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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前的1987年，一个叫任正非的中年男人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抛离了，那年他虚岁44岁。“4”在汉语的谐音中意味着死亡、寂灭、消失；但双4相加则是8，在中国南方的方言中是“发”的意思；而“4×4=16”又代表着“期待顺利”——“要顺”，“6”意味着“顺”。
在这个充满了明喻、暗喻的多义命运玄机的年龄，任正非开始了他的商业人生。其实，在此之前，他也有过不到三年的商海经历，但结果却是以失败者的角色出走。
44岁的“失败者”任正非创建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一家民营企业。从此，任正非与华为成了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华为是那个变革年代初期的边缘者、“私生子”，而任正非则是那个手持长矛、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
20世纪70年代末，伟人邓小平和他的一批志同道合的战友、老人，在中国大地发动了一场颠覆性的经济革命。从1978年到1988年，10年间，中国经济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几千年来，在中国，政治家与人文知识分子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农业是这个国家的经济主脉；商人，作为一种职业，几乎没有什么地位，成功如吕不韦、胡雪岩之流，也不过是政治的依附者。是邓小平，以其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对国内外大势的深刻洞察，在中国千年旧体制和“文革中国”的僵化模式上，拉开了一道敞亮的豁口。
自此，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革命，其规模之大、影响力之巨，世所罕见。商人，作为一个阶层，在中国也慢慢有了自己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涌动着激情和躁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战略需要一批先行者和追随者，更需要一批实践家。于是，有了第一拨“吃螃蟹”的步鑫生、马胜利、牟其中、年广久、张瑞敏、柳传志等“改革人物”。改革开放的潮流，像一个巨型的旋涡，把那些旧体制的反叛人群，以及渴望冒险的活跃分子，一下子吸到了新的未知的万花筒中。
军人任正非，正是在这个时代的节点上，情愿抑或不情愿地成了被边缘化的商人，而且还是“个体户商人”。
任正非创立的华为，起步的生意是电信设备贸易，用那个年代的贬义说法，是“二道贩子”。正是这个“二道贩子”，它的创始人在开业之初就给自己和公司画了一张“大饼”：20年后，华为要成为世界级的电信制造企业。
乱世出英雄。在动荡变革的年代谁能成为优秀的领导者？美国塔夫斯大学精神病学专家纳赛尔·伽米指出：在精神病人中找吧。他发现，那些在非常时期表现卓越的领袖人物通常都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事实上，在华为曾经最艰难的时期，任正非患过抑郁症和焦虑症。20多年前，当任正非以一个骑士的做派向他有限的几十个听众喊出“世界级梦想”的口号时，这些听众要不成了半信半疑的“信众”，要不干脆背过身说：老板脑子坏了！
与任正非患有同样“妄想症”的人，在那个激荡的年代有一批。做计算机部件贸易的柳传志，心中的“癔症”是挑战IBM，20年后，他做到了。幻想着炸开喜马拉雅山，引雅鲁藏布江水源到黄河，用中国的袜子换取苏联飞机的狂人牟其中，后来却进了监牢，据说，高墙铁网也没能锁住他的激情与狂想。
而在电信制造行业，同样有一批狂人。听听他们为所在公司起的名称吧：巨龙——“龙”乃中国的象征，前面还有一个“巨”字；大唐——“唐”，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朝代之一，唐朝的简称，也有“中国精神”的指代意义；中兴——中华复兴；华为——中华有为，为中国崛起而有为。要知道，这4个最具代表性的中国通信制造企业，最早的创立年份是1985年（中兴通讯前身：深圳市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于1985年诞生）。资本短缺、技术匮乏、人才稀少，是当时这几家企业乃至整个中国通信业的共同的现实。而它们面对的却是无比强大的对手：普遍拥有几乎百年以上历史的西方公司。
蚂蚁对抗大象，需要一批梦幻家，一批富于想象力的理想主义者。让我们记住这4个20多年前的中年男人吧：巨龙的创始人邬江兴、大唐电信的创立者周寰、中兴通讯的创始人侯为贵、华为的创立者任正非。
在后来的20多年中，这4个男人，在中国和世界的电信界，演绎了无数曲折的、过山车式的、激荡人心的商业和人生的悲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