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们就成了“维珍”。回顾我们定下“维珍”品牌名称后所涉足的各个领域，我认为我们选对了。“滑行航空公司”“滑行新娘”或“滑行安全套”能像“维珍”（ 处女 ）那样吸引人吗？我可拿不准。

我们稍微作了点市场调查，事实证明，我对唱片发行的直觉是正确的。学生们花很多钱买唱片，当他们发现花35先令就能从维珍买到唱片时，就不愿意花39先令从W.H.史密斯公司购买了。我们开始在牛津街沿线和各种音乐会外散发有关维珍唱片邮购公司的传单，之后，我们每天收到的信就从一捆变成了一大包。对我们而言，顾客预先汇款是邮购业务最大的好处之一，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购买唱片的资金。我们在顾资银行的账户上，开始积累起大量现金余额。

随着维珍邮购业务的增长，我打算把《学子》出售给其他杂志集团。IPC杂志 作为唯一有兴趣的买家出现了。我们经历了漫长的谈判，在一次会议上，他们邀请我留下当编辑，这是谈判的高潮。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接着却错误地将我未来的计划一股脑儿全告诉了他们。梦想未来是我最爱的娱乐之一，我在会上跟他们说，我还为《学子》构想了其他各种计划。我觉得学生们受到银行的不公平对待，我想建立一个低息学生银行；我还想建立一连串专为学生服务的大型夜总会和旅馆；甚至可能向他们提供优质的旅行服务，例如学生列车，谁知道呢，说不定还会建一家学生航空公司呢。我谈兴正浓，却看到他们的目光逐渐暗淡下来。他们认为我是个疯子。他们决定，不能留下这样一个疯子给《学子》当编辑。最终，他们甚至决定不收购这份杂志。《学子》无疾而终，我为未来设计的各种计划也不得不暂时搁在一边。

我们把全部注意力都转向了维珍邮购服务。大量订单不断涌入，从哪里购买唱片、怎样寄给顾客，全都需要安排。这繁忙的景象让我相信自己需要帮手。我们全都在阿尔比恩大街过着愉快的生活，但我却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为支付薪水而操心的只有我一个人。薪水并不多，可要赚到足够的利润来支付这笔费用也并非易事。我只能求助于一个人：尼克。我希望老朋友能回来。

尼克曾计划把我赶走，我忘掉那段不快，跟他商量：如果他来跟我合作，那我就向他提供维珍邮购公司40％的股份。他立刻答应了。我们从没就四六分成的事展开谈判。我想，我们俩都觉得这公平地反映了各自在这桩生意中的投入。

尽管尼克并非受过专业训练的会计，他却谨小慎微，锱铢必较。他还以身作则，从不乱花一分钱，既然如此，其他人怎么好随便花钱呢？他从不洗衣服，那其他人怎么好意思洗衣服呢？他精打细算，恨不得每个便士都掰成两半花；他离开房间时总不忘随手关灯；他打电话三言两句就完；还总能非常巧妙地处理我们的账单。

“晚点付账也没事，”他说，“只要你定期付清就行。”

于是我们会按时付账，不过总要拖到最后一刻。除了尼克和我，教堂地窖没有其他长期雇员。总有临时工来来去去，不断循环，在离开维珍继续漂泊之前，他们会获得每周20英镑的薪水。整个1970年，维珍唱片邮购公司都在蓬勃发展。

接着，到了1971年1月，一场完全无法控制的变故差点毁了我们，那就是邮政工人大罢工。在邮政工会秘书长汤姆·杰克逊的领导下，邮递员全都回了家，邮局用胶带封上了信箱。我们的邮购业务眼看就要完蛋了，客户没法给我们寄支票，我们也没法寄唱片。我们必须采取措施。

尼克和我决定开一家店铺，继续出售唱片。我们必须在一周之内，在资金耗尽之前找到店址。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怎样管理店铺。我们只知道自己不得不想办法出售唱片，否则公司就会倒闭。我们开始寻找店址。

