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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皇帝大总统争相聘洋顾问
为了打赢与军阀之间的内战（如中原大战）、国共兄弟于阋墙，为了对付侵吞东北，进而蚕食华北的敌寇倭奴，蒋介石无所不用其极，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以遂行其所谓“安内攘外”的基本策略方向。当代中国之军队，硬件设备上欠缺尖船利炮与先进武器装备，软件思维上欠缺克敌制胜的战略思想与国防方针。职是之故，在内忧外患频仍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唯有仰赖洋顾问，解救其燃眉之急。
蒋先生显然笃信“远来和尚会念经”的道理。自北伐以来，蒋先生的身边聘用了一批接着一批的洋顾问，这种聘用洋顾问的传统，实则并非蒋先生之创举。早在明清之季，上至皇帝，下至王公贵族，早有此成例，而这种“以夷制华”或者“以夷制夷”的惯例，实则大盛于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身边即有一位著名的洋顾问，澳大利亚籍的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皇帝、总统、军阀争相聘请洋顾问，绝大多数是中国政要主动按照自己的需求，延请具有专业知识的洋人，俾便能随时顾而问之。唯独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时，曾经强迫袁世凯必须聘用日本顾问，算是外国政府硬性逼迫中国政要任用洋顾问，霸王硬上弓，俾便干涉中国内政的极端恶例。
师夷长技以制夷：蒋介石的德国顾问
孙中山先生身边也围拢着包括日本、澳大利亚、美国、苏联等外国顾问。蒋先生继志承烈，赓续了前朝与前人的传统，重金礼聘各国顾问。蒋先生的顾问国籍繁多不及备载，举凡苏联、意大利、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日本、以色列……国籍之多，足可召开小型联合国大会，专业领域则上自一般科学、军事、政治、财政、外交，乃至核物理，应有尽有。然而终蒋介石之一生，仍以德国军事顾问，最能与蒋先生水乳交融，最得蒋先生之“荣宠”。从1927年8月至1938年，在华德国顾问被德国元首希特勒强召返德，相处历12年，堪称蒋先生与德国如胶似漆的蜜月期。撇开中德外交恩怨不论，希特勒一度曾经与蒋介石书信函电交驰，密室外交过从甚密。希特勒更曾经是蒋介石最景仰的西方领导人。在这段中德关系的蜜月期间，蒋介石先后聘请了五位德国军事总顾问。笔者在浏览台北“国史馆”的蒋介石档案过程中，惊觉此馆中最多的军事类外文资料，仅次于英文种类的，便属德文资料，由此可见，德国军事顾问参与国民政府军事建设之广泛，德国军事顾问对蒋先生军事思想与建军实务影响之深远。这也难怪日寇惊讶1937年那场淞沪会战，无疑惧是一场如假包换的“德国战争”。贯穿整个抗日战争八年过程，尤其是抗战初期的那两三年期间，不论是大战略的想定，或者战场调兵遣将的机动指挥，对蒋先生影响最深远而彻底的，除了蒋先生的中国核心骨干黄埔班底、日本士官学校与日本陆大班底，远渡重洋的那百数十位德国军事顾问无疑乃是最具关键性的一群人。
大凡意欲认真探究民国时期中国军队，以及国民党当局国防战略思想发展与演变的人，或者进而想要了解蒋介石在整个八年抗战过程中，他的军队的战略思想与战术作为，究竟是怎么成型的？蒋介石身为统帅，他是依据什么原理原则，带领着国民党军数百万之众的部队，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做两个民族间的殊死斗争？八年抗战过程中，蒋介石的成败得失，与这群德国“洋和尚”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微妙关系？
如果要揭开上述各项谜团，首先必须针对这群来自万里之外的“洋和尚”，在中国陆续驻留长达12年的雪泥鸿爪，以及对民国政府军政制度，对国民党军的深刻影响，做一番深度研究。长时期以来，提起蒋介石的军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莫过于居于核心主流势力的黄埔系，而追溯黄埔系头领的资深干部，又有许多人出身日本士官学校、日本陆军大学，或者出身我国的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等，这些林林总总出身谱系的官员完全可以公开活动，没有任何隐秘拘束，唯独这批德国“洋和尚”，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他们的身份始终不曾对中国民众公开，更绝少在当代报章中露脸，只是活跃在封闭的国民党军神秘的内部系统当中。
这群充满神秘色彩，多半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军事顾问，他们的专业意见，在蒋先生看来简直就像大英百科全书，他们某些顶尖高手的发言记录或者项目报告，甚至被蒋先生毕生奉为军典规格的金科玉律，还大量印发国民党军全军将校研读。说一句粗鄙的话形容，在蒋先生眼里，德国军事顾问哪怕是放个屁都是香的！是以，从1927年8月德国顾问抵华之初，他们即成为拱卫蒋介石，关系最亲密的一群核心智囊，这些德国军事顾问不像中国军人，谱系与派系复杂，他们只有一个老板—蒋介石，只侍候蒋先生一人，蒋先生满意了，他们的工作就顺遂如意，他们还有一项“特权”，不必像中国军人那样，必须俯首帖耳，唯蒋先生之命是从。在德国军事顾问脑子里，他们是以在德国受过的军事专业，忠诚对待服务蒋介石，无须拍蒋先生马屁。
我们假使追溯蒋介石军事素养的渊源，包括日本振武学校、陆军部全国军陆速成学堂，类似的这种速成学堂的短期进修军事学校，蒋先生在学校里头修习的军事学问，其实是十分粗浅简陋的，而从鲍桦尔以降的五任总顾问，驻留人数前后多达数百人，驻留时间历时12年左右，蒋介石无疑惧是修习了12年的博士级军事高级专班。当然，在学堂里学得满腹经纶的人，不见得真的是了不起的大学问家，还得活学活用，举一反三才行。跟德国军事顾问拜师学艺长达12年，也不见得能够在战场上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毕竟带兵打仗，和在学校里汲取知识，不能相提并论，毕竟战场是攸关国家兴亡和战士性命的死生之地。但是，令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备感悲凉的是，蒋介石这个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博士生”的“博士论文”，是拿中国的锦绣河山作“纸张”，拿中国军民同胞的鲜血作“墨汁”，所写下的一曲民族悲歌。当然，蒋先生绝非自己乐意用这样悲壮的手段去修他的“博士学分”，只不过中华民族于20世纪30年代面临了暴倭侵凌，民族危亡，国脉民命存亡绝续的生死关头，蒋先生除了选择奋起抗战，没有别的选择。此刻，他的背后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巨手，不断死命推移着他往战场逼近，巨手迫使他谱写下这曲民族的悲歌。
德国军事顾问应蒋介石之邀来华的鼎盛时期，其实正系蒋氏准备抗战，埋首国防建设的同一时期。纵使第一批德国军事顾问抵华的时机点，正逢蒋介石北伐，而与苏联翻脸俄国顾问离华的同一阶段。而稍后德国顾问络绎于途的鼎盛期，更值军阀混战，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敏感时刻。但是毋庸讳言，在面对暴倭不断对我国家民族步步煎逼，蚕食鲸吞，无日或已之际，德国军事顾问为国民党军练兵，并协助购办军械，培养教导现代化战略思想与战术作为的同时，却因缘际会地让中国的德制部队，和德国军事专家的另一批亚洲学生—日本军阀，在沙场上进行了一场中日“同门师兄弟”之间的你死我活的较量。这难道是历史无言吊诡而血泪斑斑的反讽？
