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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猜我爹伤透了心，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让我入老李家的祖坟，把我葬在了乌珠穆沁。
葬在乌珠穆沁也好，头顶着蓝天白云，脚蹬着绵延草原。终年陪伴我的牛羊和骑在马背上的牧人，去去来来，春夏秋冬。发源于东北宝格达山，流经东西乌珠穆沁草原的乌拉盖河，漫不经心地流淌着，注入了乌拉盖水库，灌溉着下游三十多万亩芦苇荡。而我，仰躺在乌拉盖河畔，以睡的姿势守望着乌珠穆沁，守望锡林郭勒大草原。
草原的夜，苍穹上，星光闪闪，天际边，鬼火点点，绵软冗长的草原风吹来，灯盏一样扑闪着。坟头上，无芒燕麦上趴着一只蚱蜢，黄花苜蓿上也趴着一只蚱蜢，两只蚱蜢睡的正香。露水，毫无声息地打湿了它们的翅膀。
夜色，让聒噪了一天的蚱蜢们戴上了口罩。曲折蜿蜒的牛羊路旁，抱窝的百灵鸟恬适地进入了梦乡。不远处，脑包山上的鹰隼也闭了眼。我和一只廓耳狐醒着。它是个流窜犯，从三里外的沙漠流窜来的，那里有片胡杨，树皮像苏木里，九十三岁的蒙根其其格老奶奶的脸，枝条像乌兰柔软的腰肢。它的家在最高的那棵胡杨树下。
年年清明，同学都会相约而来，给我上坟，男男女女。男男女女们前脚走，后脚坟头的供品，被我的邻居跳鼠一家老小，打了牙祭。
活着，我嗜酒。死后，我不沾滴酒。同学不知道我戒酒，来，必带酒。坟头，杯盏里，烈酒随风散去，草原上干涸的淖尔一般，见了底。
这个清明，男男女女如约而来，在我的坟头，转来转去，转的我有点儿晕。草原一片荒芜，朝霞蒙了灰尘，啃吃干草的牛羊根本停不下脚步。
廓耳狐是嗅着气味来的，循着牛羊路，走走停停，距我坟头十几米的草窠里俯下了身，它又在窥视我坟头的供品，狐媚的目光不时逡巡着男男女女们。急什么，男男女女们，和那些牛羊一样停不下脚步。很快，他们会驱车到盟里，找一家酒店，吃一顿，然后各奔东西。
谁的眼里含了泪，“李子，我们走了，明年再来看你。”
来或者不来，我都是老样子，日升日落，草绿草黄，独自守望乌珠穆沁，守望乌拉盖河。
廓耳狐真是急性子，不等男男女女上车，就娉婷女子一样，迈着小碎步上了我的坟头。谁悄然道：“狐狸。”男男女女们愣在了原地。他们真逗，活着，我五大三粗，壮的像草原上的公牛，怎么可能会投胎转世成，一只小巧玲珑的狐。
蒙根其其格老奶奶的口头禅是，长生天，保佑那些善良的人们吧。我算是善良的人吗？蒙根其其格老奶奶是地道的蒙人，会说汉话，她酿的马奶酒最醇。我活着时，她拄着她的那根胡杨木拐杖，把马奶酒送到所里让我品尝。我说：“奶奶，再喝我就醉了。”蒙根其其格老奶奶摸着我的脑袋说：“我的马奶酒喝不醉的。”
我怀疑她的手臂和拐杖长在了一起，沧桑的让人敬畏。
拐杖是我从一棵胡杨树上，用乌兰家的宰羊刀砍下来的。砍的时候，乌兰刚从自治区舞蹈学校放暑假回来，跟屁虫似的，在我身后捣乱，“这根，这根。”一会儿又唧唧喳喳地说：“那根，那根。”被她指挥的，没头苍蝇一样，跑遍了胡杨林。乌兰学的是民族舞，两条腿长的像草原上的跳鼠，走起路来，极像敦煌壁画上的飞天。
阿茹娜是她的姐姐，从满洲里卫校毕业，回苏木做了医生。
阿茹娜比乌兰大了整整八岁，比我小了五岁，梳了一头小辫子。下巴上的疤痕，是十三那年，爬胡杨树掏鸟蛋划的，足有两厘米长。我曾经玩笑她说：“阿茹娜，划着嘴唇你就成小兔子了。”她小辫子一甩一甩的，“兔子就兔子。”
巴特喊阿茹娜的父亲苏合大哥，巴特是我们所长，我只好也跟着喊他苏合大哥。阿茹娜操着夹生的汉语和我称兄道弟。她考上卫校的那年，等着录取通知书的，一个月时间里，骑着马跟着苏合大哥放牧，风里来，雨里去，晒的柴火棍一样。报到前，去所里开户籍证明，我错一点儿没认出她来。走的时候拍着我的肩膀说：“哥们儿，哪天我请你喝酒。”还说要把我喝趴下。家里有摩托，她不骑，偏骑马。我喊她，“阿茹娜，慢点，没人追你。”她马缰绳一扬，胯下的坐骑“咴咴”两声，哪吒踩了风火轮一样，绝尘而去。
给蒙根其其格老奶奶砍拐杖的时候，乌兰仰头望着树上的我，怀疑地问：“你行不行。”我承认宰羊刀是用来宰羊的，不是用来砍胡杨的。我心思杀鸡焉用牛刀，砍根胡杨，难道把她家的铡刀扛来。
砍砍，歇歇。砍树声传到了胡杨林的边上。乌兰的母亲图雅以为有人盗砍胡杨，操着纯正的蒙语向胡杨林跑来。我不懂蒙语，乌兰说：“喊你呢。”乌兰打小在自治区学舞蹈，汉语说的非常流利。我狐疑地望着树下的乌兰，“喊我做什么？”“阿嬷不让你砍树。”
我告诉图雅大姐，我在给蒙根其其格老奶奶砍拐杖，她才放心地离开。
乌兰让我把树皮刮掉，我说：“你懂什么，要的就是这效果。”
搞不懂胡杨们是怎么生长的，歪七扭八，被人为摧残了似的，不高，不低，粗壮的像戏里的武大郎。胡杨的种子是从哪里来的，风吹来的？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也是被风吹来的？
我爹说：“李亮，再给爹补他一年。”于是我一连补了三年，考上了盟牧机校。毕业在即，我爹一夜愁白了头，我想分回原籍比登天都难。我像随风飘拂的胡杨种子，飘进了乌珠穆沁的一个苏木派出所，做了警察。
我爹唉声叹气了半夜，憋出一句话，“慢慢往回调吧。”十五年里，我穷尽一切办法想调离乌珠穆沁，均不能如愿。
草原的夜，静的只有廓耳狐细碎的脚步声。这样的夜晚，适合写诗，写一首与草原有关的诗。遗憾的是，我不是诗人，不会写诗。我是个死人，只会回忆。从哪一年开始回忆呢？我背着行囊一路北上的那年？和阿茹娜相好的那年？还是和老婆结婚的那年？
2．营子里的小班车凌晨四点发车，爹不到三点就点了煤油灯，等着。
小班车的喇叭声响了三声，爹说：“走吧。”爹推开门，风锉刀一样。穿着棉鞋棉裤棉袄，戴着棉帽的我，呛着风说：“爹，娘，我走了。”
七十里乡间路，我吐的七荤八素。滴水成冰的坝上凌晨，我死狗一样，被小班车拉到了县城汽车站，一息尚存。彼时，县城的街道冷清的，连个扫大街的都没有。一车人下的连影子都不剩一个。汽车站里，当地稳着的生铁炉，烧的通红，几个工作人员围成一圈，在烤火。
开往盟里的唯一一班班车，让我赶上了。207国道崎岖而漫长，灰蒙蒙的天没有尽头。路面上大片的积雪，时不时的在视线里晃，像谁一不留神把油彩泼上了路面。过了哈毕日嘎，路两旁的沙丘多了起来。沙丘上，梭梭光秃秃的，森人的白，被剥了皮似的。
太阳垂死地悬在半空，被风吹的躲进了云层。车里，抽烟的，咳嗽的，抱怨的，应有尽有。一过灰腾河，连绵的沙丘变戏法一样不见了，呈现在眼前的是浑噩日头下，被鬼舔过的草原，害羞似的扯来大把的雪覆盖着。牛羊呢？难道都被鹰隼叼上了天。蒙古包呢？难道都被风卷了去？
冬日的五点，天已微黑。司机告诉我，下车左转就是牧机校。蹭了学弟一顿饭，和学弟同床共枕挤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背起行囊，登上了开往乌珠穆沁方向的班车。
破旧的班车，喘着粗气，吐着黑烟，还是拐上了窄憋的乡间公路。刚过毛登牧场，哮喘病病人似的，急促地喘息了两声，熄了火。司机用汉语骂了声娘，坐我身后的两个蒙古男人拿蒙语大声地和司机说着什么。司机掀开机器盖鼓捣了半天，车哼哼了几声又哑了火。
男人统统被喊下车，弯腰撅腚推着车跑，先小跑，后大跑，排气筒冒出两股黑烟，车着了。
