟。 +j1v0TwFYfuZPhLktbj/CTfAeY3D6fV5AnGi1+3cq3zgtGsmWppXFOJLLQhTr4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