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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27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
成为东罗马帝国的统治者。
这位塞尔维亚的农夫，对书本知识一无所知，认为读书无用。正是出于他的命令，古代雅典的哲学学派才被最后压制下去。也正是他，关闭了唯一的一座埃及寺庙。自从信仰新基督教的信徒侵入尼罗河谷之后，这座庙宇香火不断，已有数百年了。
庙宇坐落在一个叫菲莱的小岛上，离尼罗河的第一个大瀑布不远。从人类的记忆所及之时起，这个地方就是朝拜伊西斯
的圣地。不知什么原因，当供奉着非洲、希腊和罗马诸神的庙宇都销声匿迹了，只有这个女神庙灵光不灭，得以保存。直到公元六世纪，这里成为古老而神圣的象形文字仍然通行的唯一场所，为数不多的教士继续从事着在其他地方早已被忘却的工作。
可是现在，因为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皇帝的命令，庙宇和毗邻的学校变成了国家的财产，庙里的神像和绘画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里，教士和象形文字专家被投入监牢。当他们中最后一个人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以后，具有悠久传统的象形文字便成为一门失传的艺术。
这一切真的太可惜了。
假如查士丁尼（这个该死的家伙）做得不那么决绝，把些许老象形文字专家抢救到类似“挪亚方舟”的安全地方，那历史学家的工作将会容易得多。我们虽然能再次拼写出古怪的埃及词汇（这全靠商博良
的天才），但要真正理解这些符号的内在含义，却是极其困难的。
在古代社会的其他国家民族中，这类事情太多了。
那些蓄着奇特大胡子的巴比伦人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刻满宗教经文的印刷用的泥板。他们曾经虔诚地疾呼：“将来有谁能够理解天国中神灵的忠言？”他们不断祈求神灵的庇护，他们竭力诠释神灵的法则，把神灵的旨意刻在最神圣城市的大理石柱上。可是，他们又是怎样对待这些神灵的呢？怀着怎样的情感呢？他们忽而虚怀若谷，鼓励教士研究天国，探索陆地和海洋；忽而又变成凶狠的刽子手，对他们的邻人施以残酷的惩罚，只因稍微疏忽了一些宗教礼节，而这些宗教礼节在今天已无人在意。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弄明白。
我们派出了探险队去尼尼微
，在西奈的沙漠上挖掘，译释的楔形文字书版足有几英里长。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各地，我们都竭尽全力寻找打开神秘的智慧宝库大门的钥匙。
突然，纯粹是偶然的机缘，我们发现了宝库的后门，其实它一直对人们敞开着，我们随时都可以登堂入室。
然而，这扇小小的方便之门并不在阿卡德
或孟菲斯
附近。
它隐藏在丛林的深处。
异教神庙的木柱几乎把它遮挡得风雨不透。
我们的祖先在寻找易于抢掠的对象时，和那些他们乐于称之为“野蛮人”的人打上了交道。
他们的接触并不愉快。
这些可怜的野蛮人，误解了白人的真实用心，挥舞着长矛和弓箭“欢迎”他们。
来访者却用大口径短枪作为回敬。
从那以后，平心静气的、不带任何偏见的思想交流变得十分渺茫。
野蛮人总是被描写成一群肮脏懒惰的废物，他们信奉鳄鱼和枯死的树枝，任何灾难对他们都是应得的报应。
随后就迎来了十八世纪的转机。让-雅克·卢梭首先透过朦胧的伤感泪水来观察和思考这个世界。同时代的人被他的思想打动了，也掏出手绢加入流泪的行列。
愚昧无知的野蛮人成为他们最喜欢的话题，在他们看来（尽管他们从未见过野蛮人），野蛮人不幸地成为环境的牺牲品，是真正能体现人类各种美德的人，而三千年的腐朽文明制度已经将人类的这些美德剥夺殆尽。
今天，至少在这个特定的考察领域里，我们知道的更多了。
要研究原始人，我们可以研究被高度驯化的动物，其实二者并无太大的区别。
多数情况下，我们付出的辛劳总能带给我们丰厚的回报。野蛮人实际上正是我们自己在恶劣环境中的自我体现，区别只不过是他们还没有得到上帝的恩典而已。通过对野蛮人的仔细研究，我们就能开始理解了尼罗河谷和美索不达米亚半岛上的早期原始社会；对野蛮人研究得越透彻，我们就越能了解人类很多怪异的本性；而如今这些本性却深深地隐藏在最近五千年内形成的礼仪和习惯所构建的一层薄薄的外壳之下。
这些发现虽不能让我们足够自豪，但我们了解了我们好不容易摆脱了的恶劣环境，欣赏了我们已经完成的许多业绩，这足够使我们以新的勇气来对待手中的工作，除此之外如果还有别的收获，那就是对落伍的异族兄弟们要采取更宽容的态度。
这本书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
这是一本探讨“宽容”的书。
不过，宽容是个很宽泛的命题。
信马由缰、天马行空的思维和行文，实在是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一旦跑题，天知道会在哪里停下来。
