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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8月的某个早晨，时值亚当在费城任教的第一个学期，学生欧文·托马斯脚步沉重地走进教室。欧文身高188厘米、体重约110公斤，他还被宾夕法尼亚大学橄榄球队选为防守前锋，不过，身材可不是让欧文引人注目的唯一原因——他的头发是橘红色的，从远处看好像顶着一团火。亚当坐在后排，他本应留意到欧文的，欧文习惯于早到，并且经常提出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
欧文咧着嘴，随和地向每个同学介绍自己。随后在关于谈判的一个单元里，学生们被分成不同的小组，购买或出售虚拟业务。结果，欧文的成绩在整个班级最糟，他不愿意拿他不需要的虚拟货币，甚至一分钱他都不想要，因此，他等于是把自己的生意拱手相送了。12月，在同学们评选“最具合作性的谈判者”时，欧文以压倒性票数赢得了该称号。
次年4月，欧文自杀了。
欧文自杀前两个月，曾去亚当的办公室寻求帮助。一向积极乐观的欧文，那天看上去却有些焦虑。他说自己正在寻找实习机会，亚当给他提供了一些建议。后来欧文再没出现，那是他们最后一次谈话。回顾那次会面，亚当觉得自己太失败了，他竟然没发现欧文的问题已经极为严重了。葬礼后，亚当回到家，问妻子艾莉森他是不是应该放弃教职。
尸检结果显示，亚当的大脑有明显的慢性创伤型病变（chronic traumatic encephalaopathy, 简称CTE）的迹象。医生们确信，这种疾病部分是由于脑部持续受到撞击导致的。慢性创伤型脑部病变会导致严重的抑郁，并且，它被认为是一些橄榄球运动员自杀的原因。欧文当时是被诊断出患有慢性创伤性脑部病变最年轻的球员，也是第一个没有脑震荡病史的自杀球员。在了解到CTE诊断结果后，亚当的自责和愧疚减轻了些，同时他开始思考，怎样给那些苦苦挣扎的学生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然而，每年秋季都会有数千名新生入学，亚当需要找到一种方法，能够让自己在同一时间和许多人产生联结。之后，亚当从噪声中获得了灵感。
在关于压力的经典实验里，受试者会按要求执行一些需要专注的任务，比如智力游戏。在游戏进行的过程中，会时不时突然响起令人不悦的巨大噪声。此时受试者开始流汗，心跳加剧，血压飙升。他们挣扎着集中精力，却出了错。许多人会变得心烦意乱，以至于放弃任务。为了寻找可以减轻焦虑的方法，研究者给其中一些受试者提供了逃离的机会——如果噪声变得让人心烦，受试者可以按下一个按钮，以停止噪声。果然，按钮让受试者变得更平静，出的错少了，愤怒程度也降低了。这种结果并不令人惊讶，但事实是：没有一个受试者真的按下了按钮。噪声的消失并不是令受试者发生变化的真正原因，知道自己掌控着令噪声消失的按钮才是真正原因。按钮的存在，让受试者有了掌控感，也提高了他们忍受压力的能力。
可见，当人们处于痛苦中时，他们需要有一个“按钮”。欧文自杀后，亚当开始在每一门本科课程开始的第一堂课上，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他要让学生知道，如果他们需要他，可以随时找到他，任何时候都可以。当然，学生们很少会用到这个号码，但是在年轻学生的精神健康堪忧的今天，这个号码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按钮”。
当我们亲近的人面对不幸时，我们如何给他们一个可以按下去的“按钮”呢？我们愿意向朋友提供帮助，使其顺利渡过难关，然而有很多拦路虎阻碍在前。通常，我们在面对他人的痛苦时，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感反应：一种是共情，它激励着我们为他人提供帮助；另一种是悲伤，它让我们对他人的不幸避之唯恐不及。作家艾伦·拉克因一次罕见的意外突然瘫痪，之后他看到了这两种情感反应。“有些朋友每日来访，他们带着汉堡或三明治、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全套电影，或者只是善意；而另一些朋友，却奇怪地消失了。”他写道，“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新境况不只给我自己带来了恐惧，也会令他人畏惧。”对于那些消失的人来说，艾伦的身体瘫痪促发了他们的情感瘫痪。