更大的反讽是，如果淞沪会战的战争特性，就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凡尔登战役那样，是一场如同是绞肉机般的残酷战争，那么蒋先生似乎不应该聘请德国人当他的顾问，反而应该聘请凡尔登战役中战胜的一方—法国的军事顾问，例如贝当元帅，指导这场东方的绞肉机战争。另一个反讽是，淞沪会战的最后阶段的撤退行动中，德国老师显然还没有教会蒋介石这个中国学生，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军队在索姆河战役中，以强固的国防工事防线，彻底打垮了他的对手的窍门与秘诀，而中国反而在淞沪战役尾声的这场国防工事防线争夺战中，根本尚未曾施展德国老师教导的拳脚手艺，便一溃千里，兵败如山倒，所谓坚不可摧的京沪杭国防线才几天工夫就失守了。
蒋介石的妇人之仁 当不成贝当元帅
战史学家认为，贝当的治军严格，是他在凡尔登一役当中，赢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因素，例如，当贝当元帅抵达凡尔登战场上时，他高声向法国军队宣布，他将在他站立的地方画下一条“督战线”，任何人没有我的命令，胆敢后退一步，我就枪毙谁！我的部队只有前进，没有后退！贝当的第一件工作是立威，立下严峻的规矩和军纪，谁违反就军法从事！贝当元帅紧接着再赶办另一件更要紧的军务—赶运庞大后勤物资和后备兵员抵达凡尔登战场。
相较于贝当元帅，印证蒋介石在淞沪战场上的表现，他明显少了贝当的那股狠劲和魄力，蒋先生显得优柔寡断，妇人之仁，在淞沪战场上，乃至三个月之后南京保卫战当中，有太多的将领抗命，有太多的将领犯了严重的过错，例如拍胸脯保证与南京城共存亡，最后见机不妙，却又第一个兴起开溜的念头，他不仅未遵守自己立下的军令状：与首都南京共存亡，死守南京，更离谱的是擅自做主下达撕毁自己诺言的命令，决定突围撤退，但因前后言行不一，导致毫无章法，漫无计划，造成众多官兵无法撤离南京，与南京城居民同遭日寇集体屠杀毒手。南京城牺牲了30余万军民，唐生智却未受蒋介石丝毫责罚，蒋先生反而温语安慰有加，不知留学日本振武学堂，洗马时天天遭日本军曹责打的蒋先生，为何职司统帅，治军的军纪如此宽松？淞沪会战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莫过于疏于防守金山卫，让日寇大军登陆的第十军团总司令刘建绪。淞沪战场苦撑3个月，死伤逾18万，日军竟堂而皇之从刘建绪的防区大部队登陆，上海、南京与长江三角洲经济重镇，在刘建绪一个不留神之下，加速拱手让人，宁不令人浩叹“将帅无能累死三军”？
是故，谈蒋先生打抗战，打淞沪战役，要是不提及德国军事顾问，那将无从理解蒋介石这一时期的核心战略思考、调兵遣将以及各种战场抉择逻辑思维的渊源。综观蒋先生半生戎马生涯，我们甚至不难发觉，当有德国军事顾问围绕在他身边时，蒋氏可谓威仪棣棣，不可一世，然而，当这些德国顾问因为德国政策丕变，而调离中国之后，蒋介石忽然失去战场上的一切光彩，他不但变得不会打仗了，而且最后甚至在内战中兵败如山倒，一塌糊涂。固然，战争胜负的主客观因素繁多，不可一概而论，但若干迹象印证，蒋介石在没有德国顾问陪伴时，战场上之作为，明显更为荒腔走板，此是后话，姑且不谈。我们现在仍然聚焦于德国顾问来华背景故事，及与抗战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一任国民政府德国军事总顾问鲍桦尔（鲍桦尔原为德国上校军官），于1928年11月至中国履新，他率领了一支为数25人的顾问团，浩浩荡荡来到南京。他曾经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鼎鼎大名的德国名将鲁登道夫麾下的一名少校参谋。之后，鲁登道夫荣升德军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鲍桦尔亦得以夤缘升任上校参谋。鲍桦尔是一位大炮设计工程师，曾经设计过新型重炮，并且获得了柏林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他之所以会应邀成为蒋介石当局的军事顾问，居间介绍的是德国工程师学会会长马脱勖斯（Prof. Dr. Mastschoss）。而马脱勖斯则是受朱家骅（朱家骅，字骝先，浙江省湖州府吴兴县人，1893年5月30日生，1963年1月3日卒。1914年获张静江资助，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工业大学学习冶金，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途被迫辍学。1917年归国，受聘北京大学德语教师，之后又赴瑞士留学，入伯尔尼大学。1920年，重返德国，入柏林大学学习地质学，1922年获哲学博士）的委托，希望能为中国的军事强人蒋介石代觅一位军事总顾问，马氏便透过德国军方的人脉渠道，找到了鲍桦尔。早年，朱家骅是在浙江资本家张静江资助之下，去德国深造，而张静江又是蒋介石的盟兄，亦是孙中山革命时期最大金主，基于与张静江这层拜把兄弟关系，蒋先生爱屋及乌，对张静江扶助的朱家骅备极关照。蒋介石搞所谓“清党”，与苏联及共产党划清界限之后，不但在党内陷于孤立，甚且北伐军事也连带受到了冲击。经由朱家骅及马脱勖斯的居间引介，1927年12月鲍桦尔终于在蒋介石引颈企盼之下，第一次来到南京，与其见面。鲍桦尔自然是有备而来，当面向蒋先生提出了他对中国军事建设工作的建议案，他同时建议蒋介石，应在此时及早积极发展空军。蒋介石对鲍桦尔军事科学知识渊博十分钦仰，谈话气氛十分投契，当场聘请他担任军事顾问。
另有一说，鲍桦尔之所以会到中国，主要是广东的李济深邀请鲍桦尔为军事顾问，月薪1000块大洋。斯时，正逢蒋介石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遗志，驱逐俄国顾问之后的第二年。蒋介石辗转经由戴季陶的管道，得知李济深请了这么一位德国大炮专家，聘为顾问。军头之间的权力之争，也扩展到了人才争夺战，蒋介石立即命令南京政府的德国通朱家骅，要他尽快请到鲍桦尔，南京愿意出更高的条件，敦请鲍桦尔到南京工作。
蒋介石为抢人才 重金礼聘德国顾问
当年蒋介石提供鲍桦尔的条件十分优厚，这是南北方其他军头出不起的价码：每月发给鲍桦尔薪水大洋1400块，折合马克3920元，当年在北平清华大学任教的一名德国籍地质学专家教授，月薪亦不过600块大洋。即便是鲍桦尔的两名助手亦可领400~500块大洋的高薪。这说明蒋介石这个人善于礼贤下士笼络人心，懂得把钱花在刀刃上。非但付给高薪酬，对鲍桦尔的礼数更是备极周到，蒋先生特地下令，国民政府各级机关必须尽力配合德国军事顾问团的一切要求，给予各顾问最优渥的待遇。
蒋介石花在鲍桦尔身上的钱绝对值回票价，国民党中央军的整编与裁并，实行精兵主义，正是鲍桦尔总顾问给蒋先生的建议。鲍桦尔的整军计划，建议蒋先生，由德国顾问直接训练一支“教导队”，作为国民党新军的种子部队，国民政府并在全国各高校的德语专业毕业生中，遴选了一批青年学生，集中起来，接受德国军事顾问传授德式的军事知识。为了方便德国顾问讲授，蒋先生甚至下令把中央军校，从黄埔迁往南京。
鲍桦尔之后，蒋介石还陆续聘用了克里拜尔（Oberst Kribell）上校，福克里斯（Fuchs）等德籍军事顾问到中国服务。这是蒋先生开例聘用德国军事顾问，协助中国建立强大军事力量的起点。
1929年4月初，鲍桦尔总顾问不幸染上天花病逝，军事顾问团的总体工作一度由首席顾问克里拜尔代理。蒋介石希望再从德国寻觅一位适当人选，担任总顾问。为了争取时效，朱家骅写了一封信给著名的德国鲁登道夫将军（Erich Ludendorff），表明蒋介石对鲁氏之钦仰，诚挚邀请其为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一职，原本鲁登道夫颇有兴趣东来，但后来德国政府不准他到中国，理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限制德国的军事发展，为了不引发外交纷争，故而作罢。但鲁登道夫为蒋介石推荐了一个人：“一战”时曾任德国西线作战局局长佛采尔。
佛采尔于1929年5月来华，受聘蒋介石为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佛采尔在中国待了将近五年，于1934年3月奉调返德。
佛采尔成为长城抗日地下参谋长
