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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早上，我6点就起床了，却发现自己睡过头了！我在露西尔极小的客房中，把我180厘米长的身躯从150厘米长的小床中撑起时，所有人都已经起床，而且早上的活都快干完了。在波利弗斯农场，天一亮就得开始干活（在这个时节里大约5点天亮），而且一定都是干完活才吃早餐，这真是令人震惊。我已经记不清上一回我打算在早餐（至少喝杯咖啡）前做点儿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时候了，何况农场中连一滴咖啡都没有。
我从拖车上下来，走入温暖的晨雾，依稀看到两个人影往东走在宽广的丘陵上，可能是实习工吧。那片丘陵草地上摆着方形的活动式鸡笼，如棋子般排列开来。我早上的工作主要是帮助盖伦和彼得给鸡喂饲料和水，并把鸡圈往下坡移动一段距离。所以我迈着酸软无力的腿，沿着小径往上走，希望在他们完成之前帮一点忙。
当我步履蹒跚地爬上山丘，朦胧晨光中农场的美丽景观，令我震撼不已。6月里茂盛的青草上，沾满闪闪发亮的露珠，这片闪着银光的草地顺着山坡往上延伸，在远方广阔黑暗森林的衬托下，更加突出。在夏日浓厚潮湿的空气中，鸟鸣声彼此相和，期间不时传来鸡圈木头闸门开关的碰撞声。很难想象这片草地如萨拉丁在晚餐时所说的，曾遭受严重侵蚀；更难想象这片受损的土地，是在密集耕作中而非任其自然的状态，恢复健康与美丽。这不是环保主义者标准的处置方式，但是波利弗斯农场证明了，要让一块土地恢复健康，有时适当开垦比让其自生自灭更有帮助。
在我抵达草地时，盖伦和彼得已经完成了鸡圈的移动。他们可能是太善良或太羞怯，所以对于我睡过头这件事并没有多说什么。我抓起两个水桶，到草地中央的大水槽提来两桶水，放在最近的鸡圈中。这样的鸡圈总计50个，整齐交错排列在这片湿润的草地上，经过精密的计算，这些鸡得在56天的饲养期中，走遍这里的每一寸草地，并长到足以宰杀的体重标准。鸡圈每天会移动3米，相当于一个鸡圈的大小。每个鸡圈长3.7米，宽3米，高0.6米，里面住了72只鸡。屋顶的一部分装有铰链可以开合，方便从这里抓取鸡。每个鸡圈顶上都有一个20升的水桶，能够为吊在鸡圈中的饮水器补充水分。
在鸡圈正后方，有一块修剪得非常矮的正方形草地，上面散布着白色、棕色和绿色的鸡屎，密密麻麻，好像是杰克逊·波洛克
（Jackson Pollock）可怕的滴彩画。70只鸡一天可以制造出那么多粪便，真让人惊叹。但这就是重点所在：让鸡24小时在这里吃草，同时用它们的粪便为草地施肥，然后再把它们移到另一块草地上。
萨拉丁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出这种饲养肉鸡的新方法，并在1993年出版《草原养鸡赚大钱》 （Pastured Poultry Profit） 一书推广这种方法，此书现在已经成为一些牧草农夫的圣典。（萨拉丁又自费出版了其他4本指南书，每本书的书名中都有个“钱”字。）如果任由这群鸡一直待在同一地方，它们最后会把草连根啄起，并且排放过多含氮粪便，反倒会毒害土壤，把每一片草地破坏殆尽。一般放养的养鸡场就是没有顾虑到这一点，导致植物消失，土地也硬得像砖头。每天移动鸡群，可让土地和鸡都保持健康：鸡可以远离病原体，并且可吃到不同植物，这是它们体内的维生素与矿物质的主要来源。另外，我们虽会把玉米、干黄豆和海藻按比例混合成饲料，舀进鸡圈的饲料槽，但萨拉丁表示，新鲜的青草以及草中的虫子、蚱蜢和蟋蟀，足够提供鸡两成的食物，这能省下不少钱，而且对鸡也很有益处；同时，鸡的粪便直接成为草的肥料，也提供了草地所需的氮肥。
