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夏季学期结束时，乔尼·吉姆斯和我搬进了他父母住所的地下室，那个地方位于伦敦的康诺特广场，就在爱德华大街附近。我们设法说服凡妮萨·雷德格雷夫 改变主意，为了让《学子》获得成功，不要光是给予它最好的祝福，而要接受我们的采访。这次采访是我们事业发展的转折点，因为我们可以用她的名字吸引其他撰稿人。我们的撰稿人名单逐渐增加，甚至包括了戴维·霍克尼 和让-保罗·萨特 这样的人物，如此一来，我就更容易说服一些潜在的广告客户，让他们相信在《学子》上打广告是物有所值的了。

整个夏天，乔尼和我都住在地下室里。房间阴暗、潮湿，家具很少。连我们睡的床垫也是放在地上的。这个地方很快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垃圾堆，到处是废纸、脏兮兮的咖啡杯以及炸鱼薯条的包装纸。我们成天饥肠辘辘，有时会溜到楼上，突袭乔尼父母的冰箱。偶尔，妈妈会闯进门来，手里拎着个野餐篮。

“红十字会的救济食品到了！”她大声叫道，“你们俩上次洗衣服是什么时候？”

然后，我们就在地板上铺一张床罩，狼吞虎咽起来。

有一天，她拿出100英镑的现金给我们。妈妈在夏姆里格林附近的路上捡到一条项链，把它交给警察。过了三个月都无人认领。于是警察就让妈妈把项链拿走。她知道我们缺钱，所以来到伦敦，卖掉项链，把钱给我们。凭这100英镑，我们付清了电话费和邮寄费，得以维持好几个月。如果没有这笔钱，我们早破产了。

彼得·布莱克曾给披头士乐队的专辑《佩珀军士》设计封面，并因此而出名，他为我们的创刊号画了幅图，上面是一个学生。这期杂志的封面很朴素，白色的背景中只有两处红色。一处是杂志的名称“学子”，一处是那个学生打的领带。另外，彼得·布莱克还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的开场白令人难忘：“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如果没穿衣服，那就是个精彩的话题，我对此特别感兴趣。她会教你怎样画画，当然还得加上透视法和解剖学。”

我正在飞快考虑当画家的好处，他又继续口若悬河地指出“学生权力”的危险性——这可是当时很有争议性的热点话题：

我认为学生已经拥有很大的权力，不应该得寸进尺，凌驾于教师之上。此刻我并不喜欢作为群体的学生。我认为他们对自己评价过高，成天夸夸其谈，动不动就抗议，有那么那么多的权利。我认为，有些人作为学生，会在各种活动中陷得太深。不管怎么说，学生没那么重要——他们学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长大成人吗？学生们不应该觉得自己就该到处控诉。

或许是因为我们太年轻，不像他们通常面对的职业记者那样盛气凌人，所以，有些撰稿人会向我们透露内情，发表一些令人捧腹的生动评论。杰拉尔德·斯卡夫描述自己的工作说：“我总是在画画——这是精力问题。我永远无法搁笔停下。它跟吃饭一样，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一旦有了想法，就必须表达出来——简直就跟生病似的，这是一种生理功能。”我问达德利·摩尔怎么看待学生，他回答说：“你们这代人只有一个地方让我痛恨，那就是你们的年龄。”他曾经在牛津大学摩德琳学院工作，是一位研究管风琴的学者，可当我提到古典音乐时，他却说：“我宁愿整天在泥水里跟六个女人打滚儿，也不愿坐在钢琴旁。”

米克·贾格 和约翰·列侬 也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在当时的学生心目中，他们俩都是半神半人的偶像。在贾格的访谈前，《学子》引用了一篇精彩的介绍：

最近，《旋律制造者》写道：“贾格神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他那位可敬的兄长跟他说，必须要有痛苦存在，我们才会认识到美德的可贵。这时，卡拉马佐夫回答道：“如果为了让小孩子有更强烈的意识，因而必须让他吃尽苦头，那么他或许不会否认上帝的存在，但却只会毕恭毕敬地退还那张进入天堂的车票。米克·贾格之流的叛逆就跟这类似。”

我难以想象，当我们引用这段话时，心里究竟有何想法。我肯定没明白它的意思。

我来到贾格位于切尼步道的住所，局促不安地走了进去，玛丽安·费斯芙 将我领入起居室，然后便上楼消失了，令人可望而不可及。米克和我亲切地相视而笑，我们俩都失语了：

布兰森：你喜欢接受采访吗？

贾 格：不喜欢。

布兰森：那为什么要《学子》采访你呢？

贾 格：我不知道。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不是经常接受采访。我的意思是，几乎不接受。

布兰森：你对政治不感兴趣？

贾 格：确实。

布兰森：为什么？

贾 格：我想了很久，然后断定自己没工夫搞政治和了解别的事情。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卷入政治，你就真的会胡搞一通。

布兰森：你认为人们会受到音乐影响吗？

贾 格：是的。我认为很可能会，因为音乐属于这样的事物——它是重复性的，同样的东西翻来覆去地重复。结果它就钻进你的脑子，对你有影响了。

我们采访约翰·列侬的经历是另一种“经典”。乔尼和我一起去的，他试图引用文学典故：

乔 尼：有位批评家曾写道，《生命中的一天》就像《荒原》的缩影。

列 侬：什么的缩影？

乔 尼：T. S. 艾略特的诗歌，《荒原》。

列 侬：没听说过。我对文化不熟，你知道的。

讽刺的是，对约翰的采访差点让《学子》完蛋。在我们跟约翰见面之后，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打算问他和洋子 是否愿意为《学子》提供一张新唱片，我们将把它作为附赠品，跟杂志一起发行。

