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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个国家的经济变革走到今天，已经变成了世界之谜。每个人都觉得二战以后，中国的这一轮经济变革是最伟大的一次经济崛起运动。1978年的时候，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总量排在全球的第八位。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变革后，现在我们是全球的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仍然有一个高速发展的动力。2016年，中国的GDP总量是11万亿美金，而美国是18万亿美金。
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仍然能够保持6%的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大家简单去算一下，72除以6，12年，12年中国经济总量会翻一番。如果美国在未来的经济能够保持2%，那已经是比较高速的经济规模了。中国大概就在12年到1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会超过美国。各位，这个是我认为我们大家在座的所有的各位看到这一天的到来的大概的时间，这个时间大概该在2030年的前后。
2030年大概有几件事情会发生，第一，中国有可能大概率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第二，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人口会超过70%。那时候中国大概有9.4亿人口会居住在城市里。第三，中产阶级人口大概在3.5亿左右。
前两天马云同学去美国见特朗普，一个中国忽悠见一个美国忽悠，然后我们就忽悠他说，马云忽悠特朗普，说你要对我好，特朗普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们有3亿中产阶级，你美国生产商品来卖。其实中国现在没有那么多，我们现在大概是1.3亿到1.5亿左右，这是社科院、瑞银统计的数据。
但是到2030年的话，我们应该就要超过3.5亿左右的中产阶级。3.5亿的中产阶级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十多年后，中国的中产阶级总量相当于美国全国人口总量之和。你看到的每一个美国人，对应到中国，就有一个中国的中产阶级。相当于第三大经济体是日本，日本1.2亿。第四大经济体是德国，德国是8200万人。接下来是法国，法国是8000万人。接下来是英国，英国是7800万人。也就是说，到2030年的时候，中国中产阶级的人口相当于美国全国人口的总和，或者说是日本、韩国、德国、英国、法国，这些国家人口的总和。
所以这是未来的可能性，但还有件事情是肯定会发生，2030年的时候，在座的所有的60后和70后都会进入老年人社会。中国到那时候的老龄化率会超过30%。今天全中国老龄化最高的城市是上海，上海现在的老龄化已经超过30%了。上海100个人里面有30个老年人，全中国现在的平均数据是16%。所以这就是我们中长期来看，所有的结果都是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成长的一个结果。
在全球的经济学家或者历史学家看来，中国这一轮长期的经济发展，即便到2030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出现了3亿以上的中产阶级的话，那么中国是不是一个现代化国家了呢？中国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的国家了呢？我们有没有真正的从价值观和文化的角度融入到这个全球化大家庭？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有没有完成一次全球化的普及性运动呢？我们今天在这里做这个分享的时候，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悬念。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从更长的历史宽度来研究这个问题。
美国有一个经济学家叫罗纳德·科斯。他在晚年的时候，就是在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他因身体残疾没有办法到中国来，但是科斯自己出钱，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组织了一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座谈会。从此以后，他花了六七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书，叫《变革中国》。在这本书中，科斯说了三点，第一，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是1945年以后，人类最为重要的一次经济崛起运用。第二，他认为中国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内，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他说我可能看不到这一天了，我即将长眠地下，但我祝福中国。第三，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办法用西方的经典经济学模式去解释。科斯、阿罗、弗里德曼、萨缪尔森，这一代人，在二战以后创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派，一个叫做制度经济学，一个叫新古典经济学。但是他认为用这些经济学都没有办法解释中国经济崛起的运动。所以他给中国经济改革，举了一个很形象的结论，中国经济改革很像一个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就是你今天是来上课听课的，突然回去说谈了一场恋爱，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这是一个100岁的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这一轮改革开放的认识。
但是如果你把中国的这一次运动，放到一个更长的视角来看，我们更愿意说，与其说这是一次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中国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个合理性的结果。这是我十年时间研究中国经济变革、企业变革的一个结论。
第二，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制度有很多制度性缺陷。2010年的时候，我帮吴敬琏老师写他的《吴敬琏传》。吴老师1930年出生的，中国有几个经济学家是1930年出生的：茅于轼、厉以宁、吴敬琏。写书的时候，吴老最后给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中国经济改革走到今天，从制度角度来讲，就是一张牌，放在桌上，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牌的底叫黑桃老K，你不用猜。但问题是怎么样呢？问题是你有没有勇气把这张牌翻开来。
这种在制度破局上的胆怯、犹豫和徘徊，是怎么形成的？如果你从历史上来看的话，他很可能是一个制度性、建设性的结果。那么他跟中国长期以来如何治理这样一种大一统的多民族跨疆域的帝国的国家治理思路，也强大的勾连性。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在未来的出路，并不完全的决定于经济和产业本身。他决定于两个东西，第一决定于一种文化，第二决定于一种政治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