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吝啬鬼

1835年，巴尔的摩商人乔治·皮博迪搭上邮轮，奔赴伦敦。此时，全世界都在经历一场债务危机的阵痛。这场危机中的拖欠国既不是没有名气的巴尔干半岛各国，也非南美洲各共和国，而是美国的州政府。在此之前，美国疯狂地建筑铁路，开凿运河，修建公路，这些项目的建设全靠各州的信贷。而现在，马里兰州的议员们发出破产者的喧嚷，威胁说该州也要学其他州的样子，不按期支付他们的债券利息。这些债券主要在伦敦上市。皮博迪作为三名政府特派员之一被派去重新商谈债务问题，他敦促官员们讲话谦和，抚慰英国银行家。可美国议员们发现，通过开征新税来偿付债务较难，而迎合人们对外国银行家的憎恨较为容易。

伦敦是金融太阳系中的太阳。在资本短缺的世界上，只有伦敦拥有大量剩余资金；英镑又是世界贸易的通用货币，早在征服者威廉时期就开始正式使用了。在拿破仑战争的余辉中，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们都是自封的君主，他们所能获得的金钱，比接受他们资金供给的政府或公司的钱都多。像巴林和罗斯柴尔德这样的公司，保持着帝王般的威严，高深莫测，门口不挂牌子，信笺上不印公司笺头，决不招揽业务，也不开设分部，而是要求客户与其建立独家业务关系。欧洲及拉丁美洲的政治家们谦卑地结队于他们门前。一位观察家曾说：“应邀参加他们的宴请就像被国王接见一样。”

40岁的皮博迪非常爱国，但这没有影响他和英国的债权人打成一片。从马里兰州来的其他特派员都失望地踏上归途。此时，皮博迪却为十几个银行家设下盛宴，劝说他们相信美国人并不都是粗俗的骗子。他分辩说只有向美国提供新的贷款才能保证先前所欠债务的偿还——这句可以被信手应用的话后来一再为许多债务国所引用。结果，银行家们不但没有中断对马里兰州的贷款，反而又拨给他们800万美元。正如他的朋友、英国政治领袖乔治·欧文所说：“皮博迪靠自己的脸面借到了这笔钱。” 为减少英国人对“见钱眼开”的美国人的偏见，他毅然放弃了马里兰州方面应付给他的60000美元佣金。

皮博迪是个很健谈的人，却不怎么讨人喜欢。他身高六英尺多，淡蓝色眼睛，深棕色头发，脸上布满皱纹，球形下巴，蒜头鼻子，连鬓胡，肿眼泡。如此相貌平平的人竟会创建摩根财团，并使财团成为高雅的公司，其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合伙人以貌美和时髦著称，这很具讽刺意味。他没有消除早年贫困所留下的烙印，可以迅速地觉察出对方的轻蔑和敌意。和许多全凭刻苦努力摆脱困难的人一样，他很傲气，却没有安全感，总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点数着自己所受的伤害。

皮博迪出生在马萨诸塞州丹弗斯市，只上过几年学。在他只有十几岁时，父亲去世了，皮博迪开始在他哥哥的店里干活，以养活自己的寡母和六个同胞弟妹。后来，他在巴尔的摩和一个有钱的年长的合伙人伊莱沙·里格斯做纺织物生意取得成功，但昔日的情景一直骚扰着他。后来他说：“我从未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早年历经的贫困。” 他积聚钱财，不停地工作，孤芳自赏。

1837年，皮博迪迁居伦敦。一年后，在伦敦穆尔门街31号开了一个商号，办公用具只有一个红木柜台、一只保险箱和几张书桌。他进入了一个由卓越商人银行家组成的圈子。这些人既做织物生意，又为此生意提供资助，于是，他们的商号就成了商人银行。他们完善了批发处理银行业务的形式，远远摆脱了需要银行存折、出纳窗口及支票存款账户的平庸世界。他们的特长是高额融资，只为各国政府、大公司和有钱人服务。他们为海外贸易提供资金，发行股票和债券，也从事商品交易。普通人根本不可能与乔治·皮博迪做生意，就像他们现在不可能在摩根担保公司、摩根建富公司或摩根士丹利公司存款一样。

