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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混战时期的五代十国，几乎是武人掌握的天下，而朝中那些文臣只不过是个陪衬而已，一般不会受到重用。在那个时期，整个社会都存在着一股重武轻文的风气。而自宋代建立以后，就立即开始实行新的治国方针：一种是以文治国，另一种便是重文轻武。因此，重文轻武的方针也逐渐变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也正是这一方针政策，奠定了宋朝文官政府的基础。
宋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他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戎马倥偬中度过的；他最初同五代时期的许多武人一样，崇尚武力而瞧不起那些文人儒生。然而，随着五代十国动乱局面的结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赵匡胤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原来仅靠武将是远远不行的，不仅适应不了治理天下的需要，也不利于扩大统治基础，必须要从根本上来改变重武轻文的不良风气。
重文轻武，作为宋朝统治天下三百年之久的基本国策，是“祖宗家法”，无疑对当时的文化和经济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发展。那么，赵匡胤在实施的过程中，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第一，削夺其权，也就是削夺地方藩镇的兵权。由原来的武官出任地方最高长官改为由文官出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赵匡胤曾经进行的两次“杯酒释兵权”。而文臣成为地方最高长官的例子，就可以追溯到赵匡胤平定荆湖之后。原来荆湖的支郡皆由节度使管辖，但是后来就变成了直接由中央管辖，而掌管州务的武将也由文官来取代。如此一来，就大大削弱了地方节度使的权力，中央集权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当然，赵匡胤对文官也是有另一番安排的。首先，为了加强对文官的控制，他下令实行“三岁一易”的政策，即知府、知县等地方官吏在一个地方的任职时间不得超过三年；其次，别出心裁地设置通判制度，使其与知州等官吏共判事务，在一定程度上知州受到通判的限制，从另一个方面也起到了监督知州的作用。
第二，收夺地方财权，又称“制其钱谷”。自唐朝以来，地方节度使便掌控着大量的钱财，又被人们称之为“税赋留州”。北宋乾德二年（964年），赵匡胤才废止了这个制度，新制度是这样的：地方除留出必要经费外，其余全部都要上交给中央政府。地方没有财权，就无法“屯兵自重”了，只有这样，“天下之权悉归朝廷”“四方万里之遥，奉尊京师”的新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正式确立了。
第三，收其精兵。宋朝建立初期，为了防止历史的悲剧再度重演，赵匡胤采纳了谋士赵普的建议，不仅收回了节度使的兵权，还选拔各地的精兵到中央，由中央统一指挥，这就是宋朝的禁军制度。由于地方精兵都成了禁军，那么，地方剩下的那些战斗力较弱的军队就无法与中央抗衡了。当然，如果禁军控制不当的话，皇帝也会反受其害。因此，宋朝把禁军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由殿前都指挥使司(殿前司)率领；第二部分由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马军司)率领；第三部分由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侍卫步军司)率领。也就是说，禁军实际上是由三个衙门统领的，总称“三衙”。三衙管辖全国的禁军，侍卫马、步军司，还在名义上管辖各地的厢军。虽然三衙统率军队，但却没有调动方面的权力，调动权归属文官主持的枢密院。从表面上看来，两者之间是相互制约的，而实际上却是以文制武、重文轻武、权归中央。
第四，重视君臣。按照封建王朝的传统礼仪，宰相同皇帝商议国事，皇帝都要赐予他们座位，还要在口头上赐“平身”二字，这便是三公坐而论道的“坐论之礼”。这种待遇表面上是宰相地位崇高的一种体现，但对皇权而言也有一定的阻碍和制约，对此赵匡胤心知肚明。为了改变对自己心理和权力产生制衡的做法，赵匡胤意识到自己应该要立刻着手去做一件事情了。
有一日早朝，待文武大臣们都汇报完自己的工作，一个个退到殿外时，赵匡胤突然叫住了将要走出殿门的范质。范质听到皇帝叫自己，立即重新回到朝堂之上，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他刚坐下来，赵匡胤就递给他一份大臣的奏折，说：“你看这件事该如何解决才好呢？”范质连忙接过奏折仔细看了起来，而此时的赵匡胤也从龙椅上起身，向后宫走去。不一会儿，范质便看完了奏折，心中也有了自己的想法，在大殿耐心地等待皇帝，可是他左等右等都不见皇帝出来。等了好一会儿，范质终于等不了了，就起身去找皇帝。就在这时候，赵匡胤正好走了进来。范质连忙坐下，可不曾想一下子坐了个空，回头一看，椅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人挪走了。范质一时间有点不知所措，只好战战兢兢地站着与皇帝说话。也就是那天以后，在朝堂之上，即使是朝中宰相也和其他大臣一样，都要站着与皇帝说话，而且这一制度一直被后来的各朝各代所沿用。
赵匡胤这一系列措施，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祖宗家法”，其本质是为了扩大中央集权制度的统治基础，保证自己江山的长治久安，其积极意义在于使宋朝的政治机构适应了中央集权的需要，分列为政事、军务和财政三大系统，相互平行，分别由皇帝直接统领。此外，赵匡胤还开始奉行“文以靖国”这一理念，并果断实行了“右文抑武”的基本国策，还通过设立“誓牌”，尊孔崇儒、完善科举、创设殿试、知人善任、厚禄养廉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来彻底扭转唐末以来武夫专权的黑暗局面，从而使宋代的文化空前繁盛，以至于后人称宋朝是“文人的乐园”。看得出来，赵匡胤的重文政策，是在充分吸取五代十国时期的教训。
赵匡胤深知，以往政权频繁变更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地方权力过大，节度使拥兵一方，不受中央调遣，自然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天下统一和社会安定。要想真正解决好权力的分配问题，首先要做的就是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也正是因为有谋士赵普的精心辅佐，赵匡胤才制定出了“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这三大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地方权力进行收夺，这样才算彻底改变了五代以来所形成的地方权力过重、威胁中央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