佛采尔应该是第一位实际投入抗倭战争备战工作的德国军事顾问，虽然他无缘参与猝不及防的九一八事变相关抗倭行动，但他在后续的长城抗日战争中，扮演了相当吃重而隐秘性极高的角色。1933年3月，佛采尔总顾问率领他的德国同僚，随着我国第七军的抗日队伍，北上阻止已经占领热河的日寇，持续坐大。佛采尔将军对这一时期的抗倭战争，提出“以退为进”“佯守后攻”的策略。佛采尔在一份写给蒋介石的汇报中建议，日军试探攻击古北口、喜峰口及其他隘道，但却又未采取进一步攻击行动，这说明日寇的兵力不足，但兵力不足的问题不光是敌寇单方面的难题，国民党军也有同样的麻烦，他们缺乏多余的预备队置于后方，所以明知日军兵力不足，但也不宜躁进。
所以，佛采尔建议，不如让日军掌握进兵的主动权，假使敌寇越过长城进攻关内，则我方可以采取攻势，还击敌人，而敌寇却因无法纠集足够的预备队驰援，使得攻击部队将陷入国民党军的围歼陷阱之中。佛采尔在北方协助了国民党军抗倭的布置和指挥工作。佛氏这次北上抗倭，在军旅长达半年左右的时间，对我国长城抗战起了相当积极正面帮赞的作用。
有许多批评者认为，德国顾问到中国，一个最大的目的，是来推销德国的军器装备，但不可否认的是，以中国当代薄弱的军火制造能力，倘若没有采购德国武器，恐怕更不利于1937年七八月间之后的全面抗战。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徐永昌将军，在其个人日记，1937年7月1日项下记载称：“中央现有野炮七七式二团、三八式二团、克式二团、卜福式四团，共十团。”徐永昌所谓的野炮七七式，便是指德制77毫米野战速射炮。三八式野炮是国民党军当年最老旧的一种火炮，原厂是日本大阪炮兵工厂生产的三八式野炮。克式是指德造克虏伯兵工厂制造的大炮，卜福式其实是克虏伯兵工厂子公司卜福尔工厂生产的。换言之，徐永昌所说的，国民政府所属中央部队共有十个团的炮兵，其中百分之八十配备的是德造火炮。
因军火买卖 蒋介石与希特勒成好友
佛采尔担任总顾问时代，正是国民政府从德国大量采购军器与火炮的一个阶段，此时，也是我国炮兵部队奠基的一个关键期。日本振武学校开始学习及留意火炮的蒋介石，在各国产制的火炮当中，独钟德国克虏伯兵工厂打造的火炮。故而，继鲍桦尔、克里拜尔、佛采尔以降，历任的德国军事总顾问及顾问团成员，都负有一个“商业使命”，亦即为德国的军火工业在中国开创市场规模，然而，当工艺技术精湛的德制军火，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华夏大地战争舞台上，不断展露残酷的杀人威力，德国军火公司也不断接获来自中国南北方军政府的订单，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则始终被德国政府视为德国军器产业的大客户，成为德国政商两界心目中的外国“大腕”。与此同时，风起云涌的法西斯主义旋风，亦使得类似希特勒这样的集权主义德国政坛新秀，忽然与蒋介石成为“忘年之交”。
汉斯·冯·萨克特将军担任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以后，1936年5月13日，中德关系亦晋阶空前紧密阶段，这可从希特勒写给蒋介石的密函中窥见两方关系之一斑。希特勒信上说：“钧座决定与敝国友谊合作，以实施建国事业，尤希所引为幸慰者也。希于钧座勋业倾仰已久，关切亦深，尤愿竭尽绵薄，以资推进之助。”然而，希特勒这封信以“友谊合作”起头的信函写到这里，笔锋猛然一转，转向利益面问题，希特勒接着写道：“中德两国之货物交换，实给予两国经济进展以莫大裨益……深信两国互助合作所应有之先决条件已根本具备，而两国密切友谊之结合，必给予吾两民族以莫大福利……谨布尺褚以表欣感，倘荷钧座不遗，尚希接受敝国国防军之荣誉宝刀一柄，借表希个人敬仰钧座及贵国之微意……希特勒谨启。”
蒋介石最宠纬国 送往德国留学
这封文白杂陈、文绉绉的中文译件信函，原件当然是德文，经由我国驻德国大使馆具有武官资历的外交官翻译成中文。为了仰承蒋先生之上意，当然译文便格外讲究合乎蒋氏的好恶，内文不免加了许多恭维与客套之词。蒋先生重视与德国关系，还有两个重要指标，可以一窥真意。其一，是蒋先生把最优秀与最赏识的人才派驻德国，例如国民党党国元老谭延闿的长子谭伯羽，便是蒋介石最欣赏的德国专门人才。谭伯羽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1924年又留学德国，毕业于德勒斯登工业大学机械工程系，之后历任国民政府驻瑞典使馆代办，稍后即被调往我国驻德国大使馆任职商务参事。蒋先生所有的公私密笏，必然经过谭伯羽之手。其二，蒋先生在中苏关系最密切时，把长子蒋经国送往苏联。蒋介石痴迷德国事务，希望儿子纬国能克绍箕裘，刻意栽培纬国，让他于弱冠之年，留学德国，专攻军事。可见，蒋先生对德国痴迷之程度。据蒋家家族老者透露，蒋先生早年真正钟爱的不是经国，而是纬国！因纬国灵巧懂事，善于让蒋先生开心，而经国年少叛逆，常惹蒋先生气恼，一度关系恶劣，互不相认。
纬国留洋赴德，蒋介石将照料纬国之责任，委诸谭伯羽，补其鞭长莫及之憾。
汉斯·冯·萨克特是德国国防军之父，以其在德国军界的分量，故而也是历任德国军事总顾问当中，最受蒋介石重视的一位，非但拥有前述前任总顾问的优渥待遇，更是获得空前之权柄。汉斯·冯·萨克特以其地位之高，声望之隆，对自己到中国工作之筹谋，自不免格外慎重。在他接到朱家骅专程到德国转达蒋先生及现任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佛采尔之介绍信，邀请其访华的盛意之后，他即表达甘心前往中国造访蒋先生的意愿，但言明是否接受总顾问一职，仍要等他到中国与蒋先生接谈之后再决定。萨克特与朱家骅约定，第一次到中国游历参访时程为三个月。
欢迎德国国防军之父来华 蒋介石排场噱头十足
1933年2月，中国旧历新年后不久，萨克特首次来华。蒋先生对萨克特访华之行至为重视，因此排场搞得特别盛大。特地安排萨克特乘坐炮艇沿长江而上，再搭专车到蒋介石庐山夏季别墅“美庐”会面，蒋萨两人紧锣密鼓商谈了一个星期。根据台湾方面现存的官方数据显示，蒋萨两人相谈甚欢。在那一个星期的密集接谈中，萨克特谈及中国建军问题，萨克特认为：“中国常备师保持60个即足用，中国士兵之勇敢耐劳要是训练得法可以练成劲旅，不过练兵要有一个安定时期，不宜天天作战。还有一个条件，练兵贵有自给自足之兵器工业，不能向外国购买，中国资源丰富，建设兵器工业平时可以民营，对国家工业化实有必要，在这一方面可为贵国助力。”
萨克特在那一个星期的密谈中，把他创立德国国防军的经验，分享给蒋介石，他建议中国可以先“成立一个教导师，以后再调集各部队训练，将全国部队逐渐予以革新，苟能如此不难负起作战任务”。经过一个星期初步礼貌性及深入讨论问题的会谈之后，萨克特充分感受到蒋介石的诚意，但未当下同意，而是在两个多月后，预备离开中国的前夕，于北平旅次留下了一份“教导师之建议书”专函寄到南京，表现出一个初识友人的真心诚意。
萨克特将军返德以后，接到辗转从中国驻德大使馆转来的蒋介石专函，蒋先生的信上是这么说的：“萨克特将军足下：6月30日北平赐书拜读之下感佩无已，吾人于此相别之后，惜相见已晚，而又不能常住一处为怅也。所有意见书中所述各节已分别进行，教导旅亦已开始编练，当能不负所期也，目下所欲就商者，即前日面谈之德国顾问，兹再屡述明晰，唯将军察之：
一、聘德国高级军官一人，常住中正附近，其任务为调查德国顾问与中国军官间困难之原因与公正之评判，对于军事上之组织、设备与国防各问题，以及判断内政、外交上种种情形，随时申述意见，并得代表中正奉派出外检阅队伍，其名称为高级顾问，而其性质为中正侍从之参谋长，但非总顾问也，以现有佛采尔将军为总顾问不必另聘，惟不属于佛采尔将军之指挥，如佛采尔将军不在时该高级顾问亦可代理其职权之资格，总之其政治见解与军事组织能力皆能高出于现在驻华各顾问之上，如能暂时秘密不与外人明知更好也。
二、军费审计厅即监理机关与人事铨叙厅之最有经验与组织能力者顾问各一人，以及具有行政能力之顾问与具有军需、军医、交通、军械之行政监督经验者中级人员若干人，均请从速代选遴聘，若此项新聘各顾问均就第一项所说之高级侍从顾问所指挥或受佛采尔将军之统属，惟请将军详察之。既承将军之盛情厚爱，不敢有所隐讳，佛采尔将军之忠诚与作战经验能力皆极可佩，亦为中正所深感……至于外交与政治，则佛采尔将军又未甚注意。此其缺点应如何补救，亦请将军详酌而补充。途中劳顿，未知尊体如何，无任系念，近日想已安抵贵国。诸位心照，并祝
