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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边的一点星星之火终于引爆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这既是必然中的偶然，也是偶然中的必然
；而战争一旦开始，往往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很难再受到人的控制。就如同美国的南北战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战争初起时人们不敢想象的漫长和残酷。
7月底，北平、天津这两座华北最大的城市相继沦陷。为了减轻华北战场的压力，以及迫使日军两线作战，尤其是争取西方国家的同情和支持，蒋介石决定在上海对日军展开主动攻势。
由于中国军队初期的进攻不利，导致原定目的未能实现，反而招来日军越来越多的增援。为了确保国际观瞻的方便，蒋介石不顾上海地形的不利，毅然将国军精锐部队源源不断地投入淞沪这个大熔炉中。
眼见全国抗战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胸怀强烈爱国热忱的薛岳在贵州坐不住了——如果岳飞只是镇压过钟相、杨幺的起事，而没有参与过抗金大业，那他就不是那个传扬千古的爱国英雄了。
8月20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令滇黔地区编组第三预备军，任命龙云为军长、薛岳为副军长。薛岳先是把第四军由重庆用船输送到南京，再转至上海南翔地区参加淞沪会战，此时已经是9月。由于第四军同桂军一样毫无外战经验，只知一味进攻
，结果在日军的火力优势下一触即溃，作为第四军军长的吴奇伟在致薛岳的电报中如实称：“在南翔血战一周，伤亡惨重！”
薛岳闻报，心急如焚，他更加认为自己应该亲往前线指挥作战，这也正是展现自己英雄气概的好机会。向以“讨倭自任，以死报国”的薛岳于是连续三次电报蒋委员长，向其请战，但前两次均未获准。
遭拒的主要理由是：“当时中央认为淞沪会战固然重要，而安定后方西南各省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西南各省均是薛将军打下来的天下，有很高的威望，对安定民心士气均有莫大的贡献，所以留他治理西南。”
而且当时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高层都没有意识到战争的长期性，以为会像一·二八事变那样以讲和了事。
直到第三次，蒋介石有感于薛岳的坚定决心，才满足了他的请战要求。
薛岳获知自己的请求被批准后，兴奋异常，当即留下参谋长在贵州负责绥靖工作并准备移交。当时他的夫人及子女都不在贵州，薛岳特意把他们招来贵阳准备嘱咐、诀别一番，但是由于军情紧急，薛岳不等家人到来，便踏上了前往上海之路；所幸双方在距离贵阳二百里外的马场坪相遇，但仅仅聚谈不过半小时，薛岳即诀别了妻儿。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行前薛岳特意嘱咐家人到贵阳定居，又由衷地表示道：“吾已誓死报国，尔等好自为之，身为军人当以捍卫国家为天职，设有不测，亦为求仁得仁，毋以吾为念。”
真正的军人都应该以死报国、置个人生死于度外，郝梦龄、张灵甫等人踏上淞沪战场时也是这样对家人说的。
薛岳于9月17日深夜乘汽车由马场坪出发，连续一天一夜不停地疾驰赶到长沙，再改乘火车到汉口。由于沿江各大城市都遭到了日本飞机的剧烈轰炸，薛岳只好经郑州、徐州转赴南京，晋谒蒋委员长。
薛岳立即被任命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暂归左翼军总司令陈诚指挥。
当时，南翔战役归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指挥，薛岳于9月24日赶赴安亭，接过了张的指挥权。
第十九集团军下辖六个军，其任务是确保南翔、罗店、广福至长江一线，以阻止日军西犯。淞沪会战是一场大规模、高密度的战役，上海地区作战地域又十分狭小，且直接面对着日军强大的海空炮火，因此留给薛岳发挥的空间十分有限，无非是争取多苦撑几天而已，以待国际形势的改观。
9月27日，日军分三路进犯，遭到第四军吴奇伟、第六十六军叶肇、第六十九军阮肇昌三部反复攻击；次日，日军步兵随战车沿沪太铁路跃进，飞机重炮上下助攻，“我军浴血苦战，以手榴弹匍匐狙击，敌步兵不得进，而我军伤亡亦相当惨重”！
淞沪会战接近尾声之时，顾祝同取代徒有其名的冯玉祥实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升任副司令长官，薛岳则递升为左翼军总司令兼前敌总司令。当时右翼军总司令为复出后的张发奎，任务较轻，主要负责守卫浦东和金山卫；朱绍良为中央军总司令，负责守卫八字桥一带。
