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游代尔夫特的三十五年后，我在一次走访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时，与这幅画首次邂逅。我去的时候就预料会看到《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 ），结果果然见到。我知道馆里还陈列了维米尔其他的画作，但不知道是哪些画，转身走到顶楼的角落房间时，《代尔夫特一景》赫然呈现眼前。那幅画比我预期的大，在画中光影的调制下，画面比复制画更叫人眼花缭乱，且更为复杂。我根据自己研究17世纪地图的心得，试图认出画中的建筑，突然想到搭火车到代尔夫特只要十分钟。如果代尔夫特如我所猜测仍保有17世纪风貌的话，何不将维米尔笔下的景致与真实景观两相对照呢？我冲下楼，到礼品店买了印有该画的明信片，急忙前往车站。火车出站后才四分钟，我就回到代尔夫特境内了。

我能走到维米尔当初构图取景的那个地点，但如今立在前景处的小公园的圆丘不够高，无法让我取得和他一模一样的视野。维米尔想必是从二楼窗户画下。但只要稍加调整，就能将画中景象转誊到现今所见的代尔夫特上。岁月和城市规划已毁掉原来景致的大部分。斯希丹、鹿特丹两座城门已不见踪影，鹦鹉啤酒厂亦然。城墙已换成繁忙的马路。但是新教堂、旧教堂的尖塔，如同画作，仍矗立在一样的位置。眼前所见不是1660年的代尔夫特，但与《代尔夫特一景》中的美丽景致已足够近似，足以让我了解自己的所在位置。这时候看那幅画，第一道门轻松开启，我们见到一如当年从南侧所见到的代尔夫特。有没有第二道门？有，而且是一连好几道。

寻找第二道门的所在位置，首先锁定港口。代尔夫特位于斯希运河（Schie Canal）畔，以科尔克港为船只进出的门户，而沿斯希运河往南，可以到达莱茵河岸的斯希丹和鹿特丹。左边前景处，有艘载客平底船系泊在码头边。这种由马匹拉动的平底船被设计成狭长状，以便通过运河水闸。它航行班次固定，是代尔夫特来往荷兰南部各城镇的交通工具。几个人聚集在平底船附近的码头上，由衣着和举止分析，他们应坐在平底船后部可容八人的上等客舱，而不会挤在船头的二十五名次等乘客之间。一丝微风使水面起了涟漪，除此之外，画面上无一物在动。港口的另外两侧，船只不是拴住就是已退役。唯一叫人觉得骚动不安的，是参差不齐的建筑天际线，以及大片积云在画面顶端投下了影子。但画面整体仍营造出美好天气下的极致宁静。科尔克港周边还拴了其他船：斯希丹城门下的几艘小货船，鹿特丹城门边的另外四艘载客平底船。但我希望大家注意的，乃是画面右边彼此拴在一起的那两艘宽底船。鹿特丹城门前这段码头是代尔夫特修船厂所在的位置。两艘船的后桅杆都不见踪影，前桅杆则遭局部砍掉，显示它们是在这里接受改装或修理。它们是鲱鱼船，为捕捉北海鲱鱼而建造的三桅船。这又是通往17世纪的一道门，但需要些许说明才有办法开启。

如果说有一个沛然莫之能御的因素，对17世纪历史影响最深，那肯定是全球降温。1550年至1700年这一百五十年间，全球气温下降，虽不是持续不断地下降，幅度也因地而异，但各地气温皆有下降却是事实。后人将这段降温时期称作“小冰期”（Little Ice Age），而在北欧，小冰期第一个真正寒冷的冬天，是1564至1565年间的冬天。1565年1月，平民出身的低地国大画家，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绘制出他的第一幅冬景画，描绘雪地上的猎人和在冰上玩耍的人。勃鲁盖尔或许认为自己在画百年难得一遇的异象，结果不然。接下来几年，他又画了几幅冬景，开启了冬景绘画风潮。维米尔从未画过滑雪景致，但我们知道他曾在冰天雪地里出门，因为他在1660年，以八十荷兰盾的高价，买了一艘装有代尔夫特帆匠所制船帆的冰上滑艇。他时运不佳，因为接下来两个冬天，荷兰的运河都未结冰，然后低温再度降临。其他地方气温也下降。在中国，1654年至1676年的严霜，冻死数百年一直结果的橙和橘。此后的岁月，全世界并非总是这么寒冷，但17世纪的人却是生活在如此的环境之中。