通过在伦敦设立商号，皮博迪把美国的旗帜插在异域的土地上。由于其发展必须依赖英国的资本供给，美国常常因本国的经济命运由海外决定而耿耿于怀。正如1833年一位国会议员所说：“美国货币市场的晴雨表挂在伦敦的证券交易所里。” 皮博迪利用跨越大西洋的资金流动，成了驻伦敦的美国各州债券的主要经手人，这恰恰和当时伦敦各银行往美国派驻代表的流行做法背道而驰。巴林财团资助路易斯安那购地 ，且其董事会中总有一位美国人——他们雇用了托马斯·沃德作为其美国代理人，而罗斯柴尔德银行对美国爱恨交加，他们把奥古斯特·贝尔蒙特爵士派往纽约。

皮博迪并未投身于英国，与之融为一体；他机敏地炫耀自己的美国气派，高举着国旗宣扬美国的产品。他宣称乔治·皮博迪公司是“一家美国商号”，他要赋予它“美国氛围——用美国出版的杂志来装点，使之成为美国新闻的中心，并使美国朋友到伦敦来时感到这是一个惬意的地方”。 不过，在这种爱国主义的自豪感之中潜藏着殖民地的心态，也许是自卑感，他不断地需要让英国人不要小看了自己，希望驳斥“当时在英国人中几乎已成为笑柄的事实，即没有一家美国商号可以在伦敦长久地支撑其信用”。

在友好的外表下，皮博迪是个孤独的小气鬼。他住在摄政街一家配置了家具的饭店房间里，除了偶尔外出钓钓鱼，他总不停地工作。在整整十二年间，他从未连续休息过两天，平均每天工作长达10个小时。尽管他做了不少关于美国命运的激动人心的演说，可他二十年都没回过国。这二十年里，美国州政府公债券境况不佳，他的人格也随之黯然失色。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中，也就是所谓的“饥饿的40年代”，州政府的债券价值从一美元跌到50美分。当美国5个州——宾夕法尼亚、密西西比、印第安纳、阿肯色以及密歇根——和准州佛罗里达不能按期支付利息时，最糟糕的局面出现了。一些美国的州长联合起来，组成了早期债务人卡特尔 ，拒绝还债。直至今日，“罪孽深重”的密西西比州仍无耻地拖欠着。

英国投资者痛骂美国是骗子、流氓和忘恩负义的国度。各州的拖欠还影响到联邦信用。1842年当财政部代理人从华盛顿去欧洲时，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怒吼道：“回去告诉他们，你已见到欧洲金融最具权威的人，那个人要你告诉他们，一美元也甭想借到，哪怕是一美元。” 悉尼·史密斯牧师讥笑这些美国“乌合之众”说，无论何时，只要他在伦敦的宴会上碰到宾夕法尼亚人，他“都想抓住他，将其撕碎……这样一个人如何能坐在英国餐桌旁，而不感到他欠在座的每个人两三英镑，我想象不出来。他没有权利和诚实的人们一起就餐，就像麻风病人无权和干净人一道就餐一样”。 就连查尔斯·狄更斯也忍不住加入了攻击者的行列，他描绘了一场噩梦，梦中吝啬鬼的全部英国资产都转换成了“可怜的美国证券” 。

当他深爱的马里兰州拖欠债款时，皮博迪自己着实像做了场噩梦。他说，无论何时碰到英国投资者，他都感到耻辱。英国人对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拖欠尤为愤怒，因为这两个州居住的是盎格鲁-萨克逊血统的人，他们本来是不应该这么干的。皮博迪将马里兰州债券的大约半数发售给欧洲的个人投资者，这样他成了自己成功的牺牲品。这场骚动产生的直接影响是皮博迪在伦敦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伦敦《泰晤士报》特别指出，虽然皮博迪是“最清白的美国绅士”，但是改革俱乐部曾投票拒绝他加入，因为他是来自一个拒偿债务的国家的公民。 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沮丧地提到：“我相信，你我会看到光明的未来。届时将和从前一样，我可以在欧洲承认自己是美国人，而不必为我们国家的品行而脸红。”

