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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什么迟疑再三，反复再三，最后终于决定打八一三淞沪会战？各位读者知道蒋介石先生日记中哪一个字词被他重复得最多吗？雪耻！
雪耻，是蒋先生日记中重复最多遍的词汇。雪什么样的耻？日寇加诸我们中国人身上的耻辱！
1928年的济南“五三惨案”，令蒋先生备受屈辱，他在当天的日记上愤而写下“雪耻”二字，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日，蒋先生仍在日记上铭刻着“雪耻”！耻辱，如影随形，不断跟随着他。淞沪抗倭，堪称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今天我们回看上述历史事件，当了解它们之所以被蒋先生称为耻辱，是因为我们国家军阀割据，内部一片散沙，不团结，四分五裂，招来外侮侵逼而造成的。
蒋先生亲历的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那是他第一次下野再复职后，第二次北伐进行期间遭逢的最大挫折，日本不乐见中国出现一统天下的新政权，因唯有中国持续陷于分裂局面，日本方得以恣意侵略。因此，当蒋介石带领着北伐国民革命军，于1928年5月1日光复济南当天，日寇侵华军队竟然借口“保护侨民”，悍然派兵进占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这些地方何来日本“侨民”？），且进而在5月3日，派兵直接冲进国民政府在济南临时设置的山东交涉署，挟持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蔡氏耳鼻，不分青红皂白，乱枪打死。复将交涉署全体职员一律杀害，肆意焚掠屠杀而去。
国民政府首位“外交部长”黄郛于1928年5月4日，奉蒋介石之命，向日本首相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发电报，表达抗议，电文称“似此暴行，不特蹂躏中国主权殆尽，且为人道所不容。今特再向贵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请立即电令在济日兵，先行停止枪炮射击之暴行，立即撤退蹂躏公法、破坏条约之驻兵，一切问题当由正当手续解决”。田中义一毫不理会，日寇军队朝济南城内居民区开炮轰击，造成大量市民伤亡。并继续朝济南城内进军，蒋介石见局势一发不可收拾，他整顿北伐军队伍，带着黄郛，在日寇进军济南的混乱局面中溜出了济南。套一句军事用语，蒋先生在济南惨案事件过程中，堪称是“仅以身免”。（《战国策·燕策二》叙述“齐王逃遁走莒，仅以身免”）
蒋介石、黄郛仓皇逃出危城，在党家庄，蒋介石给日军头领发了一封信，内文称：“福田师团长惠鉴：自本月3日之不幸事件发生，本总司令以和平为重，严令所属撤离贵军所占区域。现在我各军已一律离济，继续北伐，仅于城内留相当部队，维护秩序。本总司令亦于本日出发，用特通知贵师团长查照，并盼严令贵军立即停止两日以来一切特殊行动，俾得维持两国固有之睦谊，不胜企盼之至。专布顺颂公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
日寇何曾把蒋先生这封信看在眼里，敌寇益发逞其凶残。蒋先生做梦也不曾想到，国民革命军撤出济南，非但没有息事宁人，日寇反而变本加厉。5月11日上午，日寇在一场迹近战胜者征服战败者的入城式之后，展开了一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惨剧。日寇在济南城内恣意开枪扫射，抓到女人，不论老少，奸淫污辱，甚至将奸辱后之妇女双乳割去，乱刀刺杀，任其流血哀号致死。济南军民被日寇残杀1.1万以上，这场爆发于蒋介石掌权之初的屠杀暴行，不但被我国舆论评为旷古惨案，更被蒋介石视为政治生命中的奇耻大辱。
自比张居正 为抗日不惜被鞭尸
1937年8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个月，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上写下这么一段话：“张居正愿以身为革荐，任人寝处其上，便溺其上，其意只为国牺牲，不顾一切，此余今日之处境乎？”