我联系了披头士乐队的新闻发言人德里克·泰勒。当时，披头士乐队刚建立“苹果艺术基金”，目标是资助那些正在奋斗的美术家和音乐家。德里克每天有大部分时间都坐在他位于萨维尔街的办公室里，会见排成一字长龙的申请者，他们全都怀着一百种各式各样的理由，认为披头士乐队就该给他们钱。德里克简直就像王宫里的宫务大臣。他和蔼可亲，总会耐心倾听每个人的要求，不管它多么不着边际、荒唐可笑。

我把我们的要求告诉德里克，他立刻一口答应下来。约翰和洋子将很乐意为我们提供唱片，他说，然后把我介绍给苹果唱片公司的总经理罗恩·卡斯和一位生产附送唱片的商人，我们约好了交货日期。

我带着好消息赶紧回到康诺特广场。我们不仅有一篇约翰·列侬的访谈，而且还将很快拥有一首列侬未发行的原创新歌。这是《学子》意外获得的绝妙推销手段。我们联系到当时最时髦的插图画家艾伦·奥尔德里奇，请他为杂志设计一个独特的封面，在上面留出一块空白，放置附送唱片。我们还计划本期印刷10万册——这是我们有史以来的最大印数。

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唱片还没有送来。我坐立不安，便打了个电话给德里克。“放心吧，理查德，”他说，“我们遇到一点麻烦。但是，我发誓会让你有所收获的。”事实上，我要求列侬夫妇给予好心馈赠的时机再糟糕不过了。洋子刚刚失去肚里的孩子，列侬又因持有大麻而一度受到拘押。当时夫妻俩跑到他们位于韦布里奇的住宅，暂避风头。

我自己也陷入了麻烦。由于制作特刊的计划落空，《学子》濒临破产。我孤注一掷，这辈子头一次找了个律师，查尔斯·利维森。他给德里克写了封信，威胁说，如果列侬夫妇违背诺言，我们就起诉苹果。

几天后，我接到德里克的电话。“到苹果来一趟，理查德，”他说，“我们有东西给你。”

那天下午，我坐在苹果唱片公司的地下室录音棚里，跟利维森、德里克、约翰、洋子一起，听他们提供的录音带。磁带录音机发出“咝咝”的声音，之后，是一下沉沉的、机械的敲击——就像心脏的跳动声。

“这是什么？”我问道。

“这是我们宝宝的心跳。”约翰说。

他还没说完，那个声音就停止了。洋子扑进约翰怀里，泪如泉涌。我完全摸不着头脑。不等我开口说话，约翰的目光就从洋子的肩膀上方凝视着我的眼睛。

“胎儿死了，”他告诉我，“这是我们死去的宝宝留下的寂静。”

我回到《学子》编辑部，不知道该何去何从。这是他们私生活中悲痛的一刻，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它作为唱片发行。也许我错了，因为，正如德里克所言，这是“概念艺术”，很有收藏价值。我们只好撕掉封面，重新设计杂志。这花了一大笔钱，不过，我们还是想方设法把它凑了出来。我本打算起诉列侬夫妇，可他们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况且，他们毕竟以自己特殊的方式遵守了协议，虽然我当时没看出它的价值。在我们因唱片问题发生争执后，德里克写了封短笺，为给我带来的一系列麻烦表示歉意。在信的末尾，照例是他用于所有通信签名的那句格言：“您需要的只是爱……”

乔尼的阅读面很广，而我几乎完全不读书。我似乎一直没时间阅读。我会花好几天工夫打电话，兜售广告位，到处游说，找人为《学子》免费撰稿，或接受采访。我这辈子一直都需要一个能跟我抗衡的人，弥补我的缺点，抵消我过于旺盛的精力。乔尼和我是一对好搭档。他对各种采访对象与采访原因了然于心。而我则能使出浑身解数说服他们接受访谈，有一种不怕遭到拒绝、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固执性格。

在我为《学子》作采访时，很多时候我只管打开录音机，让采访对象畅所欲言。在跟苏格兰精神病专家R.D.莱恩见面之前，我尝试阅读他那本畅销书：《经验策略》。我想，我跟大多数人一样，读这本书时完全不知所云。我把麦克风对准莱恩，然后，他一下子说了一个半小时，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脑袋后面天花板的一角。我根本听不懂他在喋喋不休地说些什么，只是心里暗暗庆幸他没给我留下丝毫提问的时间。到最后，他的谈话显然已经结束，于是我一迭连声地向他道谢，然后回到办公室，把他的话写下来。结果我们发现，他那些话全都是引用《经验策略》中的段落，几乎一字不差。

出版几期之后，参与《学子》办刊的人逐渐增加。有时，乔尼和我会跑到夜总会去，跟女孩子攀谈，有时甚至会劝说她们到公寓来“喝咖啡”。如果她们在这里过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就会游说她们来帮忙。出于某种原因，她们往往对我们满怀同情。通过口口相传，老朋友从学校里冒出来了，然后是朋友的朋友，或者读过这份杂志的人，都想加入进来。地下室变得越来越像个兽穴。我们全都是光干活不拿钱，冰箱里有什么就吃什么，或者出去吃便宜的咖喱食品，就这样维持生活。