商人银行家们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为自己发售的债券作担保。起初，皮博迪只是写信责备巴尔的摩的朋友们，说服马里兰州必须恢复利息偿付。后来，他厌倦了劝说，转而用小账酬谢发表对马里兰州有利报道的记者们。最后，在1845年，他和巴林银行一道促使马里兰州恢复偿还债务。他设立了用于收买政治官员的资金，以扩大恢复还债的宣传，选举同情他们的议员。他们甚至拉拢牧师，就合同的神圣性布道。通过秘密账户的方式，这两家公司转给巴尔的摩1000英镑，巴林兄弟公司出90%，皮博迪出10%。巴林兄弟公司对宾夕法尼亚州也用了同样的策略。最让人吃惊的是，巴林兄弟公司贿赂演说家和政治家丹尼尔·韦伯斯特，请他就债务的偿还问题作演说。银行家们怀着一种躲躲闪闪的内疚情感进行这场卑鄙的活动，而这不是他们喜欢的方式。“你给韦伯斯特先生塞钱的事一旦泄漏出去，将很不光彩。”巴林高级合伙人乔舒亚·贝茨这么告诫贿赂事件的美方中间人托马斯·沃德。 贝茨是波士顿人，他冷静且勤快，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有些畏畏缩缩。他向沃德坦白说：“对于举一事以成另一事或利用任何诡计和储备金，我都有一种直觉上的恐惧。”

尽管有各种顾忌，他们的密谋终究奏效了：赞成偿还债务的辉格党党员在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皆当选，于是伦敦的银行家重新收到了两个州的还款。 皮博迪从来不会忘记他受到的伤害，在后来的慈善活动中，最顽固的债务人——佛罗里达州和密西西比州——被排斥在外。由此看来，利他主义也是有限度的。

皮博迪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买的贬值的州政府债券再次付息，这使他发了一笔大财。后来，当1848年革命的火焰燃遍整个欧洲大陆的时候，与欧洲证券相比，美国证券非常安全。19世纪40年代末，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和墨西哥战争抹去了萧条的最后痕迹。此时，皮博迪重新为自己的出生地而自豪。他自视为美国驻伦敦的文化大使，散发一桶桶来自美国的苹果、波士顿饼干及玉米粥粉。

1851年7月4日，他第一次举办独立日宴会，邀请年长的威灵顿公爵做主宾。在维多利亚女王的画像和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绘画的乔治·华盛顿的肖像下面，驻华盛顿的英国公使和驻伦敦的美国公使轮流举起双柄橡木大酒杯干杯，为在伦敦新水晶宫举办的盛大展览会的开幕祝酒。因国会不向美国的参展者提供资助，皮博迪充当主持人的角色，为赛勒斯·麦考密克的收割机和萨缪尔·科尔特的旋转装置的展示出资。但是皮博迪在7月4日英美友谊的庆典表演，并不都是按照理想的脚本演出的。1854年，皮博迪当着皮尔斯总统的面，向维多利亚女王祝酒——华盛顿人认为这是极大的异端行为——这时，美国驻伦敦大使，后来当了总统的詹姆斯·布坎南愤慨地拂袖而去。

作为驻伦敦的银行家和美国人的向导，他曾在一周内宴请了80位来访的美国人，带着35人去看歌剧。为此，他经常遭遇到英国贵族对美国商业阶层的强烈蔑视。这种倚老卖老的态度，在1853年商船队长范德比尔特到伦敦旅行时尤为明显。这位污言秽语粗俗好色的商船队长，试图向伦敦社交界展示一下美国最富有的人的风采。他携带妻子和12个孩子乘坐自己的装饰华丽、2000吨级的北星号轮船来到英格兰，船上有专人供应膳食，还有医生、牧师。皮博迪护卫范德比尔特一家去海德公园，然后把他们安置在考文特加登剧院自己的包厢里；可同时，英国宫廷却把这位爱讲排场的商船队长拒之门外。

皮博迪在19世纪50年代里积攒了2000万美元的财富，这段时间里他为各种交易提供融资，从与中国的丝绸贸易到向美国出口铁轨等各种交易。尽管他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就为丹弗斯市乡亲建造了一座会堂和图书馆，他把大部分的钱都储存起来，以备应付下一次金融恐慌。随着他可能损失的财富不断增加，他的不安全感也加剧了。1852年，他告诉一位朋友：“我有足够的资本（当然是快40万而不是30多万英镑）……但我经历了太多的金融恐慌，虽没受损失，可不是没见过多少巨额资金被席卷一光的场面。即使是我自己的钱，我也必须小心谨慎。”

