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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志坚
自古以来，中西方甚注意幼儿教育，中国早有妇孺蒙养教育的传统，
素来重视儿童教育及编写儿童教育的教材。早于殷周时代，古代中国已为贵族子弟设立小学。春秋战国时，因为官学瓦解，私学兴起，民间已渐渐出现童蒙教育机构。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重视童蒙教育，设立“书馆”，任教者称为“书师”。更早的《周易·蒙卦》中曾载有：“蒙以养正，圣之功也”，十分重视“养正于蒙”，圣人立教要义在于培育儿童有良好的德育。前人除了注意幼儿教育外，也注意妇女教育，培养妇德，寓识字于道德教育之中，很多知识分子也编著供妇孺学习的读物，如《史籀》篇、《仓颉》篇、《急就》篇，又依《易经·蒙卦》所言的“匪我童蒙，童蒙求我”一语，编写了各种以“蒙求”为名的读本，如《纯正蒙求》、《文字蒙求》等；也有不以“蒙求”为名所编的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女四书》等。
谈及中国传统的教育，不可不注意中国传统童蒙教育。童蒙教育的意思正如《三字经》所言，“为学者，必有初”，就是指学子求学，必先注意基础教育。《三字经》针对的教学对象，就是小朋友。由此可见，编撰《三字经》的知识分子早已注意到儿童教育的重要。今天的香港，不少国际学校小学部也会教导《三字经》，而新加坡华文课外读物理事会也推荐《三字经》为学生读物。《三字经》自宋代刊行后，成为一种传播知识的重要文体，历代相承，至明代有吹万老人编撰的《佛教三字经》，杨文会（一八三七至一九一一）于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对此书作重大修改，并易名为《佛教初学课本》。道光年间，西方传教士或教徒撰写的传教刊物《训女三字经》及《新增三字经》也值得注意。于咸丰及同治年间，有太平天国于癸好三年（一八五三）镌刻《三字经》，清中期刘智编写《天方三字经》，清末文人齐会辰也编《历史三字经》，袁凤鸣编写《药用三字经》，贺瑞麟（一八二四至一八九三）编《新版女儿三字经》，清末民初卢湘父（一八六八至一九七〇）编《童蒙三字书》，陈子褒（一八六二至一九二二）编《改良妇孺三四五字书》，一九九五年广东教育出版社也编撰《新三字经》，乃至二十一世纪的香港，也有创作人黎文卓编写《新版香港三字经精解》。
另一方面，以三字书写的文体自中国传往日本。例如日本江户后期，儒者大桥养彦于嘉永五年（一八五二）初次出版《本朝三字经》，当中叙述了日本从神武天皇开始至丰臣秀吉，即江户时代之前的日本历代政治家、军事家的得失及历代文化名人的功绩，借昔日故事进行童蒙教学。
由此可见，自宋至今，《三字经》和三字经书写文体，一直在流传。究竟《三字经》有哪些特色？为什么今天的幼儿教育仍要教导《三字经》？若以《三字经》为传统读物，则传统幼儿教育的特色，与中华民族教育走向“中国式现代性”有何关系？本文的目的，就是阐述《三字经》的特色，及其在近现代社会的重要性。
现当代从事儿童教育研究的学者如陈鹤琴（一八九二至一九八二），于一九四一年出版的《我的半生》中，回忆儿时在乡间受学的教材，除了《三字经》以外，还有《百家姓》、《千字文》等传统童蒙读物，这些读物对他甚有启发。
另一位儿童教育学者陶行知（一八九一至一九四六）也认为《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均对童蒙教育甚为重要。陶氏更于一九二三年编订了《平民千字课》及《老少通千字课》。
日本方面，早于明治初年，河村贞山便按《千字文》的体例，编成《皇朝千字文》，可见《千字文》的体裁对日本启蒙教育的影响。在现代，研究文献学的专家来新夏指出，《千字文》约成书于南梁武帝大同年间（五三五至五四六），日后更有多本补编及改编本，如宋代曾出版《续千字文》，明代周履靖（一五四九至一六四〇）也撰写《广易千字文》，也有满汉对照本及蒙汉对照本的《千字文》。
《百家姓》连缀成四字句，共一百一十句。北宋末大诗人陆游（一一二五至一二一〇）在他的诗注中把《百家姓》定为杂字类的“村书”。以今天的用语，“村书”就是民间通俗的识字读物。可见《百家姓》应为宋代的识字书。
由于《百家姓》、《千字文》及《三字经》在中国传统社会甚为流行，成为童蒙教育的必读书，故合称为“三、百、千”。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少出版社把“三、百、千”予以重新排版和编刊，可见《百家姓》、《千字文》及《三字经》在今天的社会仍有生命力。此外，有不少国际学校及海外的孔子学院也把《百家姓》、《千字文》及《三字经》作为教导非华语学生学习普通话及基础汉语的教材。新加坡出版的《绘画本三字经》、《绘画本百家姓》、《绘画本千字文》更成为小学及基础教育读本，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华文教育。
“三、百、千”在二十一世纪，成为童蒙教学的重要材料，甚至今天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中，仍能忆起一首童谣：“一二三，红绿灯，过马路，要小心。”可知以“三字”为书写文体，自宋至今，相沿不改。
中国幼儿教材多教导童蒙识字。中国传统蒙馆多会在短时间内教导学生识字。依现有资料得知，先秦两汉时，已注重少年及儿童识字教育及句读培训。