形形色色的人都来帮我们发行杂志。我们的基本想法是，他们先取走几捆杂志，以每本2先令6便士的价格出售，然后把一半的收入拿回来交给我们，也就是说，他们每卖一本就可赚1先令3便士。他们打算先付钱给我们，可是这种方式往往行不通。但我从来就没有真正为《学子》能获得多少利润忧心过，只是决心要凑出足够的现金来出版下一期，并付清我们的账单。我想，我们售出的杂志越多，通过口口相传，杂志的名气就越大，最终就能吸引更多广告客户。

我想尽办法维持杂志的生存，却没有意识到，这种迫切的需要同时也将我当记者的抱负挤到一旁。乔尼负责编辑，我负责经营、出售广告位、与印刷商讨价还价。可以说，我是因为一时疏忽才变成企业家的，不过，当时若有人向我提到“企业家”这个词，我很可能还得问问乔尼这是什么意思。我当然没把自己视为商人。所谓商人，就是伦敦金融城的那些中年人，他们沉迷于赚钱，身穿细条纹西服，家住郊区，娶了老婆，平均拥有2.4个孩子。当然，我也想通过《学子》赚钱——我们需要钱维持生存。但我们主要把它视为富于创意的事业，而非赚钱的生意。

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过来，生意本身也能成为富于创意的事业。你出版一份杂志，就是努力创造出某种新颖的东西，创造出某种卓尔不群的东西，它能经久不衰，并且说不定还具有某种实际用途。最重要的是，你希望创造出让你感到骄傲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商业哲学，一直如此。说实话，我还从没有涉足于某个行业纯粹是为了赚钱。如果赚钱是你唯一的动机，那么我想你不那么做可能反而会更富有。一桩生意必须涉及广泛，必须有趣，必须能激发你的创造本能。

管理《学子》当然很有趣。高保真音响播放着鲍勃·迪伦、披头士乐队或滚石乐队刺耳的音乐，震动着地下室的墙壁，我们每天的工作就在这音乐中展开。乔尼和我出去卖杂志时，如果我们以2先令6便士的价格卖出一本，那我们就会买两个汉堡包庆祝一番，每个1先令3便士。待在地下室里，我会不时透过肮脏的窗户向外张望，看到外面天气很好，我就会关掉音乐，跟大家说我们必须出去散步。我们一路闲逛，穿过海德公园，最后有人跳进蛇河，于是我们全都下去游泳。

托尼·梅勒是杂志的主要助理编辑之一。我们都对他充满敬意，因为他当过工会官员。托尼比我们其余的人都年长很多，一说起社会主义就滔滔不绝。当杂志刊登一些更政治化的公告时，大家都为使用确切的词语而争论不休，这时我开始意识到一个涉及面更广的问题：生存的策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杂志的局外人。其他人都在讨论“迷幻药权威”蒂莫西·利里、平克·弗洛伊德 ，以及近来学生政治的错综复杂，而我却在为支付印刷费和电话费发愁。我要打电话给当时的名人，不遗余力地游说他们仅仅出于对《学子》的喜爱而为它撰稿，而且还会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打电话给一些著名的企业，如英国礼兰汽车公司或劳埃德银行这样的企业，设法说服他们购买广告位。没有他们的钱，《学子》将会破产。

这些职责让我很快成长起来。简直可以说我是少年老成。晚上，别人都优哉游哉地坐着喝酒，根本不在乎第二天睡个懒觉起来还醉意未消，而我这时却总能意识到，自己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我父母和林迪也来帮我们卖杂志。妈妈会带一捆到海德公园的演说角，把它塞进那些游客行人的手中。林迪和我则在牛津大街上来回走动，向人们拦路推销《学子》。有一次，我和林迪正在一起卖杂志，一个流浪汉跑过来要钱。我们没钱——钱也正是我们要找的东西——但是，我的理想主义突然戏剧性地发作了，于是我剥下身上的大部分衣服送给他。然后我就身披毯子，走来走去，度过了那一天剩余的时间。

“可怜的老乞丐！”爸爸听了这个故事后，一边痴痴发笑，一边说道，“那让他学到一个教训。他本来只需要一点零钱，却从你这里得到一身长满寄生虫的衣服。”

《学子》的名气越来越大。有一天，一家德国电视频道问我是否愿意跟激进分子塔里克·阿里以及德国学生领袖丹尼·科恩－本迪特一道，去伦敦大学学院作演讲。主要内容是谈人权。有一大群人欢迎这两位煽动叛乱的革命者。当丹尼·科恩-本迪特发言时，我站在一边倾听，他精彩的演讲充满了知性深度和满腔的激情。在他周围，人人都在欢呼，大声叫嚷着表示赞成。然后，塔里克·阿里站起来，他的演讲同样热情洋溢。人们跺着脚，扯着嗓门大喊大叫，仿佛他们就要登上巴士底狱了。我开始觉得有点反胃。

在斯托学校求学期间，那里有个非常残酷的传统。每个学生都必须学会一首长诗，并站在全校师生面前把它背诵出来。哪怕你背错一点点，或者稍稍停了片刻，老师都会敲响一面锣。然后，你就必须在一片嘘声和嘲笑声的陪伴下离开讲台：你被“锣”下去了。由于我有轻微的阅读障碍，我发现自己要记住什么都非常艰难，因此好几年都被无情地定期“锣”下台来。我望着丹尼·科恩－本迪特和塔里克·阿里，他们在作令人振奋的演讲，在人们的善意中冲浪，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电视摄像机。这时，我的胃里产生了恶心的感觉，就跟我以前等着上台背丁尼生的诗歌时差不多——因为我知道，自己会在那一记响亮的锣声和嘈杂的嘘声中被轰下台去。