波利弗斯农场在氮肥供应上完全能自给自足，主要原因就是每一寸青草地在每个生长季节，都能得到鸡提供的丰沛的粪便。在鸡圈中，只有两样东西是从外面购买而来，一是用来补充草地流失的钙质“湿砂”（greensand），二是鸡饲料。（“我是这样看的：我只是把过去150年来从这片土地中出产的谷物，归还给土地一些而已。”）鸡的饲料不只是给鸡吃的，当它转变成鸡粪之后，还可以滋养青草，而青草又可以喂养乳牛，然后，正如我即将看到的，乳牛的某些产物又可以喂养猪和蛋鸡。
当我们灌好水、喂饱鸡，我前往下一片草原，在那儿我听到拖拉机引擎空转的声音。盖伦告诉我萨拉丁正在移动“蛋车”，这是我一直很想见识的机器。摇摇晃晃的蛋车是萨拉丁最自豪的发明之一，它是一个介于鸡舍和篷车之间的装置，里面住了400只鸡，外头则用铰链连接一排排箱子，如马鞍袋一样垂在两侧，让农夫可以从外面捡拾鸡蛋。我昨晚就看到这部蛋车，当时它就停在距离牛群只有几片草地的地方。那时母鸡已经爬上小坡道，走进安全的笼中过夜，萨拉丁则在晚餐前把笼子后面的活板门锁上。现在，我们得把这群鸡移到新的草地上，而萨拉丁正把蛋车挂在拖拉机的挂钩上。现在虽然还不到7点，但萨拉丁似乎很高兴有人能跟他说说话，看来滔滔不绝正是他最大的乐趣之一。
我问他蛋车背后的原理，萨拉丁解释道：“在大自然中，你总会看到鸟类跟在草食动物后面：白鹭会停在犀牛的鼻子上，野鸡和火鸡会跟在水牛后面。我们就是想模仿这种共生关系。”在这些例子中，鸟类会吃下可能干扰食草动物的昆虫，还会从动物的粪便中啄取昆虫的幼虫和寄生虫，如此便能切断寄生虫与疾病的循环渠道。“为了在人类驯养的规模下模拟这种共生关系，于是我们用蛋车跟随牛轮流放牧的路线移动。我称这些母鸡为‘清洁大队’。”
萨拉丁爬上拖拉机，挂上挡，然后慢慢把这个松垮垮的奇特蛋车拖了大约50米，抵达牛群三天前离开的一块草地。看来，鸡不喜欢新鲜牛粪，所以萨拉丁等了三四天才把母鸡带来，但绝对不能拖到第五天；他解释说，这是因为苍蝇的幼虫会在粪便中待上四天。“第三天是最理想的，因为这时蛆长得白白胖胖，但又还没结蛹变成苍蝇，这最符合母鸡的胃口了！”这些蛆是母鸡重要的蛋白质来源，占了它们三分之一的食物，让它们产出营养可口的蛋。而萨拉丁用这个小把戏，就能使牛的排泄物“长出”大量的免费高蛋白鸡饲料。他说，这个法子使他的鸡蛋生产成本每打只需25美分。（萨拉丁不愧为会计师的儿子，他会告诉你农场中每项协同作用背后精确的经济成本。）牛吃草也是帮了母鸡一个大忙，因为如果草的高度超过15厘米，鸡在草地上就会迷路。
萨拉丁把蛋车拉到地方，然后打开鸡笼的门，横斑洛克鸡（Barred Rocks）、罗得岛红鸡（Rhode Island Red）、新罕布什尔白鸡（New Hampshire White）排成一列，叽叽喳喳急切地走下斜坡道，迅速在草原上散开。这些母鸡也会吃草，特别是吃苜蓿，不过牛粪才是它们的主要目标。它们疯狂地用爪子翻开松软的牛粪，挑出里面肥美的虫子。面对眼前这一切，我了解到这简直是最惊人的炼金术：把牛粪转变成美味的鸡蛋。
“我相信，就算这些鸡不下蛋，蛋车还是很有价值。对于维持草原的卫生，这些鸡所做的事情比人类、机械和化学药品有效多了，而且它们还做得很高兴呢！”有了蛋车，萨拉丁不必把牛赶入牛栏，也无须在它们的皮肤上涂上驱虫剂，或是用有毒的化学药品来除虫。难怪萨拉丁会说，这里主要的工作都是由动物完成的：“我只是指挥，让每个角色在适当的时间与地点各司其职。”
这是我在农场的第二天，萨拉丁为我介绍他层层精密搭配的经营方式，我才开始了解这种形式的农耕，和我先前观察的企业化模式（艾奥瓦州的玉米田或加利福尼亚的有机养鸡场）在本质上有多么不同。这个差距之大，让我觉得很难以先前的方式来描述波利弗斯农场的系统。工业化程序遵守着清楚、线性、层级分明的逻辑，而且用文字就能轻易描述，或许是因为文字和工业化程序拥有类似的逻辑：首先是这个，然后是那个；在这里放进这个，在那里出来那个。但在这座农场中，光是牛和鸡的关系（先不管农场中其他动物）就是循环而非线性的，因此也很难知道起点在哪里，或者如何分辨因果、划定主次。