寒冬不只意味着要用到冰上滑艇，还意味着植物生长季节变短、土壤较湿、谷物价格上升、疾病增加。春天气温只消下降半摄氏度，栽种作物就要延后十天，秋天气温若有类似的下降幅度，采收日又要提早十天。在温带地区，这有时会带来大灾难。根据某一说法，寒冷天气会导致另一个严重后果——瘟疫。1570年代到1660年代那一百年间，瘟疫肆虐全球各地的人口稠密社会。1597年至1664年间，瘟疫袭击阿姆斯特丹至少十次，最后一次夺走两万四千多条性命。南欧受害更烈。1576年至1577年那场瘟疫，威尼斯死了五万人（人口的28%）。1630年至1631年的另一场大瘟疫，又夺走四万六千人（由于人口已减少，致死率相对变高，达到人口的33%）。在中国，1630年代一波酷寒之后，1642年爆发致命性极强的瘟疫。瘟疫以惊人速度沿大运河传播，疫区十室九空，明朝国力大衰，无力镇压农民起义，从而在1644年让起义军攻陷北京；它也无力抵抗清兵，而后者建立了清朝，统治中国两百多年。

寒冷与瘟疫减缓了全球人口的增长率，但如今看来，当时人类似乎正蓄势待发，准备迎接1700年左右开始而至今仍方兴未艾的人口大爆发。17世纪前，全球人口就已突破五亿大关。17世纪结束时，人口已超出六亿许多。约翰内斯·维米尔、卡塔莉娜·博尔涅斯为全球人口增长做出了小小贡献，但对他们而言可是大不易的成就。他们至少替四名子女送了终，其中三人埋在旧教堂里的家族墓地。没有文献可以说明他们的死因，但有人认为，如果是死于瘟疫，应该会被提到。但死去的终究只占少数，因为另外十一个小孩活了下来，长大成人。维米尔买下冰上滑艇时，他们已生了五个或六个小孩；他买冰上滑艇，或许不只供自己玩，也为了让他们享受冰上驰骋之乐。但维米尔的子女里，最终只有四人结婚生子。在许多家庭里，未能结婚的人被赶出家乡，前往异地谋生，而维米尔的子女，或许就有人走上这样的道路。年轻男子成为船员，随船出海；或者成为职员和奴隶，为处理新兴世界贸易的码头、仓库提供人力；或者成为军人，为军队补充兵员，保护贸易安全。在海上交通日益热络的年代，这类年轻男子也成为海盗，为以掠夺海上船只为生的海盗船提供新鲜血液。

在《代尔夫特一景》中，鲱鱼捕捞加工船 ，是那段历史的标志。北海鱼群因全球降温而南移，造福了荷兰人。冬天气温更低于以往，意味着北极海冰更往南移，导致挪威沿岸海域传统的鲱渔场，大面积封冻。鲱渔场往南移向波罗的海，从而使该渔场落入荷兰渔民之手。代尔夫特城外为何停泊着鲱鱼捕捞加工船，原因就在此。有位开创气象史研究的学者甚至主张，荷兰人在17世纪上半叶富裕繁荣——维米尔在其室内场景画所呈现的繁荣——正是拜这意外降下的天然资源之赐。捕捉、贩卖鲱鱼，让荷兰人有资本投注在其他风险事业上，特别是造船和海上贸易方面。那两艘鲱鱼捕捞加工船，正是维米尔为气候变迁留下的证据。

《代尔夫特一景》还有另一道门，可供我们一窥17世纪。再看看鹦鹉啤酒厂高塔旁边的旧教堂尖塔，可以看到一道长屋顶，形成一条绵延不断的线，往西延伸到画面左侧（维米尔如果把画面再往左扩大，大概得将位于该城一角用以从运河取水的大风车画进去，如此一来，画面的结构将随之改变）。早先已有评论家指责，维米尔为了不让其他元素破坏画的整体结构，简化了天际线。站在科尔克港的另一头时，我寻找那道屋顶线。我看到的屋顶与维米尔笔下的屋顶差异颇大，但尽管自1660年后频有增建和拆除，我仍能看到他所画的：一个大型仓库建筑群的屋顶，横跨从奥德代尔夫特运河到该城西侧护城河的整个街区。我沿着奥德代尔夫特运河往上游走，查看那建筑群的正面，确定那是当年东印度公司大楼（Oost-lndisch Huis）的仓库。荷属东印度公司（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代尔夫特事务所 ，代尔夫特与亚洲之间庞大国际贸易网的中枢，就位于那栋东印度公司大楼里。