终于，塔里克·阿里结束了演讲。人群骚动起来，人人都在欢呼，还有人把他举到肩上，漂亮姑娘怀着崇拜向他挥手，摄像机镜头也跟着他转动。随后，有人朝我招手示意，该我演讲了。我跳到讲台上，紧张地拿起麦克风。以前我很少在公共场合说话，更不要说作演讲了。我紧张得不得了，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尽管我准备了演讲稿，可一千张充满期待的脸就像向日葵一样转向我，在他们审视的目光下，我的脑子完全是一片空白。我嘴巴发干，喃喃说出几个词，勉强露出微笑，我感到越来越惊慌失措，明白自己根本没法继续演讲，真想找个地方藏起来。我含含糊糊地咕哝着，说出最后几个词语，然后就在一阵咳嗽与一通呕吐之间，扔下麦克风，跳下讲台，重新回到人群中的安全地带消失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尴尬的时刻。

即使到现在，每当我接受采访或不得不作演讲时，都仍会感到同样的惴惴不安，也不得不克服同样的腼腆。如果我对谈论的话题有所了解，或者对它充满热情，那我会说得相当流畅。但是，如果有人让我对自己不太了解的事情发表看法，我就会变得局促不安——而且会露出马脚。我永远无法像政治家那样随机应变，对答如流，这一点我已经逐渐接受。我努力不去理会自己的结结巴巴，不去理会自己难以一下子作出完美回答的无能。相反，我只是努力给出诚实的回答。我希望人们会更信任反应迟缓、吞吞吐吐的回应，而不是脱口而出、口齿伶俐的回应。

在1960年代末，越南战争和比夫拉战争是两个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若想让《学子》成为可靠的出版物，我们在这两个地方就必须拥有自己的记者。我们没钱派记者前往，更别提付钱让他们住酒店、通过电传发回报道了。因此我们不得不另辟蹊径。最终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如果我们派出的记者非常年轻，那么他们自己说不定就会变成新闻。于是，我给《每日镜报》打电话，说有一位年仅17岁的记者将前往越南，问他们是否有兴趣作独家报道。他们买下这篇报道，并为《学子》派往越南的朱利安·马尼翁支付费用。朱利安去了那里，发回一些有关越战的精彩文章，随后继续努力，成为独立电视新闻公司（ITN）的著名记者。通过同样的计划，我们设法派出一名16岁的记者前往比夫拉。这两次冒险行动为我提升《学子》名气积累了最早的经验：我们提供活动名义和人手，另一方提供资金。

我豪情万丈地参加了这场反战运动，希望终结美国对越南的干涉。1968年10月，《学子》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和凡妮萨·雷德格雷夫一道，参加了学生们组织的游行，前往格罗夫纳广场，并在美国大使馆外示威。我跟凡妮萨和塔里克·阿里并肩前进。为了自己支持的信念而与成千上万的人一起游行，这令人兴奋不已。人们群情激昂，但同时也有点可怕。你感觉局势随时会失控，而且也确实失控了。当警察驱赶示威人群时，我拼命奔跑。后来，一幅有关这次游行的照片出现在《巴黎竞赛》周刊上。照片中的人就是我，当时我正一路狂奔，穿过广场，一个警察伸手想抓我，我弓着背，离他的手只有一英寸。

尽管我反对越南战争，但在其他问题上，我觉得自己并不像那些跟我一起游行的人那样，具有狂热的左倾倾向。

“我想我应该是左派吧，”我告诉《卫报》的一名记者，“嗯……但我仅在认为左翼的观点明智而理性时，我才是左派。”

从政治层面上说，《学子》并不激进，也不是《Oz》或《IT》那样的“地下”杂志。虽然在我们和他们的办公室里，都有同样多的自由爱情，但他们会时不时地鼓吹将迷幻药放入供水系统中，我们却不会这样。

我试图在左右两派的观点之间保持平衡，不过，我希望的平衡，在某些人看来却是敷衍了事。罗伯特·格雷夫斯是一位作家兼诗人，住在马略卡岛上的德伊雅，他从那里写信给我说：

你把自己的手脚绑得牢牢的，似乎比学生们应受的束缚更多。例如，在有关比夫拉的报道中，你一次都没有提到，在国际背景下，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但那是因为你必须跟“三十多岁的人”以及大企业的小伙子们结为好友，否则这份杂志就无法生存。不错，你已经尽力了。

事实上，“大企业的小伙子”们并没有我原本希望的那么友好。拉广告比找撰稿人困难得多。能采访演员布莱恩·福布斯，或者发表作家加文·马克斯韦尔的文章，我们很高兴，但他们不会带来资金帮助我们管理和发行杂志。在《学子》上登整版广告，我们的收费是250英镑，而1/8版面则降低到40英镑。例如，在打了无数次电话后，我设法拉来9家公司，在创刊号上作整版广告，它们是智威汤逊公司、金属容器制造有限公司、《星期日泰晤士报》、《每日邮报》、《经济学人》、英国煤气委员会、劳埃德银行、兰克电影公司和约翰·莱恩工程公司。这9幅广告带来2250英镑的收入，是我从最初的300多家潜在广告客户名单中想尽办法争取到的。要支付3万册创刊号的印刷费，这笔钱也足够了。我用它在顾资银行开了个账户，我父母一直把钱存到这里，把它作为我们家的清算银行。在他们的顾客中，也许只有我光着脚走进去，要求获得1000英镑的透支额。在《学子》存在的那些年中，拉广告一直都是非常艰难的工作。

