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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伟大的兵学家孙子，在他的兵学经典中，教导我们要以九种变通的方法（九变），去面对身为将帅者可能面临的五种险境（五地）。孙子还警告，当将帅的人不能有以下五种致命的弱点（五危）：有勇无谋、临阵畏怯、急躁易怒、廉洁好名、溺爱民众。
孙子讲的，不论是“九变”“五危”，简单归纳就是两个字的大原则：“灵活”。灵活的人，必须对往事勿“萦怀不去”，面对抉择不宜“踟蹰不前”。即便是近世军事天才拿破仑也慨叹：“在思考一次战役时，我在内心与自己辩论，力求驳倒自己；在制订战役方案时，我是最谨小慎微的人。我总是扩大危险和意外，即使我看来高兴，其实我始终极度紧张和激动。”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华北点燃了卢沟桥事变的战火，在过去历史上被称为日寇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开始更加明目张胆地对我国发动疯狂的侵略。这时，全国的注意目光都往南京的蒋先生身上聚焦，究竟蒋介石有没有下定抗日的决心？
我们看1937年7月8日蒋先生在他日记上的那段话：“我决心应战是否其时？”充分印证，蒋先生亦深陷拿破仑曾经陷溺过的纠缠情境：“总是扩大危险和意外……始终极度紧张和激动。”
北平千年古都，日寇接二连三假借演习名义，秣马厉兵，磨刀霍霍，兵临城下，刻正将古都三面合围。八国联军之乱以来，北平再次遭逢空前危机。
蒋先生于日记写下这段话之时，人正在庐山的海会寺。庐山是蒋介石常去的避暑胜地，此刻他不为避暑，是为了军官训练团—整训军官，是德国军事顾问五任总顾问建议蒋介石整编军队极其重要的一环。蒋先生心知肚明，整顿军队不是一蹴而就，或者一步到位的。它是极其艰难繁复的任务。坦言之，中国距离做好抗战准备工作，还有相当遥远一段路程要走。
是和？是战？卢沟桥事变五天后，蒋先生仍未最后决定真要与日寇开战，但7月13日这一天，蒋先生下令国民政府各部门首长，即刻回南京办公，以因应突发紧急情况，因为两天之前，日皇昭和在东京召开内阁会议，准备动用两个师团兵力与关东军进军关内，卢沟桥形势紧张，北平危难迫在眉睫。但蒋先生迄未决定是否采取战争手段解决中日纷争。
读者诸君也许已注意到，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痛失东北四省（按：我国东北地区在民国时期依照行政区划之不同，一度有东四省、东九省两种称呼，亦有随前清惯例称呼东三省者）之后，直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这六年间，爱国学生，爱国军人，张学良及其东北军，爱国知识分子，爱国民主党派，爱国的军政干部……几乎所有中国精英分子，群情激愤，主张即刻北上抗日。唯有蒋先生始终不动如山，他依旧对他揭举的“先安内再攘外”的既定政策“萦怀不去”，他依旧对即刻北上抗日的断然之举“踟蹰不前”。
何以至此？蒋介石为何要忍受近十年，最后方才改其志，改变他的“先安内再攘外”，放下他的“萦怀不去”？然而，1937年七八月之交，蒋先生依然忧心忡忡，尽管不再对“先安内再攘外”“萦怀不去”了，但在对日寇宣战的问题上仍然迟疑不决，“踟蹰不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卢沟桥事变，华北军政首长宋哲元也曾经“踟蹰不前”大半个月。宋哲元他从事变爆发对日寇犹存有和平幻想，到最后梦想破灭，幡然悔悟，破釜沉舟，奋起抗敌，但为时晚矣！日寇已经对北平采取合围之势。等到淞沪地区形势紧张，战云密布，蒋先生却又差点变成另外一个宋哲元。虽然做出积极调兵遣将之部署，却仍未曾忘怀九国公约与国际联盟的列强调停，蒋氏依旧是对抗日战争“踟蹰不前”，不敢破釜沉舟，决一死战。这，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依个人观察，影响蒋介石的内在与外在因素极端复杂。他的外国顾问，如早先的苏联顾问，之后的德国顾问、法国顾问，尤其是从鲍桦尔（Oberftlt Bauer）、赫尔曼·克里拜尔（Hermann Kriebel）、乔治·佛采尔（Georg Wetzell，一译魏泽尔）、汉斯·冯·萨克特（Hans von Seeckt，一译塞克特）到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von Falkenhausen）这五位德国军事总顾问，多数直接或间接参与过残酷杀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透过和他们及数百德国军事顾问交流互动，蒋先生很清楚，和日本打仗，不比打内战，和军阀之间比拼，和共产党之间的兄弟阋于墙。
蒋先生很清楚，内战顶多只是让生灵涂炭、民穷财困、国家糜烂，但是，对外战争真的打下去，必须冒着万劫不复、民族覆灭、党国消亡的极高风险。从鲍桦尔到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这些德国顾问必然曾经向蒋介石介绍过他们在欧洲战场上，见证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是怎么打犹如血肉磨坊的残酷战争。