荷属东印度公司——简称VOC——在公司资本主义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同富兰克林的风筝在电学上所扮演的角色：它的设立对后世影响深远，但当时人不可能察觉到那股影响。荷属东印度公司是全世界第一个大型股份公司。为争夺繁荣的亚洲贸易，诸多贸易公司纷纷成立，彼此相互竞争而无法一致对外，荷兰共和国有鉴于此，在1602年强迫它们合并成一个商业组织，荷属东印度公司由此诞生。官方恩威并济，以迫使贸易公司不得不加入。荷属东印度公司掌握贸易垄断权，凡是未加入该公司的企业，均不得在亚洲做买卖。另一方面，除了上缴不算过分的股利税，该公司赚多少钱，官方均不干预。商人不情不愿地配合这项安排，荷属东印度公司随之以六个地区性事务所联合会的形式诞生。这六个事务所分别是出资一半的阿姆斯特丹事务所、位于北荷兰的霍伦（Hoorn）事务所、恩克赫伊曾（Enkhuizen）事务所、位于南荷兰莱茵河口（泽兰省）的米德尔堡（Middleburg）事务所、位于荷兰心脏地带的鹿特丹事务所以及代尔夫特事务所。最初那看来是各方势力妥协下不可能济事的产物——各事务所掌管各自的资金和营运，同时遵守一致的指导方针和政策——最后却证明是卓绝的创新发明。只有像荷兰共和国这种独特的联邦制国家，才有可能想出集多家公司于一体的公司组织。荷属东印度公司具有强大力量又不失灵活，使荷兰在亚洲海上贸易权的争霸战中取得极大优势。

才不过几十年的光景，荷属东印度公司就成为17世纪世界最强大的贸易公司，成为今日主宰全球经济的大型企业取法的典范。由该公司头字母组成的花押字，也成为当时最广为人知的公司商标，甚至可能是世上第一个全球性标志。这个花押字由该公司名称的三个头字母组成，V（Verenigde）位在中间，O（Oostindische）、C（Compagnie）各与V的一根触角重叠。每个事务所可在这花押字的上方或下方加上自己城市的第一个字母。代尔夫特事务所将它的头字母D盖在V字下方的尖点上，形成它专属的花押字。如今，在奥德代尔夫特运河西侧，前代尔夫特事务所办公场所的立面上，仍可见到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花押字。该事务所于1631年取得这栋建筑。此后，又加建了几栋建筑，每个新建筑上都饰有花押字。如今，那几栋建筑早已转为私人寓所——荷属东印度公司在1790年代破产，1800年解散——但建筑上仍保有标志，提醒世人那段历史。荷兰人家喻户晓的这个标志，使得荷属东印度公司这家停业已久的公司，就算在今日，仍活在低地国人民的心中。

在17世纪的代尔夫特，大概没有人不知道代尔夫特事务所在哪里。荷属东印度公司对代尔夫特经济太重要，因此代尔夫特事务所的位置在当地必然是人所周知的。如果他们之中有哪个人和我一起站在码头的另一边，面对从卡佩尔斯桥（Capels Bridge）底下流过斯希丹和鹿特丹两座城门之间、注入科尔克港的奥德代尔夫特运河，他们大概仍能轻易指出荷属东印度公司仓库和办公建筑群的红瓦屋顶，也大概会转身面南，向着运河的另一头，指出德夫哈芬港（Delfshaven）、斯希丹港、鹿特丹港的方向，而那些是代尔夫特镇位于莱茵河口的诸海港。代尔夫特这段地区是该镇的商业门面，该镇居民就是从这里与外界贸易往来。话说回来，一旦注意到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存在，《代尔夫特一景》这幅画就让人觉得它不只是装饰用，它在题材的选择上也不是那么随意，反倒是别有用意。

画中虽可见到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建筑，但没有证据显示维米尔本人和画中这栋建筑有直接关系。荷属东印度公司创立的头几年，他祖父针对该公司股票进行投机买卖，弄到几乎破产，此后，他家就和该公司没有任何关系。但在代尔夫特，没有哪户人家能真正避开荷属东印度公司。维米尔的父亲雷尼耶·沃斯（Reynier Vos，雷尼耶出生时，他家族尚未采用维米尔这个姓）是个艺术品商人和客栈老板，他或许未替该公司工作，但他的生意有赖途经代尔夫特的客人上门，而那些客人大部分是为该公司公务而来的。画家也很可能置身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势力圈。例如，在阿姆斯特丹，伦勃朗（Rembrandt）替该公司的董事画肖像，收入颇丰。但就目前所知，维米尔未受机构或个人委托作画。代尔夫特或许在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势力范围里，但维米尔从未成为荷属东印度公司的画家。