尽管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但显然《学子》仍赚不到钱。我开始想出各种办法让它朝其他方向发展，提高它的知名度，如创办《学子》联合会、《学子》旅游公司、《学子》住宿中介公司。我并未把《学子》视为名词，或把它自身当作目标；而是把它视为形容词，一个能让人们从中辨认出某种关键价值的词语，是整个一系列服务的开端。用20世纪70年代的话说，《学子》杂志及其倡导的一切都应该具有“嬉皮”风格。《学子》是个灵活的概念，我想探索这种灵活性，看我能把它推动多远，它会走向何方。在这方面，我有点疏远我的朋友们，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杂志以及他们希望报道的学生政治上了。

彼得·布莱克说，有朝一日，学生革命以及参与其中的学生都将变得过时，他似乎说得很对。然而，30年后回过头来再看看最初的几期《学子》，我却惊讶地发现，情况并未发生多大变化。那时，《学子》登载了尼古拉斯·加兰的“特德·希斯”漫画，多年后，这个漫画人物仍然存在，直至加兰去世。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戴维·霍克尼、达德利·摩尔和约翰·勒卡雷都仍然有很高的新闻价值，而布莱恩·福布斯和凡妮萨·雷德格雷夫——或者，至少他们的女儿们——也仍然出现在新闻里。

地下室的生活乱成一团，但无所不包，乱中有美，正是在这种混乱中，我逐渐茁壮成长起来，此后也一直如此。我们从来就没什么钱，却忙得不可开交，但我们是一个亲密和睦的团队。我们一起工作，因为这有趣，因为我们感觉自己在做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一起生活很快乐。

不久，一些全国性报纸的记者就开始来采访我，来看看我们在忙什么。我们创造出一种可以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完美方法。他们到来时，我就会坐在桌旁，用胳膊肘夹着电话。

“见到你真高兴，请坐。”我会一边说，一边向记者招手，让他坐在我对面的懒人沙发里。为了保持自己的尊严，坐得舒服点，他们会在这个别扭的椅子上不断调整姿势，并从褶层里掸掉鹰嘴豆泥残渣和一堆堆烟灰，这时，电话就会响起来。

“谁能接一下电话吗？”我会问道，“现在——”我把注意力转向记者，“关于《学子》，你想知道些什么？”

“泰德·希思 打电话找你，理查德。”托尼在对面叫我。

“我会给他回电话的，”我扭头说道，“现在，关于《学子》，你想知道些什么？”

这时候，记者正伸长脖子四处张望，看托尼跟泰德·希思说：很抱歉，理查德正在跟别人会面，他会回电话的。稍后，电话铃声再次响起，托尼拿起电话。

“大卫·贝利 找你，理查德。”

“我待会儿给他回电话，不过，你帮我问问他，我们把午餐约会的时间改一下可以吗？我得去趟巴黎。好吧——”我会对记者抱歉地咧嘴一笑，“——现在，我们说到哪儿了？”

“我只想问你——”

电话铃声又响了。

“很抱歉打断你们，”托尼道歉说，“不过，这次是米克·贾格找你，他说有急事。”

“请允许我离开一分钟，”我说，然后不太情愿地拿起电话，“米克你好。我挺好的，谢谢，你怎么样？真的？一条独家新闻？是的，听起来不错……”

我会一直说下去，直到乔尼在对面的公共电话亭忍不住笑起来，或者电话响起“嘟嘟”声。

“实在抱歉，”我会对记者说，“突然出了点事情，我们得赶紧。我们的谈话结束了吗？”

接下来，我们就把晕头转向的记者送走，路上会从乔尼身边经过，而电话也不再嘀嘀乱叫了。

不知就里的记者们上了钩，对自己在我们那里看到听到的事情深信不疑。“似乎来自全球报纸的摄影师、记者和作家都渴望帮助《学子》，”《星期日电讯报》写道，“在所有中学和大学里，已经发展出一个庞大的志愿者发行组织，确保五十多万学生能读到这份杂志。”

“顶级撰稿人的数量多得惊人，报道范围不受限制。”《观察家报》写道。而《每日电讯报》则说：“大众刊物《学子》已吸引许多知名作家。它似乎将成为这个国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

我们一直占据着乔尼家的地下室，到1968年秋，这里差不多有20个十几岁的孩子，难怪他的父母再也无法忍受，要求我们另找地方生活。我们搬到阿尔比恩大街44号，就在康诺特广场拐角处。乔尼也离开我们回到学校，他要过高级考试这一关。他为抛下我感到内疚，但他是在继续学业的压力下离开的。我们只是从他家地下室创办发展起来的小杂志，他父母理所当然地担心这无法为乔尼今后谋生提供良好的基础。

没有乔尼，《学子》再次陷入崩溃。我要做的事情太多，却没有一个我真正信赖的人来帮我摆脱困境。几周后，我叫尼克来帮我。尼克已经从安普尔福斯毕业，预定到布赖顿的苏塞克斯大学上学。他同意推迟上大学的时间，来《学子》帮忙。

尼克让《学子》重新回到正轨。他开始控制现金。过去我们把钱装进一个大饼干盒子里，谁都可以从里面拿钱去买吃的喝的，或者大麻；尼克恰当地利用了我们在顾资银行的账户。他开始开支票，根据银行结单核对存根。尼克的门牙掉了一颗，又留着一头乌黑的长发，看起来相当吓人。我想他吓跑了很多讨债的人。