《礼记·学记》曾说：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汉书·艺文志》也说：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
列入“小学”类目下的，多是教幼儿识字的课本。相传周宣王（公元前？至前七八二）命太史作《史籀》十五篇，秦又有《八体六技》，这些文献均成为周及秦时童蒙的教材。汉代时，《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训纂》、《别字》等篇，均为教导童蒙识字的教材。汉人入学，首学书法，教导者为尚书兰台令史。编著《汉书》的班固（三二至九二）因为汉人甚重视书法，指出“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从事基础教育，教导童蒙书法，“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自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中国蒙学有了很大的拓展，
既有上承昔日的识字教育，在《急就》篇的基础上，编撰《千字文》，也有编刊《女论语》及《太公家教》等。唐代渐渐出现了结合识字、知识及道德教化的蒙学教材。宋代更在唐代的基础上大为开拓，上承《千字文》，补充了《三字经》、《百家姓》，确定了“三、百、千”为自中古至今童蒙识字教育的重要典籍，再加上新的教材，并加入理学思想及道德教育知识，如编刊《蒙求》等。及至宋元二代，“三、百、千”在体例上进一步开拓，如编刊《小儿语》、《弟子规》、《幼学琼林》、《增广贤文》、《历代蒙求》。清代又有知识分子编刊《地球韵言》、《时务蒙求》、《历史三字经》、《药用三字经》、《女儿经》、《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五言千家诗》、《释教三字经》、《史鉴节要便读》等童蒙读物。明代理学家吕坤（一五三六至一六一八）曾说：“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俟日用，读《千字文》以明义理。”
可见时人对“三、百、千”的重视，既肯定其作为儿童教材的重要性，也说明运用“三、百、千”教材的先后次序。
北京中华书局曾于二〇一三年至二〇一五年间出版《中华蒙学经典》，当中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声律启蒙》、《竺翁对韵》、《神童诗》、《续神童诗》、《千家诗》、《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童蒙须知》、《名贤集》、《童子礼》、《家诫要言》、《小儿语》、《续小儿语》、《增广贤文》、《格言联璧》、《急就篇》等。以上童蒙读物不单是中国今天小学的重要语文教材，甚至是不少海外华语教学课程的汉语课本，可见中华传统童蒙教材与二十一世纪的教学甚有关系。
研究中外儿童读物及书籍史的专家学者，如张志公（一九一八至一九九七）、陶行知、钱文忠、熊秉真、来新夏、陈鹤琴、黎锦晖、刘咏聪等，均认为自宋元二代至今天，不少机构编刊了很多童蒙教材，然而，编写内容和规划多在“三、百、千”的基础上，加以拓展，“三、百、千”仍是“童蒙最基本读物”。
一八九九年在上海唐山路创办的澄衷蒙学堂，其后由蔡元培（一八六八至一九四〇）出任校长，学堂教员刘树屏（一八五七至一九一七）编刊《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作为中国语文的教材。此书也是按《千字文》的书写内容，附以现当代知识及图说。
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幼儿时多受教于传统私塾，然后进入国内外高等院校。他们在儿童时期学习的课本，也是“三、百、千”。古人教学童，必先识字，《三字经》约一千三百多字，《千字文》为一千字左右，《百家姓》为五百多字，合共约二千七百多字，正合于古人教童子识字的数目。此三书又刚好涵盖日常生活及自然现象知识，也是学童应该学习的内容，在此知识基础上，进一步学习写作及研读经籍。此三书自古代至今一直沿用，与二十一世纪儿童及幼儿教育接上轨道。二〇一二年五月六日，河南省沈丘县就曾发起“全球华人同书《千字文》活动”。
“三、百、千”是昔日知识分子的重要知识资源，甚至影响他们的成长。
在“三、百、千”之中，最早成书的是《千字文》，但排刊次序为最后。诚如文献及目录学专家来新夏指出：“是由于《三字经》文义浅显，《百家姓》字量较少，所以使《千字文》的覆盖面相对较小，不过它仍不失为一本好的识字课本”。
下文先介绍《千字文》，再介绍《三字经》，最后引介《百家姓》的内容。《千字文》、《百家姓》多注意单字及个别姓氏的介绍，多为识字教育；而《三字经》较前二书，更注意幼儿道德教育及识字教育的结合，故分析《三字经》的内容较前二者更为详尽。
（一）《千字文》的作者及流播
研究清末民初儿童及妇女教育的学者陈子褒，在一八九九年发表了《论训蒙宜先解字》一文，认为：“教初学童子自七岁至十岁者曰训蒙。蒙也者，谓蒙昧不明，借先生教训之以开其蒙而使之不复蒙也。”
他指出教导学童了解经籍，先要学习文字的结构及字义；而古代教导儿童学习文字，塾师多先教导《千字文》一书。《千字文》从南北朝刊行至清末，一直流行不绝，笔者手上也有两本，分别是二〇〇八年由益群书店出版的《正见千字文》，以及于二〇一五年由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彩图注音版，列为“国学经典教育”系列读本的《千字文》。不少研究指出《千字文》的作者有南朝知识分子周兴嗣（四六九至五二一），也有与周氏同时的萧子范，但萧氏之书在制作后，尚未有多人知悉，并早于唐时已经亡佚，现今流行的《千字文》，就是周氏所编的《千字文》。