蒋先生日记里这句话，透露了在日寇侵逼、兵临城下的危局中，自己必须打破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困境，把天下兴亡之职责一肩扛下，任天下谤议纠集于己身，也要逆来顺受、师法明朝身后被抄家的大政治家张居正，情愿把自己一副皮囊供作天下人之床垫、床席，任人躺卧其上，任人在上面拉屎拉尿。为了国家民族，即便是牺牲，亦是在所不惜。蒋介石在日记中与自己对话：难道张居正这种自我牺牲，被世人拿来当床席床垫，随人便溺，任人坐卧，竟是我蒋某人的处境吗？
蒋先生为什么突然自我比喻为张居正，任人在自己身上践踏、躺卧、便溺，甚至险些被他生前苦心孤诣培植的学生万历皇帝鞭尸？明朝的海瑞，概括张居正的一生是“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所以才会落得被抄家灭族，甚至差点被掘棺鞭尸。吾人只要设身处地，为蒋先生设想一二，便可知道此刻他的心境。面对暴倭，中国究竟是和？是战？他处心积虑，苦思不得其解。蒋先生心里有数，无论他在和与战之间做下任何决定，他都得承受万劫不复的后果。面对暴倭，如果继续曲意退让忍耐，瞻前顾后，继续让敌寇恣意蚕食鲸吞，难逃国人咒骂唾弃事小，亡党亡国事大。如果单凭匹夫之勇，不顾一切，奋起抵抗，忖度中国薄弱之军力，贸然以赤手空拳拮抗敌寇之铁蹄魔掌，犹如螳臂当车，以卵击石。日寇步步煎逼，天天威迫订定城下之盟。蒋介石处此危境，只好走了一着险棋—师法孙中山总理，再度联俄联共，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图谋中苏两国共同抗日。
读者诸君应该知道，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这个时间点上，蒋介石是朝积极备战的方向努力着的，但他非常清楚，此际不论是主战或主和，无论在民国政府内外，他都可能面临粉身碎骨的结局。至少，国民党党内有些关口，他是不好过关的。
第一关，他必须先通过汪精卫这关，汪精卫当时的职位是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蒋先生虽说已是国民党一言九鼎的领袖，但仍谈不上是一呼百应的皇帝，而汪精卫在党内，仍有相当分量的发言权与派系影响力，蒋介石不能完全不予理会。1937年8月初起，汪精卫一再写信给蒋介石，再三“提醒”蒋介石，应该尽量与日本讲和，主张“如认谈判所开条件尚可接受，则负起和之责任”，明示蒋介石，他汪某人是主和的，而且愿意负责去和日本谈和。哪怕是1937年8月23日，蒋先生早已命令部队在上海开打，日寇杀人盈野，两军血流成河，汪精卫还殷殷致意，向蒋介石写信表达：“当悉力抗战之时，不惟不宜塞断外交途径，且当力谋外交途径之打开。”沪战到了最紧急关头，汪精卫还三复斯言，要求中宣部斟酌发表被民国政府禁止发表的，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希望英、美、法等国出面干旋声明。广田要求仿照1932年《淞沪停战协议》的成例，劝中国军队退出上海，达到上海停火的目的。汪精卫的种种动作，再三印证他的主和立场，与蒋介石的主战立场是格格不入的。这是国民党党内的“杂音”，蒋先生不能充耳不闻。
第二关，蒋先生还得说服类似像何应钦这派军人这关，虽然何应钦服从蒋先生的领导，也听从蒋先生抗战的主张，但何应钦管的是军政，留学日本，知己知彼，他心态上是不赞同太早抗日的，不为别的原因，是何应钦非常清楚，中国还没有条件在战场上与日本较量，此时此刻比拼武力，中国的赢面实在微乎其微。何应钦此一心态，可以从淞沪战争刚结束，上海沦于敌手第二天，宋希濂见何应钦时，何将军讲的一番话中，得窥堂奥。何应钦对宋希濂说：“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经过50年的努力，发展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国，拥有现代化的陆海空军。而我国没有自己的工业，机枪大炮，都要从外国买来；国家内部不统一，民众又无组训，怎能从事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呢？”宋希濂回忆，何应钦接着对于在上海战场牺牲之大，损失之重，以及兵员物资等方面补充的困难，表示摇头叹息。
