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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
1978年，伊斯兰圣战游击队员和苏联人开始在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当时仍是冷战时期，苏联迫不及待地希望展示自己的实力，与此同时还企图实施一个扩张计划。阿富汗刚好位于莫斯科和巴基斯坦温水港之间，苏联早就想把海军舰队停放在那里，因此它很想控制阿富汗，便开始发挥大国的影响力，以达到这一目的。最终，它入侵了阿富汗。
之后几年，阿富汗的战士，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伊斯兰圣战游击队员，击退了苏联人，成了民族英雄。但此刻，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些游击队员只不过是反对政府的叛军，活跃在北部的巴达赫尚省。
喀布尔的政权再次发生变动。篡夺王位、迫使国王流亡国外的达乌德当总统和哈菲祖拉·阿明接管了政权。紧接着塔拉基成了阿富汗第一位由苏联支持的总统，但几个月之后，苏联政府方面下令，让阿明杀了塔拉基。
阿明接管了政权，他是阿富汗历史上最残忍的总统之一，统领着一个苏联扶植的恐怖政权，逮捕和严刑拷打是家常便饭。他试图清除一切反对政府或者敢于对他说不的人士，包括知识分子和宗教领袖。这些人要么在夜里从家里被带走，要么直接被送到阿富汗最大的监狱——普利查希监狱，要么面临审问和严刑逼供，要么干脆被丢进河里。那段时期，阿富汗的河流暴涨，就是因为堆满了成千上万的尸体。这些人均遭到无缘无故的谋杀或者审判。
在这样的白色恐怖时期，父亲依然坚守岗位，力图帮助巴达赫尚省渡过这一难关。尽管面临酷刑和监禁之虞，他依然保持言无不尽的本色。或许政府知道，留他一条活命比让他死更有用，所以后来就命令他回到自己的省份，让他平息伊斯兰圣战游击队员之乱。政府跟他讲得很清楚，完不成任务就是死罪。
爱好和平的父亲相信自己能够和游击队员理论，毕竟他们也是阿富汗同胞。他深知时局充满变数，也看到了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这些游击队员来自他所在的巴达赫尚省，所以他深信自己能够消除他们的恐惧、倾听他们的抱怨、尽自己的力量帮助他们，以换取他们与政府的合作。
但是，父亲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以为自己很了解的阿富汗、爱国主义价值观、伊斯兰教传统以及他深信不疑的公平公正，已经湮灭殆尽。
他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巴达赫尚省执行这项任务的。对于阿明政府他根本不喜欢，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才是阿富汗人民的最佳选择。他召集了省里的长老，举行一个吉尔加会议（即部落首领和长老会议），向他们讲述自己在喀布尔的所见所闻：政府滥杀无辜，谁也拿他们没办法；政府阻止青年人接受教育，以防他们成为异己，这一制度令知识分子担惊受怕；政治上的异己遭到镇压。沙哈国王在位期间，阿富汗曾经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滑雪胜地如雨后春笋而起，旅游行业蓬勃发展，现代电车公交系统再加上商业主导的民主制度，曾经是那么令人陶醉。可如今，看到阿富汗的社会现实，真叫人心碎。
一些跑到山上追随游击队员的阿富汗人真心觉得他们是为阿富汗的未来而战。尽管父亲是国家工作人员，但他理解并尊重游击队员的努力。他向长老们征求意见，吉尔加会议争论了好几个小时。一些人想加入反叛组织，另一些则希望支持政府的统治。最终，当地的迫切形势占据了上风。一名男子站了起来，清晰而又大声地说：“先生，我们已经穷得不行了，再也打不起仗。我们应该去跟游击队员谈判，让他们下山来。”