周兴嗣，字思纂，南梁陈郡项人，先祖曾任汉太子的老师，家学渊源甚深。兴嗣以文学扬名于世，深得梁武帝（萧洐，四六四至五四九）称赏，官拜员外散骑侍郎，主要编修历史。《千字文》原是奉梁武帝旨令而撰写，因为梁武帝为了教皇室子弟学习书法，便在书法大师王羲之（三〇三至三六一）的遗墨书迹中拓出一千个不重复的文字，但没有系统整理，故周氏用此一千字编成一篇韵文。全书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为首，先为幼童介绍天文地理等自然环境及现象，然后介绍历史文化及日常人伦的道理，以及介绍典章制度等。《千字文》具有教导学童识字、学书法、学习伦理思想的功能。隋代后，《千字文》更广为流播。南朝陈末至隋初，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和尚曾亲摹《千字文》八百册，成为中国书法的瑰宝。《千字文》的书写模式影响着汉字文化圈，如日本及韩国。在中国方面，有《梵语千字文》、《重续千字文》、《训蒙千字文》、《日清韩三国千字文》、《蒙学准绳五千字课读本》、《皇朝千字文》，甚至有满汉对照本及蒙汉对照本的《千字文》等，均在周兴嗣编撰的《千字文》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二）《千字文》的特色
周兴嗣《千字文》一书词意明显，文字流畅，音节自然，方便幼童背诵。以下简介《千字文》的特色。
其一，《千字文》包含幼童日常生活接触到的自然事物的知识。研究幼儿识字教育的学者指出，教育者能以四周环境及日常生活为教材教育儿童，既能增加幼儿的表达能力，也能增加儿童对文字的记忆力。更重要的是，幼儿多缺乏安全感及自信，若以幼儿及儿童熟识的环境为教材，可使儿童较有自信地表述所学习的文字，甚至学习书写，令他们较易获得成功感，进而能提高儿童学习的兴趣。
《千字文》从自然环境取材，如首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表述天地的颜色，月亮圆缺，满天星辰排列的次序；又如“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及“云腾致雨，露结为霜。”表述人们自幼至长所接触到的大自然现象。此外，《千字文》亦记录了不少日常生活的事物，如“果珍李柰，菜重芥姜。海咸河淡，鳞潜羽翔。”这些都是幼儿可能接触到的事物。
其二，《千字文》包含了地理及历史文化知识，如“龙师火帝，鸟官人皇。始制文字，乃服衣裳。推位让国，有虞陶唐。吊民伐罪，周发殷汤。”表述了远古、上古时代的历史文化和传说。又如“九州禹贡，百郡秦并。岳宗秦岱，禅主云亭。雁门紫塞，鸡田赤城。昆池碣石，巨野洞庭。旷远绵邈，岩岫杳冥。”传播了中国的地理知识。
其三，《千字文》传播不少道德伦理知识，如“女慕贞洁，男效才良。知过必改，得能莫忘。罔谈彼短，靡恃己长。信使可复，器欲难量。”主要述及女子应当守贞洁，男子以德才兼具的人为仿效对象；又指出人们一生难免犯错，但只要知错能改就可以。又如“资父事君，曰严与敬。孝当竭力，忠则尽命。”指出事奉父母、长辈及君主，必须恭敬及谨慎，在行为上也要表现出忠、孝的态度，并且要竭尽全力。
其四，《千字文》的文字浅白，幼童容易理解及朗朗上口。研究指出幼儿学习语文多是口说单字，若教材能朗朗上口，可加深幼儿对教材的记忆，帮助学习。
《千字文》全文是四字一句，以两句一对的方式排列，把原本看来没有关联的文字变成有意思的韵文。此外，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至“罔谈彼短，靡恃已长。信使可覆，器欲难量。墨悲丝染，《诗》赞羔羊。”押的是平声七阳韵，音调谐和，容易背诵。
周兴嗣的《千字文》奠下教导童子识字的框架，日后，不少体例也在周氏《千字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如日本明治初年河村贞山编《皇明千字文》，其部分内容为：“日本纪元，辛酉作源。奕坚继统，剑壐爰尊。鸟羽驭字，纲维渐荐。”；
其后，又有明治三十三年（一九〇〇）荒浪平治郎编《日清韩三国千字文》，书中列有中日韩三国文字，其汉文部分内容有：“盖自大极肇判，阴阳始分，五行相生，先有理气，人物之生，林林总总，于是圣人首出，继天立极。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为大古，在书契以前，不可考”；
晚清也有一本《蒙学准绳五千字课图说读本》，其部分内容为：“人生之初，赋畀为先。受形成性，肢体兼全。百骸五官，头颅面臂。人生之初，百骨五官，脣吻颈肩，耳目腹胃。”均受《千字文》书写模式的影响。
不少学者，如钱文忠、来新夏及张志公均认为《三字经》是南宋目录学家王应麟（一二二三至一二九六）编著的，而历代略有增补，或按此书的“三字”书写体例，表述新时代的内容。
王氏，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庆元府（今浙江宁波鄞州区）人，自幼勤奋好学，九岁已通《六经》，于淳祐元年（一二四一）荣登进士，长于经史考据、天文地理、掌故制度等，在中国古代而言，应可列入“博物”学者。及后升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为南宋理宗所重用。宝祐四年（一二五六），王氏奉诏主持殿试，贾似道专权，王氏多次批评，多不屈己顺从。因为王氏学问渊博及道德情操甚高，故他编的《三字经》甚受时人欢迎，更被称为“千古第一奇书”。王氏除了编《三字经》以外，更编著《蒙训》、《补注急就篇》、《小学讽咏》等，可见王氏推动童蒙教育的努力。