我们这个公社曾经在乔尼家逼仄的地下室里挤在一起，如今则在新房子上上下下扩散开来。大家到处筑巢，遍地都是床垫和线香。到现在，《学子》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已经19岁或20岁。这里有大量关于自由恋爱的讨论，也有大量这方面的实践。我在房子顶层放了一张宽大的铜床，并装了一部电话，长长的电话延长线顺着楼梯栏杆拉到楼下。有时我就整天躺在床上处理所有的业务。

我以我父母的名义租下这所房子，这样，作为房主的教会委员们，就不会认为我们在里面从事经营。我父母喜欢新闻业的刺激。爸爸是个出庭律师，留着短发，周日上教堂时穿着运动夹克，打着领带，但如果遇到一个长发及腰且一个月都没刮脸、没洗澡的人，他和妈妈跟对方交谈都从不会有丝毫偏见。每过半学期，林迪就会来阿尔比恩大街待几天，有时假期也来。她帮助我们分发《学子》，并且爱上了一连串为杂志工作的男人。

我和戴比有过短暂的恋爱关系，她是住在阿尔比恩大街为杂志工作的姑娘之一。有一天，她跟我说她怀孕了。我们俩都吓坏了，明白自己根本没准备好养孩子。戴比决定流产。我打了一通电话，意识到要处理这事显然很难。除非能证明戴比在精神或医疗方面有问题，否则她就不能凭借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流产。我们急疯了，给所有属于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医院打电话，看是否有办法克服这个困难。我们企图找私人医生，却发现这要花费400多英镑——可我们根本没钱。我走投无路，最终设法在伯明翰找到一位好心的医生，她答应安排手术，只收50英镑。

手术后，戴比和我意识到，肯定有很多年轻人都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却求助无门。如果通过一个电话就能找到合适的医生，那肯定会好得多。问题不单是意外怀孕，如果你需要心理帮助，或者染上了性病，却不敢向那位可敬的家庭医生承认；或者离家出走，找不到住处，那该怎么办？我们将学生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决定做点事情加以改善。我们将公布我们的电话号码，寻找最优秀且最乐于助人的医生，列出他们的名单，然后看谁会打电话给我们求助。

学生咨询中心打出广告：“把你头痛的事情交给我们。”我们顺着牛津大街散发传单，又在《学子》上做广告。很快就有电话打进来了。很多医生同意免费或以最低收费提供服务，其中既有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医生，也有私人诊所的医生。就这样，我们建立起一个专家网络，向需要的人推荐他们。在我们接到的电话中，很多都跟怀孕或避孕有关，但我们这里差不多也成了男女同性恋者聚集中心。很快我们就明白过来，他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寻求我们的建议，不如说是想找个约会的地方。这说明同性恋者要过正常的社交生活是多么困难。

学生咨询中心占用的时间开始超过《学子》杂志。我会在凌晨3点被电话铃声惊醒，然后与潜在的自杀者聊一个小时；建议怀孕的女孩找哪个医生最好；给某个染上性病后吓坏了、不敢告诉父母或去看医生的人写信。然后，不管剩下的时间多么有限，都用来管理杂志。我们发现，在我们处理的问题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很多青少年都无法向父母说出心里话。听着别人的故事，我才意识到，自己与父母关系融洽是多么幸运。他们从不对我作出评判，总是支持我，总是夸奖我的优点而非批评我的缺点。在向父母承认自己的问题、忧虑和失败时，我不会有丝毫犹疑。我们在学生咨询中心的任务，就是努力帮助那些陷入麻烦却求助无门的人。

因为学生咨询中心和《学子》杂志，我们在阿尔比恩大街的生活狂乱，不分昼夜，任何时候都有很多人出入这所房子，搅得邻居们心烦意乱。他们的抱怨招来教会委员会检查员的定期拜访，以确保我们没在这里做生意。这些拜访如同一出西区滑稽剧，制造出有规律的紧张感。来检查之前，委员们必须提前24小时通知我们。一接到通知，《学子》的所有工作人员和我妈妈就立即行动起来。

我们把电话全都堆进一个橱子里，再用防尘罩将桌椅和床垫盖起来。《学子》成员穿上工装，拖出颜料桶和刷子，开始粉刷墙壁。妈妈也会带着林迪和8岁的凡妮萨，以及一大堆工具，从乡下赶来。当教会委员们过来检查时，就会看到一群友好的刷墙工人，正在快乐地装饰房子，家具全都包上了防尘罩。而在楼上，一个母亲和家人挤在一起，小女孩以一种相当令人困惑的方式玩一些玩具，林迪和我则在全神贯注地玩强手棋。当凡妮萨露出疑惑的表情，仿佛要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妈妈就会借口说凡妮萨该睡觉了，很快把所有人赶出房间。

教会检查员看着这个幸福的家庭场景，不明白邻居们在瞎抱怨什么。他们会挠挠头，说小凡妮萨多么可爱，然后喝杯茶，跟妈妈友好地拉拉家常。他们刚从大街上消失，妈妈就立刻回家。我们也把强手棋放到一旁，掀开防尘罩，插上电话，继续工作。

在一次不幸的检查中，我们忘记拔掉电话，这下子全完了。到那时，检查员们已是第五次登门拜访，他们肯定已经产生了怀疑。检查完后，他们坐下来，照例喝杯茶。就在他们快离开时，两部电话突然在橱子里响起来。我们惊呆了，顿时沉默下来。

“真是的，”我赶紧随机应变地说，“你们听到电话铃声了吗？这些房子的墙壁太薄了，我们能听到隔壁的所有声音。”