再次上车，乱了套，我被撵到了最后一排，六人的座，挤了七个人。一个抱孩子的女人。一个戴着眼睛，看不出年龄的蒙古男人。靠窗户两边的，是两个围着头巾戴着口罩的女人，更看不出年龄。坐在我右手边的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女人一路咳个不停。男人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到家就好了，到家就好了。
坐到我前面的两个蒙古男人开始抽烟，女人咳的更厉害了。我不会蒙语，只能拿汉语告诉司机，让司机告诉他们把烟掐了。两个蒙古男人嘟哝着什么，车厢又恢复了安静。
草原的天气瞬息万变，风裹挟着雪花复仇似的摔打着玻璃窗，我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战。没遮拦的白毛风，贴着地皮势如破竹。司机努力地打着方向，女人多次把咳嗽声捧在了掌心。两个蒙古男人不倒翁一样晃着，左左右右，右右左左，极像提线木偶。
班车“呼哧呼哧”地喘了几了声，咽了气。
司机握着方向盘的手，扬在半空中，又重重地砸在了方向盘上。他招呼大家不要乱动，待在车上，等待救援。之后，他不时地瞅手腕上的表，铲玻璃上的霜。玻璃早已结满了冰霜，根本看不见外面什么情况。
最先沉不住气的是两个蒙古汉子，跟司机激烈地争吵着，司机把他们摁回座位，独自下了车。有人巴着脖子往外瞅，有人刮玻璃上的霜，对头停了一辆车，不等人们反应过来，又开走了。
司机上车，关门，一气呵成。
我问司机离我要去的地方还有多远，司机说十里。我让司机开门，我要步行走剩下的十里路。司机头一歪，“你也不怕冻死。”我笑，“没事，我是警察。”“警察啊？”司机迟疑了一下说：“抱着公路走，跌过梁就看见了。”
雪是活的，路是死的。
草原上的牛羊，冬天会从雪地里刨草吃，我虽不是牛羊，可我懂得踢开脚下的雪，分辨出哪里是路。风雪肆虐，举步维艰。
爬上梁，试图回望一步步走过的路，回望等待救援的班车，才发现风从四面八方吹来，抬不起头，睁不开眼。除了脚下踏过的和未踏过的雪，一无所有。
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一条路，我是警察，只能前进。
巴特炖了羊肉，备了酒，给我接风。他用拳头捶打我的肩膀，“李亮，好样的，好样的。”巴特前后送走过五个警察，我是唯一一个冒雪徒步来报到的警察。从上一个警察调走，到我来，他已经做了半年的光杆司令。五个警察里，最长的一年，最短的三个月，走马灯似的，我是第六个，唯一一个不是蒙人的警察。
喝了酒的巴特，脸更红了，冷不丁来一句，“亮子，干。”透着蒙古汉子的豪爽。开始我不习惯，让他一惊一乍喊的手忙脚乱的，喝到第二瓶的时候，我才放开手脚，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巴特割一块，我吃一块，倒一碗，我喝一碗。
等到救援车的班车司机，担心我冻死在路上，把车开到了派出所门口，操着我半懂不懂的话跟巴特嘟噜了半天。巴特让他喝酒，他也不推辞，抱起瓶子“咕咚咕咚”就是两口，撂下瓶子，随手割（ga）下一块肥肉，嚼也不嚼，就咽了，又割（ga）下一块更大的咽了。他连割（ga）了三块肥肉，都整咽了，又抱起酒瓶“咕咚”了两口酒，才抹嘴要走。
我把他送出派出所门口，回来吐了。他摁了几下喇叭消失在了风雪中。
3．我爹不让我入老李家的祖坟，我不怪他，他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不是让我开枪自杀的。
巴特接到命令，从旗里赶了来，和十五年前他给我接风一样，汉语说的还是那么别扭，一惊一乍，“亮子，把枪给我。”阿茹娜躺在我左边，直挺挺的。
门外，有我的同事和旗里来的特警，盟里的同志们还在路上。在他们眼里，我就是爱喝点酒，根本不可能杀人。巴特五年前调回旗的里，在苏木待了整整二十年。
“亮子，把枪给我。”巴特还在努力，他不想让特警一枪击毙我。
巴特走进来，老样子，肥嘟嘟的，大号的警服勉强装下他的啤酒肚，小簸箕样的手掌上棒槌样的手指蹼一样无法张开，半伸着，“亮子，把枪给我。”若是平时我早忍俊不禁地笑了，声音洪亮的能把水磨石地面砸出坑不说，每个字还停顿那么一下，听起来就像，“亮——子，把——枪——给我。”巴特目睹惨状，想皱一下眉头，无奈额头上的肉太厚，嘴唇跟着动了动。
巴特和我对视了也就三秒钟，枪又响了，我直挺挺地倒地，闭眼的瞬间，我第一次听见巴特把我的名字叫的那么顺耳，“亮子！”痛心疾首的。
从此，我的人生只剩下了回忆。
一觉醒来，我轻易的实现了诗人海子的夙愿：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接着我又实现了他的另外一个夙愿：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想让马儿跑，必须给马儿吃草。第一件事是喂马，第二件事是劈柴。煤在隔壁苏木院里，巴特说能烧多少烧多少，想烧多少烧多少。
马是枣红的，四根木头棍架起来一样，毛长还不顺，尾巴上粘着干草，邋邋遢遢，脾气不小，见着我又踢又咬。幸亏拴着缰绳，不然我真怀疑它会尥蹶子。它让我想起了，我家养过的那匹马，我叫它黑寡妇，实际它是一匹骟马，我爹用牛和屠宰场换的，牛是大集体解散时抓阄抓的。我爹嫌它耕地太慢，亲自把它赶进的屠宰场，换回的黑寡妇。
草原上，除了骒马和种马，儿马都会被骟掉。骟马养几年会被卖到屠宰场，宰掉卖肉。
黑寡妇没戴过笼头，是一匹真正的草马。我爹一个人，从县城的屠宰场把它牵回家，走了一天。不是我爹不舍得骑它，我爹是担心被它尥下马背，脱了缰。都说老马识途，小马也识途。脱了缰，它奔原路就跑回了后草地。我爹在前，马在后，一路走的鬼鬼祟祟贼头贼脑，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手里牵着的是一匹偷来的马。
黑寡妇前足迈进我家院子，后足就不由它了。我爹脸不洗饭不吃，蹲在堂屋开始拾掇他的赶牛鞭。我真正分不清楚，马鞭和牛鞭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鞭梢更长了，更细了。期间我娘说：“他爹，先吃饭吧。”我爹瞪我娘一眼，“饿不死。”我娘又说了句，“凉了。”我爹一扬拾掇好的马鞭，“热热。”
我爹一出院，黑寡妇就惊慌失措了，刨着前蹄，蹬着后蹄，接二连三地打响鼻，警告我爹不要靠近它，否则它对他不客气。遗憾的是，它不知道我爹是谁，我爹外号蔫儿土匪。三鞭子下去，黑寡妇腾空而起，欲与我爹决一死战。我和我娘瞅的胆战心惊的，我娘急的团团转，“土匪，你和它一般见识。”
我爹第四鞭子下去的时候，黑寡妇脑袋一低拉出一泡稀屎。倘若它够识时务，应该立刻对我爹俯首称臣。遗憾的是，它旋风一样原地打了个转，伺机对我爹下了黑蹄。说时迟那时快，我爹一个鹞子翻身，随手又是结结实实的一鞭子。当我爹第六七八九鞭子下去的时候，黑寡妇唯一能做的就是夺路而逃。它不是唐僧骑过的白龙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能贴着墙根儿喘息。
我娘担心我爹伤着黑寡妇，“他爹，你快吃饭吧。”我爹让我打开街门，我略一迟疑，他已翻身上马。黑寡妇激灵灵站了起来，若不是我娘眼疾手快打开街门，街门定会撞的七零八落。
只见半条身影，一闪而过，我爹消失在了夕阳的余辉里。
我爹回来的时候，像个得胜的将军，吹着口哨。黑寡妇像刚洗了澡似的，汗水滴答了一路，低眉顺眼的，像极了旧社会公婆面前的童养媳。黑寡妇在我家服了近十年的役，我考上中专的那年，我爹把它卖给了马贩子，卖的钱正好够我三年的生活费。