《三字经》以“人之初，性本善”为起首，再分为三纲五常、五谷六畜、七情、四书五经、先秦诸子、历代史事，最后说明为学的重要及方法，不少句子更成为今天的格言警句。《三字经》的编者虽然没有今天系统论述教育心理学的观点，但不能否定他已具有今天教育心理学中提倡朋辈影响学习论、家庭影响学习论、家庭与学校协作论等观点的初貌。概括而言，《三字经》全书以幼儿道德教育为基础，并谈及古籍经典、中国历史、学习先贤立学的言行为榜样。以下细看《三字经》的特色。
（一）《三字经》的特色
其一，童蒙读本主要是能让儿童识字时朗朗上口。《三字经》以三字为书写格式，既便于儿童诵读，又易于记忆。儿童心理成长教育研究指出，幼儿的听力及视力较早发展，而押韵的作品，作为儿童早期接触的中国语文教材，不仅可增强儿童的口语运用能力，递进常识，还可以借口诵心记，潜移默化。语文教化能深入孩童的心智，让知识渗入学童的生活，从而变化气质，陶冶品德。《三字经》全书共三百八十句，每句三字，基本上是两句一韵，如“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依《广韵》即押“过”韵，声调铿锵，口诵三字，既不过简，也不太长，使幼童容易明白，幼儿口诵多了，能够心领神会。
其二，《三字经》从日常生活教育为切入点，注意在实践中教学。民国时的陶行知在《儿童科学丛书编辑原则》一文中，提出编辑儿童教材应该以“儿童生活为中心”。
现代幼儿教育学者也指出，幼儿教育的原则是为幼儿提供真实的经验，在生活中实践所学，又使儿童在经验事物后留下深刻的印象。
虽然《三字经》的编者未必全以“儿童生活为中心”为编写方向，甚至它是以成人视觉为中心，以儒家思想教导学童，但也不能全然认定《三字经》忽略了以“儿童生活为中心”的编写策略。例如《三字经》有“性相近，习相远”，“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等句，这些都是针对儿童求学的心智发展。盖儿童成长的历程，往往容易受到外来环境及朋辈的影响，由是强调儿童教育的重要性，助其建立一套道德价值，定下求学心志，对儿童心智发展甚为重要。又如“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等句，均以幼童的生活环境、日月星辰、四时自然景象作为教学材料，从日常生活中取材，方便儿童记忆。又依心理学者指出，幼儿学习数字，由简单一、二、三、四开始，由个位数字至十位数字，再由十位数字扩至百位及千位数字，《三字经》有“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之句，正正实践了儿童学习由个位开始，向外扩充及延伸学习数学的逻辑发展与思维训练。
此外，研究中外儿童认知教育的学者，尤重视儿童由认字、读字再延伸至读句，以及探求文字背后的意义。教育学者强调教导学童先从实事实物学习知识，再进一步教导他们抽象分析。
《三字经》有“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名句读。”“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强调塾师教学，先教导学生了解中国文字的造字方法，学习及明白中国经典文献的注解方法，并学习字义及断句。当了解全篇文字的字义、断句后，自可明白全篇文章的意思。此外，《三字经》的编者在教学时，强调先教学生学习“小学”，也就是学习文字构造的知识，再学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此“四书”的知识。今天得知“四书”乃属于中国传统经学及哲学知识范畴，其实，在古代而言，均是日常人伦及人事应对的基础知识。“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之句，也先从日常生活取材，教导学童掌握文字基础知识，从家庭扩至社会价值，故学习经学知识能掌握古代社会典章礼仪规范，继而学习义理及诠释。多谈形而上学的先秦诸子学说，是从实学及日常伦理知识上建立批判思考，这样在巩固基础知识后才学习批判，不至空疏。所以《三字经》又说：“经既明，方读子”，明白经、子义理后，可以教导学生掌握日常社会及国家情势中“变”的道理。若教导幼童只知“变”，而不知道德价值，这样儿童成长后往往随波逐流，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若只教幼童知道道德价值，而不求变通，以应对变化多端的社会，这样便会使幼童不明因时制宜的道理。故《三字经》说：“经子通，读诸史”，因鉴过去时代社会的变迁，人事纷争，自然知所进退。诚知，《三字经》主要从成年人的角度，把儒家思想灌输给幼儿，
但也不能否定《三字经》的内容乃按儿童智力发展而循序渐进地施教。
刚谈及《三字经》内有不少内容是以“儿童生活为中心”的编撰方向，书中也注意从幼儿的家庭生活撷取素材编撰教材。现代教育既强调幼儿从生活环境学习，也强调家庭教育与亲师合作（Families,Professionals and Exceptionality）的重要，尤重视家庭教育培养幼儿道德价值。其中又以父母积极参与儿童教育，与学校教育相配合，为灌输知识及改良儿童行为的重要教学策略。
有不少从事幼稚园教学研究的学者指出，幼稚园是家庭教育的延伸，使幼童生活在一个互动的团体中，有机会去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学习举止得体，是故幼稚园教育配合家庭教育，能达到为幼童建立道德教育及知识教育并重的教学目标。
