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瑞银毕竟是国际一流的投行，我们跟大多数主要客户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我的工作也算相对容易一点。2010年12月3日下午2点，瑞银和其他三家最受该公司宠爱的投行得到风声，来到了该公司在香港中环的办公室。但是，公司高管从董事长到总经理和财务总监都不肯接见我们，虽然我们平时都很熟悉。我们每家投行大约有2～3个代表坐在大会议室等待。高管们正在审阅我们四家银行的报价资料。我们等到下午5点多，公司高管们才出面。这时候，公司要求投行硬包销，并且股票的转换价格不能低于12港元，在其他若干指标上，公司也有明确的要求（比如企业分红的处理和转换价格的调整，等等）。投行必须答应这些条件，否则不能入局。于是乎，每个投行的代表开始紧急地往香港总部通过黑莓送电邮，打电话，请求支持。这时又有三家投资银行得到风声，加入了角逐，他们的代表也携报价书来到了客户的中环办公室。整个大会议室开始挤得水泄不通了。

市场竞争真有效：所有七家投行都答应了公司的条件。晚上9点，公司宣布，摩根大通和瑞信（Credit Suisse）两家银行入选。这时，又有三家投行加入战斗，其中两家的报价更具有吸引力。会议室的拥挤蔓延到了走廊和电梯甚至楼下的大堂。公司决定，那天的时间太晚了，亚洲的交易员和基金经理都回家了，无法宣布交易。更有趣的是，公司说，现在不缺钱，公司暂时中止这笔交易！

老到的投行人当然不相信中止交易的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第二天，前一天的原班人马从早上开始就驻扎到了公司的大会议室。我也带队在中午之前去了那里。我们等到下午3点，公司还是那句话：这笔交易已经中止了，请大家回去吧。可是，我们都不相信。下午5点钟，公司果然开始跟在场的投行讨论价格和其他条款。又有三家投行加入了角逐。乱套了！每家投行都开始到董事长、总经理和四个副总经理的办公室里寻找各自最好的朋友，作最后的游说！但是他们的电话都关机了，办公室要么锁上了，要么他们不在里面。

我们激烈的游说从来就没有停止。有好几间办公室开始出现激烈推门、关门和撞门的乱象。那吵闹，那烟雾，那紧张的气氛，让我非常吃惊！我的压力也上来了：我也可以强推门啊！但是，晚上8点多，公司明确提出，这个交易确实中止了！

晚上回到家，我感觉坏极了。我问自己，这就是投行业务吗？第三天，当其他投行都聚集到那家公司的中环办公室时，我已经没有热情再去了。而且，我开始相信公司也许真的想把这单交易延后。不管怎样，我一直拖到下午3点多才在同事们的压力下来到其他投行的代表驻扎的地方。等了大约3个小时，公司宣布，另外三家投行获得了这项交易。我很失望，很累，很有点……愤怒！可是，老油条们提醒我，如今投行的生意就是这样，适者生存！

这时，瑞银的亚洲区主管开始打电话问我，究竟是怎样失去这单生意的？虽然他们说没有责怪我的意思，但是言语间我当然能够感受到责任和压力。我表示，我应该承担责任，不过我真的不敢保证这家客户的下一单生意属于我们。

离开投行 继续寻梦

我明白了，这种投行业务也许不是我之所爱。即使我幸运地得到了这笔生意，我的增值或者贡献在哪里呢？我愿意重复这种角逐吗？我的亲友中有多少市长、书记？

如果你的工作让你在养家糊口的同时能够让你得到满足，那你就是最幸运的。可是，我的梦在哪里呢？投行确实依然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地方。很多聪明能干的人在这里聚集。可是，如果越来越多的生意都要碰到这样的竞争局面，我能开心吗？也许，我是一个难以满足的家伙？另外，我根本就没有资格挑挑拣拣！

不管怎样，我开始继续寻找我的梦工作。也许，我应该开一个对冲基金？我害怕融资的苦处，害怕市场波动的压力，害怕业绩的烦恼。成立私募股权投资（private equity，PE）基金？这好像是个好主意，不过，也得先融到一大笔钱。显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投资之后还有抢投资机会的问题（希望不要动武），和把公司带到股票市场的问题。

这时，小额贷款进入了我的视线。这的确不是一个赚大钱的行业，但是它比起多数其他行业来讲还算不错。虽然它的可复制性很差，但它毕竟有利润。在虚幻的投行工作了15年，我也该做点实在的事吧！我在湖北农村长大，对农民有感情，看到小商小贩就很亲切。我本来应该是其中一员。他们对社会贡献很大，但是一想到中国几十年的户籍制度和其他很多制度（比如教育和医疗）我就很不满。

我访问过几乎20家小额贷款公司，终于决定换换生活方式。对于我的决定，我妻子当然很有保留，毕竟香港是一个生活费用很高的地方。工作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变化暂且不说，每个月的工资要砍掉95%以上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我还是说服了她。2006年年初，她帮我把办公室用品从香港中环的国际金融中心（瑞银的办公室）搬到位于九龙、比较朴素的深圳控股的办公室之后，我看到了她眼中的泪水：“你为什么要这样折腾呢？”

这一次，她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说：“给我三年时间试试身手吧！就算我回到大学当老师，如何？我寻梦的努力也许完全失败，但是，我们还是衣食无忧。”2011年6月20日，我第三次离开瑞银在中环的办公室，搭乘当天的火车到了广州，住进了花都区朴素的新东豪酒店。 jmCKBKffIwDCI3u8gQYKMpv3cYQdsfYNBTYRuxRjx6nw7R837YvrZgDHBV2JPm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