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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岳将军与国民革命》一书是经薛岳亲自审定的，其中指出薛岳在出狱之后就跟张发奎等人入读了保定军校第六期
。
可是，据《张发奎口述自传》中的记载，张本人并未前往保定，那两年里薛岳也总是跟他在一起。另外，在刘茂恩、何柱国、樊松甫、李洁之等保定第六期校友的回忆录中，他们也始终没有提到“同学”薛岳的名字。
跟蒋介石冒充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一样，大概薛岳在这里也冒充了一回科班生，目的无非是拉近与保定系同学（陈诚等）的关系，或者是为了提高一下自己的身价（抗日名将蔡廷锴也通常被人说成是保定生，但是在蔡的自传中，却没有指出这一点）。但是据说薛岳的学籍的确曾经进入过武昌、保定等军校，大约是被推荐保送的，只是后来被除名，可算半个保定生吧。
显然，陆军小学的学历对于指挥现代战争尤其是大兵团作战还是远远不够的。现代战争的复杂，使得对于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要求大大提高，军队的协调配合非常不易，各种要素还都要考虑到位。比如交通、补给、气象，乃至对于情报的搜集、判断等。但薛岳之所以成长为一位统军之才，主要还是在于其长期的实战经历，这是特殊的时代提供的难得机遇。这就像那些黄埔生，学历也很可怜（仅仅受训半年），但后来不少人都成长为军事大才（不过主要是将而不是帅），还是源于长期的实战锻炼（不过薛岳诚然善于捕捉战机，但计划总是不够周密，这也与其专业训练不足有关）。
再如薛岳后来的对手、解放军方面的粟裕，更是一天科班都没有进过，全是“绿林大学”自修来的。薛岳的同龄人、苏军名将朱可夫也是出身行伍，只是在1929年被派往莫斯科进高干进修班学习过军事，朱可夫自言：“在我担任（骑兵）第六军军长时，我下功夫研究战役战略问题，因为我知道，对这方面的知识我还很欠缺……我阅读战史材料、军事学术经典著作和各种回忆录，我努力对于现代战争、战役和战斗的特点做出结论。在进行师、军指挥员导演，首长—司令部演习，实兵演习时，我亲自制定战役战术想定，这使我得益最大。”
中国还是一个落后国家，军事装备尚没有实现现代化，只能说已近代化，勤于学习的薛岳对于战术保守、资源有限的日本人，也只能说可以勉强应付之。
从1917年到1920年，广东已经是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天下，按照张发奎的交代，“（同情革命人士的）李福林要求广西都督陆荣廷委任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为广州士敏土厂厂长。于是，革命党人就有饭吃了。薛岳、司徒非、刘纪文和我都在该厂找到了工作”。
当时粤军主力已经进入福建，统辖闽西南二十六县，在那里进行整编和训练，以备来日反攻广东。1919年7月，在邓铿的召唤下，薛岳等革命青年毅然前往福建（张发奎由于要照顾弟弟的学业，未能抽身）。薛岳被邓铿委任为上尉参谋，追随在邓的左右学习、策划军事——大概薛岳的军事才能正是于此时初步打下了根基。
革命军在邓铿、朱执信、陈炯明、许崇智等人的改造和训练下，成为一支劲旅。经过一番反攻，1920年10月，桂系退出广州，粤军大获全胜。
此后，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为了加强第一师的战斗力，首先成立了独立机关枪连，任命薛岳为少校连长，可见邓氏对于薛小弟的重视和信任。不久，这个连又扩编为营，薛岳升任营长。
为了加强大总统府的警卫兵力，邓铿专门负责组建了大总统府警卫团，由老好人陈可钰任团长。薛岳的独立机枪营为第一营；第二营由第一师工兵营改编，起初营长为李章达，后由副营长叶挺接掌；第三营营长为张发奎，薛、叶、张既为同龄的陆小同学，私交也甚好，更由于他们的护驾职命，因此被时人誉为“三剑客”（大仲马笔下的“三剑客”是保王党）。
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形势非常复杂，粤桂矛盾之外，更有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以至于朱执信、邓铿二人先后被暗杀。
邓的死至今是一个谜，倾向孙的人认为邓氏系陈炯明所杀，倾向陈的人则认为邓氏系孙所杀；另外，还有人指出邓氏系走私鸦片的恶商报复所杀，因为邓曾查没大量的走私鸦片。不管如何，邓铿的死大大加快了孙、陈二人决裂的步伐，乃至二人兵戎相见。