毛伊罕是一匹骒马，难道巴特不知道自古有骒马不上阵的说法，亏他还是成吉思汗的后人。巴特竟然叫它毛伊罕。在蒙语里，毛伊罕是丑丫头的意思，名副其实。
巴特是后晌坐班车走的，风没有住，沿着乡间公路囫囵而过。巴特一走，所里只剩下了毛伊罕和我。毛伊罕不分白天黑夜地吃草拉粪，我白天吃肉喝酒，黑夜躺在羊毛毡上睡大觉。一墙之隔的苏木大院，有的是煤，睡之前，我满满塞一炉子，我可不想冻死在猫不拉屎的荒原。炉子稳在门口，离炕不远不近。炉边从早到晚，稳着一把脏兮兮铁壶，里面是烫舌的奶茶，渴了来一碗，饿了来一碗。
厨房的大案板上堆着五六只白条羊，直挺挺。案板上有斧子，巴特说：“吃，你就剁一斧子。”他说的轻巧，我剁了十几斧，剁下半条羊腿。奶茶是巴特走时熬好的，砖茶加奶粉，巴特说：“羊下羔子的时候，就能喝上新鲜的羊奶了。”
我恐怕是等不到羊下羔子了，我要离开荒芜人烟的乌珠穆沁，回到生我养我的地方。巴特走的时候，我问他，“有人报案怎么办？”“没人报案。”巴特肯定地回答。巴特说的没错，白毛风呼呼地刮，牛羊都刮回了圈，谁会来报案。
十几天里，我除了喝酒喂马，见过班车司机一面，他来给我送东西，巴特捎的，三十几颗鸡蛋，一坨牛肉，半麻袋土豆。
苏木大院空旷的很，雪厚的地方能没过人膝。十几天里，只有我一个人的脚印，进进出出。出出进进。宿舍门后的铁锹，夜里顶门用的。我担心巴特回来的时候，雪把进所的路埋掉，每天清晨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喂马，也不是劈柴，而是铲雪，一路铲到苏木大院的煤堆旁。
第十几天的凌晨，我被踢门声惊醒了，门外有人喊巴特。听声音是当地的牧民。隔着门，我说巴特不在。他没走，仍踢门。开门，听他嘟噜了半天，我也没明白他焦急的要做什么，马靴上满是雪。他比画着，让我穿上衣裳跟他走，我懂了。
他骑来的马备着马鞍，我不知道马鞍在哪里，更没骑过备着鞍的马，骑了仍在吃草的毛伊罕，跟在他的马屁股后头向着茫茫的雪野出发了。
4．我穿的警服，不知道是前面五个警察，哪个留下的，哪个穿过的，包括大衣。
那真正叫一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银装素裹。视线所及，茫茫一片。肃杀的清晨，住了风，蒙古汉子来时骑马踏出的蹄印清晰可见，一路向东。毛伊罕久不经沙场的缘故，和我一样兴奋。
一路上，蒙古汉子不时地和我诉说着什么，可惜我一句不懂。张牙舞爪的他，指了指太阳升起的地方。我发现太阳有耳。阳光照耀下的苍茫雪野镀了金似的，倔强的芨芨草直戳戳，像是谁一根根插在雪地上似的露着头。
偌大的草原，唐突地长着一片芨芨草，像在和严冬抗争似的，不弯腰，不低头。
我的家乡塞北，芨芨草是最常见的植物，村前村后村左村右，遍地都是。除了那片芨芨草，草原上所有的植被皆被捂在了雪里，连同远处浑圆的山峦也不例外。蒙古汉子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哇啦哇啦地嚷。
我是先看见的炊烟，后看见的房子。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原来无边的荒野炊烟也是直的，彼时乌拉盖河冰冻三尺，蜿蜒三百六十公里，难睹落日的风采。读书时，常听蒙族同学们说起乌珠穆沁的嘎查，最小的仅一户人家。亲眼所见，我还是被震到了，孤零零的几间房，房顶方方正正扣着雪，加了顶似的。
十岁的乌兰，追前跑后地跟在母亲身后，十八岁的阿茹娜牵过父亲手里的马缰绳，栓好，直奔羊圈。她们的父亲夸张地扒拉着羊圈门，扒拉着羊圈门上的吊扣。
暖圈里几千只羊好好的，有的吃草，有的倒嚼。
阿茹娜把我拽到离她家房子很远的地方，指着雪地上凌乱的羊蹄印让我看。羊蹄印在距离她家一公里的地方消失了。我恍然大悟，阿茹娜家的羊昨天夜里丢了。她父亲发现后摸黑骑马直奔苏木，凌晨赶到的派出所。
我一时搞不清，她家丢了多少只羊，从雪地上的蹄印看，起码有十几二十几只。站在羊蹄印消失的雪地上，我打量四周，四周空荡荡的。视线里，阿茹娜家的几间房子还在，伫在当院用来发电的风车，慢悠悠地转着。羊蹄印消失的方向对着太阳升起的地方。阿茹娜指着太阳说着什么，我听不懂。
巴特不在，我是所里唯一的警察，阿茹娜家的羊丢了，我得帮他们找回来。虽然我身上的警服不知道是前面的哪个警察穿过，或者留下的，但穿在我身上就有责任帮他们找回丢失的羊。
那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次雪地骑行，每向太阳靠近一步，就离死亡近一步。我笃定地相信我曾经到过死亡边缘。毛伊罕表现的坚定而执著，好像它已经感觉到了那些羊儿所在的位置。毛伊罕没有半点停下的意思，信马由缰，驮着我行进。
看见车辙的时候，毛伊罕驮着我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我确信羊在车上。至于羊蹄印为什么会在距离阿茹娜家一公里的地方消失，我后来才明白。狡猾的偷羊贼，先把羊从羊圈里赶出来，赶到很远的地方，再把羊们一只只装上车。前面车走，后面一人跟着拿扫帚扫，经过半夜风雪的掩埋，天亮时不留一点痕迹，羊们像在一公里的地方凭空消失了一样。
人算不如天算，处心积虑的偷羊贼没料把车开进了胡杨林。草原上的冬天，寒冷而漫长，从降下第一场雪起，牧民们没有要紧事都不出门，几个偷羊贼一定是穷疯了，才在风雪夜，冒着生命危险出来做案的。
胡杨林背风，只需一夜，雪便几尺深。贼们不甘心，奋力地铲着雪，试图铲出一条路。我骑着毛伊罕到跟前的时候，他们还在奋力铲雪。四轮车的羊儿们，听见了马蹄声，一阵骚动。
对峙中，我说：“把羊放了。”“少管闲事。”听口音像我的老乡。瞅瞅车上安然无恙的羊们，我又说：“拉一车羊，往哪儿跑。”
多年后，我才知道我一个非警察学校毕业的汉民，为什么能幸运地当上警察。
流窜在乌珠穆沁草原上的偷牛贼和偷羊贼们，开始都是做收购牛羊生意的，年复一年，牧民们越来越精，他们赚不到什么钱，就开始偷牧民们的牲畜，连夜拉到屠宰场卖掉。多年活动在草原上，对草原上的每一条牛羊路都了如指掌，对每一户牧民都如数家珍，可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屡屡得手。
我读的是牧机校，并非专业的警察学校，我像秃子头上的虱子一样，明摆着没有关系。我的资料又一目了然，我是汉人，享受不到任何的优惠政策，只能乖乖地趴基层，与来自我家乡的不法分子周旋，起到震慑他们的作用。
赶羊回阿茹娜家的途中，起了风。没遮没拦的草原上，风却遮天蔽日。风雪中，二十几只重获自由的羊儿，排着长长的队伍走在前头，我驱赶着毛伊罕紧随其后，生怕再把羊儿们弄丢。
胡杨林被甩在了身后，我错误地以为，离胡杨林越远，离阿茹娜家则越近。羊儿们一路小跑，骑在马背上的我，错误地以为它们走的是来时的路。我担心截断它们的去路，受到惊吓，它们会乱了方寸，随便夺路而逃。没养过羊的我，不知道饥肠辘辘的羊儿们只想尽快吃到草，没头苍蝇一样，东一头，西一头乱扑。我骑着毛伊罕撵在它们屁股后头，它们更没了目标，误以为我赶着它们去吃草。正确的作法是，我应该想尽一切办法赶到它们前头，带领着它们跑。草原上的牲畜，一年四季，只有冬季才归圈，它们没有家的概念。
追撵中，我摔下了马背，面朝下掉进了雪坑。脱缰的毛伊罕兴奋的，撒着欢，尥着蹶子，没了影儿。等我挣扎着爬起来，一只羊儿也不见了。一声声呼唤着毛伊罕，最后我不得不绝望地，就着凄冷的风，喊它丑丫头。