检查员大步走向前去，拉开橱门。五部电话、一个总机和一大堆电话线一下子滚落到他头上。即使是个大家庭，也用不着电话总机。我们在阿尔比恩大街44号的生活就此终结。《学子》杂志不得不另找办公地点。

我们在附近搜索出租房。卡思伯特·斯科特牧师提供的条件最好。他赞赏学生咨询中心的工作，允许我们使用圣约翰教堂的地窖，就在贝斯沃特路附近，而且不收租金。我把一块旧大理石板搭在两座坟墓之间，权当办公桌。每个人都找到了坐的地方。我们还诱哄当地的邮局技工很快接好我们的电话，而不是按常规等上三个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中就不再有人注意到自己是在教堂地窖工作，也不在乎里面光线阴暗，四周都是大理石雕像和坟墓了。

1969年11月，我接待了两个来自玛丽里本警局的便衣。他们是来提醒我注意《1889年有伤风化广告法案》和《1917年性病法案》的，以免我不知道这两部法案的存在。我确实不知道，这也难怪。他们跟我说，打广告向性病患者提供任何帮助或治疗，都是违法行为。当初制订这些法案，本意是禁止冒牌医生压榨大批性病患者，以免他们向庸医寻求昂贵却无效的治疗。我争辩说，我只是提供咨询服务，将任何患有性病的人都转给了圣玛利亚医院，向合格的医师求诊。但这两个警察态度强硬，他们警告我：如果学生咨询中心继续当众提及“性病”二字，我就会遭到逮捕，并有可能被判处两年监禁。

就在那周前，我们成功地告发了玛丽里本警局的一个警察，因为他向学生咨询中心的一名顾客栽赃毒品。那名警察遭到降职。因此，我怀疑便衣的来访跟那件事有关。为了证明我们违反了某些含糊其词的法规，警察居然搜罗出这部陈年旧法，这让我惊讶不已。

我们赶紧将那些在伦敦周围散发的传单加以修改，里面不再提到“性病”，而是把它描述成“社交疾病”。随后，我们接到大量来自痤疮患者的咨询，而打电话求助的性病患者则由每周60人骤降至10人。我们断定警察只是虚张声势。为了帮助本应求助的另外50人，我们认为，面对伦敦警察厅的威胁，冒一次险是值得的，于是便重新把“性病”一词写入传单。我们错了，1969年12月，警察再次光临教堂地窖，将我逮捕了。

约翰·摩尔蒂莫是一位出庭律师，因支持自由主义事业而闻名，他曾为《Oz》杂志辩护，并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一案的审判中发挥了作用。他主动提出为我辩护，同我一样认为那些法律荒唐可笑，警察纯粹是在报复。约翰提醒我们，每个公共厕所都在门的里面贴着一份政府告示，为性病患者提供建议。如果我有罪，那么政府也有罪。我受到正式起诉，罪名有两个：首先违反了《1889年有伤风化广告法案》，它禁止任何“有伤风化或淫秽性质”的广告，断定提及梅毒和淋病都有伤风化；其次是违反了《1917年性病法案》，它禁止提供性病治疗和建议的广告，也禁止提到“性病”一词。

1970年5月8日，我的案子在玛丽里本地方法院举行了第一次预审，汤姆·德赖伯格为我作了充满戏剧性的申辩。德赖伯格派头十足，他一直担任工党议员，直至1974年。撒马利亚会 的创始人查德·瓦拉出庭作证，他指出，在学生咨询中心的建议下，有很多人向他的慈善机构求助。约翰·摩尔蒂莫争辩说，如果我被判有罪，那么我将别无选择，只好起诉政府和所有地方当局，因为他们也在公共厕所贴告示。地方法官驳回了根据《性病法案》而对我提出的指控，因为学生咨询中心并未向患者提供治疗，而是引导他们向有行医资格的医生求助。至于另一项指控，则推迟到5月22日再审理。

当正在审理这个案子时，英国公布了一项统计数据，它表明，在过去的一年中，性病患者数量剧增，已达到战后顶峰。健康教育委员会主席伯克夫人利用这个统计数据，并以我的案子为例，试图在上议院修订《1889年有伤风化广告法案》。

“阻止此类严重疾病的传播，是负责任的做法，但居然有人利用过时的法律，限制这样的努力，这实在是荒谬。”她说。

到第二次开庭时，许多报纸都宣布，警察对我的起诉是多么愚蠢。人们发起大规模的运动，以改变这部法律。根据这部法律严格的字面意思，地方法官很不情愿地宣布我有罪。但他也明确指出，他认为这部法律非常荒谬，因此只对我处以7英镑的罚款。警察曾以两年的监禁威胁我，与之相比，这个判决太轻了。在法庭外面，摩尔蒂莫向媒体发表声明，呼吁修订这部法律，否则我们将别无选择，只好起诉政府在公共厕所的门上提到“性病”一词。报纸全都合力支持我们。到下一次议院开会时，政府法规便融入了伯克夫人对该法案的修订。内政大臣雷金纳德·莫德林写了一封私人信件给我，就这次“皇家诉讼”向我道歉。