1922年6月15日夜，薛岳等人已经侦知陈炯明即将采取对孙不利的行动，为保障孙氏安全，大家建议孙氏化装出逃，后孙辗转到达永丰舰上。次日，陈可钰率领800余总统府警卫兵力开始与前来围攻的陈炯明部周旋，薛岳第一营固守总统府后院；双方一度发生激战，均损失惨重。在将孙夫人宋庆龄女士送出后，陈可钰、薛岳率所部200余人成功突围，转进至韶关一带驻扎。实际上，秀才出身的陈炯明还算是个厚道人，他对于孙中山等人是手下留情的。
忠实孙氏的粤军二次援闽打击了皖系军阀，于10月12日攻克福州，随后孙中山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永丰舰救驾有功的蒋介石为参谋长。薛岳时任总司令部中校参谋，后于1923年1月出任第八旅第十六团上校团长。
在其后讨伐陈炯明的战争中，薛岳率部猛追猛打，战绩突出：
“时追击叛军到达大埔的薛岳，奉命率第十四团星夜赶往兴宁，阻击从赣边南下增援之林虎叛军。3月11日夜，薛岳率部赶到兴宁北面的合水，与叛军激战半日，叛军被击退，向平远方向败逃。13日，薛岳率部追至东石，乘夜袭击叛军，叛军又向北逃。18日，追至大宗袜，薛岳指挥部队乘夜袭击叛军，敌溃败。此役伤敌数百人，俘敌四百余名，缴获步枪五百余支。迫使残敌逃往福建和江西，从而保障了右翼军在棉湖战役的胜利。”
薛岳的表现虽然也还可以，曾一度受到蒋介石的通电表扬，但明显不如张发奎等人突出，以至于在职位上逐渐分出了高低。薛岳绰号“老虎仔”，可见一股子勇猛之气，但张发奎的那种“拼命三郎”精神也是可圈可点的，对此，张发奎自己解释说：“薛岳毫无疑问是有才干的，但他经常轻率莽撞。”
张氏的这个评论还算靠谱，薛岳可以在逆境中创造奇迹，也可以在顺境中出现败绩；他的个性不够深沉，因此很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不过后来张发奎锐气渐消，抗战时期再未有惊人的表现。
粤军第四军由原粤军第一师发展而来，1925年7月，薛岳成为第四军副官长兼代参谋长（张发奎为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可钰是副军长），驻扎于广东肇庆。
在北伐战争前夕，薛岳成为了蒋介石任军长的第一军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三团团长。第一军号称“党军”，起初是经过苏俄式政工制度改造的，里面也包含了大量的共产党员，此时的薛岳非常左倾，他眼见第四军不能容共，大概才选择前往第一军吧；何况在广东的六个军中，“第四军之外，第一军也是劲旅。黄埔军校每期训练时间虽不过数月，实际上只是一些军士教育，距军官教育相差尚远，然全军受革命风气的熏陶，颇有朝气，尚可作战”（李宗仁评论）。
而蒋介石之所以接纳薛岳，是由于黄埔军校在建立时承蒙粤军的资助，粤军为黄埔军校提供了大量资金、枪械、物资、教官等，薛岳正是粤军调拨各种物资给黄埔办学的负责人，因此蒋介石要领他这个情。在那个时期，一般军人都不愿意做没有实权、不能指挥作战的参谋长
，热血慷慨、一心建功立业如薛岳，自然还是希望去做部队的主官，因此他才主动去到蒋那里跑来了官儿。
不过，“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在第一军中大肆清洗共产党员，以至于第一军的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因为在当时，共产党员的确是最具革命精神、比较勇猛善战的。而蒋介石本人又偏爱一些死忠于他的人，导致出现了用人唯亲的不良现象。
在北伐战争时期，张发奎作为第四军第十师师长大放异彩，威名传遍海内，以至于他后来成为这支“铁军”的军长。薛岳虽未在这一时期建立奇功，却也表现出了他的不凡。
1926年9月19日，在南昌城内工人、学生的配合下，北伐军第六军及第一军第一师一举攻占了该城。江西省会丢失，无疑是对“五省联帅”孙传芳的巨大打击，因此孙传芳闻报后，立即命南北两路迅速夺回南昌，20日，孙军开始向南昌反扑。
由于第一师师长、蒋介石的亲信王柏龄没有执行切断南浔路（南昌到九江的铁路）的命令，使得孙军顺利南下。加上王柏龄为人不太着调儿，进入南昌后有得意忘形、夜间寻花问柳等麻痹之举，敌军突然进攻，第一师因军中无主，与敌军刚一接触，就被打得落花流水，以致损失过半。
杂牌的第六军只有万余人，力量很弱，一战下来，第六军也是损失惨重。22日，第三军赶到南昌近郊，他们与第六军等余部会合后一起再攻南昌。上午时分，北伐军第二次攻入南昌城内，但由于北伐军内部矛盾重重，不能有效配合，结果又被孙军击败。
第一师再次受到重大损失，险些全军覆没。王柏龄眼看势头不好，自知无法向蒋总司令交代，只得与党代表缪斌畏罪潜逃，造成了第一师大乱。身为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三团团长的薛岳，临此危难时刻，当即展现出了自己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风范。