康健
蒋中正，8月5日
令人好奇的是，明明蒋介石已有佛采尔担任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职务，何必再叠床架屋，多聘“德国高级军官一人，常住中正附近”“其名称为高级顾问，而其性质为中正侍从之参谋长，但非总顾问也”，而且还可以“得代表中正奉派出外检阅队伍”。尤其是蒋介石说萨克特的职务不受佛采尔节制，“其名称为高级顾问，而其性质为中正侍从之参谋长，但非总顾问也，以现有佛采尔将军为总顾问不必另聘，惟不属于佛采尔将军之指挥”。为什么有了总顾问佛采尔，还要再另外聘一个所谓的“高级顾问”乃至蒋介石“侍从之参谋长”？这充分凸显了蒋先生用人的一贯风格，用人必疑，既疑，则先必找人平衡之，若无法平衡之，便想方设法除之而后快！所以难怪蒋介石身边大凡性格上卓荦不羁的人才，最后皆不为所用。
了解德国军事顾问团工作情况者都承认，佛采尔对蒋先生主导之内战、抗日军事，立下汗马功劳，但何以会丢掉了乌纱帽呢？佛采尔既有功于蒋氏，更有功于国民党当局，何以会被蒋介石甩开，原因复杂，其一应与佛采尔不受德国军火工业界欢迎，未尽到介绍德国军火器械方面的职责有关。毕竟，蒋介石高薪延请总顾问及一干顾问人等，至少要值回票价，如果光是请了德国顾问来协助练兵，却无法为中国部队采购到德国的军火利器，顾问的功能便大打折扣了。其二在于佛采尔傲气凌人，看不起国民党内出身旧式军人的军官阶层，佛采尔时常指摘他们阻碍改革，奢谈理论，训练工作不切实，更不适于战时应用，甚至还抱怨蒋先生不听他的专业意见。
德国总顾问介入蒋宋孔宫廷内斗
佛采尔见弃的第三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则是，佛采尔踩踏了中国传统政治当中最敏感最“不可饶恕”的红线—掺和了孔宋王朝的外戚争权的危险游戏。在一名德国退役中校军官布凯斯特的引介下，佛采尔得识了蒋介石的内兄宋子文，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氏从孙中山在世以来，便被视为国民党当局的“财神爷”，佛宋两人一见如故，彼此帮衬，宋子文常常给佛采尔建军整军工作用钱之便利，而佛采尔也帮助宋子文实现其个人梦想—成立一支忠于宋氏的武装队伍—国民政府税警总团。
留学美国的宋子文利用一批留美军校毕业生成立税警总团，其高级军官当中，像温应星、王庚等人，均为出身美国西点军校的秀异之士。此外像莫雄、孙立人、赵君迈、张远南，也都是一时之选的军事专才。滑稽的是，税警总团这支美国军队风格至为浓厚的武装队伍，能够建军成功，佛采尔幕后居功厥伟。佛氏帮宋子文安排了一支由八名纳粹德国军官组成的顾问团，等于在蒋介石的“大顾问团”之外，又在内兄宋子文核心圈内成立了一个“小顾问团”。这事当然迟早被蒋介石侦知，宋子文的税警总团固然尚不成气候，但摆明是想和黄埔系中央军一较长短，君王榻侧岂容他人鼾声？蒋知悉之后，大为不满，但郁积心中，压抑不表。到最后终于难忍这口鸟气，亟欲拔除佛采尔而后快。
不论佛采尔本身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失，诚所谓忠言逆耳，佛采尔本诸专业，对国民党军官不留情面的直言批判，引起蒋介石在内的国府军政高干的集体反扑，终致佛采尔必须求去的命运。反讽的是，当佛采尔去职之后三年，国民党军在与敌寇接战不久，残酷无情的战场惨败经验验证了佛采尔的无情批判的正确性，可怜此刻蒋介石实亦无暇从血肉磨坊的战场悲剧灾难经验中，去反思咀嚼佛采尔“良药苦口利于病”的衷心之言了。而即便蒋介石良夜深思昔日佛采尔语重心长的絮絮叨叨，业已于事无补了！
是以古今为政者之成败往往系于一念之间，厌恶拂逆之言，独衷顺耳谄媚，不能知耻知病，战场焉有不死伤累累，焉有不惨败收场，政权焉有不垮台，焉有不仓皇辞庙的道理呢？刚愎自用，不听从专业之忠言，蒋介石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预伏他于大陆覆灭之种子！
蒋介石对佛采尔的不满与不耐，达到了空前的临界点。心想，既然佛采尔背地干了一些事不让我知道，显然于我不忠，那么佛采尔也休怪我背后玩阴的了！蒋介石能得识萨克特其人，乃至循线找到萨克特，都是佛采尔牵的红线，朱家骅能不辱使命，请到萨克特到中国与蒋介石密会、游历，还是拿着佛采尔的介绍信才见到萨氏本人的。佛采尔根本没搞清楚，他的中国老板，蒋介石，外表看来瘦弱矮小，殊不知蒋某人曾经为了追求宋美龄，不惜连哄带骗，借词要合法的妻子陈洁如“承让三年”，把陈洁如骗出国，再与宋美龄凤凰于飞。隔着一道大洋，上海的蒋夫人宋美龄，打败了美国落单的蒋夫人陈洁如。
对付佛采尔这位具有高度军事素养，忠心耿耿，且早已年过花甲的德国老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蒋介石竟也使出了当年对付陈洁如下堂妻的同样手段，过河拆桥，翻脸不认人。
蒋介石不惜一切聘请德国国防军之父
前述1933年8月5日蒋介石致萨克特将军的信函，发出之后三个月，住在上海的朱家骅，接到了宋美龄的电话，宋美龄转达了她丈夫蒋介石的意思，希望朱家骅赶紧设法力邀萨克特到中国来接任军事总顾问。在这短短的三个月之中，蒋介石和德国政府之间，为了争取萨克特来华，形成了一场角力战，萨克特曾经函告朱家骅希望他向蒋先生汇报，因德国国防与外交两部部长反对，尤其是外交部反对态度格外强硬，所以不能应蒋先生之聘。然而，德国政府与萨克特，这时又分别接到南京方面语气坚定的来信，意谓如果德国执意不同意派遣萨克特将军到中国，那么中国将选择改聘法国军事顾问团，中德之间的军事合作将告一段落，届时，中国唯有让德国军事顾问团退出中国。
德国接到这封国府语气强硬的密函，大为紧张，中国虽然国际地位不高，但它毕竟是东方大国，是亚洲最大的军火消费大户，何况德国军火工业所需之稀有金属，许多得仰赖中国提供原材料，德国不欲为了一个军事总顾问这么丁点小事，和中国把关系闹僵。最终，德国外交部和国防部总算捐弃成见，同意让萨克特成行。但此刻萨克特又面临了如何面对老朋友佛采尔的尴尬问题了。萨克特写了一封辞意诚恳的信，盼望佛采尔能留下来与他共同工作，几乎与此同时，佛采尔也接到了中国老板蒋介石盼望他留下来的慰留信。蒋介石过去既无法体会陈洁如在美国隔海破口大骂的心境，如今自然也难以感受到佛采尔被上司和朋友双重背叛的撕心裂肺。佛采尔焉能再留在南京忍受昔日遭其呵斥不齿的中国同僚冷嘲热讽，离开中国成为他唯一的选择。
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古之大臣说这话需要多么大的气度！殊不知，像佛采尔这种正直之士，往往成为“苟利国家”美丽辞藻之牺牲品。
萨克特处理完老家的杂务之后，于1934年5月，离德抵华，正式接任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职务。萨克特抵达南京成贤街，蒋介石为他租赁的一幢大宅子之后，稍事安顿，随即赶赴牯岭，见蒋介石。萨克特不愧为具有典型德国办事重原则的态度，他在和蒋介石寒暄之后，即进入讨论主题，并且和蒋介石当面说定工作原则事项，譬如，在华工作期间总顾问和顾问们的地位、职权，与行使顾问暨总顾问职务的方式，蒋萨两人针对各项实际问题，做了密集的沟通，严谨的界定，最后达成共识。如此，一则彰显了蒋先生对萨克特将军的尊重礼遇，二则彰显了德国人做事的一板一眼，在正式服务中国之前，非得把游戏规则和“丑话”说在前头，先礼后兵（礼其实便是一种游戏规则，兵则是执行与运作），把话事前讲清楚，这样彼此日后才好做事共处。
萨克特针对他自己和同僚们的工作条件，与蒋介石初步谈妥之后，为慎重起见，又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书面备忘录，把两人谈话内容，明文记载，给蒋介石一份的用意，希望两方日后均按此备忘录里记载的共识办事与相处。
备忘录原文是这么写的：
为总顾问地位事谨呈委员长蒋 鉴核
窃据本日陈述，拟请将总顾问对于钧座及对于德籍顾问之地位以下列名义称谓之：
委员长委托人
总顾问
办事方式：一切日常公务以及关于德国顾问之指挥事宜，均于总顾问办公室或鄙人私宅内处理之，代表委员长与中国各机关之谈话，在南京军官学校委员长官邸内举行之。兹请颁发下列命令与有关之各中国机关（委员长委托人总顾问）：于每星期二、五上午十点至十二点，在南京军官学校委员长官邸（凡事前登记者可于此时前往）商谈，并将此时间代表委员长招请有关之各军事人员前往。