因此，还是让我用半页的篇幅，来诠释我所理解的宽容吧。
语言是人类最具欺骗性的发明之一，一切的定义都难免武断。既然如此，不妨借助于权威典籍，因为其权威性已被大多数说这种语言的人接受了，而且这本权威典籍也是用这种语言写就的。
我说的就是《大英百科全书》。
该书第二十六卷1052页这样写道：“宽容（来源于拉丁字tolerare——忍受）：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能够容忍和接受。”
对宽容一词也可能还有其他的诠释，不过就本书而言，将以《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为准。
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明确的准则之后，我还是回到野蛮人这个话题上来，让我告诉你，我从已有记载的最早期的社会形态中发现了什么样的宽容吧。
人们通常以为，原始社会非常简单，原始语言不过是几声简单的嘟囔。一开始，原始人拥有一定的自由，只是在社会变得“复杂”以后，这种自由才丧失了。
近50年来，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他们在中非、北极地区以及波利尼西亚，对当地的土著居民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得出的结论却和人们以前的认识截然相反。原始社会非常复杂，原始语言的词形、时态和变格比俄语和阿拉伯语还要多。原始人不仅是现实的奴隶，也是过去和未来的奴隶。简而言之，他们是凄凉悲惨的生灵，在恐惧中求生，在战栗中死去。
这似乎与大多数人心目中原始人的形象相差甚远。人们通常把原始人想象成一群红肤色的人，悠闲自得地在大草原上漫步，寻找野牛和战利品。而我所讲的这些显然更加接近事实真相。
事情怎么可能是别的样子呢？
我读过许多关于奇迹的书。
但是唯独缺少一个奇迹——人类能够活下来的奇迹。
人类，这个在所有哺乳动物中防御能力最弱的种群，为什么能够在小至微生物细菌，大至乳齿象等众多生物中存活下来？又为什么能够抵御冰雪严寒和灼热酷夏的侵袭，最后成为万物的主宰？他们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方法做到这些的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
不过，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所有这一切不是一个人所能单独完成的。
当时的人，为了获得成功，不得不把自己的个性融合在复杂的部落生活中。
主宰并贯穿整个原始社会的只有一个信念——生存压倒一切。
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
因此，所有其他的欲望都得服从于这一至高无上的要求——活下来。
个人是无足轻重的，集体却至关重要。部落成为一个移动的堡垒。它自成体系，依靠群力，为己谋利。只有排除了一切外在的威胁，才能获得安全。
但是问题比刚才说的还要复杂。
我所说的只适用于可以看到的世界，但是在人类发展初期，看得见的世界与看不见的世界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
为了充分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记往，原始人与我们现代人大不相同，他们根本不懂因果法则。
假如我坐在了有毒的常青藤上，我会为自己的粗心与疏忽懊恼不已，我会派人去请医生，并让儿子赶快清除那些毒藤。辨明因果关系的这种能力让我意识到：有毒的常青藤会引起皮疹，医生会给我开止痛止痒的药，清除毒藤可以避免这类痛苦的事情再次发生。
真正的野蛮人的反应却迥然不同。他不会把皮疹和毒藤联系起来。在他生活的世界中，过去、现在和将来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死去的首领变成了神灵，死去的邻居变成了幽灵，他们仍然是部族中看不见的成员，一步不离地陪伴着活着的人。他们和他吃在一起，睡在一起，为他看守大门。如何保证与他们须臾不离，并获得他们的友谊，这些是活人需要考虑的问题。如果做不到这些，马上就会遭到惩罚。由于他无法知道怎样才能取悦于所有的神灵和幽灵，便总是处于恐惧之中，担心神灵对他进行报复，将厄运降临在自己头上。
所以，野蛮人把一切异常的事情都看作是看不见的神灵在操控，而不是归结于导致这种事情发生的最初原因。他发现手臂上起了皮疹时，不是说：“该死的毒藤！”而是喃喃自语：“我得罪了神灵，神在惩罚我。”他跑去找医生，不是去讨要消除常春藤毒性的药，而是去讨要一张符，这个符还必须比愤怒的神灵（不是毒藤）施在他身上的那张符更加灵验。
至于那个使他遭罪的罪魁祸首——有毒的常春藤，他却不予理睬，依然让它像往常一样生长。如果碰巧有个白人拿来一桶煤油把它烧了，他还会骂那个白人多管闲事。
因此，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一切事情都被认为是由看不见的神灵操纵的，那么这个社会要维持下去，就必须绝对服从和遵守那些能够平息神灵怒火的律法。
