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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以后，翻译佛经的工作基本停止。但《金刚经》却以注疏、释论的形式，持续影响着中国文化。不知不觉间，《金刚经》已经褪去了印度文化的繁杂琐碎，甚至超越了宗教的神秘玄虚，成为中国文化中安身立命的人生指南了。
古代印度文化崇尚细腻深刻的思辨，这也是佛法精深的根源。但细腻过头就成了烦琐，不胜其烦的印度人民最终把纷繁至极的佛法抛进了历史的尘埃。佛法传到中国，却驻扎了下来，生根发芽，最后枝繁叶茂。
如果说佛法的“主根”扎进中国文化土壤离不开轰轰烈烈的译经大业，那么“根须”进一步的深入却是靠千余年来的注疏、释论。尤其是对《金刚经》的注解，从它的译本问世以来就没有停过，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因此，《金刚经》在中国的根基已经相当深了。
注经虽然不是外来文化，但早期的佛经注疏却深受印度注经的影响，纷繁复杂，前后重叠。这种状况直到僧肇写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注》才被改变。僧肇是鸠摩罗什的弟子，并且在鸠摩罗什来长安之前就已经是汉地著名的法师了，所以能够写出第一本中国式的《金刚经》注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他从两点上突破前人的经注，开创了具有中国风貌的新式注疏。
第一，依照中国传统的注经方式，将独立成篇的印度式经论改成了经文之间的双行夹注。这让读者一下分清了哪些是经文，哪些是注经人的发挥。而之前的注疏里经论夹杂着经文，实在很难判断哪些是佛法，哪些是注经人的解说，很容易让人把一些发挥性观点当成是佛法来信奉。从传播角度来看，这是一大改进。
第二，以中国式的理解，简化了原来纷繁玄奥的名相术语，把佛经变成了通俗易懂的人生格言。例如对“菩萨摩诃萨”的注解就是“虚心履道，谓之菩萨；旷济万物，摩诃萨也”。简洁扼要的注解，沟通了读者与佛法的关系，这也正是注疏的“疏通”目的。
唐以后，译经事业再也没有兴起，但注疏之风却日渐兴盛，不仅高僧大德，连博学的儒生都参与进来。至明朝永乐年间，成祖朱棣编成《御制金刚经集注》，已经可以在众多注疏里千挑万选，集腋成裘了。
正是凭借着中国式的注解疏通，金刚般若这种佛家智慧进到了中国人的心里，成为他们破除一切忧愁的人生法宝。
中国式的《金刚经》注
中国传统注经示意
中国传统的注经方式为双行夹注，即正文部分以粗黑的大字形式在行线以内，而行之间所夹的空白部分以细密的小字进行阐释、解析以及评论等注疏。这是中国人常用的注解经典的方式。
中国历代《金刚经》注疏举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