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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至宋初的朝代更迭，成于武将之手，也败于武将之手，致使每个家族的统治都不能长久。为此，赵光义认为，一定要记住前车之鉴。于是，他决定把“以文治国”当做赵氏家族自始至终的统治策略。然而也正因他的这个决定，赵氏政权过于偏“文”，以至于那些武将不能保家护国，赵氏政权始终无法强于周边的其他政权，宋朝陷于不算最弱，又强不起来的尴尬局面。
自五代以来，赵光义是第一位非武人坐天下的皇帝。其实他继位后也曾重武，但在多次伐辽惨败之后，就失去了往日的锐气，然后才转而重文，并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法度规范。赵光义在位期间，扩大了取士的规模，每次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数额，都远远超过了唐及宋太祖时期。为此赵光义还促进科举制度的日趋严密、完整，有效地防止了一些考官利用试卷作弊的现象。
不仅如此，赵光义还十分重视发展文化事业。五代时期，昭文馆、史馆、集贤馆被称为“三馆”，但是由于当时不受重视，三馆几乎快被荒废了；直到宋太祖时期，三馆的硬件条件仍然很不好。这些赵光义都看在眼里，他不仅亲自为三馆选定新址，还亲自规划，并重新命名为“崇文院”。在广泛搜求图书的同时，赵光义还先后组织了一批文人编纂了几部大型类书。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三月，继位没多久的赵光义就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等人编纂《太平广记》与《太平御览》等书籍。这两部巨著与同时期的《文苑英华》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为了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基础，赵光义还亲自挑选人才，通过召见临问以观其才，凡优秀者都会予以提拔和重用。他对身边的大臣们是这样说的：“朕每每看见布衣缙绅中有才志受推戴的，就替他的父母高兴。”他每天很早就到长春殿受朝，听完百官的政务汇报后，也顾不得歇息，又接着来到崇政殿处理政事。可以说，赵光义执政还是非常勤谨的，有时候为了处理政务，就连吃饭都忘记了，要不是身边的侍从提醒和催促，他没准可以做到一天不吃饭，直到处理完所有政务。
说到宗教方面，赵光义的态度一直是宽容、不排斥的。北宋开国之后，为了争取南方各阶层的支持，赵光义对佛教采取了很好的保护措施。赵光义认为，佛教“有裨政治”，因而才有意提倡，还特意在五台山、峨眉山、天台山等处修建寺庙，并在首都开封设译经院释译佛经。其实，北宋从太祖开宝年间开始，就已经在益州雕印大藏经，直到太宗时期才雕刻完成，印行了我国第一部佛经总集。据数据统计，宋朝建国时，各地的僧徒不过六万人，而到太宗时期，居然增加到二十四万人，数字确实惊人。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其实赵光义本人的态度是重道教、轻佛教的。
说起赵光义的执政方针，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宽松敦厚。在刑狱方面，为了有效地维护社会安定，赵光义也为此花了不少时间，亲自处理了一些案件，他下令在京中设立审刑院，各地上奏案件，先由审刑院交储大理寺，刑部断复，再交由审刑院祥议裁决。而审刑院不归宰相统领，直属于皇帝。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四月，赵光义下诏：“诸州大案，长吏不亲自处理，往往胥吏旁缘为奸，拖延经年不能结案。自今长吏每五日处理一次案子，查证确实者即可断案。”赵光义不想让全国有拖延的案件，还提出了这样一项规定：办案有三种时限，大案40天，中案30天，小案10天，不需追捕而容易处理的最多不能超过3天；并且规定，对于那些需要进行讯问的囚犯，则应当聚集官署一同参与，不能交予胥吏随自己心情进行拷掠。
赵光义继位以来，便接受了唐五代以来宦官专权的教训。他对宦官驾驭甚严，绝对不允许他们干涉朝政。他这样说：“朕读前代史书，宦官干预政事，乃国家大忌，所以本朝严禁宦官干预政事。宣徽使就是参政的开端，只能授以别的职衔。”有一次早朝期间，待其他官员上奏完毕，当朝一位宰相突然发出提议：“王继恩对朝廷有功，非宣徽使不足以赏筹。”赵光义听完宰相的谏言，居然大动肝火，狠狠斥责了宰相一番。不仅如此，他还让别议官名，最后创了个“宣政使”的名目，这才肯授予宦官王继恩，之后这件事才算罢休。然而自此以后，赵光义内心还是一直没能过去，可见他对宦官的小心程度如何了。
正所谓“过犹不及”，达不到，固然不好，但如果做过了头，同样也会带来危害。宋朝一贯的“重文抑武”政策就是如此，它虽然消除了赵氏政权被武人取代的危险，但是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大大削弱了宋朝军队的战斗力，在抵御外族入侵的问题上埋下了隐患。
乱世用武、治世用文。和平时期以文治国，本来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也是顺应社会形势的举措。可是，赵光义却犯了矫枉过正的严重错误，过度抬高文人的地位，不断压制武将，结果只有一个：使得宋朝的军事力量萎靡不振，从而给外族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