依照野蛮人的观点，这么一个律法的确存在着。祖先制定了律法，把它馈赠给后人，因此，保护律法完好无缺，并将它原封不动地传给下一代，就成了他们最神圣的职责。
在我们看来，这当然是无比荒谬的。我们相信的是进步，是发展，是持续不断的改进。
不过，“发展”是近年来才形成的概念，而低级社会形态的特点是，人们认为现状已经非常完美了，没有任何理由再做什么改进，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别的世界，也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世界的存在。
如果上述的这些都是真的，那么如何才能防止律法和已定的社会形态发生改变呢？
答案很简单。
一旦有人拒绝遵从那些体现神的意志的公共法则，就应该立刻对他进行严厉的惩处。通俗地来讲，就是采用严酷僵化的专制的体制。
如果我据此声称野蛮人是最不宽容的，那么我本意绝非是要侮辱他们，因为我马上要补充一句，在他们当时赖以生存的环境里，专制是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事。如果他们一味容忍那些用来保护他们人身安全、保持头脑纯洁、保障部落生活的诸多律法任人践踏，那么部落成员的生命立刻就会处于危险之中，使他们遭受灭顶之灾。而这，无疑才是最大的罪过。
但是（这个问题值得探讨），数量相对有限的一群人，又是怎样保护了仅靠口口相传的一整套律法条例呢？要知道，当今社会中，即便是捍卫为数不多、清晰明白的法律，动用成千上万的警察、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却仍然觉得困难重重。
答案同样很简单。
野蛮人比我们聪明得多，他们通过精明地估算，完成了用武力无法完成的事情。
他们发明了“忌讳”（Taboo）这个概念。
也许“发明”这个词有些不妥，这样的成就不可能是灵光一闪的产物。它们是长年累月的积累和实践的结果。不管怎样，非洲和波利尼西亚的野蛮人想出了“忌讳”这个概念，从而省去了不少麻烦。
“忌讳”这个词起源于澳大利亚。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它的含义。如今的世界里也充满了忌讳，也就是不能做的或不能说的事情，譬如在吃饭时谈及刚刚做完的一次手术，或者把小勺扔在咖啡杯里，等等。不过我们的忌讳本质上没有什么非常重要和严肃的内容，它们只是一些礼节，无足轻重，不会影响生活的质量和幸福感。
但是，对于原始人来说，忌讳却是至关重要的。
它意味着某些人或没有生命的物体，是超然于这个世界的，他们（用希伯来语说）是“神圣”的，因此，人们绝不能冒着要么即刻死去，要么承受永恒磨难的代价来谈论或触及这些忌讳。它（指这些忌讳）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体系，涵盖所有的领域，专门惩罚那些胆敢违抗祖先意志的人。
究竟是教士发明了忌讳，还是为了维护忌讳才产生教士这个职业，这是一个迄今尚待解决的问题。由于传统的历史远比宗教的历史更为久远，因此忌讳很可能早在男巫师和女巫婆问世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巫师一在世上露面，就成为忌讳的顽固而坚定的支持者，他们非常娴熟地运用“忌讳”这个概念，使之成为史前社会的标志与象征。
在我们第一次听闻巴比伦和埃及的名字时，这两个国家还处于发展时期，其中忌讳还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种忌讳并不像后来在新西兰发现的那种粗糙、野蛮的原始形态的忌讳，而是带有“汝等不能……”这样字眼的戒律。它们是约束人类行为的严肃而庄重的行为禁忌准则，就如同我们所熟知的基督教“摩西十谕”
中的六条圣谕一样。
不用说，在这两个国家的早期历史中，宽容的理念根本不为人知。
有时，我们所看到的宽容，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宽容，而只是由于无知导致的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而已。
但是，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国王还是教士，没有一丝诚意（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愿意让别人行使“自由行动和作出判断的权利”，也完全不可能“耐心地，公正客观地容忍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而这种自由和宽容无疑是现代社会的理念。
由此看来，本书的研究兴趣并不在那些一般称之为史前的历史，或者所谓的“古代历史”。
为宽容而进行的斗争，是从人的觉醒即个性发现以后才开始。
这无疑是所有现代启示中最伟大者之一，其功劳则要归于希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