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中华”，华为脱颖而出

爱立信全球总裁兼CEO卫翰思（Hans Vestberg）先生说：“我们很尊敬华为这样的对手。”

3Com总裁布鲁斯·克勒夫林指出：“任正非的故事如果放在美国的话，那也是一个令人惊异的成功者的故事。”

英国《经济学家》认为：“华为的崛起，是外国跨国公司的灾难。”

美国《时代周刊》惊呼：“这家公司已重复当年思科、爱立信这些卓著的全球化大公司的历程，如今这些电信巨头已把华为视为最危险的竞争对手……”

十年前，《华尔街日报》记者向思科系统公司（以下简称思科）CEO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提问：“在所有的公司中，哪一家让你最担心？”钱伯斯毫不迟疑地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25年以前我就知道，我们最强劲的竞争对手将会来自中国，现在来说，那就是华为。”

其中或许有溢美之词，但在中国，还从来没有一家企业能像华为这样，令欧洲人、美国人为之脱帽，让其国际竞争者心生敬畏。

为什么会是华为？天时、地利乃是根本。30年前，华为以“有限公司”的方式诞生在深圳一栋居民楼内，三个人，两万多元创业资本，老板任正非是个通信制造的门外汉（当时深圳市政府〔1987〕18号文件规定，成立民营科技公司，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两万元人民币，股东不得少于5人，而任正非当时只有3000多元，不得不拉一些人集资以获得营业审批，后来这些人获得高额补偿，拿回了早期的资本。任正非一人前行，这也为大规模向员工配股打开了窗口）。30年后的2017年初，华为拥有18万员工，在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分公司或代表处、研究所，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排名世界前列，为全球1/3以上的人口提供服务……

华为以无可辩驳的成就验证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成功。

天在变，道亦在变。但如何变？变向何方？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从上到下是兴奋的、茫然的。就连总设计师邓小平也给不出一个明晰的蓝图，“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论”，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形象、简洁，却不易操作。那时候，下海经商的一批弄潮儿，若没有一点鲁莽的冒险精神，没有一点天真，是很难下决心的。

好在，邓小平倡导“实验哲学”，鼓励全社会勇于试错，错了再推倒重来。结果是，各阶层人群的思想和能量得到最大的释放，中国的渐进梯度的改革模式也获得了巨大成功。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一波三折，几经反复，企业家们在起起伏伏的制度颠簸中或沉沦、或折戟、或成熟、或崛起……体制的螺旋式演变有上升，有倒退，但30多年来总的指向是，越来越向市场化的方向曲折推进。

“巨大中华”4家企业的兴衰沉浮是对改革开放历史沿革的最佳诠释。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军队里的一批中高级科研人才创建的巨龙，曾经是当时通信行业的一颗耀眼的明星。原邮电部下辖的大唐电信、航天部直属的中兴通讯，在计划经济为主导地位的时代，与巨龙一样，无疑都是国家的宠儿。国家资本全力支持，市场扶植政策全面倾斜，尤其是人才。那时候，人才流动的价值取向是“铁饭碗”，进政府部门和国企是第一选择（2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是很多人的首选），军企当然更好。很显然，华为这类被边缘化的体制弃儿，在那个时期，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然而，体制在阵痛中渐变，到一定临界点时，也在突变。20多年过去了，先是巨龙衰落了、消失了，大唐电信也被远远甩在了后面。昔日的体制优势所赋予军企、国企的商业优势，到后来的风云变幻的制度变迁与人、与组织的竞跑中，越来越成为发展的包袱。僵化的决策程序、板结的人事文化、僵硬的激励机制……即使再有勇气和魄力的企业领袖也难以改变这一切。而通信市场，却越来越自由化和国际化，企业如果不能适应变化，以柔软的身段去创新和提升，溃败与没落是必然的。同行业的一些西方百年巨头，也同样在管理上患了“动脉硬化症”，近10年纷纷衰落了。

中兴通讯是个例外。中兴通讯创建于深圳，虽系国企，却尽得旧体制和新体制的双轨优势。创业之初和多年的成长，国家资源的配置应该是丰厚的，不亚于巨龙与大唐电信。但地处深圳，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试验区，中兴通讯拥有与特区之外的其他国企相比自由得多的体制创新的空间。仅“国有民营”这一步改革，在10多年前，就为中兴通讯赋予了巨大的发展活力与潜力。

而华为呢？一个旧体制的弃儿，如果不是在深圳，也许在襁褓之中就被扼杀了。

中国改革派领袖们30多年前的最大创造之一就是实验哲学。实验主义思想在时间跨度上推进了制度的演变，在空间维度上确立了一批创新和冒险的区域性样板，如深圳特区。计划经济模式在这里最先被扬弃，人身依附关系在这里也要稀薄得多。内地众多的国有企业和部委、地方省市利用深圳相对宽松的体制，都在深圳开了“窗口”，竞相开展体制变革的试验，如航天部下辖的中兴通讯等。华为这样的民营公司也自然拥有相对宽松的成长环境。

试想，如果不是在深圳特区，华为的千人，到后来的8万多人的员工持股计划能够得以通过并实施吗？21世纪初，在内地省份，这种做法仍被定义为“非法集资”。

国运乃大运。人或组织，都不能摆脱命运的引力与斥力而发展、而成长。在传统制度的框架内，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显得过于灵动和反叛，所以郁郁而不得志。改革开放后，他选择冒险，在未知的空间左冲右撞，迂回前进，缔造了联想集团这样的商业神话。华为更是国家开放与进步的剪影。一个被称作“个体户”的民企，一个军队转业的副团级技术干部，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背景，以30年率领十几万知识劳动者的艰苦卓绝，换来的是一家世界级的优秀企业，秘诀固然很多，但根本的只有两点：环境的变化与人的创造，这两者缺一不可。

可以说，华为是在与制度改革的正向竞跑中脱颖而出的。 iTqi+i8dn5OXqDNIJ64mLGkhIsT5a9HugW7kxC1BYyo5MaiLbYokTD/3lZLF5D8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