我坚信是我的呼唤感动了长生天，把毛伊罕送回到了我的身边，否则我必冻死在乌珠穆沁大草原上无疑。长生天一起送来的还有骑在毛伊罕背上的阿茹娜。阿茹娜从翻身下马，到飞身把我扶上马，蜻蜓点水一般。
羊儿们已经归圈，争吃着干草。如果不是它们身上的雪，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如果不是骑着毛伊罕的阿茹娜救了我，身着警服的我，早英雄一样入了老李家的祖坟。
巴特一礼拜之后回来的，老样子，喝酒，吃肉。喝过酒，拍着我的肩膀一惊一乍地道：“亮子，好好干，争取早日立功，离开这里。”
我信了，只要立功，就可以离开乌珠穆沁。
我没告诉巴特，他不在的时候，我帮苏合大哥找羊的事，原因是我错一点冻死。几天后，苏合大哥骑马送来两只白条羊，跟巴特呜里哇啦地和巴特说了许多话后，抱着我又拍又打的。
苏合大哥走后，巴特慢言慢语地道：“亮子，你给苏合大哥找羊了，冻死，我怎么跟你爹娘交代，你不是来送死的。”他的语调慢的我有点儿不适应。
第二天，巴特乘早班车又走了，我又开始了独自喂马，劈柴的生活。
年底，由于我冒着生命危险帮苏合大哥找回了丢失的羊，巴特被评选上了全旗的最佳所长。
5．第二年，陆续有牧民给我介绍女朋友。我迟早是要离开乌珠穆沁的，不想找本地姑娘成家，不是本地姑娘不漂亮，是我不想离开的时候拉家拽口。
巴特说成了家，走的时候可以一块走。
在我精心的喂养下，毛伊罕的毛顺溜多了，整个夏天，我都把它放到苏木前面的那片撒野大滩里吃草。
秋天，阴雨一场接着一场，整个乌珠穆沁草原生机盎然。雨停天晴后，湛蓝的天空上鹰隼翱翔着，慢条斯理地巡视着草原上的每一个角落。心急如焚的百灵鸟，盼着最后一窝雏鸟出窝展翅飞翔。
蘑菇雨后春笋般地从草缝里探出了脑袋，野韭菜花枝招展纷纷登上T台，波光粼粼的乌拉盖河蛇样逶迤，形成了九曲十八弯。站在脑包山上眺望整个草原，目光都是绿的。
派出所于巴特而言，更像是驿站，匆匆的来，匆匆的去，来去匆匆间，酒成了我们的兄弟。喝了酒的巴特叫我名字时，跌跌撞撞的，“亮子，好好干，我一走，所长就是你的。”
我不想当什么所长，我只想离开。
毛伊罕悠闲地甩着尾巴，驱赶着蚊蝇。一匹串群的儿马，颠着碎步，棕毛婆娑，执拗地到了它的跟前。毛伊罕避闪不及，被它撞到了屁股。莽撞的儿马毫不顾及毛伊罕的感受，昂扬着脖颈，君临天下似的嘶叫着，几个回合就把毛伊罕围拢到了身边。
一个后晌，毛伊罕被儿马追逐着，纵情在草原上驰骋。
夕阳西下的时候，苏合大哥骑着他的鞍马，在派出所门口和巴特得意洋洋地调侃了很久，才把他家串群的儿马赶回群。尽管我不知道他们调侃的是什么内容，但我知道一定和毛伊罕有关，瞧苏合大哥一脸的坏笑就知道。
八个月后，毛伊罕产下了它的第一匹马驹，黑的透亮，一看就是苏合大哥家儿马的种。
巴特依然来来回回的，似乎回来就是陪我喝酒的，酒是高度的烈性白酒，辣舌头呛嗓子的，储存在塑料壶里，喝了就倒一碗。
喝了酒的巴特话总是比平时多，说起苏合大哥，说起在满洲里读书的阿茹娜。问这问那的，问我是不是不想找蒙古姑娘，问我是不是嫌阿茹娜黑，还说阿茹娜黑是放马放的，放寒假回来一准变白。
巴特说苏合两个姑娘，一万多亩操场，将来都是你的。
我爹在信上说，“李亮，你娘说蒙古姑娘哪儿都好，就是听不懂她们说话。”娘的意思就是爹的意思。巴特比我急，“亮子，该成个家了。”回信时，我和我爹说：“爹，蒙古姑娘也有漂亮的，会说汉话的。”我爹来信时说：“你娘还是喜欢汉族姑娘。”
毛伊罕的马驹，是寒假阿茹娜骑马用套马秆从苏木前面的草场逮走的，隔着苏木门前的公路，远远的看不清她变白了没有，马骑的是越来越让我自愧不如了，挥舞着手中的套马秆，追赶着毛伊罕的马驹。
草场上的草已经完全枯黄，瑟瑟的风在酝酿着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隔着玻璃窗，巴特又倒了两碗酒，他一碗，我一碗。他问：“亮子，阿茹娜变白了没有？”我顾着喝酒，不答他的茬。巴特不甘心，跳下地趿拉着鞋隔着公路扯着嗓子喊：“阿茹娜，阿茹娜。”真是搞不懂，巴特一说蒙语立刻换了个人似的，声音肥厚而圆润，舌头也捋直了。
马背上的阿茹娜，一提缰绳，坐骑前蹄瞬间腾空，真为她捏了一把汗，只见她侧身哈腰，双腿点镫，硬生生掉转了马头，飞奔而来。巴特急忙闪身，生怕被马踩踏似的。我始终没听懂阿茹娜和巴特说了些什么，之后阿茹娜又去草场追毛伊罕的马驹了。
其实我从没有介意过阿茹娜是白是黑，或者说她白不白黑不黑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不过说心理话，我更喜欢皮肤黑黑的阿茹娜，风符合我心目中蒙古姑娘的模样。
冬天，雪，下下停停，停停下下。风，刮刮停停，停停刮刮。巴特，走了来，来了走。漫长的冬季没有一户牧民走失牛羊，没有一个牧民喝酒迷路在所里过夜，也没有老乡来和我借钱。我孑然一人在异乡过的第三个年，年三十喂马，劈柴，喝酒，吃肉。大年初一，劈柴，喂马，吃肉，喝酒。没有丝毫的变化。苏木大院里，依然堆着烧不完的煤。毛伊罕的毛又长了，垛在墙角的干草是苏合大哥赶着胶轱辘车送来的。
年前骑着摩托的邮递员送来了我爹写给我的信，他在信上说：“李亮，你娘和我都挺好的，你甭惦记，好好干，争取早日立功。”我爹的意思我懂，因为我在信上和他讲过，巴特说只要我好好干，立了功就可以离开乌珠穆沁。不过我没和我爹讲巴特一走，所长就是我的。
好像我爹比我更盼着我立功。
阿茹娜返校之前，骑马给我送过一趟黄油和奶豆腐，说她阿嬷亲手做的。进门就张张罗罗的要和我喝酒，我担心她喝了酒骑马回去危险，哄她酒喝完了，巴特还没捎来。她不信，翻箱倒柜地找。再有一年，她就毕业了。为了转移她的注意力，我问她毕业后有什么打算。她说当医生。
所里就那一间房，吃住办公挤在一条炕上，隔扇后的半间房厨房兼储物间，找一壶酒容易的很。我说：“阿茹娜，趁天亮，你快回吧。”她主人一样满上两碗酒，一碗推给我，说：“喝。”没喝就醉了似的，不知深浅。我还是喜欢她说蒙语，尽管听不懂，起码听起来不别扭。
酒已满上，怎么能不喝呢。肉是现成的，白条羊几斧子下去，要腿是腿，要脖子是脖子，扔进锅里，倒瓢水，丢把盐的事。炉火纯青，十几分钟后就开始沸腾。羔羊肉嫩的很，翻两个滚，捞起来即可啃。
和我比起来，阿茹娜更喜欢动刀子，我更喜欢动手，虽然我已经学会了娴熟的使刀子。
阿茹娜每割（ga）下一块肉，都用刀尖扎着，直戳戳的送到嘴边。我说：“阿茹娜，你慢点，小心划了嘴唇和舌头。”阿茹娜不以为然，演示给我看，满嘴拗口的汉语，“这样，这样，这样。”我心思等你划了嘴和舌头就那样了。
一碗酒下肚，阿茹娜脱掉了她的蒙古长袍，我也解开了棉袄扣子，咧开怀袒开襟，敞开阵势，放开手脚，主动一人满上一碗，要和阿茹娜一醉方休。阿茹娜问我，“你行不行，不行甭喝了。”我胸脯拍的“啪啪”的，反问她，“你行不行？”又道：“来乌珠穆沁三年，我喝的酒比水都多。”
喝酒前，阿茹娜的马，我已帮她喂上，和毛伊罕并排拴在圈里。巴特不在，她完全可以留下来过夜，没必要逞能骑马回家。
三碗酒下肚的阿茹娜，汉语说的糟透了，咬字不清也就罢了，还不连贯，蒙古长袍不穿就要走。我怕她冻着，慌忙追出院子给她披上。我问她，“你要去哪儿？”“回家。”她把回家两个字却说的坚决而清楚。
我抱住了阿茹娜，“别回了，马我都替你喂上了。”阿茹娜解开马缰绳，飞身上马的时候，我心里空落落的。再见她的时候，是暑假。