那么，我在草地上看到的是制造美味鸡蛋的系统吗？如果是，牛和牛粪就是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或者，这是个生产无化学药物的草饲牛肉系统？如果是，用来滋养并清理草地的鸡，就是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那么，鸡蛋算是产品还是副产品呢？鸡粪、牛粪是废弃物还是原料呢？（蛆又算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取决于你所持的观点，是鸡的、牛的，还是草的观点；而随着观点不同，主次与因果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
萨拉丁会说，这就是生物系统与工业系统的差别。“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每件事物都和其他事物有关，牵一发而动全身。”“就以规模来说明好了。我的商品中利润最高的是鸡和鸡蛋，而市场告诉我应该多生产一些。如果依照工业的典范来说，我应该尽可能增加产量，而我只需买更多小鸡和饲料，便可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在生态系统中，你无法这么做。如果我增加鸡的数量，就会搞砸其他事情。”“举个例子好了。这片草地每年能够吸收400单位的氮，这样的氮相当于让蛋车来四次，或是鸡圈来两趟。如果我增加蛋车或鸡圈造访草地的次数，那么鸡排放的氮就会超过这些草所能代谢的量，草地无法吸收的氮就会被冲走，然后突然就出现了污染问题。”此外，产品质量也会发生问题：除非他养更多的牛以排放更多粪便好让鸡有虫子可吃，并让草保持适当的高度让鸡啄，否则鸡蛋不会像原来那么美味。
“这一切都环环相扣。农场比较像是一个生物，而不是一部机器，而任何生物都有其适合的尺度。老鼠会长成老鼠的大小是有原因的，如果长得像大象那么大，日子就难过了。”萨拉丁许多年前曾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书堆里，找到一本1941年出版的老旧的农业教科书，是由康奈尔一位农业教授所写。书中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这个结论听起来或许古怪、或许有惊人的智慧，取决于你的观点：“农业不可能适合大规模操作，因为农业牵涉到植物与动物的生命、生长与死亡。”萨拉丁也经常引用书中这段话。
在捍卫大规模产业化农业时，经常会提到“效率”这个词，通常都指称利用科技与标准化所能达到的规模经济。不过萨拉丁农场则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体现效率，农场的基础是大自然系统，以及其中的共同演化关系与互动循环。例如在大自然中，没有所谓的废弃物，因为一种生物的废弃物会成为另一种生物的午餐。有什么比牛粪转换成鸡蛋更有效率的事？又有什么能比在一片土地上每年经营数个生产系统（牛、肉鸡、蛋鸡、猪、火鸡）更有效率？
工业系统中的效率大多是由“简化”来达成，也就是反复进行同样的事。在农业中，这意味着只培育单一动物或作物。事实上，整个农业的历史就是一部简化的演进史：人类减少了地貌中的生物多样性，只挑选一些物种加以保留，于是杰克逊就把人类的学名取为“同质化人”（homo the homogenizer）。在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简化的程序达到了极限，也就是只培育单一生物。这种极端的专一化使得产业化农业能够达到标准化与机械化，进而宣称在效率上大有进展。当然，你选择用什么方式来衡量效率，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而产业化农业衡量效率的方式很简单：单位土地或农夫生产某个特定物种的产量。