1854年，朱尼厄斯·摩根成了皮博迪的合伙人。后来摩根谈起一天早晨他发现皮博迪在办公室，风湿病发作，身体十分虚弱。吝啬的皮博迪连一辆马车都没有，总是坐公共马车上班。摩根劝他：“皮博迪先生，您患感冒，不该再坚持在这里工作。”皮博迪拿起帽子、雨伞，答应回家去。20分钟后，在回伦敦交易所的路上，摩根发现皮博迪还站在雨里。他说：“皮博迪先生，我以为您回家了。”“噢，摩根，我是要回家去，”皮博迪回答，“可是只过去了一辆两便士的公车，我在等一便士的车。” 此时，皮博迪的银行账户上已激增至100万英镑。

皮博迪的助手托马斯·珀曼十分欣赏职员私下的的报复行为，传下来许多恶毒的故事，使皮博迪因致力于慈善事业而得的光环黯然失色。他讲道，他的老板每天在办公桌旁吃午餐，用的是一个小皮饭盒，他总派勤杂员去给他买个苹果。一个苹果要花一个半便士，皮博迪总给他两便士；尽管每次勤杂员都梦想能得到这半便士的小费，但皮博迪总把剩下的钱要回去。

到19世纪50年代初，皮博迪快60岁了，身患痛风和风湿病。他每年的储蓄额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他的年收入为30万美元，而每年只花费3000美元。 拥有巨额财富却又罕见地吝啬，他精神转变的时机已经成熟。正如他后来所说：“当病痛袭来时，我意识到自己不是不朽的……我发现生活中有些人热心地帮助贫困的人们，正像我热心想挣钱一样。”

他决定献身于慈善事业时，只有一个难题。作为独裁的银行家，皮博迪从未和别人分享过他的职权。1851年，他极不情愿地让他的办公室经理查尔斯·古奇当了他的低级合伙人，这样当他不在场时，能有人帮助他采取行动。满面愁容的古奇就像鲍勃·克拉奇特，和皮博迪说话时像办事员一样发抖；事实上，他从一开始就是办事员的负责人。在给老板的信中，他开头这样写道：“尊敬的先生，我很少给您写信，因为我知道您不爱读，并且我写的信都是有关不太愉快的事情。”古奇所得到的栽培是终生的顺从和苦役。

按通常的做法，皮博迪会选儿子或侄子来接管自己的事业。大多数商人银行都实行自家人合伙制，只有少数很有才华的局外人参与。可皮博迪是个光棍，他处于一种特殊的情形，必须选择一个继承人，把自己的帝国传给这个陌生人。不过，他总有女人相伴。虽然他不抽烟也不喝酒，却常在暗中享受私通的乐趣。好搬弄是非的珀曼常以皮博迪的布莱顿情妇的故事取悦于摩根公司的人。皮博迪慷慨地付给她2000英镑。在遗嘱中，皮博迪没有给这个女人和她的私生女任何财产。他死后许多年，皮博迪的女儿——托马斯太太——突然出现，缠着摩根公司的人要钱。 世纪末，摩根财团收到她两个儿子提出要求的来信。一个儿子将来要当律师；另一个在牛津或剑桥大学读书。已是古稀之年的珀曼被派去查证这两个人是否有皮博迪的血统。珀曼回来时吃惊地透露：“这两个人的鼻子都和老头长得一模一样。”

至于皮博迪为何把爱情贬入他生活中的暗淡角落，我们不得而知。总的说来，他从事的是狄更斯所谓的“望远镜式的慈善”——对抽象人性的厚爱夹杂着对他熟悉的个人的吝啬。在整个维多利亚世界，事实上除了他不承认的家人和雇员外，在其他任何地方，他都享有慷慨大度的美名。

皮博迪对自己的继承人有明确的要求：爱交际、有家室且有外贸经验的美国人。他的波士顿合伙人詹姆斯·毕比向他推荐自己的低级合伙人朱尼厄斯·斯潘塞·摩根。朱尼厄斯此时已在毕比-摩根公司工作了三年。1853年5月，他携自己的家人访问伦敦，同时带着他儿子约翰·皮尔庞特。皮尔庞特精神亢奋却身体虚弱，当时，他患风湿病刚好，首次接触英国文化，像孩子似的激动不已。他参观了白金汉宫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在英格兰银行中，他激动地把玩着价值百万英镑的金条；他还去了圣保罗大教堂，聆听礼拜日讲道。与此同时，他父亲与皮博迪谈论生意上的事，皮尔庞特发现这个人“讨人喜欢，却像烟雾一样影影绰绰”。 总之，皮尔庞特认为皮博迪是个奇怪、可爱却很贪婪的老家伙。