6．七月的草原，云吊在半空，没有一丝风，蔫头蔫脑的草贴着地皮，蚱蜢无精打采地趴在草尖上，生怕飞起来翅膀会被阳光烧着似的瞪着复眼。
牛羊路旁，刚刚孵出的小百灵饿的直叫，鹰隼热的躲在巢中。苏合大哥家的羊群，像被风吹着跑的云彩一样乱蹿。脑包山上的草，彻底干枯，越发迫切地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雨。淖尔里的水见了底，龟裂的地皮不规则地翘着角，像一张张网状的嘴。
几个月没见，阿茹娜的汉语没有半点起色，骑在马背上抹着脑门儿上的汗说：“热死了，热死了。”不知道她是真的黑，还是回来这几天又晒黑的。
苏木正在筹建卫生院，房子是最早苏木所在地占用过的老房子，门窗上的油漆大部分已经脱落，没脱落的像牛皮癣。
巴特在不在所里都不影响我办案子，我不会放过一切立功的机会，他们说我六亲不认，不给老乡面子。我心思我给你们面子，谁给我面子，谁把我调回塞北。我三年没见我的爹娘了，独自守护着牧民的牛羊，守护着他们的一草一木。
巴特和我说鸟贩子们最可恶，百灵鸟刚筑巢，他们就手持望远镜在草原上活动了。百灵鸟是草原上常住的鸟，一年四季不离开草原，只有大雪完全覆盖了地表和地表上的植被，才短暂的向南，也就是塞北群体迁徙。
百灵鸟以草原上的蝗虫和飞蛾为食，一只百灵鸟一年能吃掉上万只害虫。偏偏它又是养鸟人青睐的鸟。阿茹娜家的草场离公路最近，运输方便，就成了首选之地。牧民们方圆几百里一户，拿他们没有一点办法，只能任由他们一笼子一笼子地把没出窝的小百灵，用摩托车驮到城里，卖给更大的鸟贩子，运到更大的城市，卖给养鸟人。无数的小百灵，死在了运输的路上。
草原上，一旦蝗虫的天敌数量减少，草原上的草就会被大面积的啃食。
阿茹娜骑着马多次撵过那些鸟贩子，他们不怕她，所谓捉奸成双，捉贼见赃。草场是她家的不假，可她没有权利不让他们在草原上走过。她兴师问罪地找我的时候，我刚喝过酒。毛伊罕正在她家的草场上找草吃。公路下面，地势低洼，一些草长的相对茂盛，依稀可以填包它的肚子。
阿茹娜问我管不管我的那些汉人老乡，把小百灵的窝都端了。她说的话很夸张，不到掏小百灵的时候，鸟贩子们在等小百灵长大，等它们身上长出蓝色的绒毛。干旱的草原上，供百灵喂养小百灵的食物少之又少，小百灵们的叫声连成了一片。再不下雨，绝大部分小百灵都要饿死在窝里，使得活下来的小百灵更金贵，价格更昂贵。
刚上公路，毛伊罕就仰起了头，嘴里叼着几根儿青草。我仍然没学会骑鞍马，不像阿茹娜，骑马必备鞍子。似乎只有冬天的时候，穿了长袍的阿茹娜，更像蒙古姑娘。夏天，草原上的姑娘们，衣衫也很单薄，服饰和汉族姑娘没什么区别。
不等我上马，阿茹娜急生急养的要去撵鸟贩子。太阳明晃晃的，骑在毛伊罕背上，像骑在了碳火上。屁股被烫的龇牙咧嘴的我，追着阿茹娜跑。
鸟贩子们一年比一年狡猾，为了躲避打击，翻过脑包山，把摩托藏在隐蔽处，背着干粮和水，在一览无余的草原上一走一天。我知道他们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胆儿小的鸟贩子，被我逮过几回，铐到派出所，训斥一顿，罚几个钱，就不再来了。个别胆儿大的，抱着侥幸的心理，屡教不改，铐了一次又一次，罚款一交，依然我行我素，嬉皮笑脸的和我套近乎，让我给他们留条回路。可谁给我留活路？
阿茹娜不找我，我也会找他们的。要想把他们一网打尽，必须人鸟俱获。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掏百灵，什么时候运送。阿茹娜急我不急。
阿茹娜骑着马，先我一步和鸟贩子们操着蒙语吵开了。我心思他们又不懂蒙语，吵的声音大管什么用。我翻身下马，踢了吵的最凶的鸟贩子一脚，他咧了下嘴叫我李亮。我再踢他一脚，我认识你黑的白的。
我说：“你们他妈的也不怕晒死，赶紧滚。”当着阿茹娜的面，我是不会和他们客气的。我知道他们都不容易，我也不容易。两名晒的黑又亮的鸟贩子磨磨蹭蹭的不走，我追上去，结结实实的又给了他一脚。他回头和我来了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妈的，威胁我，我上去扇了他一耳光，他歪着脑袋乜斜我，“有本事你把那身皮脱了。”
我知道他们怕的不是我，是我身上的警服。我要不是警察，他们早把我打趴在草原上了。那些偷牛的偷羊的，偷挖药材的，甚至我面前，和我对峙的鸟贩子，他们既恨我又怕我。我脱下警服，丢到草原上，又扇了他一耳光。另一个鸟贩子拉了我一把，“李亮，李亮。”被扇的鸟贩子还不服气，“李亮，你等着。”
俩鸟贩子，一前一后，骑着摩托沿着草原上的羊肠小道溜走后，我忍不住问阿茹娜，“你怎么不说汉语？”她说：“他们笑我。”何止他们笑她，我都想笑她。阿茹娜看懂了我的心思，翻身下马想打我，被我抱进了怀。
我先是亲吻阿茹娜下巴上的疤痕，她颤抖了一下，又颤抖了一下，第三下的时候，我捉了她的唇。毛伊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阿茹娜躺下的时候，它接二连三地打响鼻。阿茹娜的鞍马若无其事地吃着草，像什么都没有看见似的。阿茹娜浑身是汗，脖子以下的身体，白的像剥了皮的野韭菜。日头斜挂在西天上，长生天做证，阿茹娜成了我的女人。
周围，饿着肚子的小百灵，蜷缩在窝里，被阿茹娜的呻吟声吓破了胆，集体失了声。等着归巢喂食的大百灵，焦急地在我们的头顶忽高忽地飞来飞去，不敢落地。夕阳西沉的时候，我和阿茹娜才赤条条地躺下。天黑后，阿茹娜唉声叹气地道：“阿瓦说，再不下雨，秋天得处理牲口了。”我说：“会下的。”
雨，进入八月才下。
阿茹娜返校前，我要了一张她的照片，在满洲里拍的艺术照。我把阿茹娜的照片和另外一个汉族姑娘的照片，装进信封，给我爹寄了回去。
7．我和我老婆是元旦那天，登记结婚的。阿茹娜是元旦后毕业回来的。
阿茹娜是骑着鞍马来的，新做的蒙古长袍。我说：“阿茹娜，你不能怪我。”我觉得她真的不能怪我，要怪就怪我爹。我爹在给我的回信上说：“李亮，你娘觉得戴眼镜那个姑娘不错，文文静静的。”我爹还说：“李亮，你娘说那个蒙古姑娘也挺好的，可你娘怕听不懂她说话。”我不知道我娘是怎么从照片上，看出阿茹娜是蒙古姑娘的。
戴眼镜的文静姑娘，是苏木一个大姐给我介绍的，她说：“亮子，大姐给你介绍个老乡。”凭心而论，戴眼镜的姑娘是比阿茹娜漂亮，身材高挑，也白。婚后，我的老丈人才说，他闺女挑食，不吃羊肉，不吃奶豆腐。
老丈人常年给牧民放羊，就爱喝酒。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也爱喝酒。
老丈人回苏木住，放羊回来，无论多晚，我都陪他喝几盅，有几次我老婆错一点把我们的酒瓶子摔了。我丈母娘和我娘一样，一辈子做不了男人的主，男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丈母娘心疼我，隔三差五的给我煮羊肉吃，我老婆隔三差五的抗议，“又煮肉，呛死了。”丈母娘说：“李亮爱吃。”老丈人也帮腔。“你这孩子，你不吃也不让别人吃。”
我和老丈人喝酒，俩人从不客气，他一杯，我一杯。我一杯，他一杯。瓶子不见低儿，不撂杯。一次我老婆靠在我怀里，摸着我的胡茬说：“老公，你少和爸喝点酒，他高血压。”第二天，我和老丈人说：“爸，你少喝吧，秀芬说你血压高。”老丈人摸着秃顶的脑袋说：“少听她胡说。”
老丈人一家是多伦人，他的口头禅是：“命啊，都是命。”我觉得也是命，他若早来半年，就赶上分草场了。就像我和阿茹娜，真是搞不懂，我干嘛非要给我爹寄照片呢，直接领证，给他来个先斩后奏，生米煮成熟饭，他还能怎么的。