这场官司让我知道，尽管我很年轻，穿的是牛仔裤，而且没什么金钱后盾，但我无需害怕警察或当局的恐吓。如果我有一位优秀的律师，那就更不用害怕了。

1970年的一天，我回到办公室，发现尼克已经占据了我的办公桌。由于疏忽，他留下一份写给全体工作人员的备忘录草稿。这是一个取消我作为出版人和编辑资格的计划，然后他将控制《学子》的编辑和财务，将它变成一个合作机构。我将变成一个普通的团队成员，而且，每个人都将平等地决定杂志的编辑方向。我倍感震惊，觉得我最亲密的朋友尼克即将背叛我了。毕竟，创办《学子》是我和乔尼的主意。我们从斯托学校就开始创办了，虽然遇到各种困难，我们仍想方设法将它出版。我知道自己打算拿《学子》怎样办，而且我觉得每个在这里工作的人似乎都很开心。我们领取相同的工资，但归根到底我才是编辑和出版人，应该由我来作决定。

我环视四周，看着正在工作的每一个人，他们全都故意把头埋在书桌上。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参与这个计划。我把备忘录放进口袋。当尼克回来时，我站起身来。

“尼克，”我说，“你能出来跟我聊聊吗？很快就好。”

我决定虚张声势，以此渡过这场危机。如果尼克的煽动已经获得其他十人的支持，那我就很难阻止他们了。但是，如果他们还没打定主意，我就能在尼克和其他人之间制造分裂，把尼克排挤出去。我只得将我们的友谊搁置一旁，先摆脱这场挑战。

“尼克，”我们一边在大街上走，我一边对他说，“有好几个人找到我，说他们对你的计划不满。他们不喜欢这个想法，但是，他们很害怕，不敢当面告诉你。”

尼克露出惊恐的表情。

“我认为你待在这里不太好，”我继续说道，“你一直想暗中破坏我和整个《学子》。我想我们应该继续做朋友，但我认为你不应该再待在这里了。”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当时自己怎么就能面不红心不跳地说出那些话。尼克低下头，望着他的脚。

“对不起，里奇，”他说，“我那么做只是因为，这样安排我们的工作似乎更好……”他的声音逐渐变弱。

“我也感到很抱歉，尼克，”我双臂交叉，直直地望着他，“让我们在夏姆里格林再见吧，但《学子》是我的生命。”

尼克当天就走了。我告诉所有人，尼克和我在运作《学子》的方式上无法达成一致，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离开或继续。他们全都决定和我待在一起。虽然没有了尼克，但教堂地窖的生活仍将继续。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遇到意见不合。尽管我感到痛苦，但我知道自己不得不面对它。我不喜欢批评那些与我一起工作的人，而且也尽量避免这么做。从那以后，我总是设法回避这种问题，而让别人挥动斧子。我承认这是缺点，但我就是无法应付。

尼克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深深地希望我们能一直如此。在我下一次回夏姆里格林时，我顺便去看望尼克，发现他正在吃他妈妈做的布丁。我们俩坐下来，一起将它吃光了。

尼克不单是最早跟我交朋友的人，而且他还负责发行杂志，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我很想念他。在尼克到来之前，我们只是偶尔搞搞发行，将一捆捆杂志送到中学或大学的志愿者那里去。尼克走后，《学子》又维持了一年多，我们继续出版了4期杂志。尼克告诉我，他正作为候选人参加苏塞克斯大学的一次学生选举，于是我利用《学子》和印刷商的关系，印了一些便宜的竞选海报。尼克赢得了选举，但是后来却因为在竞选中寻求校外支持而被取消了资格。

我知道，那些走进来跟我们闲聊或为我们工作的人，每个都花大把的时间听音乐，花大把的钞票购买唱片。留声机总是播放着音乐，当滚石乐队、鲍勃·迪伦或“杰弗逊飞机”乐队的最新专辑问世时，大家都会蜂拥而上，争相购买。人们对音乐怀着满腔的热情。音乐具有政治性，音乐无法无天，音乐总结了年轻一代改变世界的梦想。我还注意到，有些人虽然从没想过花40先令吃顿饭，但却会毫不犹豫地花40先令购买鲍勃·迪伦的最新专辑。专辑越晦涩，价格越昂贵，他们就越把它视若珍宝。

到那时为止，我之所以对赚钱感兴趣，不过是为了保证《学子》能继续获得成功，为了给学生咨询中心提供资金。但我忽然想到，唱片发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商机。我听说，尽管政府废除了《维持零售价协议》，却没有一家商店出售打折唱片。我开始考虑创建唱片发行业务。《学子》的工作人员已经增加到20人左右，而我们仍然一起住在阿尔比恩大街44号，并在教堂地下室工作。

我考虑了唱片居高不下的价格和购买《学子》的读者群，不知道我们能否通过杂志打广告，并出售便宜的邮购唱片。没想到，第一份唱片邮购广告居然是出现在《学子》的最后一期上。没有尼克管理《学子》的发行，杂志举步维艰。但出售便宜唱片的广告却使得大量咨询电话如潮水般涌入，也为我们带来大量现金，我们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多钱。

我们决定另外找个名字命名邮购业务。这个名字要醒目迷人，与众不同，而且不单要对学生有吸引力。我们围坐在教堂地窖里，试图选出一个好名字。

“滑行唱片”是最受喜爱的名字之一。我们漫不经心地拿它说笑了一会儿，然后有个姑娘探过身子。

“我有个主意，”她说，“‘维珍’如何？在商业上，我们全都是‘处女’ 。”

“而且现在这里没剩下多少处女了。”另外一个姑娘笑着说，“虽然这里没有处女，但有个‘处女’的名称也不错。”

“太好了，”我当场决定，“就叫‘维珍’。” yz0/jQKMSktpjRxG4OIMyIuwqCcQJWpCTJ8/5y6MY8spMuc6WJTvU+/isof/Uwz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