薛岳星夜兼程赶到了师部所在地生米街，竭力稳住了军心，又整顿编组了第一、第二团，而后他奉命率领第一师残部向奉新转移，总算保住了第一师的架子、保住了蒋总司令的面子。
10月上旬，作为北伐军总司令、第一军真正主人的蒋介石鉴于薛岳的战功，以及其诚实不欺的风范，便提升薛为第一师中将师长。
第一军中虽然已“清理”过一些突出分子，但是潜藏的共产党员还是很多，包括薛岳、严重（第二十一师师长）等人都有明显的左倾倾向。当北伐军攻占上海的时候，薛岳还与中共领导下的工人纠察队相与甚欢，甚至不顾北伐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的反对，应上海总工会邀请率部开进上海。
与张发奎一样，此时的薛岳对中共充满了同情，社会主义学说毕竟占据了一定的道义制高点。后来当蒋准备调第一师离开上海时，据说薛岳还曾特意跑到中共中央的驻地，提出要把蒋介石作为反革命扣押起来。此时已经成为第一军军长的何应钦一度有掌握不了第一军的感觉，鉴于第一军的不稳形势，1927年4月2日，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武力清共的蒋介石便把李宗仁、白崇禧的第七军调来拱卫宁、沪一带，并派白崇禧为上海警备司令，顺便对薛岳等人进行监视。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由于薛岳反对枪杀共产党（不反对逮捕），结果他被第一军踢了出来；由于他是广东人及前粤军第一师元老、第四军参谋长，他便回到广州投奔了前第四军军长、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被李任命为第八路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宁汉对立以后，张发奎等人在财困粮乏的湖北等地不易立足，于是决定率部回到广东。此时张发奎在政治上紧随汪精卫，与李济深、白崇禧一派不睦；张发奎试图依靠武力将李济深驱逐出广东，可是由于其部刚刚遭遇过八一“南昌暴动”，实力大损，以至于不得不竭力争取薛岳。张、薛本为至交，薛岳又折服于第四军的铁军威名，自然乐于联张，做了次吕布。
张发奎通过薛岳劝说李济深支持汪精卫不成，便趁着李济深北上南京开会的当儿，将广州据为己有。李济深不能咽下这口气，于是又组织兵力反攻广州。第四军主帅张发奎此时不在军中，李济深在桂军的配合下，终于将第四军赶出了广东。
张发奎后来说道：“缪培南（第四军代理军长）的名望远不及我，长官在场与否，差异太大了。如果我留下来，我们会紧守阵地避免败绩。事实上薛岳比缪培南威望高，但我不能把军队交给薛岳，因为他刚加入第四军不久。”
薛岳对于这次背叛李济深非常后悔，因为他当初根本不晓得第四军的底细，他没想到当初威名赫赫的铁军部队已经残破到如此不堪的地步——三个师的枪支，居然还赶不上薛岳一个师的枪支多！
但开弓没有回头箭，薛岳由于同张发奎的特殊关系，因此暂时走上了一条反蒋之路。汪精卫、张发奎、薛岳等人都是广东人，中国的派系政治也往往带有地域色彩，这一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不过需要一说的是，造成张、薛两部实力耗损的因素，也包括了1927年12月共产党人在广州发动的暴动。这场暴动由叶挺、张太雷、叶剑英等人领导，造成了正在抵抗李济深、黄绍竑（桂系巨头）反攻的张、薛部后院起火，导致薛岳从此对“背后捅刀子”的中共产生成见，乃至在镇压暴动过程中大开杀戒，甚至杀了几个协同暴动的苏联人。
据苏共前重要领导人托洛茨基《自传》中的记述，薛岳的抓蒋密谋被捅到了斯大林那里，但由于斯大林直到1927年4月“在圆柱大厅内党的会议上还在捍卫与蒋介石联合的政策”，因此大概是斯大林通知了蒋介石对薛岳预作防范。若非有人为薛岳求情，可能蒋就要处死他了。后来薛岳大概明白了些什么，才选择去“反共”的李济深那里。
但是薛岳起初可能只是厌恶了共产党，并不至于如此仇视，广州暴动直接促使他对共产党痛下杀手。对此，张发奎说道：“在平暴时，他特别残酷无情，他对共产党显露出刻骨的仇恨，毫不怜悯，杀人绝不犹豫。以前他总是保护共产党员，如今却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薛岳一时杀得兴起，还想枪决苏俄领事夫妇及其两个孩子，结果被张发奎制止
。
从此，薛岳便走上了一条坚决的“反共”之路，再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