大家最终还是同意去跟反叛分子谈判。父亲决心为他所代表的人们带来根本性的变化，且从不推脱，因此他深受支持者的喜爱。等到了谈判那天，他叫上全省各地的长老代表一个不受尊敬的政府去跟游击队员谈判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拒绝。他们都高高兴兴地一起去了。
就这样，一群长老在我父亲的带领下，骑上马，往叛乱分子的营地走去。美丽的帕米尔高原又高又险，肥沃、青葱的山谷转眼间就变成色彩斑斓的岩石——蓝色的、绿色的、橙赭色，一切随光而变，接着便是高耸入云的雪峰高原。即使在今天，巴达赫尚省也没通几条公路，在那时只有供驴马走的山路，有些又窄又陡，人只好下来，紧紧抓住坐骑的尾巴，跟着走，还要闭上眼睛，在心里面祈祷前面的坐骑步履千万要稳健，不要有什么闪失。一旦失足，必死无疑——你会落入山腰，掉进冰冷的河流，被湍急的河水冲走。
经过一天半的艰苦跋涉，队伍终于抵达帕米尔的最高点，来到了一处天然平地，几乎与天相接。冬天的时候，省里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来玩“布兹卡西”运动，也就是西方的马球的起源。这种运动很能考验骑马人和坐骑的技术。骑马的选手跑过去捡起一具奶牛尸体，然后将其放到场地上一块标了记号的目标区。只不过，在古代，尸体用的是囚犯的尸体。这项运动速度很快，惊险刺激，有时成百上千人骑马参赛，甚至会持续好几天。这项运动狂野、危险、机智，正如参与运动的选手，它把阿富汗勇士的本质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父亲骑马上山的时候脑子里根本没有去想布兹卡西运动有多刺激。他头戴羔羊皮帽，骑着白马走在队伍的前面，依然像往常一样沉着冷静。突然，路中间闪出三个人，用步枪瞄准队伍。
其中一个大声喊道：“果然是你，瓦基勒·阿卜杜勒·拉赫曼。为了杀你，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好久了。”
父亲冷静大声地回答说：“请听我说，阿富汗的政府很强大，不是你们可以战胜的。我来这里是希望劝服你们为政府效力，站到我们这边跟我们合作。我会倾听你们的诉求，将你们的意见传达给国会。”那人只是笑了笑，然后二话不说就开了一枪。接着，从山后又有几枪射过来。人群顿时大乱，手无寸铁的村民四散逃命。
父亲的马中了枪，痛得后腿一蹬，这一来父亲的脚就离开了马镫，掉落马背，被马拉着跑。受伤的马朝一条小河奔去，那小河就在布兹卡西运动场的边上。一些年轻人企图跟着父亲，但他大声劝他们逃命。“我是个长者，”他一边被马拖着跑，一边大喊，“他们会跟我好好说话的，但他们不会对你们手下留情。你们尽管快逃。”
游击队员在后面追，后来追上了我父亲。他们俘虏了他，让他做了两天的人质。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给他谈话的机会，听他理论，考虑他提出的条件，我也不清楚他们有没有打他，羞辱他。我只知道，两天后他们用一颗子弹射进他的脑袋，残忍地枪杀了他。
父亲牺牲的消息很快传遍全村，虽然位置偏僻，但消息还是传得很迅速。因为这里有一套发达的紧急消息传递系统，一路上，消息在小村与小村之间进行接力传递。一些与我父亲同行的人已经回到家，将马匹遭到射击的情况报告给了村民听。按照伊斯兰教的礼仪，人死后，24小时之内必须朝着麦加方向安葬。我们家不忍心让父亲的尸体被孤零零地留在山腰，得不到安葬，他的尸体一定要运回来。而游击队员放出话来，警告我们说，谁胆敢把尸体取走，他们就杀死谁。没有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取一具尸体。
英勇取尸的重任最终落到了一个女人身上。我的大姑妈佳达带了几件裙子，穿上长袍，对在场的男人们说，她将前往山中取回瓦基勒·阿卜杜勒·拉赫曼的尸体。看她疾步走出房间，径直朝山上走去，她的丈夫和我父亲的一个堂兄也只好跟了出去。
他们走了13个小时之后发现了父亲的尸体。原来，游击队员把它扔在村子与营地的半路上。
