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位著名的思想家,对于如何抵抗外国的侵略,有力地打击侵略者,提出了一句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如何“睁眼看世界”问题上,他写出了一本名著——《海国图志》。他就是爱国主义者魏源。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金潭人。魏源21岁时,父亲魏邦鲁由地方调往京师做官,他就随父到了北京。他和林则徐、龚自珍等爱国志士交往甚密,经常议论时政。
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去广东禁烟,他为了了解外国的情况,组织了一个班子翻译外国的报纸和书籍,并主持汇编《四洲志》一书,记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后来,林则徐把《四洲志》的全部资料送给好友魏源。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战事的失利,魏源义愤填膺,爱国心切,于1841年3月,愤然弃笔从戎,投入两江总督、抵抗派将领裕谦幕府,到定海前线参谋战事。并于1842年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一书。他在该书序中清楚地表明写作的目的:“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所谓的“师夷”,就是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魏源认为,外国的长处有三:一是轮船,二是枪炮,三是练兵的方法。他主张设立工厂制造轮船枪炮,创办民用工业;学习西方的练兵方法,改造军队;改革考试制度,增设水师科。他还特别强调向俄国彼得大帝学习,改革中国内政。
所谓的“制夷”,就是抵抗外国侵略的方法。魏源提出“战”、“守”、“攻”三项军事原则。“战”是在军事上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是抵抗敌人侵略的总原则。“守”是诱敌深入的战术方法。魏源认为守海洋不如守海岸线,守海岸线不如守内地;调外地兵作战,不如训练本地士兵。“战”、“守”、“攻”这三项军事原则,不是孤立的消极抵抗,而是有机地配合为统一的整体,积极地进攻敌人、消灭敌人。魏源认为,以守为战,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就是“以夷攻夷”。
魏源编写《海国图志》的目的,就是为了了解“夷情”,帮助人们习其“长技”,以抵御外侮,振奋国威。这给那些妄自尊大、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盲目排外的顽固派,无疑是击一猛掌。
1847~1848年,魏源又将《海国图志》增补为60卷本,刊于扬州;到1852年又扩充为百卷本。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的巨著。《海国图志》百卷本,除了以《四洲志》为基础外,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另外,还有各种奏折十多件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应当注意的是,其史料来源还有外国人的著述,包括英国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等20种左右。
《海国图志》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第一部较为详尽、系统的世界史地著作。应该说,开始在中国介绍有关世界史地知识的,当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以后,历代正史中多立有外国传,但这些记载大多集中于中国边境的国家。到近代才有《四洲志》和姚莹编撰成的《康纪行》。《四洲志》纯是一部译作,《康纪行》系合日记杂录而成。《海国图志》不仅在编纂体系和内容上弥补了《四洲志》和《康纪行》等书的缺憾,而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结构和理论方法。书中征引中外古今近百种资料,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等史地知识。所记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都超过了前人。所以有人赞誉《海国图志》为国人谈世界史地的开山之作,因为它不但详细记载了外国情况,还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了研究世界史地的必要性。
《海国图志》的划时代意义,还在于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尽管此前有过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但中国人基本上没有参与人类探索海陆轮廓、搞清地球全貌这样一个伟大的过程。因此,在中国的古地图中竟然找不到一张世界地图。直到明万历年传教士利玛窦献给明朝皇帝一张“万国堪舆图”之前,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还是模糊不清的。鸦片战争爆发前,妄自尊大的清廷皇帝和达官显贵,竟不知英国在何方,为什么成为海上霸王。《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它向人们提供了80幅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又以66卷的巨大篇幅,详述了各国史地。这样就使当时的中国人可以通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开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中国人的视野越出了国界,认识了近代世界的新鲜事物。
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作者不仅重视工商业,并由经济扩展到政治,由原来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惊叹,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介绍。至此,魏源的“师夷”思想发展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峰。
《海国图志》不愧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的一部杰作,它对海内外起到深远的影响。晚清的洋务派,就是受魏源“师夷”思想的影响而加以运用和发挥的。此书出版后传入日本,在日本维新运动中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赵海燕)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他的著作《劝学篇》中提出的观点。“体用”是一对哲学范畴,“体”指事物的本性、根本,“用”指作用、效用。“中学为体”,就是以中国封建制度及纲常名教为治国之本;“西学为用”,就是以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为辅助。“中体西用”的观点集中概括了戊戌变法之前整整一代人对中西学关系的认识。
鸦片战争后,魏源首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学习外国的军事技术,用以对抗侵略。稍后,地主阶级改革派冯桂芬运用“本末”范畴,论述了同一问题,他认为:“如以中国之纲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岂不善之善哉?”(《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按冯桂芬的想法,一方面要坚持封建的君主制度和伦理纲常;另一方面要学习外国的军事、工商业技术,以这些外来之“末”辅佐中国原有之“本”。到了张之洞这里,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被明确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或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张之洞所讲的“中学”以“四书”、“五经”为首,“中学为体”,实质就是以孔学、孔教、三纲五常、君主专制为核心;而“西学”的范围大大超过了他的前辈的眼界,不仅有军事和工业技术,也包括“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科学知识,甚至包括国际公法在内。张之洞认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亦无悖于经义。”(《劝学篇·会通》)西学能应用于日常事务,救一时之急,但不能成为统帅人心的力量,讲西学必须以不违背“经义”为原则,这就是“西学为用”。
张之洞像
张之洞本人有办洋务的多年实践,加之维新思想日渐高涨,他不可能漠视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所以承认在这些方面要向西方国家学习。不过,可以变通的仅此而已,“夫不可变者,伦纪也”(《劝学篇·变法》)。一旦涉及纲常名教就是绝对不可触动的了。要讲西学,必先确立中学之“体”,才能有西学之“用”;“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劝学篇·循序》)。按照张之洞的看法,学西学是有限度的,在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方面,绝不能离经叛道。他勾画了这样一幅中学与西学合璧的图画:“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劝学篇·会通》)一方面是近代的工业交通兴旺发达,另一方面是孔孟之道万古不变。封建的政治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奇妙地嫁接在一起,以西学之用,护卫中学之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质只在于此。
张之洞虽然看到了一些西方工艺技术的长处,但是他不懂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技成果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不可分离的,他更不能理解在封建专制制度这个朽败母体内不可能培育出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中学之体”与“西学之用”是无法合二为一的。张之洞提出的这个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严复曾著文对张之洞的这一观点加以严厉驳斥,指出“中学”与“西学”各有自己的体用。如果说“中学之体”可以有“西学之用”,无异于说牛之体可以有马之用,这是非常荒谬的。
张之洞在戊戌维新前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与维新派的变法主张相抗衡的,它理所当然要遭到严复等人的批驳。但在保守势力仍相当强大的情况下,这一观点的提出,对突破长期的闭关自守仍有一定的作用,故而不能对之全盘否定。
(赵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