当听说我们的亲友、熟人失业，开始做化疗，或是正在处理离婚事宜时，我们的第一冲动往往是“我要关心他”。在冲动过去后，犹疑往往会占据我们的大脑——“我要是说错话了怎么办？”“要是和她谈起这件事，却让她产生了自我怀疑，该怎么办？”“如果我越界了怎么办？”犹疑一旦产生，就会伴随诸多借口，比如“他的朋友不少，而且我们也不是很熟”，“她一定很忙，我不想打扰她”。然后，我们会推迟拜访和提供帮助，直到被内心的罪恶感包围……可是到那时，一切都晚了。
我认识的一位女性，在她50多岁时，丈夫因癌症去世。丈夫去世前，她每周都会和一位朋友通电话；丈夫去世后，她和朋友的通话突然终止了。差不多一年后，寡居的她打电话问这位朋友：“为什么这么久没有你的消息？”“哦，”她的朋友解释道，“我想等到你感觉好一些时再联系你。”这位朋友不知道，拒绝给予他人安慰实际上会加深对方的痛苦。
阿莉希亚·本尼特在最需要安慰的时候，却经历了痛苦。阿莉希亚读高中时，运营着一家为非洲贫穷而战的非营利组织的分支机构；读大学时，她决定继续完成这个使命。于是，她联络了一位大学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并相约在阿莉希亚的宿舍见面，探讨该项目的运作。当这位管理者发现宿舍里只有阿莉希亚一个人时，便强奸了她。
之后，陷入痛苦的阿莉希亚患上了抑郁症，她去找大学里最好的朋友。“从前，我们亲密得像一个人。”阿莉希亚说，“但是当她知道我被强奸后，便说：‘我不能跟你说话。’”阿莉希亚转而向其他朋友寻求支持，也得到了类似的回应，其中有一人甚至说：“我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很难扛过去，可是这对我来说也很难扛过去。”这位朋友为自己没能阻止强奸的发生而产生了内疚感，并深深自责。阿莉希亚安慰这位朋友，说这不是她的错，但这个朋友却不愿和她交流，在对阿莉希亚同情或逃避中，她选择了逃避。
“被强奸这件事让我感觉糟透了，”阿莉希亚说，“当我决定报案时，我很紧张，充满压力。这是个相当富裕的社区，居民大多是富人和白人，但我是个黑人，我感到恐惧。同样令我伤心的，是朋友们的反应。我太无助了！”幸运的是，阿莉希亚高中时的朋友们都来到她身边安慰她。之后，阿莉希亚转入了另一家大学，在新同学的帮助下，她慢慢恢复了。阿莉希亚在“向前一步”社区网站上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她鼓励其他强奸受害者也要勇敢地说出事实。她写道，现在的她坚定地追求自己最初的目标，并且成功了——大学毕业后，她得到了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一份与中东事务和安全相关的工作。
对于那些在我们面临困境时转身离去的朋友来说，让自己远离痛苦是一种自我保护。他们看到陷入不幸的朋友，也许会下意识地担心自己也会感同身受；而另一些人则会被自己的无力感压垮，他们觉得自己什么也说不了、做不到——既然无助于局面的改善，那么就什么都不说也不做了。然而，我们从压力实验中得知，噪声消失并不是减轻压力的关键因素，按钮的存在才是关键。因此，只是简简单单出现在需要帮助的朋友面前，这对他来说则意义非凡。
我很幸运，被爱我的亲友包围着，他们不仅陪伴着我，还常常在我自己意识到之前就知道我需要什么。第一个月，母亲留在我家帮我照顾孩子……当然，她也在照顾我。漫长的夜晚，母亲都会躺在我身边，抱着我，直到我哭着入睡。我从未要求她这样做，但她做了。她离开我家的那一天，我妹妹米歇尔来到我家，接替母亲的角色。之后的4个月里，米歇尔每周都会来我家住几个晚上，她有事来不了时，也会确保有其他朋友在我家。