何应钦未必是所谓“亲日派”，倒是有几分所谓“知日派”的况味，还有几分管家婆式的无奈，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何应钦非常明白，假使光是从物质条件而论，中国不禁打，绝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对手。
自“九一八”东三省沦亡以来，蒋先生在政治上的处境之艰危，从来不曾好转。地方军头的割据，国共内战的绵延，核心骨干张学良的兵谏，党内对手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处处作梗（胡汉民卒于1936年西安事变前半年），敌寇似乎看准了中国祸起萧墙，内争不已，更是加紧了对我国的武装侵略行动。兵临城下，抵御外侮，蒋先生除了整军经武，别无他法，但诚如何应钦所说的，“我国没有自己的工业，机枪大炮，都要从外国买来”。西安事变之后，当蒋介石咨询他的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假使中日开战，中国到底能撑多久？德国顾问的答案让蒋介石很沮丧，但法肯豪森的评估虽不中亦不远矣。
法肯豪森和他的僚属们统计，中日全面开战之后，中国的海军应该会在一星期左右失去全部的战力，中国的空中武力（军用飞机）大约可以支持一个月，中国的陆军最多可以维持6个月，中国的军火后勤能力和武器储备量，也大概只够维持6个月。何应钦对宋希濂说的那番话，何尝没有在蒋介石自己的脑海中响起巨大的声浪：“我国没有自己的工业，机枪大炮，都要从外国买来；国家内部不统一，民众又无组训，怎能从事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呢？”
是的，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除了汉阳造的旧式步枪（汉阳八八式步枪），中国基本上不会造枪，不会造炮，更别说造坦克造飞机造兵舰，如此，我们“怎能从事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呢”？蒋介石遣密使和苏联谈判并肩抗日，但显然斯大林算盘打得比蒋先生精明太多，“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可以签订，军事顾问和飞行员可以派到中国，至于谈到中苏全面合作并肩打日本人？免谈！斯大林不想蹚中日大战的浑水，存心看中日两国残杀恶斗，好坐收渔利。日寇煎逼，贼人登堂入室，令蒋介石除了奋起抗日，别无选择。苏联没有合作诚意，这是蒋先生始终不变的对苏刻板印象。日后证明，斯大林拿与美国罗斯福等密谋的雅尔塔密约压迫中国就范，悍然进军东北，蒋先生的忧虑并非没有道理与远见。
敌寇都快攻进北平城里了，上海的浪人配合日本海军陆战队，也天天在上海脱轨演出，斯大林依旧隔岸观火，苏联的“诚意”已经被蒋介石看出破绽。他在8月6日的日记上提醒自己，苏联的外交政策是要推动中国对日抗战，所以才提出与我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使我免于受日俄夹击之威胁。但蒋介石此时其实早已洞悉斯大林的目的，欲使日本和我国对打，两国相争，减低日本对他们的敌对压力。
内外煎逼，错综复杂，各种考验纷至沓来，所以，蒋介石才会说“张居正愿以身为革荐，任人寝处其上，便溺其上，其意只为国牺牲，不顾一切，此余今日之处境乎”？他显然做好了准备，在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局面中，勇敢做一抉择，纵使被人在身上撒尿拉屎，把他的一身皮囊当成床席睡，也必须逆来顺受。
就在蒋先生写下日记，自况处境有如张居正的同一天，国民政府召开国防党政联席会议，会中决议，中国准备对日作战。而所谓联席会议议决主战，日期选在华北与上海形势最紧张的1937年8月7日，从九一八东北沦亡至今，国民党当局与蒋介石背负了不抵抗的历史骂名，蒋先生无法外泄正积极备战抗倭的相关信息，以免刺激敌寇，无异向敌寇预警。所以，蒋介石的抗敌准备工作，格外低调隐秘，绝不可让日寇事先有所察觉。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主要在于四大方面：一是中央与地方军队的整理；二是军火武器的采买与建立我国独立自主的军工产业雏形；三是在保持隐秘的前提下大兴土木在京沪地区建设较强固之国防工事；四是抗战总体战略的设想，设计全盘的御敌作战政略与战略构想。
张发奎评说蒋介石 上海之战打成“凡尔登战役”