萨克特谨呈，五一于牯岭
蒋介石把他军事上的某些权力“委托”给德国军事总顾问，这在国民党黄埔建军，成立党军部队以来实是不曾有过。即使孙中山当政的时代，孙先生和苏联红军的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加伦是化名，本名为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之间，也未曾如此亲密，如此推心置腹。
萨克特将军的建议蒋介石照单全收并在当天下达手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政部所属单位主管，各部部长与次长以及军事委员会各厅主任、兵工军需各署署长等所有主管人员，在萨克特的上开时间，都要参加萨克特主持的这项会议。可见蒋介石对萨克特的信赖与尊重。
随同萨克特到中国工作的，还有两位助手，佛采尔在任上时已经聘请的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以及法勃儿（Faupel）。
萨克特就任总顾问之后，下属有几位重要顾问，攸关中国军队现代化工作之推动者，诸如航空防空顾问史太秋中将、炮兵顾问林德曼中将等人，也都在萨克特的人脉渊源之下，陆续应聘来到中国服务。蒋先生听从萨克特之建议，于1934年中，在南京举行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防空演习。史太秋针对这次防空演习做了原则性指导。演习执行过程中，萨克特派遣多位顾问做分组视察，演习结束之后，蒋先生在南京励志社召集了参加防演习之军政干部训话之后，再由萨克特讲评。
萨克特和蒋介石两人商定的工作模式，萨克特将具有以下之特权与义务：萨克特将以军事委员长委办人及军事总顾问的名义，行使他的职权。换言之，这个职衔意味着萨克特在军职上等于是蒋介石的影子。另外，萨克特的办公方式，在总顾问办公室及其私宅内，处理包括一切总顾问之日常工作，以及以总顾问名义指挥顾问的相关事宜。萨克特还被赋予一个令国民政府军政首长颇为眼红的职权：当蒋介石不在南京或另有要公处理时，萨克特将代表蒋介石对中国各机关人员谈话，讲话地点定于南京中央军校委员长的官邸内施行。萨克特还有另一项代表蒋介石的特权，他可以召见位阶在蒋介石之下的中国所有军方官员。
萨克特是蒋介石分身，享受最高规格待遇
庐山牯岭会面两人相谈甚欢，稍后，蒋介石即向各机关下令，召集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政部各部、所有次长及军事委员会各厅处主任、兵工、军需各署长等一级首长开会，蒋先生命令全体军政长官向萨克特做简单而全面之工作汇报。蒋先生并当众宣布，当他本人不在南京时，萨克特将代理他代为发布命令。这无异昭告天下，萨克特便是蒋某人军事方面的分身。
在实质待遇方面，蒋介石给予了萨克特倍增于前任总顾问的条件。例如，他的薪水高达2000银圆（折合美元800元），是前任佛采尔月薪的三倍，萨克特还拥有前任没有的专车、专机、侍卫、厨师，甚至还供给他仪仗队，蒋介石将这项国家名器赋予德国顾问，足证蒋先生为了抗日建军，给足了这些德国军事专家里子与面子。
萨克特初来中国，即受到蒋先生如此荣宠与优遇，并在中国军政官场上大放异彩，大红大紫，自然引起许多人不满与眼红。以何应钦为首的一批国府军政高官，曾经联名向蒋先生提出对这项人事安排的异议。毕竟，萨克特的“突然出现”“从天而降”，给民国的军政生态带来新的变量。蒋介石礼聘萨克特来华的主要目的之一，自然是要建军备战，将来好对付日寇，故而只能好生安抚何应钦等人，谓国家现今正值建军备战的关键时刻，要对付抗日寇铁骑魔掌的侵陵，只有师法德国先进的军事软硬件建设，而后方可逐步自立自强。萨克特元帅是德国国防军之父，专业与经验，是我们必须虚心学习的最佳典范，他正在为我们催生新的中央军，所以，我们当然要予他必要之高度尊重与地位。
萨克特固然和前三任德国军事顾问，同样肩负德国军工产业在中国寻求市场的国家任务，但他对国民政府国防建设的贡献，亦绝不枉费蒋先生对他的隆遇与尊崇。在来华之后不久，他即向蒋介石提出了他对整顿中国军备的深刻见解。萨克特做出了三项重要建议：一、兵在精而不在多，诚如前文所述，中国如果有60个骁勇善战的陆军部队，已足以应付抵御外侮，只要训练得法，此一目标不难达成；二、中国应该建立自给自足的兵工业，对外采购武器，终非根本之计；三、中国应该成立一个训练团，调集各部队将官来此集训，并授以德式训练，从上到下，完成整建军队的最终目标。
从1928年至1935年，历经了四任德国军事总顾问。走了佛采尔，迎来了萨克特，国民政府的抗日建军备战工作，亦迎向一个崭新阶段。
回顾佛采尔对我国抗日军队奠定的基础工作，概括有以下两个具体例证。
例证1：军队整编方面：协助国民政府于1929年至1930年两年间的部队编遣工作。按照德国顾问的计算规划，草拟了陆军步兵新编制，我国抗日军队最多不超过85个师，骑兵8个旅，炮兵16个团，工兵8个团，合计兵额为80万，全部军费以国家总收入百分之四十为限，德国顾问提出的草案中规定，全国军队完全属于中央，以求军政军令之统一。
例证2：强化我国军队的炮兵火力。佛采尔在1932年11月建议蒋介石，在兼顾我国财政情况之下，先改编国民党军5个师的炮兵部队。改编这5个师，均附有卜福斯厂出产之100毫米轻榴弹炮一个营。蒋介石在批示这项计划时，又增添了在这5个改编的师级部队中，再强化他们的防空火力，每师配属一个连的75毫米高射炮，及一个连的15毫米24倍开脚式炮架之卜福斯榴弹炮。
佛采尔下台固然有国民政府内部权力生态的因素，有蒋宋王朝宫廷斗争的因素，但蒋介石内心毕竟还是有一套是非公道，蒋先生并非全然不感念佛采尔在中国期间，对国府建军工作的贡献。尤其假如纯粹从兵学与韬略学角度出发，佛采尔为民国政府整建军队等一系列抗倭工作，做好了卓具成效的奠基工作，但自然仍受限于时空外在环境，佛采尔必须忙着襄助蒋先生国共兄弟阋墙，忙着襄助蒋介石调度军队扑灭地方军头叛蒋的处处烽火，真正投注在抗倭备战的精力毕竟有限。而萨克特乃至其继任者法肯豪森则大不相同，一方面，国民政府感受到日寇煎逼日甚，再不奋起抗寇，将无以向民众交代，即便不亡于倭，也会亡于国人之反倭声浪。另一方面，国内抗日大气候的逐步成熟，让蒋介石有机会腾出手来全心全意抗倭。
所以，德国的国防军之父萨克特，与萨氏的头号助手法肯豪森，便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迄抗战爆发间之关键年代，对中国抗倭备战，最具卓著贡献的两位德国军事总顾问。他们从整建德制抗日队伍，练兵教课，介绍先进德国武器装备给中国，甚至为中国策定抗战总体战略与战术，都做出了鲜为近世史家重视的贡献。虽然，在战略布局上，蒋先生仍有其个人意志之坚持，而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仍一定程度予蒋先生决策上之影响。
为蒋介石，为中国组建一支类似德国国防军的强大武力，即成为萨克特与法肯豪森之后三四年间的当务之急。这支蒋介石梦想中的中国国防军，被急切验证其作战实力的蒋介石投进血肉磨坊般的淞沪会战中，套句李宗仁伤恸的话语：“平白送进战争的大炼炉里，平白牺牲掉了！”但，吾人若以另一个角度观察，这支梦幻般的中国国防军如果没被投进战火的大炼炉里，蒋介石假使舍不得将这支中国国防军投入淞沪战场，对敌寇侵凌国土采取作壁上观态度，坐视日寇长驱直入长江三角洲，不正好助长了日寇三月亡华的痴梦吗？如果不是这支梦幻国防武力为民表率，牺牲报国，何以激励亿万炎黄子孙前仆后继，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为民族危亡牺牲奋斗！
当年老的萨克特踏上归途，告别中国前夕，他又推荐了他能干的助手，接任第五位德国军事总顾问的人选：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
人们必定好奇，伴君如伴虎，以蒋介石的固执难处，即便像佛采尔对蒋先生之友好忠诚，最终都还落得类似“下堂妻”的不堪下场，萨克特难道和蒋介石在分合之际，彼此完全无怨无悔，全身而退？或者仍有不为人知的恩怨情仇？这便是笔者前文述及，纵使德国总顾问给予蒋先生战略上专业性的建议，但蒋先生仍有其情感上之固执己见。
萨克特意外踢翻暖炉病倒离华