维米尔从未替荷属东印度公司效力，但有数万荷兰人这么做。荷兰有一批历史学家估计，该公司营运头十年——几乎和17世纪头十年重叠——有八千五百名男子搭该公司的船离开荷兰。接下来的每个十年，数目有增无减。到了1650年代时，每十年出国的人数已超过四万。1595至1795年这两百年间，有近百万人从荷兰走海路前往亚洲，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男子，他们宁可在东印度公司觅得工作，也不愿待在拥挤的家里，靠有限的家产过活。他们希望到外地打拼，改善生活，而亚洲就代表他们的希望。维米尔的亲戚里，至少有三人搭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船出去闯天下。根据维米尔伯父迪尔克·范·德·敏内（Dirck van der Minne）的遗嘱，在他1657年去世时，有个叫克拉斯的儿子，也就是维米尔的堂兄弟，“在东印度当外科医生”。他长女的两个儿子，也就是克拉斯的两个外甥：阿尔扬·格里松·范·萨南（Aryen Gerritszoon van Sanen），迪尔克·格里松·范·萨南（Dirck Gerritszoon van Sanen），“两人都在东印度”。

这近百万人并非全经过代尔夫特前往东方，但有数万人是如此。他们从这里顺运河而下，前往莱茵河口的鹿特丹，再前往东方。维米尔小时候大概在父亲的客栈里碰过这样的人，听过要前往东方的客人大谈自己将远行冒险，也听过回来的人吹嘘自己的种种冒险事迹。旅程未必是有去有回的。事实上，一去不返的可能性更大。每三个搭船前往亚洲的人中，就有两个没回来。有些人死在途中，更多人死在抵达之后的东方——他们因不具免疫力而死于疾病。但死亡并非是一去不返的唯一因素。许多人选择留在亚洲，其中有些人为逃避衣锦荣归后的金钱代价，或者不愿面对落魄返乡的耻辱，有些人能够在落脚的地方安身立命，无意回到早已抛却的家乡。为荷属东印度公司远赴异地的人，死亡率甚高，但尽管如此，该公司业务蒸蒸日上，荷兰亦国力大增。

欧洲人能够开展并维持全球规模的商业活动，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伴随海上贸易而来的新科技。英格兰博学之士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620年时选出三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机械方面的发现”，在他眼中，那三个发现已“改变了世间万物的面貌和状态”。其中一个发现是指南针，使航海家在茫茫不见陆地的大海上航行时，依然能大略掌握自己的所在位置。另一个发现是纸，让商人能够记录从事多重交易所需掌握的详细资料，能够满足长距离贸易的频繁书信往来需求。第三个发现是火药。要是在16、17世纪武器制造者没有促成弹道技术的突飞猛进，赴海外经商的欧洲人，大概很难让当地人束手接受他们根本不需要的贸易安排，也难以保住贸易的成果。荷属东印度公司充分利用这三项创新发明，打造出从欧洲横跨到东亚的贸易网络。培根断言：“任何帝国、任何派系、任何星宿，对人世的支配和影响，似乎都还不如这三项发明。”

培根不知这三项发明全来自中国，只是说它们源自何处“隐晦难明”。若有人告诉他那是中国的发明，他大概也不会觉得惊讶。13世纪后半叶曾在元朝朝中任职的马可·波罗，返回欧洲后写下《马可·波罗游记》，以生花妙笔描述他的东游见闻。拜他的精彩描述所赐，在培根的时代，中国已是大众心中极尽幻想之地。欧洲人认为那是个无比富强的国度，许多人进而认为，通往中国的最快路线，必定也是取得财富、权力的最快路线。于是欧洲人前仆后继地寻找通往中国之路，那股热情大大影响了17世纪的历史进程——不只影响了欧洲和中国，也影响了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大部分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本书每个故事后面，即使是那些乍看之下似乎和中国毫无关系的故事后面，都藏有中国因素的缘故。中国富裕的魅力笼罩了17世纪的世界。