放眼北伐完成之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纵使形式上复归统一了，实际上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内战频仍，孱弱不振的贫穷中古世纪农业国家。蒋介石是国民政府名义上的强势领袖，青年时代曾经短期留学过日本，此际之日本，已经发展成功为亚洲第一新兴工业国家。蒋先生他十分清楚，中日两国国力对比悬殊，中国大而弱，日本小而强。中国不论是中央或者地方的军队，绝非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对手，贸然与日本开战，无异以卵击石，自取灭亡。蒋介石固非“亲日派”，但他明白，中国若是未经周全准备而轻启战端，很可能会导致亡党亡国悲剧，所以始终回避与敌寇正面武装冲突，如此一来，反授人以“亲日”之话柄。然而，日本军国主义日益张狂、侵门踏户、兵临城下的严峻形势，迫使蒋介石无从回避必须与敌寇一战，客观形势尤不容蒋先生有太多的思考与犹豫。
严格来讲，卢沟桥事变根本不算是抗日第一仗，因为，这场发生在华北，猝不及防的事变，蒋先生完全鞭长莫及。北方特殊的地方特性与军阀生态，注定了北方军人根本不会真心听命于蒋介石，他非但不能对华北军人如臂使指，操控自如，蒋先生早先甚至对华北大局根本插不上手，而必须委诸类似张学良这样的北方军事强人，“代理”他行使对华北的军事控制权力。
而京沪地区则大大不同。这里不但是黄埔系中央军的固有地盘，更可谓蒋介石的“龙兴之地”，所谓“人不亲，土亲”。早在北伐年代，这里和蒋先生即有非常特殊的地缘渊源，盘根错节的社会经济亲族邻里乡党关系。纵使中日国力与军力对比悬殊的客观形势仍未改变，即便中国总体战力仍不足以抗衡日寇，但是，一旦中国被敌寇逼到墙角，退无可退时，凭着京沪地区与蒋先生个人的天时地利人和，与民国政府特殊密切的主客观条件，一旦中国人民必须赤手空拳揭竿而起，奋起抗日，蒋先生认定在他的“龙兴之地”，日寇若想撒野，未必讨得了便宜，故而值得与敌寇放手一搏。
另外，十里洋场不比北平。上海有当代中国最大范围的租界区，欧美列强更在长江三角洲有巨大商业利益，租界既是中国的历史耻辱，却也是中国门户开放的最佳保护伞。蒋先生想定列强诸国不可能放任日本在此恣意胡为撒野闹事，坐视日寇糜烂地方，妨害列强经商牟利。事后印证，蒋介石似乎打错了算盘，高估并且错估了西方列强的“正义感”。
基于这样那样的思维，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决心一吐胸中块垒，在淞沪地区与敌寇“结棍”打一仗，好好教训一下日寇。这场会战，不论在政略和战略上，蒋介石都有一番盘算。在政略上，蒋先生笃定西方列强不会坐视中日两国鱼死网破把上海打成一片焦土，必然再次像1932年一·二八事变，出面调停，迫使中日两国坐上谈判桌，并且一定程度遏制敌寇的需索无度。换言之，蒋介石自认为这场仗打完之后，大不了可像1932年那场淞沪之役一样，再让上海回复战前之和平原貌，这是战前蒋介石的乐观算盘。然而历史的可悲宿命决定了，依托外援，是蒋介石在政略上犯的第一个错误！
战略上，蒋先生希冀借着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的机会，一则期望把日本的主力部队，从华北“引诱”到华东，避免日军从北平沿着津浦铁路或平汉铁路这两条交通大动脉，一路往南，长驱直入，将中国纵切为二。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要将日军“引导”到淞沪地区，诱使日军沿长江逆流仰攻而上。二则期望利用中国广大之幅员，持久抗战，沿着长江逐步阶段抵抗，有步骤地消耗敌寇之战力，以空间争取时间。蒋先生心目中的乐观想法，寄望能够在上海毕其功于一役，仿效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凡尔登战役，以焦土抗战的方式，聚积全中国中央嫡系与地方派系的武装力量，在长江三角洲的中国版凡尔登战役中“把日寇驱赶下黄浦江”。让日寇既失面子，又失里子，这是蒋先生的上上之策。
如若不能“把日寇赶下黄浦江”，那么便实行“中策”：寄望西方列强出面调停，俾使中日双方均可“有尊严地”退出战场，恢复和平。淞沪战争兵临城下之际，蒋介石在日记中甚且曾经乐观地盘算，抗日战争只消一年便可结束。如以事后诸葛的观点看来，蒋先生显然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既低估了敌寇对我国蚕食鲸吞的侵略贪欲，也低估了敌寇的总体军力，同时也高估了德国人帮我国整理军队的“神效”。