1971年，在唱片零售业中占支配地位的是W.H.史密斯公司和约翰·孟席斯 。它们都很没劲，而且拘谨刻板。他们的唱片部通常设在楼下，工作人员都穿土褐色或蓝色工作服，一副对音乐毫无兴趣的样子。顾客们从货架上挑选唱片，付钱购买，不到10分钟便会离开。这些商店不受欢迎，他们的服务很难引起顾客的共鸣，而且唱片价格昂贵。尽管摇滚乐令人兴奋，出售唱片的商店却没有丝毫兴奋感，对音乐也没有丝毫兴趣。如果你购买了大门乐队新出的专辑，懒洋洋的工作人员不会表现出赞许或兴趣。他们只会在钱柜上的收银机里记录下款项，不管你购买的是大门乐队的音乐，还是曼托凡尼乐队或佩里·科莫的音乐，对他们来说都没有区别。如果有人阅读了《旋律制造者》本周有关范·德·格拉夫发电机乐队或非凡弦乐队的乐评后，要求专门订购其唱片，他们也不会表现得特别热情。我们的朋友去唱片店时，都觉得很拘束，它们只是功能性场所，人们不得不从那里购买自己喜爱的唱片。这也正是廉价邮购业务的魅力所在。

我们希望维珍唱片商店成为《学子》的延伸，让顾客能在这里聚会，一起听唱片，而不是简单地冲进来买了唱片就走。我们希望顾客能待更长时间，跟工作人员聊一聊，对他们要买的唱片真正产生兴趣。人们对音乐的重视远远超过生活中其他许多东西。如同人们驾驶的汽车、看的电影和穿的衣服，音乐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青少年花大量时间听音乐、谈论自己最爱的乐队和挑选唱片，几乎比做其他所有事情的时间加起来还多。

开设维珍的第一家唱片店时，必须综合考虑音乐融入生活的所有这些方面。我认为，我们通过探索达到这个目的的过程，就为维珍以后的面貌创立了概念性框架。当时，唱片店向顾客提供的是临终忏悔似的服务，而我们希望维珍唱片店是一个有趣的地方。我们希望跟顾客产生共鸣，而不是在他们面前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我们还希望维珍的唱片比其他商店更便宜。一蹴而就实现所有目标是一桩离谱的事情，但我们希望通过营造气氛来获得额外收入，以薄利多销的方式获得利润。

尼克和我用了一个上午，点数牛津街的行人流量，再跟肯辛顿大街的行人流量作比较。最终，我们认定，牛津街租金较低的那头最适合开唱片店。我们知道，维珍唱片店没有名气，没法靠声誉吸引顾客专门来购买唱片，因此我们必须想办法吸引行人一时冲动走进店铺。我们开始在人流量最多的地方寻找待租的房屋。我们看到一家鞋店有楼梯通往似乎闲置的二楼，于是便上楼去看个究竟。

“你们干吗呢？”有人冲着上面问我们。

“我们想找个地方开店。”我们回答。

“开什么店？”

尼克和我回到下面的楼梯上，发现鞋店店主挡在路上。

“唱片店。”我们说。

店主是个身形魁伟的希腊人，叫阿拉丘佐斯先生。

“你们付不起房租的。”

“是的，你说得对，”我说道，“我们确实付不起房租。但是，我们会吸引很多人从你窗前经过，他们全都要买鞋子。”

“买哪种鞋子？”阿拉丘佐斯先生的眼睛眯成一条缝。

“耶稣式便鞋已经过时了，”尼克说道，“你卖马丁靴吗？”

我们达成一致，在有其他人想租房之前，我们免费占用这里，开唱片店。这里反正也是闲置房屋。五天之内，我们就做好了货架，在地上放了一堆堆垫子，又把两张旧沙发抬上楼，并摆放好钱柜。一切就绪，第一家维珍唱片店准备开门营业了。

在开业的前一天，我们顺着牛津街，散发了数百张销售打折唱片的传单。第一天营业是周一，顾客在店门外排成一字长龙，有一百多码长。顾客开始进来买唱片时，我恰好在钱柜旁。第一位顾客买的是一张德国橘梦乐队的唱片，通过邮购业务，我们已经注意到这支乐队的唱片卖得非常好。

