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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主张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他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别人帮助固然好，但没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拿别人的钱来革命是不行的。”所以他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也不愿意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这是陈独秀很强的独立性的一面。陈独秀这个观点，实际上表现了我们早期共产党人一种完全理想化的追求。哪一个党人不想独立？但是若不能自主地解决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问题，理论再好独立也是一句空话。
陈独秀后来很快就面临这个问题，最初是想让党员把自己的工资全部捐出来，陈独秀自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没有办法，成立这样一个党，仅仅靠一个人的工资收入、稿费远远无法支撑党的活动。
陈独秀的强硬使得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非常紧张。
正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很快转机就出现了。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聚会，被法租界当局逮捕。到捕房后他化名王坦甫，想蒙混过去。但不久邵力子和褚辅成也被捕，褚辅成一见面就拉着陈独秀的手大声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了！”
陈独秀身份当即暴露。
当时的情况非常糟糕，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有点证据确凿这个架势。陈独秀当时就感觉大事不好，起码要坐七八年牢，不会比七八年更短。
这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起了关键作用，他用重金聘请法国律师巴和承办此案。
10月26日，法庭宣判释放陈独秀，罚100元了事。
陈独秀原来估计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几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
按照李达的说法：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共患难了一次。
这次遭遇对陈独秀影响极深。他通过切身经历才真正感悟：“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自己同志的性命，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这些现实问题，的确不是凭书生空口的豪言壮语能够解决的。”
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他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
有了这个基础，陈独秀最后同意了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当然，陈独秀还是绕了个弯，就是用中共中央下设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绕了个弯，下了个台阶，但最后毕竟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援助。
据包惠僧回忆，当时陈独秀与马林达成的共识大体是：
一、全世界的“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二、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每年都要由赤色职工国际批准施行。
三、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如确有必要时，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那么，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多少援助呢？
我们从共产国际给孙中山政府的，给蒋介石的黄埔军校的，给冯玉祥的北方西北军的援助来看，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援助，只能说是九牛一毛，提供的数额极其有限。
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共收入共产国际协款16 655元。因党员人数不多，全党还保持人均年支出40至50元的比例。随着1925年以后党员人数大幅度增长，共产国际所提供的费用远远跟不上这一增长速度了，全党人均支出由最初的人均40元下降到1927年的人均4元。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主要都转到了国民党方面。
尽管经费援助十分有限，但对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依然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据陈独秀统计，建党初期党的经费约94%来自共产国际，党又将其中的60%用于了工人运动。显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能够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同共产国际提供经费帮助分不开，也同中共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
党的组织不断发展，以革命为职业者渐多，各种开销日渐加大。20世纪20年代脱产的共产党员，组织上每月给30至40元生活费。尽管“二大”明确规定了征收党费的条款，但大多数党员实际生活水平本来就很低，党费收入便极其有限。陈独秀在“三大”上的报告称：1922年“二大”之后，“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
1927年1月至7月，党员缴纳的党费不足3000元，而同期党务支出已达18万元。若再将这一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济难国际等提供的党费、工运费、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总算起来，有近100万元之多。
比较起来，党的经费自筹数额实际不足千分之三。所以尽管共产国际援助中国共产党的数额远远少于国民党接受的数额，但必须承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重要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