相较之下，自然系统的效率来自复杂性与彼此依存的关系，这种特性与简化完全相反。要在不使用化学物品的前提下，将牛粪转变成鸡蛋，同时又制造出牛肉，你至少需要两个物种（牛和鸡），但这事实上又牵涉到数种生物，包括牛粪中的蛆、牧场上的草，以及牛瘤胃中的细菌。要计算这样复杂的系统，你不能只计算产物（肉、鸡、蛋），还要计算节省下来的成本：抗生素、杀虫剂、驱虫剂和化学肥料。
波利弗斯农场效仿大自然中的各种关系，并且在同一块土地上，让农场中的各种生产企业彼此相迭，然后打造出这种效率。事实上，萨拉丁的农耕形式不但要配合空间，也要配合时间，这是四维的农业，而非三维。他称这种精确相迭的方式为“堆栈”（stack），并指出“这就是上帝打造自然的方式”。这个概念不是盲目地模仿自然，而是效仿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多样性与相关性，让所有的生物“完全展现它们的生理特性”。他运用了每种生物的天性，不仅让动物获益，其他生物也能受惠。所以在波利弗斯农场，鸡不会被视为鸡蛋或蛋白质的制造机。人们会尊重并善用“鸡与生俱来的独特需求”，例如啄草，以及跟在食草动物后面为它们清理虫子。如此一来，鸡学会做什么事情、吃什么东西，皆是演化发展来的。在这个过程中，农夫和牛都能获益。我不确定“零和”的反面是什么，但这种情况应该就是了。
萨拉丁把构成他的农场的每层生产企业称为“子整体”（holon），这个词我以前没见过。他说这是从内申的书里看到的，后来我去问内申，他则说这是库斯勒在其著作《机器中的幽灵》 （The Ghost in the Machine） 所发明的词。库斯勒认为在英文中，缺乏一个词来指称生物或社会系统中部分与整体之间复杂的关系。“子整体”来自希腊文，由holos（整体）加上字尾-on（颗粒，例如质子proton）而来。从一个角度来看，子整体是自我完整的整体，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需仰赖其他部分。肝脏等人体器官就是子整体，蛋车也是。
在任何时候，波利弗斯农场都有十几种子整体在运作，在我到达农场的第二天，萨拉丁和丹尼尔就为我介绍了一些。我参观了鸡兔小屋（Raken House），这是前人留下来的工具房，丹尼尔自10岁起，就在这里养兔子然后卖给餐厅。鸡兔小屋里一半养着兔子一半养着鸡。当兔子没有随着移动式兔笼被带到草原上放牧时，就住在这种悬吊式的笼子里，笼子下方则铺了厚厚的木屑，而我看到有几十只活力十足的母鸡在木屑里啄食蚯蚓。丹尼尔解释说，在室内养兔子的最大问题，是它们会产生大量尿，尿液中的氨会伤害兔子的肺，使兔子易受感染，因此大部分的兔农会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不过母鸡扒土的动作可让这种含氨的兔子尿变成富含碳的温床，从而产生含有大量蚯蚓的堆肥，蚯蚓刚好可供母鸡食用，因此就不需要使用抗生素了。屋里养了那么多的兔子和鸡，但空气还算可以忍受。丹尼尔说：“相信我，如果没有这些鸡，你马上就会恶心，而且眼睛还会有刺痛的感觉。”
午餐之前，我帮助盖伦和彼得移动火鸡，这也是农场中另一个子整体。火鸡每三天就得移动一次，这时要搭建新的“羽毛网”，这是由便携式电篱笆所圈出的一块草地。篱笆很轻，因此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搬动并且围好，然后把篱笆推进移动式遮阳棚