“你们楼下那家伙真搞笑，”他说，“我排队等候时，他一直试图把一双马丁靴卖给我。”

那天工作结束时，我带着钱去银行，发现阿拉丘佐斯先生正在店外徘徊。

“生意如何？”我拎着沉甸甸的现金问他，同时努力想让这包钱显得轻飘飘的。

他看着我，又回头看看自己的橱窗，里面仍堆着高高的马丁靴。

“很好，”他生硬地回答，“再好不过了。”

1971年，尼克经营着牛津街的唱片店，戴比管理着皮卡迪利的学生咨询中心，我则主要负责想方设法地扩大经营。我们正从《学子》的各种计划向维珍过渡，在此过程中，学生咨询中心更名，成为了一家新的慈善机构“救命！”（HELP！）。它至今仍在运作，在维珍联盟旗下开展着一系列非常广泛的慈善活动。

我对唱片业一窍不通，但从唱片店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它是个非常随意的行业，没有什么严格的规则。它有无限的发展潜能。一支新乐队会突然席卷全国，获得巨大的成功，例如“海湾摇滚客”“文化俱乐部”“辣妹”和“霸子”等乐队组合都是这样。音乐行业是实物资产与无形资产构成的奇怪混合体，流行音乐组合本身就是品牌，在某个特定阶段，实际上单凭他们的名字就能保证唱片成为大热门。但这也是一个贫富分化严重的行业，少数成功的乐队富得流油，而大多数乐队都没有名气，穷困潦倒。摇滚乐行业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资本主义最残酷无情的一面。

作为唱片零售商，只要有顾客追捧的乐队唱片，维珍就可免受单支乐队成败的影响。但我们也仅限于靠微薄的零售利润勉强糊口。我看得出来，在唱片业中，真正具有赚钱潜力的只有唱片公司。

尼克和我暂时潜心于塑造店铺形象。我们继续尝试各式各样的想法，竭尽全力让顾客感到满意。我们向他们提供头戴式耳机、沙发和懒人沙发，让他们能免费阅读《新音乐快讯》和《旋律制造者》，还提供免费咖啡。我们允许他们在这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让他们感觉舒适自在。

我们的口碑开始四处传播，很快人们就开始选择我们而非大型连锁店作为购买唱片的地方。他们似乎认为，瘦李奇乐队或鲍勃·迪伦的同一张专辑，从维珍买的比从博姿公司 买的更有价值。每次在牛津大街上看到有人提着维珍的纸袋，我都引以为豪。我们的员工开始报告说，同样的顾客每两周就会来这里一次。就这样，以忠诚顾客为基础，维珍的名气越来越大了。

音乐界的一端是唱片销售，相反的另一端则是录音棚。我听说录音棚的环境极度拘谨刻板。乐队必须按照预约的时间进去，自带所有设备并负责装配，然后又按照预定的时间表，带上自己的所有设备离开。录音棚全都严重超额预订，以至于乐队经常被迫在早餐后立即录音。一想到滚石乐队刚刚咽下几碗玉米片，就必须立即投入唱片《红糖》的录音，我就觉得荒唐可笑。在我的想象中，一所舒适的乡村大宅院才是制作唱片的最佳环境，乐队可以随心所欲地一待就是几周，在自己喜欢的任何时间——甚至晚上——录音。因此，到1971年，我就开始到乡下寻找一处可改建成录音棚的宅院。

我在一本《乡村生活》杂志中，看到威尔士正在出售一座美如童话的城堡，售价仅2000英镑。这似乎是个便宜买卖。我跟汤姆·纽曼一起驾车去看房。汤姆是维珍邮购公司的早期成员之一，本来是歌手，已经发行了几张唱片，但他对兴建录音棚更感兴趣。我们到了那里才发现，推销广告莫名其妙地忘记了一个细节，这座城堡其实位于一个居民区中间。