照蒋介石的战略构想，不论是“上上之策”或者“中策”，日寇的精华部队都被吸引到了淞沪地区，如此一来，至少降低了华北的军事压力，将敌寇由北往南进攻的战略，改变为沿长江由东往西仰攻，掌握了对日战争的战略主导性。如此完美的“战略设计”，究竟是蒋介石一手策划的“伟大创见”，或者只是日寇发动侵略战争后，一种鬼使神差的意外“巧合”，而后蒋先生再事后诸葛式的“自圆其说”？读者似可从若干国民党军政首长的回忆文章中，找到形象上的最佳批注。
宋希濂如是形容淞沪会战结束后的蒋介石：“我率残部3000余人于11月22日上午到达南京，下午往见蒋介石。他这时住在中山门外四方城的一栋小平屋里，为的是避免敌机的轰炸。我见他时，看出他的脸色憔悴苍白，情绪却很紧张。”
宋希濂看到的蒋介石是“脸色憔悴苍白”，是“情绪却很紧张”。
孙元良则是这么叙述1937年淞沪会战后的“介石师”：“在南京，12月初的一个早晨，介石师亲自打电话来，要我去见他。他那时驻在什么地点，我现已记不起来了。此时天刚明，他穿中国长袍，口里还没装上假牙。他要我准备率所部从一个渡口渡江到北岸去，等待后令。因为他的家乡口音，我听不清楚那个渡口的名字。他走到贴地图的地方，指给我看，是‘划子口’。后来，我没有奉到从划子口渡江的命令，我只知道第一师（胡宗南率领）从那里渡江北去了，原来他那时要我准备率部渡江，是已经预定要放弃南京了！”
孙元良回忆这段经历时，人在台湾，恐怕因言贾祸，所以未如宋希濂敢于浓墨重彩去形容蒋介石的脸色或者情绪，倒是如实叙述了蒋先生连假牙都没戴上，便接见孙将军，印证此时蒋先生之杌陧不安，甚且连南京是弃是守都还拿不定主意，充分反映了蒋先生淞沪战后之心境犹如乱麻。
蒋介石宿敌李宗仁则毫不假以辞色，直接批评蒋氏打淞沪会战的政略与战略一无是处。李宗仁批判道：“蒋先生当初作此次决定的动机，第一可能是意气用事，不惜和日本军阀一拼，以争一日的短长。第二可能是他对国际局势判断的错误。在蒋先生想来，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欧美人士在此投下大量资金，如在上海和敌人用全力火并一番，不特可以转变西人一向轻华之心，且可能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甚或武装干涉。谁知此点完全错误。第三便是由于蒋先生不知兵，以匹夫之勇来从事国际大规模战争。”
月旦蒋介石从李宗仁嘴里出来的自然不会有好话，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李先生对蒋介石“固执”的评议，确是蒋先生性格上的死穴。李宗仁批判他：“无奈蒋先生个性倔强，不听我的建议。那时的作战计划，全以他一人的意志为依归，旁人简直没有置喙的余地。他坚持死守淞沪三角地带。”淞沪会战固执己见，上海沦陷之后，日寇兵临城下了，南京该不该死守，蒋先生依旧固执如是，李宗仁说：“上海会战失败后，委员长乃约在京高级将领和德国顾问商讨南京应否固守的问题。应召到会的，计有白崇禧、李宗仁、唐生智、何应钦、徐永昌等多人。委员长首先便问我说‘敌人很快就要进攻南京了，德邻兄，对南京守城有什么意见？’我回答说，我不主张守南京……委员长再问白崇禧，白说，他极同意我的主张—放弃南京。蒋先生说，在他看来，南京为国府和国父陵寝所在地，断不能不战而退，他个人是主张死守的。”
黄埔门生中的忠蒋派黄杰将军，在评价蒋介石之淞沪会战决策时认为：“最高当局衡量淞沪战力，决策正确……华北平原，不利于劣势装备部队对抗优势装备之敌作战，故我以主力使用长江方面，诱敌在河渠沼泽地区与我作战，使其不易发挥机动力及火力。我则利用特殊地形，采取持久战略，迫敌消耗较多之战力，以争取时间，而奠定长期抗战胜利之基础……”
大陆解放之后，既未留在大陆，也未跟随蒋介石到台湾，滞留香港的张发奎，在评说沪战策略时，则从世界战史观点，做了一番军事专业的经典点评。笔者认为，张发奎的点评，恰恰点出了蒋介石抗倭第一场圣战最突出的战略特色—不计任何代价，要在上海十里洋场打一场让日寇、让外国人刮目相看的中国版的凡尔登战役。
张发奎指出：“我军最高统帅部在后方尽量地挹注兵力于淞沪方面，企图确保这个远东最大的都市。京沪、沪杭两铁路日夜不间断地奔驰，一师一师的部队逐次加入填补防线，其情况恰与1916年法军为挽救凡尔登要塞的危机，从巴黎运送增援部队的状况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