突然间需要很多帮助，这对我来说感觉很糟，可是，只要踏入我和戴夫的卧室，我就会有种窒息感。上床睡觉成了“一切都改变了”的一种标志，整个白天的悲伤和焦虑积聚到那个时刻，我知道我不得不孤独地爬上床。家人和朋友夜复一夜地陪伴着我，他们让我知道，当我需要他们时，他们一直都在。他们就是我的“按钮”。
好友和家人让我相信，他们真心想帮我，我的压力也因此减轻了不少。每一次我让米歇尔回家，她都坚持说，除非确认我睡着了，她才会回去休息。弟弟戴维每天都会从休斯敦打电话给我，他坚持了6个多月。我向他表示感谢时，他说这么做是为了他自己，因为和我通话能让他感到安心。我渐渐明白，有时关爱意味着当他人受伤时，你必须陪伴他，否则你无法安心地待在别处。
持续不断的支持对我很重要，但这对其他人也许没那么重要。一位同样失去丈夫的女性说，起初她害怕一个人待着，她母亲陪伴了她两个星期。她十分感激母亲，但她说：“一个月后，我就已经恢复了。”
我们通常很难理解甚至想象他人的痛苦。当我们自己并没有处于那种身体或精神上的紧张状态时，我们就会低估这种状态的影响力。在一项实验中，受试者被要求把胳膊放入一桶水里，并想象如果在冰冷刺骨的房间里待上5个小时会有多痛苦。有些受试者被要求把胳膊放在冰水桶里，他们认为，待在冰冷刺骨的房间里比胳膊放在装满温水的桶里，痛苦程度高14%。然而，当受试者把胳膊从冰水里拿出10分钟后，他们对于痛苦的预测程度和胳膊放在温水中的受试者一样——一旦离开冰水，即使只是几分钟，他们就不知道寒冷是什么滋味了。（令人欣慰的是，在现实中很少有人会把自己的胳膊放在冰水桶里。）
没有一条路只通向悲痛，也不止有一条路通向舒适。对某个人有效的方法并不一定适合另一个人，甚至是在某一天奏效的方法，到了第二天也有可能会失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学会了遵守黄金法则：“你希望他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样对待他人。”可是，在他人经历痛苦时，我们应该遵守“白金法则”（而不是“黄金法则”）：“按照他人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对待他。”从身处压力的人的行为中获得密钥，然后表示理解，更好的方法是，在行动上给予回应。
在我努力靠自己处理家庭事务和工作事宜的时候，朋友和同事都会关切地问我：“我可以为你做些什么吗？”面对真诚的他们，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当然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但是张口求助对于我来说是很难的一件事。而且，我脑海里的许多想法其实都是过分的要求——“你能保证我和孩子们在任何一个假日都不会孤单吗？”“你能发明时光机，让我回到过去跟戴夫说再见吗？”
作家布鲁斯·法伊勒认为，问题在于我们主动“做些什么”。他写道：“尽管出于好意，这个无意识的举动也会加重受苦之人的负担。什么都别问，去做些什么吧。”布鲁斯认为，你可以给离婚后搬出家门的朋友送上包装纸箱，或是给刚刚因火灾失去房子的亲友办个“告别火灾派对”（这个点子是从“告别单身派对”衍生而来的）。我的同事丹·莱维告诉我，他儿子生病时，他在医院陪护，一个朋友发来短信：“汉堡里你不喜欢加什么东西？”丹很感激这位朋友。“他没有问我是否需要食物，他帮我做选择的同时，又给了我‘说了算’的尊严。”另一位朋友给丹发短信说，如果他需要，她会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而且一小时内她就会出现在医院大堂，无论丹是否下楼，她都会在。