朱尼厄斯·斯潘塞·摩根个子很高，溜肩，像身体强壮却整日伏案工作的人那样大腹便便。他长着宽宽的脸庞，淡蓝色的眼睛，凸起的鼻子，有力的嘴巴，机智而和蔼，但这魅力的后面却是深深的克制和谨慎。朱尼厄斯总带着一副庄重成熟的神态。他充满疑问的双眼半睁半闭地盯视某物，透露出银行家的机警。他身材魁梧，表情若有所思，像他这种早熟的中年人使年老的金融家们感到很放心。同时代的一位作家说他铁板面孔，确实难以想象出他年轻时无忧无虑的样子。他严肃，做事有条理，且总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皮博迪请摩根当合伙人，继承他富足的帝国。朱尼厄斯的孙子，小J.P.摩根（杰克）后来叙述他们交谈的情景。

皮博迪说：“你知道，我坚持不了多久了，但如果你来与我合伙，十年后我将退休，届时会把我的名字和一部分资金留给你，作为你未来发展的开端，如果到那时你还未积攒起一笔可观的资本的话。”

摩根答道：“皮博迪先生，这个提议看上去很好，不过，需要考虑的事情还很多。在查看您公司的账目，对公司的业务和运作方式有个了解之前，我不能给您答复。”

由此可以看出，摩根并没有见钱眼开，而是冷静克制地作出了反应。显然，他看过账簿后非常高兴。公司资本总额45万英镑，业务档次仅次于巴林和罗斯柴尔德。于是1854年10月，他被皮博迪吸收为合伙人，并且搬进老邦德街22号装饰着胡桃木护壁板的总部。合伙人协议声明：公司买卖证券，从事外汇交易，并且经营银行信贷，代理铁轨用铁及其他商品。皮博迪每年给摩根2500英镑作为招待美国客人的开支。这样，一笔财富就给转让出去了，或者在当时看起来是这样。十年后，皮博迪因为慈善事业的缘故被封为圣徒，而朱尼厄斯·摩根只能心痛地回想皮博迪对他的承诺。在皮博迪升为圣人之时，摩根却加入了被皮博迪唾弃的人的行列。

1854年，摩根迁居伦敦，此时和30年代皮博迪强行推销令人痛恨的马里兰公债券时相比，美国银行家的工作就顺利得多了。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美国粮价飞涨，运输粮食的西部铁路迅速发展，导致他们的股票猛涨。铁路的修筑花去巨额资本。内战前的十年中，投资者们投入了10亿美元，是先前任何一项投入的3倍。作为美国铁路债券驻伦敦的主要经销商，乔治·皮博迪公司正好从这最近的猛涨中大赚了一笔。

然而，十年光阴流逝，朱尼厄斯·摩根肯定怀疑过，他把家搬到英格兰来是否是明智之举。皮博迪是个很难处的伙伴，他们两人之间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友情。这可以从每年摩根回美国时他们两人的通信中看出。这些书信很正式，一板一眼，显然连句打趣的话都没有。摩根会象征性地问一下皮博迪的身体状况，总倾向于博得有疑心的伙伴的欢心。他总称呼“尊敬的先生”，信的末尾署名“J.S.摩根”，每个字都透着冷若冰霜的尊敬。摩根发现皮博迪是个气量小，好惩罚人的人。他曾向人讲述他的合伙人曾经花半个下午的时间，硬把向他多收费的可怜的出租车司机拉到了警察局。

后来，到了1857年，看起来摩根得不到许诺给他的财富了。随着克里米亚战火的熄灭，小麦价格也随之下跌，这给美国的银行和铁路带来了困难。到10月份，纽约的银行停止支付黄金，美国的代理商也就无法把钱转给伦敦的皮博迪，这使他经营的美国债券的风险突然增加。与此同时，伦敦的投资者们出手美国证券，从皮博迪处转出更多的资金，从而使头寸严重紧张。皮博迪公司快要破产的谣言在伦敦满城风雨，讨厌这个美国老头的竞争对手们幸灾乐祸。摩根猛烈地压低美国证券的价格，并设法私下拉走巴林的客户，这引起了他们极大的不满。