那个让我等着他的鸟贩子，直接让我送进了监狱。我给他机会了，他不听，是他自己把自己送进去的。当他哭着跪下来求我的时候，已经晚了，年底，所里被盟里评为了先进，我个人因为破获了一起特大的贩卖野生动物案，被评为了先进个人。颁奖的时候，局长握着我的手，说：“小李，好样的，你为咱们警察队伍争光了。”会后，局长问我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说我想回塞北。
春节刚过，巴特就坐班车来了，说要和我谈谈。我有点喜出望外，终于熬出头了。巴特不让我动手，亲自劈羊炖肉，满上两碗酒，郑重的让我有些不自在。以往只要他回来，一下班车就嚷嚷，“亮子，赶紧炖肉，喝酒。”像几年没喝过酒，没吃过肉似的，馋酒，馋肉。
碗是巴特先端的，“来，亮子，新年快乐。”我积极响应，“所长，新年快乐。”巴特破天荒地又把碗撂下了，停了一会儿，又端起来，一口见了底儿，这才翕动着肥厚的嘴唇，问我，“亮子，你把阿茹娜给强奸了？”一口酒，灌进了喉咙。
巴特的嘴唇还在翕动，“阿茹娜去旗里找过我。”生为一名警察，我知道强奸意味着什么，也知道对一名警察意味着什么。我像初学汉语的蒙人一样，结巴地道：“所长，我没有。”
“我还没向局里汇报，你是我亲自从人事局要来的，怎么能给我捅这么大的娄子。”
我要哭了，“所长，我没有。”
“亮子，你放心，只要阿茹娜不去局里闹，我是不会向局里汇报的。”
我要哭了。
阿茹娜回来后，新筹建的卫生院成了她的天下。后来我还知道，卫生院筹建前，苏合大哥送出去五十多只白条羊。一切都是新的，白大褂是新的，在我眼里阿茹娜也是新的。
阿茹娜不问青红皂白，让我和我老婆离婚。我说：“阿茹娜，我结婚还不到一个月。”阿茹娜哭了，抱着我不撒手。我说：“阿茹娜，我老婆等我吃饭呢。”其实就算我老婆不等我吃饭，老丈人也会等我喝酒。
结婚后，我一个人从没在所里吃过饭，喝过酒。阿茹娜不让我走，她身上有股药味。我比平时晚回家半个多小时，我撒谎说有个小案子。老丈人果然在等我喝酒，老婆和丈母娘早早吃罢了饭，丈母娘坐在一边打毛线，打算给我织毛坎肩。老婆蹲在地上给我洗衣服，一边洗一边说：“脏死了。”
晚回家的半小时里，我把阿茹娜压在了卫生院的病床上，她像重症病人一样叫唤。我穿上警的时候，她又哭，问我为什么和我老婆结婚，我抱了抱她，走了。
夜里，老婆抱着我说：“你身上有一股药味。”我装模作样地闻了又闻，说：“没有啊。”老婆没再坚持，搂着我睡了。
八九过后，阿茹娜的卫生院病人更少了。没病人，她一个人待着无聊，穿着白大褂一天四五趟往所里跑。毛伊罕再有两个月就该生产了，阿茹娜让我没事遛遛它，整天拴在圈里不活动容易难产。她是大夫，尽管不是兽医，可我得听她的，她让我遛我就遛。
遛到第三天的时候，她跟着我一起遛。积雪依然覆盖的草原上，警察牵着一匹大肚子的马，并肩跟着身穿白大褂的女医生。女医生是给人看病的，不是给马看病的。我和老婆说，毛伊罕有早产的迹象，蒙古大夫也是大夫。
毛伊罕是五月生下小儿马的，阿茹娜不得不结束了陪我遛马的生活。却来所里来的更勤了，一天三趟，来了先个小儿马耍半天，再钻进马圈抱着我亲热半天才回卫生院。
所里安电话后，我借故值班，在家里待到后半夜再走。有时在卫生院病床上，有时在派出所炕上，我和阿茹娜肆无忌惮地做爱。阿茹娜是医生，我想她会避孕。
六月的一天，接到报警电话，有一辆白色的越野车，在距离苏木二十公里的地方，撞了一头牛，逃跑了。
我在派出所门口设了个路障，肇事的白色越野车停下了。听口语，司机和我同乡。他塞给我一千块钱，让我放他一马。我说：“兄弟，你看错人了。”我放他一马，谁放我一马，我得立功，多多立功，证明给领导看。
局里的警车呼啸而来，警察同志们一一和我握手，“辛苦了，辛苦了。”我说：“不辛苦，不辛苦。”司机赔了牛主人八千块钱，死牛拉到旗屠宰场又卖了五千。草原上，常有牛羊和车抢路，车速快，来不及刹车很容易撞上。抓不住肇事车辆，牛羊的主人只好自认倒霉。
我拦停的那辆越野车，是草原上，首例被撞死牛羊得到赔偿的，旗电视台大肆宣传，想杀一儆百。电视上播放的新闻，我没有亲眼所见。开会的时候，同志们和我叙述的，我才知道蒙古女记者还采访了巴特。巴特大谈特谈蒙汉一家亲，没少表扬我。
阿茹娜去盟里学习了半个多月，我每天陪老丈人喝酒，半夜回到所里值班。躺在派出所的炕上，阿茹娜的影子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如果她不到巴特那里告我强奸她，也许年前我就回塞北了。
8．又过了两年，所里多了两个同志，一个蓝旗人，一个黄旗人，蒙人。巴特还是我们的所长。
阿茹娜家的牛，五更被人偷走四头。我和同学要的那条狼狗，直挺挺的躺着，被偷牛贼毒死了。巴特不在，同志们骑摩托，我骑毛伊罕。阿茹娜在等我们，已经整装待发，她的装束让我想起了美国西部的牛仔。我的警察同志们和苏合大哥用蒙语做笔录，却用汉字做记录，显得挺滑稽。阿茹娜不吭声，急等着出发，去追偷牛贼。
笔录做完了，我的警察同志们，骑着摩托车不去追偷牛贼，却要回所里。我觉得他们更应该去追偷牛贼，虽然茫茫草原大到无法想象。
他们回，我不能回。并非丢的是阿茹娜家的牛，我就留下来寻找线索，而是多年来，牧民们对偷牛贼深恶痛绝，警察束手无策。牧民们第一时间发现不了，等发现，再打电话报案，被偷走的牛早成了人们的盘中餐。
阿茹娜家房后丢了二十几个烟头，说明贼们一直躲在暗处，慢条斯理地抽着烟卷，等着苏合大哥和图雅大姐睡觉。可见贼们对周围的环境和苏合大哥一家了如指掌。狼狗肯定叫过，不然不会死在房背后。那是条纯种的狼狗，狼一样凶狠。杂草堆里，有火腿肠包装和毒鼠强注射液的空瓶子。贼们得有多淡定从容，敲开注射液，撕开火腿肠，捏碎火腿，掺进毒鼠强，再投给扑向他们的狼狗，得要多好的心理素质。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巴特不止一次的和我说：“亮子，我一走，所长就是你的。”俩警察同志没来之前，所里只有我和巴特，他一走，所长非我莫属。
阿茹娜骑着鞍马，非要跟我一起去追偷牛贼。我说：“你去了，有病人怎么办？”我是担心她，那些偷牛贼都是亡命徒，逼急了动刀子。我不清楚她是想和我在一起，还是因为丢的是她家的牛。俩警察同志来后，我们在一起的机会越来越少，所里值班都轮不到我。
老丈人喝酒还是离不开我，好像我不陪他，他喝着不香。丈母娘话依然很少，老婆依然反对我和她爸喝酒。
我爹步行，走了二十里，就为了到乡邮电所给我打一个电话，我说：“爹，今年我过年回家。”我爹高兴坏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电话没挂，就要走。我听见邮电所的工作人员和他要钱，两分钟十块钱，够贵。
阿茹娜的心思根本不在追偷牛贼上，骑在鞍马上，慢腾腾的。我说：“你快点儿，磨磨蹭蹭的，黄瓜菜都凉了。”她没吭声。我又说：“要么你别去了，回卫生院吧。”她还不吭声。
牛羊路上，有现牛粪。夏天，牛吃青草，拉稀屎。牛走的急，溅的路两边都是。赶牛的一定是躲闪不及，踩了上去，留下了清晰的足迹。我呼喊着毛伊罕，往脑包山后面追去。半坡上，有深坑，坑里有车轮印。我真是服了偷牛贼们的聪明才智，把车倒进深坑，牛顺利的就赶上了车。
阿茹娜也赶到了深坑前，一脸的疑惑，她以为贼们把她家的活牛埋了。
广袤草原上，兜圈子，是偷牛贼们一贯的伎俩，迷惑牧民，追赶时找不到正确的方向。我不是蒙人，我是汉人，我不会上他们的当，直奔旗屠宰场。旗里大大小小的屠宰场十几家，做贼心虚，掩人耳目。规模大的他们不一定敢去。