汤姆和我疲惫不堪，又很失望，便掉转车头，踏上五个小时的漫长车程，返回伦敦。在回家途中，我随手翻阅《乡村生活》，又看到一处房产广告，那是一座老庄园，位于牛津以北约5英里处的查韦尔河畔希普顿。我们驶上一条岔路，顺着指示牌前往“查韦尔河畔希普顿”，穿过那个村子后一拐弯，再沿着一条以庄园为终点的道路行驶。庄园大门紧闭，汤姆和我翻过围墙，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17世纪的漂亮庄园里，它用黄色的科茨沃尔德石头砌成，夕阳的余晖给这些石头镀上一层淡淡的光亮。在房子外面环绕一圈后，我们俩都意识到这正是我们要找的完美之所。

第二天，当我们给房地产经纪人打电话时，才发现这座庄园已推出市场很久。它拥有15间卧室，用作家庭住宅太大，改建成宾馆又太小。经纪人索价35, 000英镑，但他同意以30, 000英镑成交，好将它赶快卖掉。我穿上西装和黑皮鞋，到顾资银行去贷款。我把维珍邮购公司和位于牛津大街的维珍唱片店的销售数据拿给他们看。我不知道这些数字给他们留下了什么印象，他们只向我提供一笔20, 000英镑的抵押贷款。若干年后，顾资的人告诉我，如果我穿着过于漂亮的衣服去银行，他们就知道我一定是陷入困境了。

对我而言，顾资的贷款是一大突破。银行肯借一大笔钱给我，这还是头一遭。我明白自己快要实现买下庄园的梦想了。尽管我自己没钱，但父母为我、林迪和凡妮萨分别存了2500英镑，等我们一满30岁就给我们。我问父母能否提前支取那笔钱给我拿去买下庄园。他们俩都同意了，虽然有风险——如果录音棚倒闭，银行就会以最低价格强行出售庄园，根本不跟我商量，父母给我的钱也就没了。现在，我还差7500英镑就够了。

星期天，我们一家在夏姆里格林共进午餐，席间说起庄园的事情，爸爸提议我去看看乔伊丝姑姑。乔伊丝姑姑自己没孩子，总是宠着我们。她的未婚夫在二战中牺牲，之后她再没爱上别人。她住在汉普郡，当天下午，我就开车去看她。她一如既往，坦率又慷慨。她已经把事情都安排好了。

“里奇，我听说了庄园的事，”她跟我说，“我猜顾资已经借了些钱给你。”

“对。”

“但还不够。”

“确实。”

“那好，我会帮你渡过难关的。我要的利息跟顾资相同，”她说，“但你可以延期还款，什么时候有钱就还我。”

我知道乔伊丝姑姑一直对我很好，她很可能已经认定这笔钱就要打水漂了。我哪里想到，为了给我凑够7500英镑，她已经抵押了自己的房子，而且不得不自己付利息。我对她满口称谢，但她毫不在意。

“你看，”她说，“如果我不愿意，我就不会把钱借给你。可钱是拿来做什么的？不就是拿来做事情的嘛。我相信你用这个录音棚会大有作为的——就跟你当初学游泳时赢了我10先令一样。”

我对自己发誓，无论如何我都要把钱连本带利地还她。

我只通过电话跟房地产经纪人联系。在完成转账、买下庄园后，我去拿钥匙。我悠闲地走进他的办公室。

“需要我为您效劳吗？”他说，看到我一副邋遢的样子，无疑十分困惑，我这种人到一个精明的房地产经纪人办公室来做什么？

“我来取庄园的钥匙，”我说，“我叫理查德·布兰森。”

他满脸诧异。

“好的，布兰森先生。”他掏出一把巨大的铁钥匙，“请收好，这是庄园的钥匙。请在这里签个字。”

我在他的文件上留下一个花哨的签名，然后就拿起钥匙，开车去将庄园据为己有。

汤姆·纽曼和他的朋友菲尔·纽厄尔一起，立刻着手将庄园的外屋改建成录音棚。他打算安装一套顶级的安派克斯16声道录音设备，他能想到的其他所有设备也都要最好的。一个拥有20条通道的调音台，一套4声道的监听、相位调整和回声设备，外加一台大钢琴。我们俩都希望确保这里的一切不输于伦敦最好的录音棚。庄园逐渐发展成形。每个周末，我都跟尼克驱车到庄园做些杂活。我们暂时睡在地板上，工作则是拆除壁炉上的隔板，剥去地上铺的漆布，露出原来的石板地面，并把墙壁刷好。林迪不时过来帮忙，维珍唱片店的大多数人也来过。有一天，妈妈也过来了，还带着一台飞利浦牌的落地式大摆钟。