伦敦的主要商号告知摩根，他们将帮助皮博迪公司摆脱困境，前提条件是皮博迪在一年内关掉他的银行。当摩根把这种公然的讹诈告诉皮博迪时，他“像只受了伤的狮子”。 皮博迪采取挑战的姿态，谅他们也不敢把他的公司击垮。虽然由巴林银行作保，英格兰银行向乔治·皮博迪公司提供了80万英镑紧急贷款，从而挽救了公司，但喜欢报复的皮博迪却认为巴林银行毫不留情地强迫他支付未兑现的票据，因此，他要求从帮助挽救他公司的银行名单中剔除巴林银行的名字。在阔别美国二十年后，皮博迪刚刚衣锦还乡，就又返回英国，这场事故证实了他固有的悲观看法。在他写给侄女的信中说：“我离开你还不到3个月，来时国家繁荣，人民安乐，而今一切只是忧愁和苦恼。”

1857年的恐慌给摩根的儿子皮尔庞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当时只有20岁，刚开始在华尔街的邓肯-舍曼公司做学徒，不取任何报酬。该公司是皮博迪在纽约的代理商。在杰出的会计、合伙人查尔斯·达布尼的指导下，皮尔庞特学习对分类账进行评估，并探索混乱的美国银行体系的奥秘。自从安德鲁·杰克逊在1832年关闭了第二家合众国银行以后，美国一直缺少一种统一的货币，每个州都有一套单独的银行体系。在很多地方，债务可以用外汇来偿付。皮尔庞特对华尔街还不太熟悉。关于他父亲即将违约的谣言使他感到焦虑，之后，在拜会赛勒斯·菲尔德时，从赛勒斯的办公室里，他又听到英格兰银行帮助解救的消息。后来他之所以能容忍拟议中的联邦储备体系，其原因通常被追溯到英格兰银行对他父亲公司的解救。

对摩根一家人，这次事件是一次大洗礼。受到强烈的震动后，老摩根变得更加谨慎多疑。他现在要求查看在美国的代理行的对账单，即使这种做法会得罪他们。同时，他还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地教育自己的儿子，强调做生意时稳健保守的必要性。1857年的恐慌成为许多次训诫的内容。“你是在多事之秋开始商业生涯的，牢牢记住你现在目睹的这一切吧……沉着稳健应当成为每个年轻人的座右铭” ，他这样写信给自己的儿子。朱尼厄斯·摩根不屑于与人压价竞争，而是采取罗斯柴尔德和巴林家族那种高高在上、任其自然的态度，他拒绝任何减让利率的条款。“如若我们不能在这种基础上保持账户，我们必须乐于让别人压价抢走我们的生意。”

灾难又接踵而来。和法国的商业银行及德国的全能银行一样，伦敦的许多商人银行也在风险事业中投入股本资金，比如，皮博迪公司曾资助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寻找西北部通道的探险活动。不过，该公司最有远见的赌注是在赛勒斯·菲尔德的跨大西洋电缆上投入10万英镑，越洋电缆将把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连接起来。1858年8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第一个使用有线电话和布坎南总统通话。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突然迸发出来，纽约市燃放焰火，欣喜若狂地庆祝，一直折腾了两个星期。皮博迪眉飞色舞地写信给菲尔德道：“你现在的心情肯定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一样。” 可这话说得太早了。9月份，电缆断裂，这使得公司的股票价格骤跌。皮博迪和朱尼厄斯·摩根一起承担了由此造成的损失。直到八年以后，全套的服务才恢复正常。