阿茹娜一眼认出了她家的牛，哪怕那牛只剩下了牛皮。
我掏出证件，在屠宰场老板面前一晃，“牛从哪儿来的？”老板开始不以为然，说牛是他花钱收的，收牛又不犯法。我说：“谁能证明？”他嘟囔道：“买牛的刚走。”“跟我去公安局说吧。”我掏出了手铐。他慌了，“兄弟，兄弟，我真是收的。”“收谁的？”“老宋，住在三队。”
三队是个移民村，住的全是我的塞北老乡。典型的城中村，居民形形色色，鱼龙混杂。外人进去很容易迷路，大巷子套小巷子，小巷子套死巷子，更让人头疼的是，四通八达的街巷，很容易打草惊蛇。一有风吹草动，贼们四下逃窜，眨眼间就逃的无影无踪了。住房都是租的，跑了和尚就跑了庙，再想抓住他们，就不知道猴年马月了。
更为重要的是，兔子急了也咬人，若是把他们逼急了，警察照样敢招呼。我也豁出去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能当上所长。
阿茹娜没跟来，我让她在原地看着牛皮，保护证据。
屠宰场的老板开车，直接把我送到了三队，并指认了老宋偷牛时所开的车。我轻而易举的放掉了老宋的汽车轮胎里的气。三个偷牛贼正在喝酒庆祝，看见我，都坐着没动。我不认识他们，他们认识我，作为乌珠穆沁草原上屈指可数的汉族警察，凡夫走卒都认的我，包括常年以偷盗牛羊为生的贼们。
我开门见山地问，“牛卖了？”他们不知道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都没吭声。那一刻，我比他们更紧张，一是担心他们夺路而逃，一是担心他们对我大打出手。我直接坐到了他们中间，我说：“以后得注意了，牧民们告到盟里去了。”
草原上，烟酒是不分家的，赶上了，怎么能错过，三杯酒下肚，他们和我称兄道弟。可惜喝酒他们不是我的对手，醉是肯定的。
我的那些兄弟们，是在公安局醒的，还是在看守所里醒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偷了牛，是贼。重要的是，我破获了一起重特大偷牛案。据后来我的警察同志们说，在老宋的出租屋里，搜查出好几盒毒鼠强。
在旗宾馆床上，阿茹娜说：“我帮你找找人吧。”我头晕脑涨地摇头。阿茹娜问我，“你不想当所长了？”我说：“我立了大功，巴特一走，所长就是我的。”
三个月，还是半年，没和阿茹娜在一起了。大脑像旱季草原上的淖尔，一滴记忆的水都不剩。阿茹娜像乌拉盖水库被人钓到的鱼，拍打着结实的身体。吮吸着阿茹娜蒙古姑娘特有的肥厚嘴唇，我像战场上不知深浅和死活的士兵，让她彻底的缴了械投了降。阿茹娜又哭了，让我和我老婆离婚。我说：“阿茹娜，我是警察。”
我爹和我娘急等着抱孙子。我没敢告诉他们，有个叫阿茹娜的蒙古姑娘，已经为我打掉过两个孩子了。我老婆太瘦，就像草原上没吃起膘的骒马一样不容易怀孕。
每次怀孕，阿茹娜都会求我，把孩子生下来，我爱抚着她的肚子说：“阿茹娜，我是警察。”吃药打胎前，她都会哭的特别的伤心。
9．我的一个警察同志，是巴特临走的前两年，当上的副所长。那天，我骑着毛伊罕在草原上漫无目的地溜达，不知不觉，溜达到了阿茹娜家附近的那片胡杨林，那里的每一棵树我都是熟悉的，每一根草我都是熟悉的。我为草原上的牧民们赶走了鸟贩子，撵走了偷挖药材的，把偷牛贼送进了看守所，却连个副所长都没有当上。
蒙根其其格老奶奶拄着我送她的拐杖，夸我是好孩子，是草原上的雄鹰。
阿茹娜的卫生院看病的牧民越来越多，新分来一个蒙古族姑娘。我和她见面的机会更少了，偶尔等到新分来的小大夫请假回家，我们才能偷偷的在一起。
阿茹娜始终坚持她的观点，张罗着让她阿瓦卖羊和牛，帮我找人。我坚信我的观点，坚信巴特说的话，他一走，所长就是我的，他答应过我的。我和说阿茹娜说，别急，所长迟早是我的。
老丈人喝酒的时候也问我，要不要找找人。我心思拿什么找人，我爹和我娘一辈子欺负土坷拉，我读书欠的饥荒，我工作几年之后才还清。我老丈人靠给牧民放羊，勉强养活我丈母娘。我老婆一直没工作，靠我那几个死工资养活。
我的那些被我收拾过的老乡们都说我傻，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早就牛羊成群了。巴特有五百多只羊寄养在牧民的群里，每年光羊羔就是不小的收入。我早就想像巴特那样养些羊，寄养在牧民的群里，可我那几个工资除了我和我老婆日常的开资，所剩无几。
被我收拾过的鸟贩子们，不止一次的想拿钱拉拢我，被我拒绝了。被我撵出草原的那些偷挖药材的，也不止一次想拿钱收买我，让我网开一面，我也拒绝了。我拒绝他们，不为别的，只为立功，只为了早日离开草原，回塞北。渐渐的，回塞北无望，我努力的想接巴特的班，当个好所长。
我不知道苏合大哥又送了多少只白条羊，阿茹娜才当上的卫生院院长。
我老婆是半夜把我和阿茹娜，堵在卫生院的。当时阿茹娜脱的浑身上下没一件衣服，我也是。阿茹娜光着屁股要去开门，说要和我老婆谈谈。我说：“你疯了，打起来怎么办。”她说：“她凭什么打我？”我说：“你抢她男人。”阿茹娜眼角有了泪，“是她抢我男人。”
最后，我老婆什么时候，一声不响地离开的，我不得而知。她走后很长时间，我才穿衣服。阿茹娜紧抱着我说：“别走。”我默默地挪到门口，吻了吻她的厚嘴唇。
开门的那一刻，阿茹娜喊了我一声，“亮子。”我没有回头，默默地关严了卫生院的门。门里，阿茹娜又喊了我一声，“亮子。”
老婆在半路上等着我，我叫了一声她的名字。老婆头也没回，“你回去吧，我不想让爸妈知道。”说完无力地挥了挥手。
草原的夜空，蓝的极不真实，星星调皮地眨着眼睛。整个苏木静悄悄的，一声狗叫都不曾有。我想和她解释，她不听。她说：“你快回去吧。”我从后面抱住她，想说对不起。她站着没动，说：“李亮，离婚吧。”我让她面对着我，试图吻她，她躲开了。我只好说：“老婆，我是警察。”
我返回去的时候，阿茹娜还在哭。听见敲门声，她一定以为是来看病的人。我说：“阿茹娜，是我。”开门的瞬间，她又说：“你回来做什么。”说着又扑进我的怀里哭。
所里有了车，巴特要卖掉毛伊罕，我亲了亲阿茹娜湿漉漉的眼睛说：“阿茹娜，你把毛伊罕买了吧。”阿茹娜抱的我更紧了，“买吧。”巴特打算把毛伊罕卖给马贩子，我不想毛伊罕被卖到屠宰场。
阿茹娜把手伸进了我的胸膛，摩挲着说：“你离婚，我让我阿瓦卖牛羊。”我抱起阿茹娜，上了卫生院靠墙的病床。
苏合大哥把毛伊罕牵走不久，它的圈也被拆除盖了车库。
老丈人每天依然等我喝酒，丈母娘依然寡言少语，埋头干活。老婆表面上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实则内心早已暗流涌动。一天，老婆一本正经地对我说：“阿茹娜家有草场，有牛羊，离吧。”
从认识我那天起，老婆就知道我最大的心愿是回塞北，离开乌珠穆沁。没想到，多年过去了，我渐渐迷失了回塞北的路，渐渐爱上了草原，爱上了草原的蓝天白云。我的根已经扎在了草原上，守护着草原上的每一头牛，每一匹马，每一个善良淳朴的牧人。我想，老婆是懂我的，所以她才说阿茹娜家有草场，有牛羊。
卫生院出事的那天，我和副所长在盟里开会。晚上一进门，老婆就说：“快去看看阿茹娜吧。”我才知道有个收羊绒的汉人死在了卫生院，他的亲戚们在卫生院门口堵了一天，让阿茹娜赔一百万。说是输液输死的。
阿茹娜被堵了一整天，没吃一口饭。围堵卫生院的不少人我都认识，都在草原上有营生，收羊的收牛的收皮子的，没少坑牧民们。比起那些偷牛羊的贼，他们胆子小。遇事后，他们大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处理，不报警，他们不相信蒙族警察，觉得蒙族警察偏袒牧民。