“你们会用得着它的。”她说。

我们把它放在门厅，将钟罩当作存钱罐。现在，这个钟放在维珍航空公司位于希思罗机场的贵宾候机厅里，但里面没有塞钱。

阿尔比恩大街那所房子的租约到期后，我搬到诺丁山附近一些朋友家住了一段时间，因为我们仍在教堂地窖里工作。很快，我们的地窖就人满为患，于是我们另找了一个旧仓库，就在帕丁顿车站附近的码头南路，这里成了维珍邮购公司的基地。

有一天，我驾车从西路到梅达谷去。经过一座圆拱桥时，我看到运河沿岸有一排船屋。这里湖光山色，绿树成荫，船屋被漆成艳丽的红色和蓝色，屋顶放着花盆，还有各种野鸭和天鹅在周围的水里嬉戏。恍惚间，我感觉自己仿佛突然来到了乡村。

我从小在乡下长大，喜欢到处疯跑，其实并不喜欢在伦敦生活，老是感觉这里终年不见阳光，也呼吸不到新鲜空气。以前我们曾去索尔科姆 过暑假，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喜欢水，也喜欢船上的各种气味：汽油味、沥青味和绳子的气味。我驱车来到地方自治会办公室。他们让我去找负责船屋分配的水务处，并警告我说，已经有一长串的人在等候批准了。如果我现在申请，也许最终要等到大约五年后才能分到一条。我懒得去申请，却开车回到“小威尼斯”，希望船屋上的人能告诉我怎样去租一艘。我相信肯定有办法绕过这个审批程序。

我驾车顺着运河边的布洛姆菲尔德大街行驶，这时车子突然抛锚。这种事并不罕见。我下了车，无奈地望着引擎罩。

“你需要帮忙吗？”一个带爱尔兰口音的人叫道。

我转身看，只见一艘船屋顶上，有个老人正在摆弄烟囱。

“没事，会修好的，”我一边说，一边朝他走去，“我想知道怎样才能到这种船上生活，这才是我真正需要帮忙的地方。”

布伦丹·福理直起身子。

“就这事啊，”他说，“有办法呀。”

他拿出烟斗点燃，显然很高兴能借机歇一会儿。

“你不妨到那边那条船上去问问，”他说，“我刚把她卖掉，有位年轻女士已经搬上去了。现在不知道情况如何，不过船上有两个卧室，她说不定想找房客呢。你得过一道小木门，顺着拉船路走。前面的最后一条船就是她了，她叫阿尔贝塔。”

我一路走去，推开那扇倾斜的木门，顺着狭窄的拉船路一直往前走。来到最后一条船上，我透过圆形舷窗朝里面张望，看见厨房里有个金发姑娘正俯身干活儿。

“你好，”我说，“你肯定就是阿尔贝塔了。”

“别犯傻了，”她转过身来说道，“那是这条船的名字。我叫芒迪。”

“我能进来吗？”我问，“我的车刚刚抛锚，我想找个地方住。”

芒迪很漂亮。不单漂亮，而且刚把一张床搬到船上来。我们坐下来吃了午餐，然后，我们还没回过神来，就已经躺在床上做爱了。她的全名是芒迪·埃利斯，那天晚上我就在那里跟她一起过夜，第二天一早，我就提着手提箱搬到了船上。

芒迪和我共同生活了近一年。她曾先后到学生咨询中心和庄园帮忙。不久，芒迪便离开阿尔贝塔号，来到庄园，跟汤姆·纽曼走到了一起。 H3cxjqnd726VNvT1HoEZg5Pp0t+cMCqubQ7Sy5f5EOBsr6efHpWjzMien509/t0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