在《三字经》中早已说“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肯定幼儿教育应从父母开始，对父母师长提出“教”和“严”的要求，也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
父母为幼童的第一位老师，家庭教育成为儿童学习的重要起步。不少人批判《三字经》传播儒家文化知识，甚至认为《三字经》是“落后”和“保守”的知识，其实他们不明白中国传统教育乃启导自家庭，强调血缘关系，强调由个人修身，与家人相处，达至齐家，继续向外扩充，不独成就自己，也成就他人，成就国家及天下，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观点。
另外，幼儿会以高度的兴趣及热情去接触四周的环境事物。家庭四周的景物及经验成为孩童的知识资源，如“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在家庭内由父母及长辈教导人伦秩序，以及与家中各人相处的态度。若能使幼童学习孝悌知识，自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以谦和态度待人，和睦宗族；由亲族向外交往，自可与他人相敬、相助、相爱，又可以互相谦让；朋友之间，各人以德待人，便可以使社会安稳，长幼有序，实践了国家及社会和谐，故又有“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由在家庭对父母及长辈示孝敬，在家中个人修德开始，由个人修身达至齐家，扩至治国及平天下，成己也成物。
有些学者认为“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是要求幼儿及臣子对父母、长辈及君主的盲目依从。而实际上，“父子恩，夫妇从”乃是强调父与子的恩德，夫与妇的相敬。父施爱予儿子，儿子也向父亲示孝；夫以爱敬待妻子，妻子才顺从。父子及夫妇之间，有心存爱敬的关系。加之，《三字经》在此章之前已说：“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也就是已受学的父亲，当然具有“仁义礼智信”的善行，自然以礼相待妻儿，故家中各成员的相处，也是互相礼敬；由家庭扩至国家，“君则敬，臣则忠”也是强调君主先以礼敬臣子，臣子才示以“忠”，君臣之间也以礼相待，故不可说《三字经》教导一种盲目依从君父的教育观点。
除了重视家庭教育外，《三字经》既以幼儿身边接触的物件为教材，也注意取人们的感情及感觉为教材，希望塾师多注意幼童的感情世界，教导学生善用五官感受生活。
待儿童的道德及价值判断渐渐建立后，进而教导四书及经史知识。其实，《三字经》强调儿童从四周环境学习的方法，乃相通于今天的儿童教育，强调以“情感”教学，及用手接触，用耳听到，用鼻闻到，用眼看到的“感观”教学法。因为幼儿心智发展，对四周景物有好奇心，自然会将对四周观察及接触物作为学习知识的资源。《三字经》早已注意这种教学方法了。
其三，不能否定《三字经》表述的主要内容乃是以儒家教育思想为中心，注意个人道德修养的培育。
近现代从事教育研究的学者，虽然对于“人性本善”及“人性本恶”的观点，尚未有一致的看法，但多认为无论是要维持“性善”，或要透过教导知识改“性恶”为“性善”，均是强调儿童教育及基础教学的重要。
也有不少研究指出儿童阶段须接受道德教育及学习礼教后，乃至青年时期，父母及长辈也加强这两方面的教导，使儿童自幼至青年时期，均薰陶在道德教育之下。《三字经》首先肯定人性是“善”，就是文中所言“人之初，性本善”，其为“恶”，主要是“性相近，习相远”。即各人在孩童时均为“性善”，只是因为没有接受教育，及后天学习不同，或受环境的薰陶，故“性乃迁”。《三字经》中最后一章写到：“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人们在孩童阶段学习知识，更在成长路途上不断实行，印证所学，这样便可以光宗耀祖。在此不难看出编者仍以成人观点形塑学童求学的目的是“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但也可见编者强调幼儿教育为人们一生成长打下基础的重要性。
其四，《三字经》谈及的很多幼儿教学方法均对当代幼儿教育甚有启发。
（1）《三字经》首章已说幼儿求学专注的重要：“教之道，贵以专”。不少研究成果也指出，虽然替学童定立“我的志愿”，其长大后未必可以达成幼年所立的志愿，但因为每人均有自我期许的心理，这有助坚定求学者的心志，
故“贵以专”一方面可以提醒学生定立心志及专心实践，一方面既教导学生自幼培养专心致志，建立一生求学的态度，又可以使其借求学培养良好的习惯，建立人生终身学习的目标。此又相通于今天教学上多强调“终身学习”的观点。
（2）幼童从经典中求学，并待巩固基础知识后进而博学。因为有基础知识及从经典作品中吸收知识，幼童便能自我建立一套价值标准，并在这基础知识上扩阔知识；反之，基础知识不足，只求广泛阅读，终未能判别知识的真误。被奉为经典的作品必然蕴藏着持久不变的道理，影响百代，多阅读经典，自能培养更佳的批判思考及辨别是非的能力。
（3）讲故事教学法。今天从事研究儿童文学及儿童说故事与教育关系的人士，均指出讲故事（storytelling）有助培养家庭亲子关系，扩阔幼童思维空间及记忆能力，又可培养幼儿的聆听及学习字词的能力。若由专业说故事教研人员（storyteller）引导，幼童可以进行角色扮演（role play）。由幼童演说故事，可以培养演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加强记忆能力。