17世纪爆发的大迁徙，滥觞自16世纪就已开始左右欧洲人抉择的中国热。16世纪是个发现与发现之后暴力冲突的世纪，是个发横财与犯错误的世纪，是个穿越边界与封闭边界的世纪，由此16世纪创造出一个往四面八方蔓延的关系网。17世纪则与此不同。初次相遇渐渐变成持续的交往；凭运气的交易变成制度化的定期贸易；比手画脚的交谈，换成混杂不同语言而成的方言和名副其实的沟通。这些改变的背后有一个共同因素所促成，那就是人员流动。在此之前的人类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从事这么长距离的迁徙，而且离开故乡在异地待这么久的时间。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与操持陌生语言、陌生文化的人交易。在这同时，学新语言、适应陌生风俗的人也多于以往。大体上来讲，初次接触已结束。17世纪是第二次接触的世纪。

第二次接触开始后，促成相遇的力量有了改变。互动时间变长，互动也变得更容易重复发生。但这些改变所带来的效应，也不是简单到能够预知或了解的。有时它们促成日常习惯行为彻底改头换面，也就是古巴社会学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所谓的“文化互化”（transculturation） 。有时它们招来反抗、暴力、自我认同消失。在17世纪，大部分第二次接触所产生的效应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也就是透过相互影响的过程促成选择性调适。不是彻底改头换面或殊死冲突，而是协商与袭取；不是胜与败，而是取与予；不是文化的改头换面，而是不同文化间的互动。那是人们需要调整自己行为与观念，以化解他们所碰上的文化差异，以转移未预料到的威胁，以谨慎响应同样未预料到的机会的时代。那不是执行宏大计划的时代，而是随机应变的时代。发现的时代已大体告终，帝国主义的时代尚未到来。17世纪是随机应变的时代。

这股随机应变的时代精神，所促成的改变微妙而深刻。再拿前面提过的画家董其昌来说。出身上海的董其昌是见到欧洲版画的第一代中国人。耶稣会传教士带了一些版画到中国，欲透过视觉艺术形式传达教义，协助皈依者揣想耶稣的生平。就董其昌的绘画生涯来说，1597年标志了画风上的一大转变，而那个转变为近代中国艺术的诞生奠定基础。有人主张，欧洲版画里的视觉艺术手法，可能促使他转向这种新风格。或者再拿我们那位代尔夫特出身的画家来说。维米尔是见到中国绘画的第一代荷兰画家，而他所见的中国绘画，绝少画在绢或纸上，大多画在瓷器上。有人认为，他使用“代尔夫特蓝”、偏爱以黄白色背景突显蓝色材料、喜爱用变形透视法和放大的前景（《代尔夫特一景》就用到这两者）、愿意让背景留白，都透露了来自中国的影响。今人对维米尔所知甚少，对仅有的一点已知部分已研究透彻，不大可能再找到证据证明这项说法是真是假。这只是一个文化影响的观点，这种影响若再早一个世代大概不可能出现。透露这种文化间相互影响的蛛丝马迹，细微到几乎察觉不到，而走回17世纪时，我们该期盼看到的，就是这些蛛丝马迹。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将检视并从中找出17世纪蛛丝马迹的那些画作，或许就不该只被视为让我们能跨进过去、重新发现过去的门，还应视之为镜子，让我们能从中看到产生过去与现在的诸多因果。佛教使用类似的意象来描述世间所有现象的相互关联，称作因陀罗网。因陀罗创造世界时，把世界造成网状，网的每个打结处系上一颗宝珠。现存或一直存在的所有东西、能够想出的所有想法、每个真实无误的数据——套用一句佛家用语，即“万法”——都是因陀罗网上的一颗宝珠。每颗宝珠不只通过那张网而与其他所有宝珠相连，而且每一颗的表面都映出网上其他所有宝珠。因陀罗网上的每样东西，都暗含网上的其他所有东西。

维米尔若是听到这项隐喻，大概也会大为激赏。他喜欢把曲面放进画中，利用曲面反映周遭所有东西。玻璃球体、铜质器皿、珍珠——就像他作画时很可能倚赖到的透镜——适于用来显露眼前所见事物背后的真实。在维米尔的画作中，有八幅都画了戴珍珠耳环的女子，而且维米尔在那些珍珠上画了隐约可见的形状和轮廓，暗示她们所处空间的结构。其中最抢眼的珍珠，莫过于《戴珍珠耳环的少女》里那颗珍珠。那颗珍珠非常之大，大到很可能根本不是珍珠，而是上了清漆、使其呈现珍珠光泽的泪珠状玻璃坠子 。珍珠的表面映照出少女的衣领、头巾、让光从左边照在她身上的窗子，隐约映出她所坐的房间。仔细观察维米尔笔下的一颗珍珠，他幽深的画室赫然浮在眼前。