底下。火鸡白天会在棚子下方庇荫，晚上则会到棚子上面休息。它们乐于跟着这个装置移动到新鲜的草地上吃草，而且比鸡更乐在其中。火鸡会把叶子一折再折，好像在折纸，然后才吃下去。萨拉丁喜欢让火鸡在果园中奔跑，它们会吃掉虫子、修剪草坪、为果树和葡萄施肥（火鸡吃的草比鸡多，而且不像鸡那样会毁坏作物）。萨拉丁解释说：“如果你在葡萄园中养火鸡，只能饲养正常密度的70%，而葡萄藤的密度也只有70%，因为你得在同一块土地上养两种生物。但是这70%的火鸡和葡萄都会比100%的更健康，这就是‘堆栈’的美妙之处。”就工业化标准而言，火鸡和葡萄的收成率都未达到100%的标准，然而两者相加之后，产量都高于培育单一品种100%的收成率，而且还不需使用肥料、农药和除草剂。
我在3月来到波利弗斯农场时，在牛棚目睹了堆栈的最佳例证。牛棚本身只是个平凡无奇的开放性建筑，冬天时牛会在这里待3个月，每天吃下11千克干草，排出22千克粪便（增加的部分是水）。萨拉丁不会定期来清理牛粪，而是让它留在原地，每隔几天在牛粪上覆盖上一层木屑或麦秆。这层由牛粪、木屑、麦秆组成的千层糕会在牛的脚下逐渐被垫高，而萨拉丁只是调整一下饲料槽开口的高度，以便让牛能吃到干草。这样过了一个冬天，牛脚下的千层糕距离地面足足有一米高。萨拉丁只在每一层中加入了神秘的配方：几桶玉米。就这样，这块千层糕经过整个冬天会形成堆肥，并在发酵过程中产生热量，不但让牛棚保持温暖、减少动物对饲料的需求量，也让玉米发酵了。萨拉丁说这块千层糕就是牛的电热毯。
为何要放入玉米？因为猪最喜欢吃的，就是酒精含量为20%的玉米，而且它们的嗅觉敏锐、鼻子强健，足以把玉米挖出来。萨拉丁在介绍牛棚时，骄傲地说：“我称它们是‘猪牌通风机’
。”春天牛离开牛棚到草原后，几十头猪便进驻牛棚，它们在寻找含有酒精的玉米时，会顺道翻动这些堆肥，让它通风换气。这些原本在无氧状况下分解的堆肥，突然接触到空气时便会急速加热，进而加速整个分解过程，也杀死了病原体。因此只要让猪来通风个几周时间，便可获得肥沃且立即可用的堆肥。
“这才是我喜欢的农场机器”，不需换油、会随着时间而增值，而且结束时成品还可以拿来吃。我们坐在木造牛棚的栏杆上，看着猪正进行它们的任务，一项我们无须亲自动手的任务。此时，关于这个“猪牌通风机”，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句话：“快乐得跟在屎堆中打滚的猪一样”；这句话老掉牙了，却是我唯一想到的句子。它们埋首在发酵的牛粪中，只露出屁股，在我眼前是一片扭动的火腿与卷曲的尾巴，它们是我见过的最快乐的猪。
我看着这卷曲的尾巴，如潜水艇的指挥塔在泥巴外缓缓移动，不禁联想到工业化猪肉生产过程中猪尾巴的去向。答案很简单，在工业化猪肉生产的过程中，没有猪尾巴，因为养猪者在小猪一出生时就把它们的尾巴切除了。如果你遵循养猪场的工业化效率逻辑，更能发现这种做法的确透着怪异。在集中型动物饲养场中，小猪出生10天之后就得断奶（自然界中13周才断奶），因为比起母猪的乳汁，含有药物的强化饲料能让小猪长得更快。提早断奶会让猪终其一生都渴望吸吮和咀嚼，而在受限的猪舍中，它们只能啃咬眼前动物的尾巴来满足这项生理需求。对于这种干扰，正常的猪都会抵抗，但是丧失生存斗志的猪则会放弃抵抗；用心理学的说法，就是“习得性无助”
。在集中型动物饲养场中，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因为那里上万头猪在其一生中，都不知道有泥巴、麦秆和阳光，它们挤在铁皮屋顶下，脚下是金属条搭成的地板，地板下是粪池。猪是聪明的动物，生活在这种环境下，难免会觉得沮丧，而沮丧的猪会放任自己的尾巴让别的猪咬，结果产生伤口而受到感染。治疗病猪并不符合经济效益，这些表现不佳的产品通常当场就被棒子打死。
猪咬尾巴的这种“恶行”，美国农业部建议的方法是把尾巴切掉：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用一对钳子切掉猪的大部分尾巴。为什么要留下一小截呢？因为切尾巴的重点不在于让猪没有尾巴可以咬，而在于让尾巴更敏感，这样即使意志消沉的猪被咬了，也会奋力抵抗。这个方法之细腻，让人不寒而栗。不难想见，在工业化效率的逻辑之下，必然会产生这种猪的地狱。