1934年四五月间，萨克特仍与蒋介石处于“蜜月期”阶段，萨氏提议，一旦中日开打，中国抗日的重点区域应该是在北方，如果中国不能在华北有效吓阻日寇之侵略，日军将从华北长驱直入，萨克特认为，蒋先生在华东建设的那些军事要塞，根本无法阻止从华北地区南下的日军，从华北往南攻击的日寇，京沪地区的要塞毫无战略与战术防卫意义。但是，蒋先生可能基于个人情感上与京沪无法分割，再者，京沪与长江三角洲及江南地区，本为国民党当局的主要税收来源，所以蒋先生无法认同萨克特防守华北比防守华东优先的观点。
蒋先生对萨克特不满意的另一个原因，是蒋介石认为我们中国礼贤下士，待你萨某优容有加，把你奉若上宾，但你却坐视德国继续卖武器给广东陈济棠当局，强化广东当局与南京中央政府对抗的资本，你萨克特不向柏林方面说句话，不够仗义！此外，南京方面为了准备抗战，向克虏伯兵工厂订购了一批大口径（150毫米）榴弹炮炮弹，但德国以中国有延迟付款的记录而拖延交货，蒋先生则怪萨克特未能居间为中国说好话，导致南京急于星火的这批军火采购，迟迟不运来，这让蒋介石更为恼火，心想我供你最好的待遇，你萨某却拿了好处不为我们办事，未尽本分，太不够意思。殊不知，萨氏保持中立不掺和德国军火商和国民党当局的争执，一则不希望开罪军火公司，二则也不想开罪蒋介石，没想到自己置身事外的做法，反而两头不讨好，还得罪了蒋介石。
事实上萨克特是非常注意维系与蒋先生关系的，每个星期利用开会和商谈军政事务，至少有一两次见面机会，但有时不免过度谨小慎微，疑神疑鬼。萨氏来华之后某月，他接连两个星期没见到蒋，深觉奇异与不安，便命军委会秘书兼德文翻译，河北人齐焌，到蒋介石官邸打探一下消息，齐焌与官邸侍从室的人稍事打听方才得知，蒋先生接连已有两个星期未见外宾，连上班也是匆匆来去，原来他那阵子换装假牙，若是见客，势必讲话，但嘴巴张合之间便会露出被拔掉牙齿空空如也的口腔，甚不雅观。但却让萨克特紧张不已，误以为是什么地方开罪了中国老板。
萨克特离开中国，和蒋介石有关，但倒不是和蒋先生发生了难解之矛盾，而是一次意外事件。蒋氏官邸沿袭老家习俗，冬天必备置一只暖炉在堂屋正中央，兼具烤火和暖气功能。西方人冬天多半是用壁炉取暖，不习惯用中式烧炭暖炉。1934年冬天，萨克特与蒋介石夫妇去庐山，就在萨克特走过堂屋中央时，他的大衣绊倒了暖炉，随即自己也摔了一跤，这一跤跌得不轻，医生建议他长期休养，便向蒋介石告假，准备回德国，蒋先生亲去萨氏住处探望，明白这位德国老将军身体确是出现了状况，自然不便再慰留。
萨克特离华当天，蒋介石人在四川公干，山川遥隔，道路漫漫，不克亲自送行，但于萨克特离国前夕，致电一封给朱家骅，请朱氏转致，聊表其对这位德国老将军的敬重铭感之意：“朱主任益之兄转萨克特将军勋鉴：将军启程在即，中正不克送行为歉，将军所拟中国工作计划书已详阅过，中正甚赞成。贵将军回国时请照所拟计划代筹一切，至中国方面应办之事已切令各机关改良照办勿念，途中辛劳，务望珍重，并祝健康。中正微午机渝。”
萨氏临走，军委会参谋本部派少将王鹗代表送行，并馈赠白杭绸一匹，萨克特坚持不接受，并称不久即再回来，但此次即成永诀。回德国10个月不到，即病逝于老家。
法肯豪森：蒋介石抗战战略思想的设计师
萨克特于1935年3月离华，由法肯豪森接任总顾问。此时，敌寇对我华北地区之侵略行动，已经如箭在弦，但是，在蒋介石同样的信任与授权之下，法肯豪森更为中国的整编军队，武器采购及自造，国防工事的协助设计与督造，尤其是中国未来抗倭战略规划等方面，向蒋介石贡献了他的宝贵智慧。更对淞沪会战的早期安排规划，扮演着幕后“编剧”“导演”，甚至火线督战的重要角色。
法肯豪森为淞沪会战及我国整体抗战，提出了兵学造诣上极其高明与睿智的战略构想，且为蒋介石奉为抗倭战争初步阶段的金科玉律。这份提出于1935年8月20日，亦即抗战真正爆发两年前的战争想定与战略思维，主题为“应付时局之对策”，它的内文序文如是说：“目前威胁我国最重要而最迫切者乃属日本，日本对我国国情知之甚稔，然其利害适与我国相反，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我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由于法肯豪森氏曾经担任德国驻日本武官长达5年，对日本军备有深刻之研究与认识，更属难能可贵，在日本工作期间，深入观察日本军方，对日军指挥官战略与战术上的理想与日本陆军的心理思维，皆有独到专业之看法。
法肯豪森在“应付时局之对策”中向蒋介石汇报：“日本国内表面上分为两派，一派为军人派，专取最迅猛之军事行动；另一派为文人派，即外务省所取途径，偏重倾向外交上之和平解决。”法肯豪森建议中国，应计算日本军方势力，应规定对付方针，从事军事上之准备。
法肯豪森不赞成国民政府一味委曲求全之态度。他表示，本年（1935）6月间华北事件，显示日本军事政策如何进行，此种政策完全适合“田中奏折范围”，日本新闻纸不断明目张胆，声言以占领黄河北岸包含山东全省为今后目标，如达此项目标则山西全省，暨迤北国境自必胥陷敌手。日本必先设法不战以达到此项目的，明知其实力可靠，所以必须按6月间所提出之要求陆续提出。法肯豪森表示，日本推测中国一味退让，自然无须冒险，而野心益发扩大，日本便可坐享他们的侵略成果。
法肯豪森鼓励蒋介石勇敢抗日
法肯豪森劝告蒋介石，一个国家的民意，正是国家形成抵抗意志的根本，如果民意有抗敌的意志，身为领袖的人却没有抵抗的意志，那么人民也不肯挺身抵抗敌人。然而，一个国家的抵抗意志，必须具备有实力的军事准备，就才有强固之基础。法肯豪森指出，过去中国陆军的装备，固然不足以承担现代化战争，但中国未尝不可采取持久战的策略，去抵抗日本侵略，迫使日本的侵略必须先付出沉重的代价。所以，当务之急最迫切的便是成立极端新式的国防军。如果中国具备了各种有利条件，则日本如果提出各种无理要求，除了拿出强力兵力，冒着战争的风险，就不能得到他们所要的东西。
法肯豪森仍与萨克特持同样的战略见解，向蒋介石强调华北在抗倭战争中的重要性。法肯豪森在这项计划书中说，一旦中日之间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华北将直接受威胁，若中国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长江北岸的南北两条纵贯干线，及唯一的横贯干线，极其重要的陇海铁路，及其沿线的大城市洛阳、巩义市、开封等地，即陷入战争的最前沿地带。
从海上，日本可以经由海州、上海及乍浦三个地方进攻。法肯豪森与蒋介石英雄所见略同的，则是对长江两大重心的关注。法肯豪森认为，对海上正面有重大意义的地方，最重要的是长江。敌寇如果能控制这个全中国最重要的中心点，一直到武汉一带，则中国的国防力量已经失去一个最重要的根据地，中国内地将被敌人一切为二。
法肯豪森亦警告蒋介石，如果要朝内地撤退，作持久之抵抗，则四川省之工业化必须早做准备，否则等到沿海相继沦陷之时，将后悔莫及。法肯豪森说，我提出一种想象：我们首先将主要的抵抗线退后到平汉铁路沿线，所有海岸地区只留下局部的抵抗部队，我们仅只固守南京和南昌，这时，我们这种战斗方式将足以使得沿海诸省迅速沦陷，国外的运输线全部断绝了，沿海最重要的城市与工厂也相继失去，陆军所需的军用物资全部用尽，没有大宗物资的接济来源，如果四川又不能设法将之工业化，那么我们绝无战胜之希望，中国也只有灭亡一途。
法肯豪森告诫蒋介石 《九国公约》不可靠
法肯豪森亦提醒蒋介石，华盛顿《九国公约》实际上已成废纸，外国力量不足恃，除非中国自己积极奋起自卫，极尽中国之一切力量保全国土，为保全国土而奋斗，否则他国不可能来救中国，中国也只有全力自卫一途，外援才有可能有稍许希望。
这份在1935年提出的战略计划书，充分体现了法肯豪森的真知灼见，它的基本构想亦成为1937年7月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正面抗敌的主要战略方针。法肯豪森建议我国兵力之部署：依据民国二十四年（1935）中国军队所有主力的情况，建议将之集中于南京西部地方，应该抽调部分兵力分驻各区，使之足以能应付作战之用。建议中国军队采取战略守势，而且在内线区域。法肯豪森认为我们的主要威胁来自东方和北方，顾虑交通线，凡我作战所用部队应集中于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区内，由这些区域可以速向各方集中。北方则须掩护陇海暨沿路有关生存之设备，建议最初抵抗线务必向北推进，以沧县、保定之线作绝对防御。为保全通山西方面主要交通，不使于初战时便告失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必要手段。黄河沿岸是最后战线，国民党军宜做有计划之泛滥以增强国民党军之防御力量（法肯豪森所谓“宜做有计划之泛滥”，即发生于抗战初期，1938年6月9日的花园口决堤事件，此证决堤事件之原始提议人是法肯豪森，目的则是迟滞日寇的进攻速率，但也酿成河南、安徽和江苏三省近500万人遭灾死伤或无家可归的不幸事件）。