尽管从名义上讲，直至1864年皮博迪始终是公司的总管，但是事实上，朱尼厄斯·摩根从1859年起就控制整个皮博迪公司了。乔治·皮博迪的健康每况愈下，于是，在他二十一年的欧洲生活中，他第一次度假。美国内战爆发后，摩根从事联邦债券的买卖，这些债券的价格随每一次战事的结果而涨跌。联邦军队在布尔河被击败后，债券价格锐跌；继而，当联邦军队在安蒂特姆湾阻止住南方联邦的进军时，债券又急速反弹。皮尔庞特通过新斯科舍发出电报，告知其父1863年7月维克斯伯格城陷落的消息，这及时帮助老摩根从美国证券的突然上涨中获利。这种“趁火打劫”般的交易非但不被商人银行家们视为残忍或应受指责，反而成为他们传奇故事中值得炫耀的一页。正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位成员所吹嘘的：“当巴黎的街道上血流成河时，我该买进了。”

虽然摩根对北方佬深表同情，他却没能承担起联邦资金筹措的任务。南方的银行把所有在北方的存款统统取走后，林肯想方设法寻找新的资金来源。随着兰开夏纺织厂与南部棉花种植园主合作的密切，伦敦金融城对同北部做任何大规模的交易都失去了热心。为了支付战争欠款，总统向费城银行家杰伊·库克寻求帮助。库克后来被称为金融界的“P.T.巴纳姆” 。库克的代理人遍布全美，他们以大规模市场证券交易的方式销售战争债券，这在美国是空前的。伦敦的买主中就有乔治·皮博迪和朱尼厄斯·摩根。可是在内战这场重大的军事冲突中，摩根财团因政治局势而受掣肘。这场战争对华尔街的德籍犹太银行家来说，则意味着滚滚的财源。他们从无数同情联邦的德国人手中募集贷款。后来，摩根财团的政治冲动也和有利可图的机会主义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

美国内战期间，乔治·皮博迪从铁公鸡摇身变成了圣诞老人。他曾是典型的冷酷无情的银行家，是个一度只知囤积的人。正如一位同时代人士所说：“乔治叔叔（美国人给他的称呼）是世界上最乏味的人之一，除了赚钱以外，他一无所长。” 可是这位郁郁寡欢的人突然挥霍起来。他晚年的善行和早期的贪婪一样地没有节制。当他发现自己依然难改吝啬的习惯时，坦白承认道：“多少年来含辛茹苦历尽艰难方积攒起这笔财富，要和这些钱分手不是件容易的事。” 而他现在这种补偿性的狂捐滥赠耗去了他终生积攒的金钱，他以这种方式净化自己作为美国人的良心。或许皮博迪年轻时为别人做得太多，而成年后又为自己做得太多，他无论做什么事都很投入，并且再一次走向极端。

早在1857年以前，他就开始资助巴尔的摩一所皮博迪学院（不同于后来捐助谨慎并且不留大名的摩根财团，皮博迪总想着在他所捐赠的任何图书馆、基金和博物馆放上自己的名字）。1862年，他开始把15万英镑转给一家信托基金，用于建造伦敦贫民的住宅工程。这些住宅区有煤气灯和自来水，与维多利亚时期伦敦贫民的老式住宅相比有了巨大的改善。这些住宅至今仍遍布伦敦。他还立契转让了哈得逊湾公司的5000股大宗股票用来维持这些住宅区的经费运转。因为这一革命性的慷慨行动，他成了第一个荣膺伦敦荣誉市民的美国人。在伦敦市长官邸举行的一次宴请中，他宣称：“我要说今天（的荣誉）是对我五十年商业生涯的谨慎和忧虑的回报。” 皮博迪的慷慨行为广为人知，这使他很快地在每个月收到上千封求助信。

在皮博迪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施舍的范围达到惊人的程度：向耶鲁大学捐赠了一个历史博物馆，向哈佛捐赠了一座考古学和人类文化学博物馆，并为南部被解放的黑人设立了一项教育基金。他还拿出密西西比和佛罗里达拖欠的一笔100万美元的债券，给了这项教育基金，希望这两个州有一天能偿还这笔拖欠款，以增加基金的数额。他死后又遗赠给住宅工程一笔钱，使这个项目的总捐款达到55万英镑。皮博迪个人福利了整个国家，赞美他的人在这个原先的小气鬼身上看到了神圣的美德。维克多·雨果说：“这个世界上有充满恨的人和充满爱的人，皮博迪属后者。正是在这种人的脸上，我们看到了上帝的笑容。” 格拉德斯通说皮博迪“教给人们如何用钱以及怎样才不会做钱的奴隶”。 维多利亚女王曾想授予他一个男爵爵位或骑士地位，可皮博迪似乎对这些世俗的乐趣一无所知，谢绝了这番好意。于是女王从温莎堡写了一封短信，肉麻地称赞皮博迪对伦敦贫民的王侯般的慷慨施与，随信寄了一张自己的袖珍画像，像上的女王戴着印度大金刚钻石戒指，还佩有嘉德勋章装饰。