《三字经》内有很多历史人物刻苦求学的故事，如“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又如“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勉励学童应珍惜时光，发奋努力，立志求学。
（4）幼儿教育不独是要求学童空谈立志，也强调实践志向的重要。
《三字经》早已说明“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强调幼儿既要学习孝悌仁义的道理，也要如前人般能实践孝道。
另一方面，《三字经》的教学内容与今天幼儿教育的观点比较，也有需要优化的地方。《三字经》言“勤有功，戏无益”，但今天不少学者已指出幼童游戏与学习知识有互动关系。戏剧表演游戏（dramatic play）与社会剧式游戏（sociodramatic play）有助学习，
可以借游戏进行教育。《三字经》谈及“经子通，读诸史”的学习方法，教师向幼儿教导“四书五经”的内容，是否只是要求学生先背诵，待成长后才理解文义，这些经典文化怎样配合今天的电子科技绘图及视像进行教化？“教不严，师之惰”之句只是强调严教儿童，是否已足够？怎样有效执行“严”教呢？以上的问题，均有助进一步思考《三字经》在今天教育上的意义。
（二）《三字经》的体裁对后世的影响
《三字经》的书写体裁影响着现代的儿童教育。在汉字文化圈下，东亚各国一方面既运用《三字经》为童蒙读物，一方面也按《三字经》书写体裁撰写教材。日本江户时代的儒者大桥养彦曾编撰《本朝三字经》，此书约于嘉永五年（一八五二）出版，其内容为：
我日本，一称和。地膏腴，生嘉禾。人勇敢，长干戈。衣食足，货财多。……慎厥终，无不康。胜衰理，人事彰。读之者，冀勿忘。
中国自《三字经》书写体裁出现，后世相沿不绝，至明代有吹万老人原著《释教三字经》，其内容为：
无始终，无内外，强立名，为法界。法界性，即法身，因不觉，号无明。空色观，情器分……随分说，如风过，万籁歇，非有言，非无言，会此意，是真诠。
太平天国政权管治江南时期，也编《三字经》，其内容为：
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人宰物，得光荣。七日拜，报天恩，普天下，把心虔。……皇上帝，眼恢恢，欲享福，炼正来。
一八八二年又有署名马典娘娘编撰《训女三字经》，其内容为：
凡小女，入学堂，每日读，就有用。女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我劝尔，恳求神，今后世，福无尽。
另一本清中叶刊行的《新增三字经》，其内容为：
化天地，造万有，及造人，真神主。无不在，无不知，无不能，无不理。……有恒心，常畏神，至于死，福无量。
清中期还有刘编写的《天方三字经》，其内容为：
天地初，万物始，有至尊，曰真主。统干元，运理气，今阳阴，化天地。奠山川，茁草木，定灾祥，章日月。腾鸟严，跃鱼鳞，万类备，乃送人。皋以智，赋以灵，故人为，万物精。
……
一九〇〇年张宜明纂辑《三字鉴解注》，其内容有：
混沌开，乾坤奠。日月明，江山辨。五行生，万物变。盘古氏，出为君。……
一九〇〇年有赵保静辑《增订蒙学三字经》，其内容为：
人之初，性相近，习相远，可为善。苟不教，性牿亡……荷兰国，呼红毛，始行舟，万里遥。埠头广，掉尾难，德阴谋，利权贪。
同年，王石鹏（一八七七至一九四二）也编著《台湾三字经》，其内容为：
北纬线，及东经，详位置，知其形。南北长，东西狭……此全岛，叙分明。作地理，三字经，能孰读，非无益。智识开，宜游开，宜游历。
清末民初，康有为（一八五八至一九二七）的弟子卢湘父也编有《童蒙三字经》，其内容为：
万物中，人最灵，学而知，教乃成。终乎圣，始乎士，圣者谁，曰孔子。孔夫子，大圣人，创儒教，教万民。居鲁国，今曲阜，彼达人，明德后……
一九〇〇年，陈子褒编撰《爱国三字书》，其内容为：
我所住，系中国，地方阔，人又多。计人数，四万万，计地理，四千万。在古时，称天国，到而今，弱到极。……欲保国，欲保民，非我皇，总不可。
一九一二年，陈子褒再编《共和适用妇孺三四五字书》，其中以三字书写的内容为：
早起身，下床去，先洒水，后扫地。开窗门，抹枱椅，洗完面，入学堂。见先生，要叫声，坐书位，即读书。读熟书，又写字……
葡萄牙，取澳门，英吉利，开香港。法国占，广州湾……我国民，要相亲，我亲你，你亲我。无论男，无论女，无论老，无论幼，要同心，要合力，一国人。
清末知识分子齐会辰也编有《历史三字经》，其内容为：
凡训蒙，先说史，记年代，有条理。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年不纪。唐有虞，号二帝，相揖让，真盛世。一零二，尧祚长，五十载，舜巡方。夏后禹，商成汤……既知古，又知今，脑智开，黄种存。
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时，乃有王向宸编《抗日三字经》刊行，其内容为：
人之初，性忠坚，爱国家，出自然。国不保，家不安，卫祖国，务当先。……我军民，须自励，前者仆，后者继，抗到底，必胜利。
当代的香港也有黎文卓编著《香港三字经精解》，其内容为：
口旱旱，食咳糖；有早知，冇乞儿……淡淡定，有钱剩；声大大，冇货卖；唔想衰，埋大堆；失失慌，害街坊。
可见，《三字经》创立的“三字”体裁，不独影响自古至今的中国，也影响至东亚汉字文化圈，甚至整个华文教育界。