脸色苍白的阿茹娜，见到我，紧绷的神经瞬间松懈，我眼疾手快，抱住了她。阿茹娜簌簌地抖着，我的火腾地窜了起来，我说：“你们他妈的还有没有法律，卫生院又不是阿茹娜家的，公家的。”
我的汉人兄弟们背后都骂我是蒙人的狗，说我胳膊肘子往外拐，但都怕我，因为我了解他们，所谓知己知彼。
我想把阿茹娜带出卫生院，他们不让路，我恼了，“让开，让开，他妈的让开。”我推开挡我道儿的几个人，他们嚷嚷着要把死人抬到派出所去。我说：“有本事，你们他妈的抬到旗长办公室去。
死者有心脏病史，从我来苏木的那天，他的心脏就不好，动辄就犯病。苏木的人都知道他的病，在大街上碰见他犯病，都会从他身上搜出速效救心丸，往他嘴里塞。有次我问过他，犯病的时候哪儿难受。他说也不难受，开始就心跳，跳着跳着就没知觉了。我和他开玩笑说人不心跳早死球了。他说跳的太快。我那时才知道心跳的太快也是会要命的。
死者的两个儿子平时喊我李哥，那天李哥也不喊了，直接喊我李亮，“李亮，你他妈的还是不是汉人。”我回敬他们道：“你们是生孩子不叫生孩子，叫屙（讹）人，苏木里谁不知道你爹有心脏病。”
我越说越火，“你们他妈的是四条腿的牲口，你爹犯病，别人好心给他输液，没理了，你们他妈的简直不是人。”
阿茹娜答应赔五万块钱，死者的两儿子同意了。
巴特又单独的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让我趁早和阿茹娜断绝关系。他问我还想不想当所长了。
我比谁都想当所长。阿茹娜问我为什么，我说：“阿茹娜，我要当所长。”阿茹娜说：“我让我阿瓦卖牛卖羊。”我说：“我要凭我的本事当所长。”
阿茹娜说：“那你给我一个孩子。”我说：“你疯了，我是警察。”
10．巴特说走就走了，他走后，两年时间没有所长。两年后，我的另外一个警察同志当上了所长，副所长还是副所长，我成了所里唯一的兵，整天开着车往牧民点跑，都是一些鸡毛蒜皮子的事儿，羊串群了，牛跑丢了。尤其是草原上有了手机信号后，针尖大的事也给所里打电话报警找我，仿佛离开我地球不转似的。
只要去旗里开会办事，我都去局里找他坐坐。他说：“亮子，所长不所长的真的无所谓，现在所里大事小事，你一个人说了算，和所长没什么区别。”偶尔问起阿茹娜，他说阿茹娜也不小了，该嫁人了。我说她不听我的。巴特让我注意点影响，毕竟我是警察。
立秋后的草原，雨一场接着一场，天际边的云彩像贴着草尖擦过来似的，湿淋淋的。牛们被定格在了画框里似的伫立在草原上，倒着嚼。膘肥体壮的马儿们俩俩啃着膀子，未断奶的小马驹们可能是把草原当做舞台了，表演似的撒着欢。羊儿们早早喂饱了肚子，散开在草原上，彼此之间完全陌生似的陶醉在自己的世界中，聆听着雨落在草原上发出的声响。
阿茹娜找不到我，疯了，骑着她的鞍马在雨里狂飙，惊的牲畜们仓皇躲闪。隔壁苏木的院墙都快被我翻出口子了，只要二位所长一说阿茹娜来了，我就顺厨房的后窗跳出去，翻过苏木的墙逃之夭夭。
我绝不能让阿茹娜怀上我的孩子，尽管她对我发誓说，她只想要一个孩子。
全苏木的人都知道了阿茹娜在找我。
住在苏木里的几个和我关系不错的汉人兄弟一喝酒就说：“赶紧离婚吧，阿茹娜家有草场，有牛羊，娶了她局长都能当。”连我老婆都说我傻，阿茹娜家的条件多好，随便让她爹买几十只羊就够我请客送礼的。
巴特还是老样子，让我注意影响。阿茹娜找不到我，就去我家门口等我，我老婆也拿她没办法。
乌兰从自治区毕业后，进了自治区歌舞团，做了一名专业的舞蹈演员，随团到全国各地演出，很少回家。
有次她给我打电话，问我和她姐姐的事。我如实相告，我是个警察，不能离婚，更不可能娶她姐姐。乌兰在电话里说：“真搞不懂你，一个破警察有什么好当的。”完了她又说：“老李，不过你是个好警察。”
我决定找时间和阿茹娜好好谈谈，让她嫁人。
卫生院的灯亮着，我知道阿茹娜没睡，我进去的时候，她可能把我当鬼了，眼睛都直了。我说：“阿茹娜，我想和你谈谈。”最终的结果，我们谈到了卫生院的病床上，阿茹娜像百年陈酿一样，把我醉的一塌糊涂。
我说：“阿茹娜，嫁人吧。”
阿茹娜说：“不用你管。”
走时，我说：“记得吃药。”阿茹娜瞪了我一眼，“不用你管。”
时间就像蜿蜒流长的乌拉盖河，永远不会停止流动，源源不断的河水灌溉着下游的芦苇荡。
阿茹娜说她怀孕的时候，我的大脑一片空白，生为警察，结婚多年，我没能让自己的老婆怀孕，却多次让阿茹娜怀孕，我真不知道自己算狗熊，还是算英雄。为什么毛伊罕每次怀孕，我都为它高兴，而阿茹娜怀孕，我却惆怅呢？
我试图再次说服阿茹娜，让她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阿茹娜说：“孩子是我的，凭什么听你的。”“孩子也是我的。”我抱了抱阿茹娜。阿茹娜向我保证说：“我不会让别人知道孩子是你的。”我说：“那也不行。”
阿茹娜“啪”地摔给我一把手术刀，我说：“阿茹娜，听话，打了吧。”阿茹娜不听我的话，执意要生下属于我和她的孩子。
不久后，新所长也调走了，副所长成了所长，副所长位置空缺，很快又分来三名蒙族小警察，他们都叫我李哥，包括所长。
来乌珠穆沁整整十五个年头了，死之前，为了空缺的副所长，我找过巴特，我说：“局长，我在苏木整整十五年了，比我小十岁的都当所长了。”巴特说：“亮子，我一个副局长说了也不算，我尽量帮你争取吧，这段时间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干工作，千万不能出事。”巴特又说：“阿茹娜太倔，你不能和她来硬的。”
我没想到，阿茹娜会去找我老婆。我老婆开始做我的工作，“李亮，离婚吧，娶了阿茹娜你什么都有了。”我说：“你也疯了。”
还好那段时间老婆没再提离婚，阿茹娜没再到所里找过我，一切风平浪静的，结果我还是没有当上副所长。
那天的酒，我是和巴特喝的，在旗里。巴特说：“亮子，牧民们离不开你，他们所长也好，副所长也罢，都会调走，所里还不是你一人说了算。”
我和巴特一直喝到中午一点多，是巴特的司机把我送回的苏木，三点多了。我刚进办公室，屁股还还没坐稳，阿茹娜推门走了进来，我说：“你来干什么？”她瞬间失控，歇斯底里地嚷：“你说我来干什么！你说我来干什么！”我比她更失控，“你满意了吧，你满意了吧，我没当上副所长。”
阿茹娜恼羞成怒，“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说：“怎么没有关系，怎么没有关系，如果当年你不去巴特那里告我强奸，我早调回塞北了，如果当年你不去巴特那里告我强奸，我早当所长了。”
阿茹娜说我有病，瞪着眼不承认去巴特那里告过我强奸她，“你就是枪毙了我，我也没有。”
我想，我真是有病，掏枪干什么。阿茹娜病的更不轻，往我跟前扑，“开枪，开枪你打死我。”
饮弹自尽后，我才知道阿茹娜没有死，我不过朝天放了一抢，把她吓昏了，喝的晕头转向的我，以为把她打死了。忘记说了，那天她是去给乌兰开户口迁移的。
是不是人死后才会知道很多事，比如阿茹娜真的没到巴特那里告过我强奸她，比如巴特之所以那样说，无非是想把我留下，留在乌珠穆沁，因为牧民们确实需要我。
罗里罗嗦回忆了一大堆，夜深了，廓耳狐也回胡杨林它的家了。我又想阿茹娜了，我深爱着的蒙古姑娘，其实她不久前刚刚来看过我。
突然想听悠扬的马头琴声了，谁来给我拉一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