法肯豪森同时建议蒋介石，东部防御工事首先应封锁长江，江防工作宜封锁江阴，陆防则须利用各个地方的地险与天然防御之地形，推进至上海地区。其次是警卫南京。山东则使用局部兵力防守，徐州设置预备队，海州应该暂设防御。
法肯豪森1935年就预拟抗战作战计划
德国驻华历任5位总顾问，乃至他们麾下的历任数百位德国顾问，几乎都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绩卓著的参谋人员或者前线指挥员—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是战败国，但是，德国军队的战略与战术表现，依旧是列强敬畏三分的百战雄师。
第五任总顾问法肯豪森对我国准备抗战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积极意义，而且，法肯豪森更与蒋介石自中原大战以来坚持之“攘外必先安内”“安内重于攘外”的战略见解，大相径庭。法肯豪森认为，日本才是中国国家生存的最大威胁。尽管法肯豪森迟至九一八事变之后，方才担任蒋介石政府的军事顾问，但他始终认为“中国当局”对日本采取不抵抗与退让的态度，不仅有失主权国家的尊严，更有伤领袖的威信，尔后还有哪个人民肯为这样的退缩政府与领袖拼死捍卫？
法肯豪森的直言，未必能够一语惊醒梦中人，但蒋介石一意执着“剿共”，对日寇节节进逼视若无睹的情况，确实也为20世纪30年代的国民政府，带来此起彼落的政治危机（毋庸讳言，德国之所以肯仗义协助中国改良军事建设，对抗日本，并非无偿劳动，也是着眼于中国不可限量的军火消费市场，和德国制造武器所需要的庞大而且种类繁多的稀有金属，德国必须与中国交好，来取得源源不绝的类似钨等各种稀有金属的供应，满足德国军工产业之所需，同时也借着提供军事顾问的“义举”，稳握中国军火市场，获得一笔不容小觑的资金利益）。
久居中国之后的法肯豪森，他从自己国家普鲁士的发展进程反思中国，普鲁士在铁血宰相俾斯麦时代和之前经历了一段漫长艰辛的统一之路，德国便是在俾斯麦的手上，透过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改革，逐步走上强国之路。法肯豪森认为，蒋介石只要走对道路，他也可以成为中国的俾斯麦，然而，中国的俾斯麦要成为俾斯麦，首先他必须有本领逐退日本的蚕食鲸吞。
因而，法肯豪森不光是延续前面四任总顾问，继续为中国整编军队而努力，他更向蒋介石提出了赓续前任总顾问更深刻的御敌战略计划，希望有助于蒋介石领导的政权有充分的能力抵御外侮，进而让中国走上统一强盛之路。前述法肯豪森在1935年夏季呈送给蒋介石的那份书面汇报中，详细屡述了他的抗日战略构想，这份计划书，事实上是他累积了旅华期间多次长时间的参谋旅行，和对中国军队实地的考察之后，所作出的一份详尽攻守报告书。蒋介石对法肯豪森的信赖与重视，除了他的本知学能，更珍视法肯豪森两个有利于中国的资历，首先是法肯豪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担任过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以一个军职人员从事武官，在日本必定搜集过相当数量的军事情报，对日寇国防内幕有相当程度之认识。以如此资历作为德国军事总顾问，于草拟对日作战计划与建议书，必属深刻且务实之杰作。
在国民政府内部类似何应钦这种“知日派”，不断以暴倭过于强大，不宜过早与日本决战的主张铺天盖地时，法肯豪森适时地给予蒋介石鼓舞，虽然日本的现代化武器质与量均强过中国，但只要照他的规划去做，中国必定可以将长城沿线乃至东三省的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在国民政府军政体系内部，弥漫着一片失败主义的氛围下，法肯豪森是给予蒋先生精神与实质正面力量的少数核心骨干。
其次，法肯豪森受到蒋先生重视的另一个原因，他与历任总顾问都有一共同阅历：都参与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都见证过大兵团作战的大风大浪。蒋介石深刻体认到，东方落后国家今日的战争，必然会师法过去欧洲战场之战略与战法，复制欧洲之战争经验，作为解决东方民族之间政治经济尖锐矛盾的必要手段。而法肯豪森在欧洲战场的宝贵实战经验，正可拿来复制在未来与日寇的战场之上，况且，如果中国不运用此一宝贵经验，那么类似的战争形态很可能也会被日本师法，在战场上用来对付中国军队。蒋介石深切体认到，他在1925年至1930年之间，从北伐到中原大战的国内军阀战争中，乃至国共之间在江西乃至二万五千里长征过程中的战争形态，战略布局，设若与法肯豪森等德国顾问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经历过的两相比较，蒋介石亲身经历的，明显已经是一种落伍的战争形态。中国军队与日军在不久的未来遭逢的战争模式，将是一种全新的战争形态，那是蒋介石这辈中国军人从来不曾经历过的。是故必须仰赖法肯豪森为中国的中央军和地方武装力量做一番“补习”，来跟上世界战争新形态的步伐！
法肯豪森洋洋洒洒的万言书，有如砖块堆垒长城一般，被他呈递上了蒋介石的办公桌，法肯豪森和他同僚的抗日作战计划书，与战略战术书面报告，简直让蒋介石目不暇接，来不及吸收消化。法肯豪森堪称五任总顾问当中，最能摸清蒋先生脾胃的一位，也是最深得蒋介石信赖的德国总顾问。在宾主尽欢的情境下，法肯豪森带领着他的同僚部属，尽心尽力为蒋介石做了一番运筹帷幄式的擘画。德国军事顾问团夜以继日工作，不断向蒋介石提出各种抗倭战备的可能方案。从1928年到1937年，这个被史家称为“黄金十年”的年份，与其说是国民政府的国防建设最迅猛的十年，更不如说是蒋先生毕生工作情绪最高涨，最有成就感的一个阶段。
法肯豪森综观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侵华势头的节节进逼，中间历经了一·二八淞沪战役，经历了长城战役。在呈给蒋介石的报告中，他做出了战略上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军队应该在华北和华东两个方向布置防线。日寇如果要对中国发动军事攻击，华北会是首先受到冲击的区域，由于日本的海军实力强大，他们也将同时侵略中国的海岸线及长江内河航运线。所以，法肯豪森建议，在北方，必须沿着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这一线布防，国民党军应该将河北的沧县与保定作为绝对防御线，黄河应该是我国的最后防线。至于华东地区，长江的防线必须往前推进到上海附近，国民党军更必须固守南京。第二线则以南昌、武昌作为上海、南京第一线的战略支撑点，而四川则为我国抗战的最后防区。
之后，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也几乎依照法肯豪森的作战建议，不断向宋哲元传送相关作战指示，可惜宋哲元充耳不理，故而无法落实法肯豪森强固华北守备的战略构想。
蒋介石持久战之构想出自法肯豪森
诚如前述，法肯豪森告诉蒋介石，今后中国绝对不可以再发生类似九一八事变，不战而放弃国土的不幸事件，中国如果要博得列强的同情与干预，必须展现中国人自己捍卫自己国土的决心与勇气；否则，中国若退缩不前，遭遇突发事件即不战而溃，列强有什么立场干涉日本的侵略？