在这个“羽化登仙”的过程中，皮博迪未曾给过朱尼厄斯·摩根任何赠与。1864年，10年协议期满，皮博迪退出公司。按他把摩根吸引到伦敦时许下的诺言，这个低级合伙人获得使用他的名字的权力，还可能得到他的资金。然而，皮博迪却决定将他的名字和资金都一并撤出。或许是因为他新近获得的圣名使他想把自己的名字从金融业中抹去，放到慈善事业的神龛中供奉起来。根据摩根子孙后来的叙述，对摩根来说，“他一生中最失望的事情是当时皮博迪拒绝让他继续使用老公司的名字。” 朱尼厄斯不情愿地将公司重新命名为J.S.摩根公司（直到1910年摩根建富建立）。皮博迪还迫使摩根以苛刻的条件买下老邦德街22号的办公室租借权。小J.P.摩根写道：“我爷爷过去总说皮博迪先生在租借价格上对他过于苛刻。” 当然，朱尼厄斯·摩根得到了皮博迪分给他的巨额利润，他在十年中挣了44.4万英镑还多。另外，他还继承了这家在伦敦首屈一指的美国银行。这样，他对皮博迪的怨气也平息了不少。

皮博迪1869年逝世，终年74岁。英国政府为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挖好了墓穴，可他的临终遗言“丹弗斯——别忘了丹弗斯”夺走了伦敦留葬其遗体的权利。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爱德华七世，在伦敦交易所后面为皮博迪塑像揭幕。想想伦敦金融城的有限空间，这已是很罕见的荣誉。甚至在他死后，皮博迪还在调和英美关系上继续出力。英国人刚建造了令人生畏的战舰——君主号，仅它的体积就让美国人惊恐万状。传闻说，他们将把这艘船开到美国，要求各城市进贡。当时十分年轻的安德鲁·卡内基向英国内阁发了封匿名电报：“君主号可能提供的第一项也是最好的服务是把皮博迪的遗体运回老家。” 不知是否因为这封电报的缘故，维多利亚女王将皮博迪的遗体放上这艘装甲舰运到美国。船上临时设立了令人伤感的殡仪馆，高高的蜡烛在黑色的棺材上点燃。到了美国，这艘船受到了海军上将法拉格特率领的中队的迎接。皮尔庞特·摩根负责安排葬礼。他设想出威武壮观的仪式：英美两个国家的士兵在金融家的棺后携手行进。

在结束对皮博迪的描写之前，我们不妨提一下1946年摩根财团内部有关他的书信往来。托马斯·拉蒙特，J.P.摩根公司的董事长，向摩根建富公司的高级合伙人比斯特勋爵索要维多利亚女王感谢皮博迪资助伦敦贫民的信的影印件。临死前两年，拉蒙特处于一种怀旧的心态，但比斯特勋爵却偏偏要让轻信的人震惊一下，以此为乐。

尽管众所周知，皮博迪是个大慈善家，我总以为他是世上最小气的人之一。不知您是否看到过他坐在伦敦交易所后面的椅子上的塑像。伯恩斯老先生有一次告诉我金融城为立雕塑募捐，人们几乎没什么热情，结果认捐的钱连做座椅都不够，皮博迪只好自己付这笔钱。我刚来这里时，办公室主任是珀曼先生。我记得当他任职满60年时，我和特迪（爱德华·格伦费尔）在索西宴请全体员工，之后带他们去音乐厅。第二天上午九点钟，珀曼老先生又坐在自己的办公桌边了。他和乔治皮博迪很熟，经常给杰克（摩根）讲很多故事，表明皮博迪如何小气……我总听人说皮博迪退休时宣布把他的钱留在公司里，可马上又改变了主意。我相信他留下了几个私生子，而没有为他们安排任何生活来源。” V/tBMcVc/KTQ7AwWHBNbZrXUJ5i+ffnmFm9NfwVVpyi4jFRK49hlyXoLR0Td7K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