这一无限交错反映的现象，显然呼应了17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现：世界就如一颗珍珠一样，是一个悬浮于空中的球体。他们需要直面新的观点，认识到世界乃是连续不断的平面，在其之上，没有无法到达的地方，任何地方都暗含了其他地方的影子；除了他们共有的这个世界外，没有什么其他的世界。他们也需要认识到他们居住在永远骚动不安的现实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不断在移动，东西可能跨过半个地球，以便一处的买家能买到另一处制造者所制造的东西。这些要求迫使他们以全新而陌生的方式思考自己的人生。对某些人而言，例如中国第一部科技百科全书《天工开物》（1637年）的作者宋应星，这一流动现象正象征着生活在更开放、更美好的年代。“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宋应星在《天工开物》的序里慷慨陈词，“岭徼宦商，衡游蓟北。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若为士而生东晋之初、南宋之季，其视燕、秦、晋、豫方物，已成夷产。从互市而得裘帽，何殊肃慎之矢也。”

对其他人而言，这新兴的全球性流动现象，不只重新界定了他们的世界观，还拓展了他们的眼界，开启了数十年前不可能出现的机会。不管宋应星认识到有个更广阔的新世界存在之后，心中多么雀跃，他终究只能窝在中国内陆，凭想象神游世界大地，以此度过一生——他的生活天地离海太远，终其一生大概连海都没见过，更别提航行其上。但宋应星这位中国百科全书编纂者若有同辈荷兰人那样的机会，大有可能成为威廉·科内利斯·斯考滕（Willem Cornelisz Schouten）那样的人。斯考滕来自荷兰的霍伦港，这是许多荷兰第一代航海船长的故乡。他首先于1615至1617年环航地球一圈，然后在1620年代随荷属东印度公司人员重返亚洲水域。但1625年，船只返乡，经历了穿越印度洋的漫长旅程，正要抵达马达加斯加岛东岸的安通吉尔湾（Antongil Bay）之际，斯考滕不幸身亡，葬于该岛之上，死因未有记载。有一首纪念他的诗，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称颂斯考滕体现了时代精神：

在我们这西方世界，他出生、长大的所在，

勇敢的斯考滕无法停下脚步；他最深处的火热灵魂

催促他追寻再追寻，远行，奋力向前。

这位诗人大可以哀叹勇敢的斯考滕客死异乡，无缘回到故乡霍伦，但他并没有如此，反倒颂扬这位水手之死是一大成就，是他所选择环游全球生涯的巅峰。

安然走过无数漫游之后，他躺在自己所希望的世界里，

正可谓死得其所。啊，伟大且奋进的人

长眠在幸福的平和之中！

对斯考滕而言，17世纪死在海外，并不是客死异乡，反倒是永远安居在他所想望的世界。若他厌倦了马达加斯加，他最后的唯一归宿也不是霍伦，而是天堂。

……但若是他的灵魂不愿

永远困居狭促的安通吉尔，

（一如尘世里你大无畏地选择了

东、西海洋间未知的水道，

脚程快于太阳，超前一昼一夜），

你往上飞升，这次凌驾了太阳的高度

然后在上帝所居的天堂，找到希望和永远的安息。

在东西方，17世纪最狂热的追求，是横渡“东西海洋间未知的水道”；是通过旅行、接触、接受新知识，缩减原本无可弥合的距离；是以自己的故乡为抵押，换取一个自己向往的世界。那是17世纪人心中的火焰。由伟大且奋进之人的激情制造出的失序、混乱，并非叫每个人都兴奋莫名。1609年一名中国官员抱怨，这场旋风般的巨变，其最终的结果，就只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就连斯考滕躺在吊床上，慢慢咽下最后一口气时，都可能怀疑辛苦这一生是否值得。但有相当多的人被拉进这变动的漩涡中，进而相信自己的脚步也可以比太阳还快。他们的世界——正快速变成我们世界的世界——将永远改观。因而，像维米尔这种一辈子守在故乡的艺术家，却能够瞥见这改变的身影，也就不足为奇了。 YO2mCDipOXEZV6YWocqAKz5MDp1kUXWPYmkBLUAtBj6pteQaB/Rqbz3aCsfDxC+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