而在萨拉丁的牛舍中，我们看到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效率概念所打造出的猪的天堂，在那里，“猪的本性”是一切思考的基础。在上述的例子中，萨拉丁巧妙地使猪的本能得以充分发挥，同时还能生产堆肥与猪肉。萨拉丁系统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是依照猪的自然喜好来设计，而不是要求猪来配合生产系统的要求。他没有把猪当成“有瑕疵的蛋白质制造机”（瑕疵在于它有尾巴、会感到沮丧），而是把猪当成猪来看。至于猪的快乐，不过是副产品而已。
萨拉丁从猪翻动的堆肥深处，抓了一把新鲜的堆肥放到我的鼻子下。几周前还是牛粪与木屑，现在闻起来竟有如夏日森林泥土般的温暖与香甜，多么神奇的转变！这些猪完成了炼金术之后，萨拉丁会把这些堆肥洒到草地上。这些堆肥会滋养草，而草会滋养牛，牛再滋养鸡，如此接续下去，直到冬雪降临。这个漫长而美丽的过程，的确证明了只要草能受到阳光的滋养，而牲畜受到草的滋养，就可以有免费的午餐。
吃过简便的午餐（火腿沙拉和魔鬼蛋），我和萨拉丁开着小卡车到镇上送东西，顺便办些杂事。整个早上我都在搬运前一天打包好的干草，能够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感觉特别美妙。早上的工作对我而言相当辛苦，盖伦在干草车上，直接把一捆20多千克重的干草丢给我，然后我得把这捆几乎压垮我的干草举高放到输送带上，送给在干草棚中的丹尼尔和彼得。这有点儿像是装配线，如果我落后了（或是跌倒），干草就会在我这里堆起来，我觉得自己像是在糖果工厂的露西·鲍尔（Lucille Ball）
。我和萨拉丁开玩笑说，即使农场中动物包办了大部分的工作，它们还是留下不少事情给人类做。
在农场中，复杂性听起来像是十分棘手的工作，不过萨拉丁的看法刚好相反。虽然动物已经负责了很多工作，但是人类每天傍晚还是要移动牛群，早餐之前要将鸡圈移到别的草地上（我发誓明天早上一定会准时起床完成这项工作），以及根据苍蝇幼虫的生活周期与鸡粪含氮量排定的时间表来拉动蛋车等。我想，现在没有多少农夫能够负担需要那么多体力和精力的农业工作，因为工业化已经让许多工作简化了。事实上，产业化农业大部分的魅力，来自许多能够省力省脑的设计：各样机器让人类省下劳力，而让动物和作物远离虫害的化学物质则使农夫省去脑力。奈勒每年在田里工作的时间只有50天，而萨拉丁、丹尼尔和两个实习工人整年大部分的时间都得从日出工作到日落。
不过萨拉丁和丹尼尔却很享受这份工作，原因之一是工作内容充满变化，每天每时每刻都不同。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在工作中能找到无穷乐趣。诗人温德尔·贝里生动地描写了，经营良好的农场是需要动脑的，尤其农场和自然系统一样复杂，一定得解决一些新奇的问题。而在今天的产业化农业中，你已经看不到这类待解决的问题，因为许多解决方案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农业中的智慧与地区性的知识都被带离农场，进入实验室，然后以化学物质或机械的形式回到农场。贝里在他的一篇文章中问道：“农夫用的是谁的脑？而又是谁在利用农夫？”
当我们正在斯汤顿镇上开车到处跑，处理杂事时，萨拉丁说：“造成这个问题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现在留在农场中工作的有许多是成绩拿D的学生。就业咨询老师鼓励拿A的学生离开家去上大学，所以头脑好的人不会留在农村。”这正合华尔街的意，华尔街一直都想吸收乡下的人才与资本。他们先把最聪明的人带离农场，让他们在“呆伯特”的办公室隔间里工作，然后这些人又去想出一些炫酷的解决方式，贩卖给那些脑袋跟不上他们的平庸者，从而赚一笔。这不是农夫才有的问题。“我们的文化很愚蠢，居然把食物生产工作交付到一群笨蛋手上。”