特定的行为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些行为没有试图去解决问题，它们只是把问题导致的伤害表达出来。“生命中的某些事你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只能带着它们生活，”治疗师梅根·戴文如是说。即使像握住某人的手这一微小的举动，都能帮助这个人。在一项心理实验中，研究人员安排一些十几岁的女孩在公共场所进行即兴演讲，让她们处于压力情境中。当这些女孩的母亲握着她们的手时，身体接触便能消除部分紧张感，实验证明，女孩们流汗少了，而且她们的心理压力被转移给了她们的母亲。
这种效应引起了我的共鸣。戴夫去世四天后，我在他的葬礼上致悼词。起初我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但是孩子们希望我能说些什么，我也觉得我要让孩子知道他们的妈妈做得到。那天，我妹妹米歇尔站在我身边，紧紧地抓着我的手。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上述关于母女联结的研究，但是米歇尔的手给了我勇气。
戴夫一直是我内在力量的源泉——他不只是我的“按钮”，他也是许多人的“按钮”。如今，他的朋友和家人该去哪里寻求支持呢？心理学家苏珊·希尔克的观点非常有帮助，她发明了“圆环定理”（ring theory）。在这个定理中，苏珊建议，先写下处于悲剧中心的那个人的名字，然后画一个圆环把名字包围其中。再在外围画一个更大的圆环，在第二个圆环里写下受悲剧事件影响仅次于第一个人的名字。接下去，再根据受影响的程度持续画圆写名字。希尔克在写给调解师巴里·高得曼的信中说：“画完时，你就有了一张牢骚顺序图。”
亚当给我画的前四个圆环是这样的：
无论你处于圆环中的哪个位置，你都需要给予他人安慰，并向他人寻求安慰。这意味着，你要去安慰比你更接近圆环中心的人，并且向比你离圆环中心更远的人寻求安慰。
有时，我会向处于外环的人寻求帮助，但有时，我却惧怕接受帮助。葬礼后一周左右，我去观看儿子的橄榄球比赛。当时我正处于最初的深痛阶段，我环顾四周想找个座位坐下来，却看到了许多正专注观看儿子比赛的父亲。是啊，戴夫再也不会来看儿子参加橄榄球比赛了。就在我压低头上的棒球帽以掩饰流下的眼泪时，我看到我的朋友凯蒂和斯科特·米蒂克夫妇向我挥手，示意我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在草坪上铺了张毯子。早些时候，他们说要和我一起观看比赛，因为他们也要照顾自己的孩子，所以我告诉他们不必了。但看到他们向我挥手的那个瞬间，我感激涕零，真庆幸他们没听我的话。接着，夫妻二人分别坐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我是为了儿子来到这里的，他们是为我来到这里的。
当然，有些经历了悲剧事件的人只想蜷缩身体，躲在自己的圆环里。我在洛杉矶的一位朋友的独生子在车祸中去世，她彻底崩溃了。朋友们邀请她共进晚餐，她最初的反应永远是拒绝，而悲剧发生之前她十分喜爱社交。后来，朋友们给她施压，她也强迫自己接受邀请外出。在约会的前一天，她又想取消，但她不停地提醒自己：“取消只不过是逃避的方式，你必须去！”
我也曾身处类似的情感拉锯战之中。我痛恨求助，痛恨自己竟然需要他人的帮助，并且不停地担心自己会成为他人的负担，怕自己有情感依赖。安全感的缺失折磨着我，我甚至动了念头，准备创办一个名为“害怕麻烦他人”（People Afraid of Inconveniencing Others）的互助小组。直到我意识到，如果每个人都担心给别人带来麻烦，那么这个小组就永远不会有人加入，这才作罢。
过去，我对友谊的定义基于我对他人的给予：事业的建议、情感的支持、推荐老牌电视节目（戴夫会说这是“坏节目”）。如今，一切都变了，我竟然需要那么多帮助，我觉得自己是负担……事实上我就是个负担。我开始明白，友谊不仅在于给予，还在于你可以从中得到些什么。
可是，我认识的每一位经历过不幸的人，都悲伤地承认，总有些朋友不能如你所愿熬过难关。常见的情形是，悲伤者身边总有这样的朋友——他们认为指导悲伤者应该做什么是自己的职责，更糟的是，他们还想控制悲伤者的感受。我认识的一个女性在丈夫去世后第二天照旧来上班了，因为她没办法承受独自在家的痛苦。直到现在，她仍能感受到某些同事的不认同：“你这么难过，真不应该来上班。” 你只是以为，其实你什么都不知道。