蒋先生也必然委请军事委员会深谙英文与德文、法文的专业战史人才，大量翻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史书籍，让他实际领略到，假使中国真要与日本动武，其后果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由约瑟夫·霞飞将军领导的法国军队，与赫尔穆特·冯·毛奇将军领导的德军，光是在第一次马恩河战役中，德国和法国分别死伤军人22万人与26万人，当年德国人口约6500万，法国人口不到4000万，上述伤亡人数和人口对比而言，不可谓不高，战争的可怕代价令人震惊。
血肉磨坊凡尔登战役战史 蒋介石闻之震惊
法肯豪森和萨克特这些德国军事总顾问，必然也告诉过蒋介石，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德国的“国防军”之父萨克特，应该多次跟蒋先生讲述过凡尔登战役—这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恐怖的绞肉机或血肉磨坊之战，德国军人付出了无与伦比的惨重代价。一个题外话，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原本是北伐时期由苏联顾问调教出来的以党指挥枪，党代表指导军官与士兵的一支以扫除帝国主义及军阀为目标的革命队伍，但蒋介石与苏联闹翻，聘请来德国军事顾问，特别是萨克特这位德国国防军之父代为中国整顿国民革命军以后，蒋先生似乎更爱以“国军”“国民政府的军队”或者“国防军”来称呼这支他亲炙亲育的具有浓厚蒋介石色彩的中国近代军队。
在凡尔登战役当中，德国“国防军”尚未诞生，但是，凡尔登战役当中法国的元帅亨利·菲利普·贝当一个星期之内，动员了全法国3900多辆卡车，征召了19万法国青年和2.5万吨的战争物资，把他们投入巴黎东部的凡尔登地方，包括法肯豪森在内的德国顾问，显然师法他们敌人在“一战”时期打败德国的老招式，把它运用到1937年中国和日寇对决的淞沪战场上。凡尔登战役是人类战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使用汽车运输，而相对的淞沪会战，也效法凡尔登战役法国人的手法，动用了一切中国古老（如骡马、人力车和徒步官兵）和现代的运输工具（主要是火车、汽车、轮船和极少数的飞机）。
但是，萨克特和法肯豪森这些德国顾问，显然曾经警告过蒋介石，除非不打仗，避免打仗，身为统帅一旦决定打仗，就必须义无反顾，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只有硬着头皮坚强地打下去。德法两国在这场被称为“凡尔登绞肉机”的恐怖战役中，双方总共派出了100多个师的部队，据估计，法国在凡尔登死伤人数超过50万，死亡超过15万；德国也不遑多让，伤亡超过40万，死亡人数大于14万人。
萨克特和法肯豪森必定以讲述战史的方式，告诉过蒋介石一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伤最惨重的战役之前因后果：索姆河战役，它发生在法国境内，一方是法英联军，对手是德军，双方的死伤人数创造了人类战争历史闻所未闻的新纪录。参战双方，英法联军方面死伤人数超过62万，但逃跑的人数尚不计在内，有近15万英法联军，在索姆河战役中开小差，溜走了；而德国这方情况更糟糕，死伤人数也超过62万，逃跑官兵近14万，失踪官兵多达30万人。
模仿德国搞“京沪杭国防工事”
索姆河战役是人类战史上头一次使用坦克的战争，英国发明的这种新式杀人钢铁机器，一度让德国军队阵势大乱，兵败如山倒，但是，萨克特和法肯豪森及其麾下，参加过索姆河战役的德国军事顾问，也自豪地教授给中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军队让英法联军吃大苦头的战壕，建设坚固，火力强大的德国战壕，一度让听索姆河战役的蒋介石为之心仪，也想“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是在乔治·佛采尔、汉斯·冯·萨克特与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这三任德国军事总顾问的技术与战术指导下，在上海、南京、杭州这三角地带，于抗战正式爆发前赶建了名为“京沪杭国防工事”（又通称“京沪杭国防线”）的中国版德国式战壕。
听过佛采尔、萨克特与法肯豪森这些德国老将与少壮派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史，蒋先生深知，自己今后任何的决策，都将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存亡与荣枯，兴盛与灭亡。粗略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6500余万人参战，受伤人数高达2000万以上，死亡人数超过1600余万人，经济损失如以“一战”时期币值计算，超过1700亿美元。蒋先生在1937年始终“萦怀不去”与“踟蹰不前”，其心态之表述正如同陈布雷为蒋介石拟稿的“庐山声明”中所说的“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地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声明中，蒋先生又强调：“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茍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陈布雷的经典不朽名句，让蒋委员长真正成为八年抗日圣战中，全民集中意志的抗战指挥官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