难怪萨拉丁从事的这种低成本高智力的农耕方式，没有受到多少来自各机构的支持，因为他几乎不买东西。倘若畜牧业者愿意亲身实践“生物复杂性”，去安排多种动物之间的共生方式，让每种动物依照演化而来的天性活动与进食，他会发现，机械、肥料，还有最明显的化学药品，几乎都派不上用场。他会发现自己的农场不会有什么卫生问题，也不会有单一动物因集中饲养、喂食不当食物而生病。把农场当成生物系统来经营，最大的效益可能就是“健康”。
事实上，萨拉丁拒绝使用农业用化学药品，并非他的农场经营的主要目标（虽然这通常是有机农业的主要目标），而只是他的农场顺利运作的指标，这让我大为吃惊。他指出：“在大自然中，健康只是默认值。大多数的时候，害虫与疾病只是大自然要告诉农夫哪里出错而已。”
在波利弗斯农场，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不可以触摸动物，或是要求我进入孵蛋房之前要穿上生物防护衣。我在佩塔卢马养鸡场得穿上这种衣服的原因是，在那种封闭环境中密集饲养单种鸡的系统，本来就危如累卵，而有机法规禁止使用抗生素使得情况雪上加霜。在不使用药物与农药的情况下，要维持工业规模的单一物种畜牧场并不容易。当初发明这些药物，就是为了让这种摇摇欲坠的系统免于崩溃。有的时候，从事大规模运作的有机农夫，就好像在束手束脚的情况下从事产业化农业。
出于同样的原因，细心的农夫原本可以依照作物回馈的信息来改进耕作方式，但是对农业用化学药品的依赖却摧毁了这种回馈。某个下午我们在移动牛群时，萨拉丁解释道：“因为药物掩盖了生物遗传上的弱点。我的目标一直都是提升牛群的健康，通过细心的筛选让它们适应当地环境。因此我必须知道，哪头牛容易得传染性结膜炎？哪头牛容易被虫子寄生。如果随时都给它喂药，就没有任何线索。”
“所以你说，是谁正在从事所谓的知识经济？是那些真正观察农场而获得知识的人？还是从魔鬼的柜子中拿出神秘药物的人？”
当然，计算农场效率最简单也最传统的方式，就是看看单位土地生产了多少食物。就这个标准而言，波利弗斯农场的优良效率令人印象深刻。我问萨拉丁，波利弗斯农场每季生产多少食物，他滔滔不绝地列举出了以下一整串数字：
30000打鸡蛋
12000只鸡
800只熬汤用老母鸡
50头牛（相当于11000多千克牛肉）
250头猪（相当于22000多千克猪肉）
800只火鸡
500只兔子
40公顷的草地能够生产出这么多食物，的确非常惊人。但是某个下午，我把这种算法告诉萨拉丁时（当时我们坐着全地形车爬上山丘，去看看猪夏天住的地方），他质疑我计算的方式：太简单了。
“你当然可以说，所有食物都是从这40公顷的土地生产出来的，但如果你真的要算得精确，那么就得把180公顷的林地也算进去。”这点我就不了解了。我知道冬天时林地是农场重要的收入来源，萨拉丁和丹尼尔经营一家小型锯木厂，贩卖切割打磨好的木材，也用这些木材来盖农舍、棚架（以及丹尼尔的新屋）。但是森林和食物生产到底有什么关系？
萨拉丁继续算给我听。很显然，森林能够涵养水分、避免土壤遭到侵蚀，并提供农场所需的水。如果没有这些树，农场中大部分的溪流和池塘都会枯竭。在萨拉丁家族刚到这片农场时，这片220公顷土地上的森林几乎都被砍伐殆尽。老萨拉丁当初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北面的斜坡上种树。
我们穿过一片浓密的橡树与山胡桃林地，他说：“来感受一下这里有多凉爽吧，这些落叶木像是空调，能够减少动物在夏天受到的酷热。”