每个人的悲伤大相径庭，方式各异。“都过去三个月了，你打算什么时候振作起来啊？”一位女性这样问她经历了流产的朋友。戴夫去世一年后，一个朋友对我说：“你应该和悲伤道别。”真的吗？好吧，我只是把那个叫作“悲伤”的家伙塞进了抽屉里。告诉正处悲伤中的人“你又抑郁又愤怒，跟你相处太难了”似乎也不是有效的做法，而直面现实、克服恐惧，这才是有效的方法。
精神病学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认为悲伤分为5个阶段，愤怒是其中之一。她认为，人们在失去至亲的时候，先是否认事实，接着转向愤怒，然后进入祈祷阶段，再转而抑郁。只有扛过这四个阶段，才会最终找到接纳感。今天，专家认为，这并不是5个阶段，而是5种状态，它们并非线性发展，而是各有起伏。悲伤和愤怒就好像往火上浇水，火焰前一秒可能被压下去了，下一秒又会燃烧得更旺。
我也曾努力与愤怒对抗。如果某位朋友不小心说错了话，我的反应就会很强烈，有时甚至会号啕大哭或毫不留情地说：“那么做根本没用！”有时，我会意识到自己这样做不对，然后立刻道歉。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直到这件事过去很久，我才会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做我的朋友意味着，他不仅要安抚我的悲伤，还要应对我努力控制的愤怒。我愤怒的程度达到了令自己恐惧的程度，因此我很需要朋友们的关怀。就像在压力实验中的受试者因一个小小按钮的存在而得到安慰一样，我也需要那些对我不离不弃的朋友。
许多人好心地劝我：“你会好起来的。”可是，我很难相信他们，对我助益更多的是大家的陪伴。菲尔·多伊奇就是这样做的。他说：“我们会好起来的。”当他不在我身边时，便会发邮件给我，有时只有一行字：“你不是一个人。”我儿时的一个朋友给我寄了张卡片，上面写着：“有一天，一觉醒来，她终于明白，我们曾共同面对过一切。”直到现在，这张卡片还挂在我的书桌上。
现在，我开始花更多时间与好友和家人在一起。他们身体力行，教会了我使用白金法则。首先，要活下去。和他们在一起，我才是我自己，他们能忍受我的情绪，并帮助我体会恐惧与愤怒。后来，白金法则变成我的主动选择。这些人际关系中的起起伏伏，大多数人都会经历。随着日渐成熟，人们会聚焦在更小范围、更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圈上，而且友谊的质量远比其数量重要。
随着悲伤中最糟状态的消失，我逐渐开始恢复友谊的平衡状态，避免一边倒。戴夫去世约一年后，一位朋友看上去心烦意乱，很沮丧。我问她发生了什么，她犹豫着要不要一吐为快。我抱紧她，她终于说，她和丈夫相处得不好，可是一想到我的处境，她就觉得自己不该抱怨。我开玩笑说，如果朋友们连跟我抱怨另一半都做不到的话，那我也就没有朋友了。我想让我的亲友知道，在他们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也陪在他们左右。
时光飞逝，我愈加感激一直关心着我的家人和朋友。戴夫去世整6个月时，我给他们发了一首诗——《沙滩上的串串脚印》（Footprints in the Sand）。这首诗最初只是具有宗教意义的寓言，然而对我来说，它关乎友谊，意义深远。它讲述了诗人和上帝一起在沙滩上漫步的梦境。诗人看到，沙滩上有两行脚印；但是当遇到“痛苦、悲伤与挫败”时却只有一行脚印。诗人感到被遗弃了，于是问上帝：“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为什么你不在我身边？”上帝回答说：“你所见的那些只有一行脚印的岁月，是我在托着你啊，我的孩子。”
过去，我常常认为，这一行脚印是朋友们陪我熬过的最艰难的那些日子。但是现在，它对我别有深意。这一行脚印意味着朋友们一直在我身后，随时准备在我跌落时接住我，不离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