法肯豪森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的战场经验，建议蒋先生，以持久抵抗的方式，用中国广大的空间（领土幅员）去换取时间，用持久战与日寇周旋到底。包括以书面报告和口头讨论，法肯豪森多次和蒋先生交换对日寇之攻守意见。法肯豪森主张，南北两大抗倭防线当中，最重要的首推长江防线。早在卢沟桥爆发军事冲突之前两年，蒋先生即与法肯豪森讨论过长江下游的防线问题，两人共同一致的看法是，中国必须在长江下游的南京、上海一带，长江中游的南昌武昌到上游的四川之间，建立一层接着一层的密集防御要塞工事，国民党军并且应该仰赖这些坚强工事作为抵抗日寇之依托，这里，将是未来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其次，在长江的防务方面，法肯豪森指出有两件最重要的事：一是封锁长江，二是拱卫首都。两者有密切的关联性，并且应该将防御线推进到上海附近，江防应以封锁江阴为主，陆防则应充分利用地形险要及天然防御线，层层固守。首都南京的东面与东南面，必须强化防御工事。再往内地，南昌、武昌是两大主要支撑点，必须全力固守，以维持广州的联络线。四川则应作为抗战最后根据地，以其特殊之地理与物产之优势，建议我国应该在这里做筹备，将国民党军之预备队放在四川。
法肯豪森对四川独特的地理位置，特加强调，可作为抗倭战略根据地。法肯豪森认为，四川具有物产丰富而深处内陆，既安全而又富饶的双重战略优点，一方面可以供作战争时期军火工业的重心，另一方面如果建设重庆通昆明的铁路，再连接滇越铁路，便可与外国形成便捷之运输路线。是以，建议我国当务之急，可将重庆建设成抗战军需工业重镇，同时使之成为对外联络孔道之枢纽。
从德国军事顾问报告印证 蒋介石对抗战也有所准备
萨克特与法肯豪森呈递给蒋介石的抗战准备工作相关报告，汗牛充栋，长篇累牍，现今均仍存放于台北“国史馆”的蒋介石档案之中。这亦可昭告世人，其实蒋先生早在中原大战之后，20世纪30年代初期，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即逐步进行抗战准备工作，而且，抗日之既定政策，早在法肯豪森前任总顾问佛采尔、萨克特两人任期内即开始规划。佛采尔到任时间第二年即爆发九一八事变，在佛采尔积极撮合之下，促成德国克虏伯军火公司的子公司卜福斯军火厂，出售一批150毫米的轻榴弹炮，以及一批75毫米的高射炮，这批火炮让国民政府编组了6个营的炮兵部队。佛采尔更游说蒋介石建设一家中德合办的钢铁厂，并谓中国若要根本脱胎换骨，必须建构自给自足之军火工业，以对抗日寇。钢铁工业则为军火工业之基石。这是1932年的事。类似之军火采购、军火工业之筹备，抗战防务之强化，从佛采尔、萨克特到法肯豪森，三任总顾问，从不曾须臾中辍。
蒋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屡屡在自己日记中写下“雪耻”二字，绝非是毫无意义的情绪性发泄，而是有反省、有步骤、有方法的长期卧薪尝胆计划！
当法肯豪森不嫌词费提出大量的防卫计划的同时，蒋介石亦极尽一切之可能性，穷尽一切之国防经费，从事国府统一中国以来，我国近代最大规模的国防工程建设。最显著之案例，厥为京沪杭国防工事（又通称“京沪杭国防线”）。
最初设想兴建京沪杭国防工事，是在1933年，提出这项计划的是杨杰。他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炮科1913年班，曾经先后担任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还做过长江要塞司令。他提出“京沪杭设防方案”，打算在南京周围构筑堡垒，采取闭锁式的设防，未为蒋介石同意。一直到萨克特和法肯豪森先后的实地踏勘，又由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做了一些修正，从1934年到1936年，连续三年施工，方在1936年正式完成。
京沪杭国防工事大体上分成3个防御区域，它们分别是京沪区防御阵地、沪杭区防御阵地、南京区防御阵地。这3个防御阵地当中，最优先的重中之重，首推吴福线和锡澄线，其次是乍嘉线和海嘉线以及南京外围阵地和复廓阵地。
负责京沪杭国防工事设计、监造、检讨缺失与验收的人员来自各个单位，中国俗语说得好，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就没水喝了。人多固然好办事，但参与的单位和人员多了之后，也就难免发生说话的人多，做事和管事的人少的弊病了。京沪杭国防工事承建过程中，曾经参与设计与验收及检讨缺失的国民党军工兵学校教官黄德馨回忆：“各阵地、要塞及南京城防所需要新建和增筑的各种永久、半永久性工事，于1934年至1936年期间，分期分批进行。先后派了第三十六、五十七、八十七、八十八共4个步兵师和独立工兵第一团、工兵学校练习队及宪兵团等部队，担任工事的构筑任务。由于技术上的需要，还向上海陆根记、陶馥记等私营营造厂，借调了许多熟练工人参加。后来这些工人大多编入工兵团，担任吴福线、锡澄线、乍嘉线、海嘉线和南京阵地的工事建筑。”
种种迹证和回忆录证词说明，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蒋先生将东三省未经抵抗而沦丧视之为莫大国耻之后，他便开始埋首准备御敌之各项准备，务期有朝一日非但能驱逐敌寇于国土之东，更要湔洗济南惨案以来，包括九一八失地丧权之国耻。
然而，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纵使蒋介石早在中原大战与九一八事变之后，积极从事国防与铁公路建设，但这些国防工事与基础建设在施工过程中，确实存在施工不确实，甚至可能有承办官员借机中饱私囊的可耻情事，诚令人发指痛恨。
据前工兵学校教官黄德馨回忆其验收与检视的情形，不无感慨：“1935年下半年，各地永久性工事半数以上完成，有的还正在施工。是时曾由工兵学校教官黄德馨、张其意、申承基等组成视察组，到乍浦、澉浦、江阴和苏州等地，对已完成的工事进行视察，一面为了工兵学校教学参考需要；一面为视察建筑情况，发现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在视察过程中，发现有些工事位置不合战术要求，如平地上的工事多数是孤单单地突出于地面，未利用地形、地物背景……至于工事的保管和维修，也缺乏一定的制度。工事钥匙多交当地乡公所或镇公所负责保管，有的交给保长保管。当视察组在澉浦向镇公所索取钥匙时，锁都生了锈，费了好多时间才启开。似此情形，一旦作战，部队要使用工事必然忙乱一团。”
黄德馨等人不过就职责范围内的问题，逐一检视，便发现了诸多缺失。淞沪会战进入尾声，国民党军奉命往南京方向撤退时，本欲利用京沪杭国防工事节节抵抗，沿途却发现这些防御工事更多不堪使用的大乌龙，导致无法依靠这些国防工事做有力抵抗，以落实法肯豪森当初作战计划的良法美意，京沪地区的持久抗战效果因而大打折扣，诚属可痛之至！
德国顾问与中国将领的矛盾斗争
京沪杭国防工事毕竟不是蒋介石头等重视的备战事项，蒋介石身为军人出身的国家领导人，尤其重视德国顾问在整顿中国军队的实际成绩。但这期间，也难免因为中西文化价值观念的落差，建军构想目标的不同，彼此之间时生龃龉与意见争斗。
以德国国防军之父萨克特为例，他早在就职之初，便与蒋介石讨论到关于训练一支中国军队当中的模范军队。蒋介石雄心壮志，希望能够在抗倭战争正式开打之前，大力整顿60~80个师的部队，使之臻于现代化国防武力的水平，蒋介石甚至预备动支5000万银圆，完成这项从袁世凯时代从未敢实施的建军计划。萨克特在与蒋介石针对这项庞大整军计划研讨时，批评这个大规模计划不切实际，还不如先编训6~8个师的部队，进而再发展训练18个师30万人的部队，以应战争之所需。
蒋介石初步同意了萨克特的整军建议案之后，却在中国军队内部引起了核心骨干的异议。曾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处长的陈诚，反对萨克特的主张，他认为当下整军的重点不在训练新的军队，而在整理旧的部队，因而提出整编旧军30个师的新方案，此事被萨克特知悉之后，大为不满，感觉是总顾问的专业权威受到质疑，愤而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蒋先生当然备感尴尬，当即驳回了陈诚的方案，而批准萨克特的方案，并强力慰留萨克特。在他坚持之下，编成的中国德制中央军，便成为抗战初期对抗日寇侵略的主力部队，萨克特对这支“模范部队”的特殊训练方法，以及灌输部队官兵的战略思想与战术修为，都成为抗战初期国民党军的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