姓名为民族文化组成的重要部分，也是一个文化系统。研究姓名也能见中华民族血缘及地缘互动关系，以及中华民族在海内外流布的情况。自古至今，研究中国姓氏由来及发展，多以《百家姓》一书为基本材料，塾师也以此书为学童的基本教材，并在此书基础上继续延伸。《百家姓》全书以姓氏写成韵文，是方便幼童认识在中国境内各族群的读本。不少学者指出《百家姓》为宋朝两浙的一个知识分子编写，但没有详细姓名。为什么认为《百家姓》是创作于宋代？因为书中第一句是“赵钱孙李”，第一个向读者表述的姓氏为“赵”姓，宋立国君主为赵姓，赵氏为国姓，故不少学者认为作者尊国姓，奉赵姓为书中的第一姓氏，故多认为《百家姓》是创作及出版于宋代。
其后明代也有《皇明百家姓》、《百家姓新笺》，清初又有《御制百家姓》，而笔者也购有一本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于二〇一五年出版，列入国学经典教育读本系列的《百家姓》，并依宋代的《百家姓》为注音及析义，可见宋代出版的《百家姓》影响至今。
《百家姓》全书共五百六十八字，包含单姓四百四十四个，复姓六十个，而最后一句为“百家姓终”四字，故有五百零四个姓氏，非只是一百个姓氏。姓氏不只是古今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称呼，也代表了个人身份认同，家族身份认同，也是家族血缘关系的标志。今天中国人及海外华侨多跟随父亲的姓氏（现时也有些家庭以母姓为子女的姓氏），显示父亲家族血缘的承传关系，故姓氏研究也具有遗传学的知识；甚至，有些地域以父系血缘为宗族或家族产业继承权的先决条件，姓名成为家族财产分配的重要考虑因素；很多地方的族谱，也是以父系姓氏来书写各宗族及家族成员，血缘与地缘因素结合。可见研究姓氏的发展，对了解地方宗族事务发展甚为重要。同时，若只以《百家姓》一书为教材，说明尚未能够善用此书。建议教师运用此书时，结合其他材料一起运用，如运用有关姓名学、移民历史、宗族文化史、伦理学、血缘学、谱牒学、人口学及社会学等各方面知识。阐述《百家姓》的要义，可以见到《百家姓》一书的重要。以下略述其特色。
（一）姓氏的由来
人类发展之初，没有姓氏。随着人类的进化，生产及生活空间的发展，原始人族群内外交往的需要，族群一起运用的符号便出现，这就是“姓”，而个体称号符号，便是日后所说的“名”、“字”、“号”。
姓氏发展主要是因应人们区分不同族群而产生，在部落中有不同部族，不同部族成员具有不同姓氏。
部族成员具血缘及姻亲关系，再者，部族内的成员多生长在同一地域，由是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环境，也构成一个特殊的社会血缘关系。为了区分不同部族中不同的成员，由是不同符号便出现了，以及出现了姓氏与名字。
另一方面，因为生活环境及文化改变，同一姓氏属下的族群也会流布其他地方，这样促成同一宗族，同一血缘，不同支派。华夏民族或本源自黄河一带，在上古原始人时代，多聚居在中国境内不同地域，就是今天考古学上所说中国境内多元文化源头的观点。各族群日后多往其他地方流迁，更有不少移居东南亚，而他们多奉同一姓氏为海内外同一宗族不同支派的共同祖先。举例而言，今天海内外甚多以李为姓氏的人物及宗族，如香港有香港李氏宗亲会，也有台湾李氏宗亲会、马来西亚李氏宗亲会。各国家及地域的李氏宗亲会，多奉道教始祖老子，即“李耳”为祖宗。此为同一姓氏不同支派，不同流裔成员，供奉同一宗族的神灵，并奉老子“李耳”为各国家及地域李氏宗族社团的开宗立族始祖。由此可见，同一姓氏可成为团结各宗族支裔及支派的力量。
今天常说“姓氏”，“姓”已见上述，那么“氏”又是怎样发展出来的？“氏”与子女一出生就有“姓”的情况不同。人类发展之初，出现一些为人熟知的族群，后来因应其特性而产生了称号，如“炎帝”称为神农氏，可能因为“炎帝”此人长于农业而得名，后人以“神农氏”指称所属的家族和部族。如尧帝生于“陶”的地方，其后封于“唐”，故称为“陶唐氏”。
人类社会中，“姓”应是人在出生时已有的，“氏”则为人在社会上成名后才具有的，故“氏”是此人对社会、族群的贡献及与地位有关的象征符号。日后，因氏的社会意义渐渐大过姓，而且，社会人口不断增加，以社会名声及社会地位为氏的家族日渐普及，故出现了家族的后代以氏为姓的现象。由是出现了氏族社会，同时也出现了姓、氏并存，姓、氏混用，再发展至姓、氏合二为一。今天多合称“姓氏”的现况，也就是姓即氏、氏即姓的现象。
此外，远古的社会，首先出现的是母系社会，婚姻情况为对偶形态，也就是一位女子和一个男子在一定时期内，各自从一群男子或一群女子中选择一位主夫或主妻，也有除了主夫或主妻以外的其他性关系，此时也是“姓”产生的时代。母系社会的姓，从母不从父，血统以母系为依归，也出现了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现象，故华夏民族中的姓，多从“女”偏旁的，如姒、姬、姜等。后来，由于男性取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故氏族部落进入父系社会，姓氏制度也由从母不从父，渐渐成为从父不从母，更带出了父系中的辈分排列问题、亲属姓名避讳问题，及已婚女子的姓氏问题。
（二）如何有效运用《百家姓》
了解姓氏的由来，不独是文字学的课题，也涉及社会、历史文化及伦理等各方面的课题。《百家姓》成为一本教导幼童了解自己身份，了解先祖由来，了解家族历史文化，扩至了解其他族群及族群本身历史文化的重要入门书籍。以下看看怎样更有效地运用《百家姓》一书，以教导幼儿姓氏的知识。
其一，《百家姓》内“女”偏旁的姓氏，如姒、姬、姜等，这姓氏的族群与远古时代母系社会发展甚有关系。
其二，透过《百家姓》了解先秦时代姓氏的形式多是单名，日后多为双名。先秦时代，华夏民族多取单名，如周公为姬旦，姜太公为吕尚。汉代之后，人口增加，单名易与他人混淆，而两字组名更方便表述命名者的心愿，故有孔安国、霍去病等姓名。