我们很快就抵达一片林地，这里比较像是热带草原，而非森林，树木比较稀疏，周围还有浓密的草地。这是萨拉丁在猪的帮助下，在树林中打造出来的猪园。“我们做的事情只是在森林中隔出一块1000平方米的地，拔掉一些树苗，让阳光照进来，其他的就交给猪来做了。”猪的工作包括把杂草嚼短，然后在充满石块的地里挖掘食物、翻弄土壤，让草的种子发芽。几周之后，树木之间就长出茂密的野生黑麦和狐尾草，草原就这样诞生了。猪容易被晒伤，而这片草原有凉爽的树荫供它栖息，它们同时也快活地在茂密的草丛中用鼻子搜寻食物，并靠在树干上蹭背。在野生牧草与林木的美好平衡下，这座草原自然流露出一种深刻的魅力，更进而展现出一股撼动人心的理念：只要共同努力，农夫与猪也能够在这个长满灌木的次生林中，创造出如此美丽的景象。
但是萨拉丁并没有完全计入林地为农场带来的收益，至少这片悠闲的猪园也算是森林的一部分。
“这个世界上没有电子表格能够计算出北面斜坡上这片森林的价值。首先，这些树木能够减缓吹袭草地的强风。这听起来可能没什么，但这能够减少草原上的蒸发作用，意味着保存了更多牧草需要的水分。另外，牧草得花费15%的能量来对抗重力，所以如果能够减少吹动牧草的风，草便可省下更多能量，专心进行光合作用，那么牛可以吃到的草就更多了。在‘篱笆之间种满作物’成为美国农业部的既定政策之前，每个农夫都知道在一小片土地周围种上树篱会带来何等效益。”
他解释道，树木还有涵养水分的功能，北面斜坡上的树木能把水抽上山丘。此外，森林能使农场的生物多样性大幅增加，而农场中的鸟类越多，昆虫就越少，但是大多数鸟类的取食范围，不会超过其安全地带数百米之外。鸟类和许多生物一样，喜欢住在森林与田野的交界处，因为交界处的生物多样性有助于控制掠食者。只要有足够的花栗鼠和田鼠可供黄鼠狼和狼捕食，它们就不太可能冒险到农场来捕食鸡了。
好处还不止这些。北面山坡森林产生的生物质，远远超过草地。“这些森林能够为整座农场生产更多碳元素，除了冬天取暖所需的柴火，还有堆肥所需的木屑。”堆肥材料中碳和氮的比例要适当，这样才有足够的碳结合较不稳定的氮。用鸡和兔子的粪便制作堆肥时，需要大量木屑，所以来自森林的碳会滋养土地，再从土地进入牧草，接着再进入牛的体内。所以牛不仅由草喂养，也由树木喂养。
这些林地所展现的另一种层次的复杂性，是我没有办法纳入计算的。我了解到，萨拉丁看待这片土地的方式与我不同，至少在这个下午之前是如此。40公顷具有生产力的草地与180公顷不具生产力的林地协同合作，树木、草地与动物，不论是野生或饲养的，全部都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分子。但在传统的计算方式中，森林意味着浪费掉的土地，应该转作生产之用，而如果萨拉丁依循传统的计算方式，把这些树木给砍了，改种草地给牛吃，那么这个系统便不再完整与健康。不可能只牵一发而不动全身。
鉴于某些原因，从那天起，我脑海中便深深烙印着一个场景：在强风吹拂的草地上，草叶用尽所有能量，以便站直身子让叶绿体朝向阳光。我总认为树木和草是相互为敌的，两者中的一方受益，另一方就得受损。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为真：越多的草代表越少的森林，而越多的森林意味着越少的草地。不过“非此即彼”的看法深植于我们的文化之中，在自然界中则未必如此。在自然界中，彼此抗衡的生物也彼此依赖，而最富生机之处往往是两地的边缘、交界或交叠处。这片草原、相邻的森林以及所有物种，共同分享这座最复杂的农场。物种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作物牲畜的健康也与野生生物的健康息息相关。在我来到波利弗斯农场之前，我读了萨拉丁的一句话，其中怪异的措辞混合了经济与灵性，让我深感震撼。我现在能够了解这句话有多么不凡，或许也不再那么怪异了：“农场中最有价值的事物之一，就是对生命的狂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