薛岳是个有心人，他赴任后即亲赴前线视察，他认为原来的一线阵地配备很不理想，主力部队过分集中于第一线，容易被敌人南北合击以致突破，由此足以动摇中央军，从而导致整个战役的失败；薛岳立即下令，将原有的部署改为纵深配备，且各处构筑堡垒，由此一来可使全线南北呼应，联系一气。日方当时的总司令是松井石根，从日方的部署看，松井石根确实是在实施中央突破的楔形战术。
薛岳这边改定部署后，恰逢日军四路进犯。10月31日上午9时，大举进犯的敌军以战车二十辆为前导，一度冲杀至距离国军阵地仅十米的地方，国军以机枪、迫击炮沉着应战，直到将敌人逼入村屋倚土墙反击；国军乘胜拥进，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双方均死伤惨重，其中国军有一个连仅剩二十余人，损失超过八成，可谓惨烈至极。
此时双方都已杀红了眼，日军急于突破，而国军不得不拼死抵抗。下午4时，日军施放催泪弹，不想风向突然逆转，国军乘此天赐良机立即展开追击，给敌人造成了巨大杀伤。
此次淞沪会战，薛岳的表现可圈可点之处也颇多：薛岳于南翔西南、童家桥设立了电话预备总机，敷设线路以便通达各部队，他经常以手持电话口授命令，策划部队进退。每当疲劳之时，他即命勤务兵设帆布床假寐一会儿，凡遇苦战即就阵地督战，并遍巡各部队，与将士共生死，为其打气；在敌人炮火连天、弹雨纷集的危急时刻，随从人员间或惊骇色变，而薛岳则若无其事，已然早置个人死生于度外，“其豪情壮志，忠忱胆识，屹如山岳，怎不令人敬佩”
。
日本方面急于解决“中国事变”（迫于国际有关战争的条约及国内政治压力，日方不敢直称“战争”，只得称为“事变”），不得不再次大规模增兵上海。这一次，日军除了向淞沪正面增援了一个第十六师团外，又另组了一个第十军（约八万人），准备从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附近进行登陆作战，然后一举抄袭上海方面中国军队的后路，从而在战略上一举取得主动权。
由于蒋介石的失误，导致预备队被抽光，且造成金山卫的防守异常薄弱，致使日军第十军于11月初一举成功登陆。眼见国军后路即将被抄，各将领纷纷向最高统帅请求撤退，但蒋固执于国际观感及侥幸心理，还在竭力死撑，最终错过了难得的撤退良机，终于导致淞沪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一溃千里，乃至连同士气一同崩溃……
11月8日下午，薛岳考虑右翼军张发奎部、中央军朱绍良部二十余万将士的安全撤退，于是决定固守原阵地，以掩护友军。
坚持到11日下午，薛岳才率部开始后撤。当时全军已是一片混乱，士气瓦解之余，不听军令、慌不择路者比比皆是——此举充分暴露了中国军队素质的严重不足、指挥体系的混乱无序，一旦撤退，往往失去章法，因此日军总是在追击过程中给予中国军队以重大杀伤。
薛岳麾下的第六十三军第一五四师巫剑雄部（粤军）本负责防守右后侧，巫剑雄未经报准，竟擅自撤退，以致日军轻易窜至总司令部所在地安亭的右侧背。
临此危急关头，薛岳即令特务营奋勇抵抗，并饬令总部人员迅速撤退。就在这时，正在转移中的薛岳的座车突被日军伏击部队击毁，副官、司机、卫士均殉职，独独此时正发烧声哑的薛岳命大，他急忙打开车门，伏于路侧稻田，匍匐前进。身为广东人，薛岳的游泳技术尚佳，他一口气游过了五道河汊，然而时值初冬，又加发烧，当第十四师参谋长郭汝瑰路经安亭巧遇薛岳时，但见其被“冻得缩成一团，狼狈不堪”，据说还是第十四师师长、陈诚的亲信爱将霍揆章脱下大衣给薛岳穿上的；很快，薛岳又巧遇参谋处上校作战科长陈阵率同上士陈和生等四名粤籍随从，在陈阵等人的保护下，薛岳一行人得以步行至昆山第三战区司令部。
顾祝同、陈诚见状，无不赞佩薛伯陵舍己救人的英风，乃至相对感泣！陈诚还在日记中写道：“薛伯陵总部被敌冲入，薛泅水连越三河，力疲不止，几殆，赖或一浮木得免。”薛岳有幸抓住了救命稻草，可见运气确实是很好。
此役，薛岳的总司令部人员可谓伤亡惨重，除了随从副官陈朝章腿受重伤、译电科长朱洪右肩负重伤，后承民间救活外，其余参谋处上校科长欧阳熙，中校参谋郭振华、熊耘，副官处上校科长李腾侠，书记唐励、侯登瀛，司书周千里，译电员吴昆容、廖乃琼、蔡毅然等皆为国殉职。另外，整个特务营连同营长黄茂才皆壮烈战死，“此役之英勇壮烈，永堪怀念敬仰也”。
在大溃退以前，中国军队的伤亡情况，按照国民政府官方的说法，约有十八万之众；而在溃退过程中的损失，以上所列即可见一斑，总伤亡至少在十万以上，国军精锐受到严重摧残，乃至元气大伤。而且这场溃退的影响也非常巨大，不但是丧失了很多装备，也包括士气，正如亲历者所言：“淞沪战役我始终在第一线，深知三个月硬顶硬拼，伤亡虽大，士气并不低落，战斗纪律良好，只要撤下来稍事整理补充，即可再战。唯有大溃退，数日之间精锐丧尽，军纪荡然。如在敌攻占大场时，就有计划地撤退，必不致数十万大军一溃千里。”
经过淞沪一役，中国军队的大多数主力部队不经整顿，已经很难再次投入战斗了。另外，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京沪之间的吴福、锡澄国防线和沪杭之间的乍平嘉国防线的丧失，这些耗资巨大的国防工程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以致首都南京的门户洞开。
结果，南京在守了几天后，轻易就沦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