其三，运用《百家姓》表述部分家族的等级身份。上古及春秋时代，有没有姓氏，往往代表身份高低。古代对社会有贡献的，往往赐姓，封侯伯，如古代姬、姜、吕等，均是赐姓，而封地往往成为姓氏的主要来源。封地包括封国、封邑等，如黄、陈、魏、韩、蔡、吴、秦等等，均是来自封邑的名字。姓氏因要得天子命赐，诸侯也可以为下属命氏，由是姓名是身份的象征。至南北朝，门阀制度盛行，不同姓氏之间，也有不同高下身份之别。因为魏晋南北朝盛行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成为门阀世族的特权，民间也流行“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之风。门阀与“寒门”不通婚，不共席，由是不同姓氏之间，也有身份上高低贵贱之分，各姓分成“州姓”、“郡姓”、“县姓”不同等级，尤以其时的王、谢、袁、萧四姓，均为高门大族的代表姓氏。
其四，运用《百家姓》表述部分家族的地域特色。
有些学者指出，汉语可分为七大方言区，为北方（华北、西北、西南、江淮）、吴、赣、湘、客家、闽、粤。北方以李、王、张、刘等姓人数较多；吴方言区以王、张、陈、李四姓人数较多；赣、湘方言区以李姓人数为主；粤、闽、客家三个方言区，以陈姓为主。至于占第二位姓氏族群，在粤方言区为梁姓，闽方言区为林姓，客家方言区为刘姓。
其五，运用《百家姓》表述先祖取家族中有名望的名为姓氏，如舜的后人陈胡公满的后代中，有些族群成员以陈为姓，有些以胡为姓，有些以满为姓。
其六，运用《百家姓》表述先祖取家族的官职为姓。因为家族成员长期从事专门官职，由是后人多取此为姓，如司徒、司马、司空等。
其七，运用《百家姓》表述不少外族加入汉族社群时，取汉姓或同音的汉译姓，或由汉帝赐姓。如唐代，外族归顺唐朝后，多取李唐皇朝流行的李姓，又如穆斯林民族融入汉文化，多取汉族马姓及杨姓。
其八，运用《百家姓》表述复姓宗族故事。如介绍夏侯姓氏时，可以向幼童介绍夏侯氏本为西周后裔、被封于雍丘的东楼公，战国时传至杞简公后被楚国所灭，简公的弟弟佗奔走鲁国，鲁公认为佗为夏禹的后人，遂称为夏侯，佗的后人也以夏侯为姓。
其九，运用《百家姓》表述同姓宗族的名人故事，以策励幼童。儿童喜欢听故事，而历史人物的成功故事，既增加儿童学习的兴趣，也能使儿童向故事中成功人物学习，为儿童树立优良的行为模范。
如介绍诸葛姓氏时，可以介绍诸葛亮匡扶汉室的历史故事；介绍李姓时，可以介绍建立盛世“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治理天下的故事。
中国文化与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有何联系？中国现代性怎样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其实以上热点问题主要围绕着一个重要课题，就是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在未讨论中国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联系问题时，先要注意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何在，注意中华民族甚注重道德教化，素以文质彬彬著称于世。今天，处于二十一世纪的人们，仍可以阅读先秦时代的经籍，了解先贤的哲理，此乃汉字的力量。我们在儿童时期，乃至成长期间不断学习汉字，汉字成为我们与古人沟通的重要桥梁。然而，随着中华文化向海外流播，往往形成一个联系海内外的汉字文化圈，由是中国语文教育在二十一世纪，仍有重要影响力。按此上溯，究竟前人学习中国语文及展开文化教育用哪些教材？必然会发现古人常用的《千字文》、《三字经》及《百家姓》。此三书成为古代塾师教导幼童的重要教材，甚至可以说是幼童自出生以来首先接触的课本。乃至今天，仍有不少汉语教学机构，在教导非华语学生（包括成年或未成年学生）时，也以此三书为教材，可见《千字文》、《三字经》及《百家姓》虽然是在古代编刊，但在二十一世纪仍有很大的贡献及生命力。
此外，中国传统童蒙教育，除了儿童识字教育外，更重视道德、文化及历史基础知识的教育。“三、百、千”三书也具有识字及道德教育并重的功能，内容强调家中的父母、长辈及塾师应以日常生活、四周自然环境，及宗族和家族的伦理关系为素材，注意教导幼童从生活中建立自信心，又强调培训学童专心致志，坚持信念，努力求学的心志。在今天看来，“三、百、千”三书表述的教学内容，与今天教育界强调的社会教育、亲子教育、家庭与学校协作教育、终身教育、说故事教学、以学生为本及以儿童接触环境为本的教育等观点，甚有会通的地方。还有，让幼童天天朗读教材，必然可以训练其阅读课本及演说的能力，加上聆听师长及同学的读音，可达到培养儿童“眼到、口到、心到”的学习能力。当然《三字经》中强调师长严教幼童，先背诵、后理解，又要求幼童学习四书、五经的内容，对儿童来说颇吃力。师长运用“三、百、千”为教材时，可以多按儿童不同的学习程度调节教学内容。今天我们仍见“三、百、千”的出版，可知“三、百、千”仍能切合二十一世纪国内外中文教育的要求。学童完成“三、百、千”课本后，深信其可以掌握中国文字、道德及历史文化的基础知识。我们若想进一步了解古人知识资源及学习课本的内容，也宜先阅读“三、百、千”。
本书原文、注释及译文均以李逸安先生译注的《中华经典藏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北京：中华书局，二〇〇九）为底本，而全书的导读、赏析与点评皆为笔者重新编写，冀能引领读者一同发现古代童蒙教材“三、百、千”的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