那时我才三岁半，清楚地记得他被害那天大家的悲痛。村中男男女女无不哭泣，村子里弥漫着恐惧和骚乱。那一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彻夜难眠，还竖起耳朵听。直到凌晨两点，我终于听到大姑妈走进村子高声说话的声音。她扛着父亲的棺材，然后啪的一声放到地上。
“瓦基勒·阿卜杜勒·拉赫曼回来了，大家都起来欢迎，我们把他带回来了，瓦基勒·阿卜杜勒·拉赫曼回来了。”
我从床上一跃而起，心想：他还活着，我父亲还活着。
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父亲回来了，他知道怎么恢复秩序，他还会安慰大家不要流泪。
我光着脚跑上街，看到母亲在哭泣，立刻停了下来，惊恐地紧紧抓住她的衣服。然后，我从她身旁望出去，便看到了父亲的遗体。他的头盖骨，就是挨了一枪的地方，被打飞了。
我号啕大哭，虽然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但我很清楚，今后我们的生活将大不相同。
父亲的尸体被运回呼利大宅，摆放在巴黎套间，等待安葬。母亲前去看护尸体，一直守灵到第二天下葬。所有妻子中，她是唯一一个进去跟父亲遗体做最后道别的。在这个房间里，她怀上了我和其他孩子，也是在这里，父亲和妻子们曾经好不容易躺在一块儿说说话，营造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天地。母亲默默地肩负起父亲入殓前的准备工作，正如她在艰苦的生涯里默默忍受其他一切一样。她是那么有尊严，那么负责任。她没有尖叫，也没有号啕大哭，只是默默地按照真主的旨意替他擦洗身体，整理衣服。即使父亲已经走了，母亲也没有负他，正如他活着的时候一样。
到了上午，当地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入库夫向父亲的遗体告别。人们脸上的悲痛，加上对他们未来的担忧，使得整个气氛异常凝重，仿佛天就要塌下来砸到头上。
头发灰白、满嘴胡须的老人，戴着缠头巾，穿着绿色外套，坐在花园里哭得像小孩似的。父亲后来安葬在呼利大宅后面的一座小山峰上，朝向麦加和他所钟爱的库夫山的一个峡谷。
对村民来说，失去这么一位捍卫他们的事业、支持他们的诉求的人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同时这也标志着政治动荡的开始。很快地，阿富汗就迎来了一场全面的战争。
对我们家人来说，父亲的去世意味着失去一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家庭领袖，乃至我们生存下去的理由。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没听说过“战争”、“火箭”、“受伤”、“杀戮”、“强奸”等字眼。令人悲哀的是，今天的阿富汗孩子对这些字眼再熟悉不过了。
四岁之前，我知道的都是描述幸福、快乐的字眼。
我真的很怀念一家人躺在叔叔家平坦的屋顶一起睡觉的夜晚。他的房子挨着我们的呼利大宅，在屋顶能看到最美丽的峡谷风景，所以大家都喜欢到那里去。我母亲、婶婶们、还有我的“小妈”（父亲的第四个妻子，也就是我母亲最好的朋友）坐在一起，讲着老掉牙的故事，直到半夜才罢休。
我们这些孩子安静地坐在夜空下，或者沐浴在昏黄的月色里，听这些甜美的故事入了神。夜间我们从来不关门，门外也没有站着像今天这样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那时候根本没有盗贼，也无需担心其他危险。
在那段时期里，生活在爱的包围中，我几乎不相信我的出生是在母亲对我的厌恶和悲叹中开始的，也根本没想到自己曾经被放到太阳地暴晒并差点儿死去。
我也从来没觉得自己的出生是个错误。我只感觉到自己被人爱着。
但这样的幸福生活持续不了多久，我不得不尽快成长。父亲的遇害只是降临到我家的一系列悲剧和死亡的开端。我的童年也随着我们被迫离开库夫美丽的花园而结束。我们告别了花园里清冽的井水和枝叶茂盛的大树，成了自己国土上无家可归的难民。
唯一不变的，是我的母亲，也就是你们外祖母的笑容。
挚爱你们的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