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希腊人

在地中海的一角，巴尔干半岛的南端，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它在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孕育并催生了适用于整个现代世界的基础架构，其中包括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等等。这在当时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多少年来，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有些哲学家甚至用一生的精力去探索这个谜团。

与化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或医学家不同，历史学家看起来总是有点愤世嫉俗，他们不屑于寻找传说中的“历史规律”，也不认为研究蝌蚪、细菌或流星的方法能直接套用在对人类历史的研究上。

也许是我错了，但我相信，这样的规律是存在的——尽管迄今为止我们依然所知甚微。人类在探索“历史规律”这一命题时不够仔细，只顾着积累事实，却忘了披沙拣金，让智慧的精华显现出其真正的价值。

初次涉足这个新的研究领域，不免诚惶诚恐，且容我暂借科学家们的一席名言，为您阐述我对历史规律的理解。根据现代科学的解释，当所有物理和化学成分达到一个理想比例并孕育出第一个生命细胞时，区别于无机物的有机生命体便诞生了。上述科学原理若套用到历史上去，就会得到以下相似的解释：

在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里，当种族、气候、经济和政治达到一个理想或接近理想的状态时，高级文明就会以一种突如其来并看似顺理成章的方式出现。

围绕这个解释，我举几个例子。

首先，高级文明不可能出现在智力低下的穴居土著群体中——即便那是天堂的圣洞。

试想，若伦勃朗、巴赫或普拉克西特列斯出生在乌佩尼维克岛的冰窟里，一天到晚只晓得盯着冰面等着猎海豹，怎么可能描绘出美丽的油画，谱写出动人的旋律，创造出惟妙惟肖的雕像？再有，若达尔文不得不在兰开夏郡的工厂里辛苦谋生，他哪还有时间细细研究物种的起源和进化？若亚历山大·贝尔只是一个被随意买卖的奴隶，在俄国一个偏僻村子里服役，他又该如何发明电话？

古埃及是第一个高级文明的发祥地，那里虽然气候宜人，可当地土著却体质偏弱且进取心不强，政治和经济条件更是一团糟。巴比伦和亚述也一样。后来迁徙至两河流域生活的闪族人倒是身材魁梧，精力充沛，当地气候也比较稳定，但要说到政治和经济环境，那实在叫人灰心。

再看看巴勒斯坦。气候环境差强人意，但农业落后，所谓的买卖贸易也仅存于往来亚洲和非洲的商队沿线上。而且，巴勒斯坦的政治完全操纵在耶路撒冷寺庙的祭司手中，给个体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阻力。

腓尼基的气候倒是无可挑剔，土著居民身强体壮，贸易环境十分理想。只一点：腓尼基的经济体系严重失衡，国家全部的财富被一小撮船主占据，他们以森严的商业垄断制度保护自己的利益。推罗、西顿的政府早就沦为少数富人手中的提线木偶，任他们差使。穷苦的人民连想做点合法小生意的念头都不许有，渐渐地，他们变得灰心丧气，冷漠无情。最终，腓尼基与迦太基一样，为统治者的鼠目寸光和自私贪婪付出了灭亡的代价。

由此可见，早期的文明总是缺少些必要的成功因素，以致无法再前进一步。

终于，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迎来了奇迹般的完美的平衡；可惜这样的奇迹并没有出现在希腊本土，且只在爱琴海彼岸的殖民地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我曾在另一本书中介绍过一些具有桥梁作用的著名岛屿，从尚未有文字记载时开始，就有来自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岛的商人在这些连接亚欧大陆的岛屿上通商或交流东西方文化，他们的足迹遍布小亚细亚西部海岸一个被称为爱奥尼亚的狭长地带。

在特洛伊战争爆发前的几百年，希腊大陆上的部落征服了这片长140多千米，宽仅有15千米的岛屿，并先后在此建立了殖民城邦。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有以弗所、福基斯、厄里特赖和米利都。在这些城邦里，臻于完美和成熟的社会平衡促使文明高度发展，后世文明虽也有能与之匹敌的，却再不见有哪个能掩其锋芒。这样完美和成熟的社会平衡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首先，居住在殖民城邦里的，都是希腊各部落里最活跃且富有野心的人；其次，代表殖民主利益的政府鼓励个人充分发挥才能，穿梭在新老世界间，通过在亚欧大陆间的通商为殖民城邦积累大量财富。

对于以经商为主的殖民城邦而言，气候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这也是我没有刻意再说明的原因。除非冰封港口或洪水肆虐，否则城里的居民对天气变化不会有太大感受，无论在晴天或是雨天，他们依旧建船、卸货，不辞劳苦。

除了通商，爱奥尼亚的气候对知识阶层的发展也极为有利。在书籍和图书馆出现之前，知识的传播只能靠耳听口说，城邦的供水泵周围自然就成为了最早的社会活动中心，以及最古老的大学的所在地。

在米利都，一年365天，人们可能有350天坐在水井周围。早期的爱奥尼亚教授们充分利用了此地的气候优势，他们成了所有未来科学发展的先驱。

泰勒斯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有名字记载下来的思想家，被称为“科学和哲学之祖”。但我们翻遍文献却发现，他身世成谜。当然，这不等于说他有着那么一段抢了银行或杀了家人，然后从无名之地逃到米利都的不光彩过去。只是当时的人们都不清楚他的来历，也无法像人类学家那样能准确分辨出他是皮奥夏人、腓尼基人、北欧人还是闪族人。

由此推断，当年这座坐落于米安得尔河口的古老城市作为世界的中心是多么赫赫有名。它的人民来自五湖四海——就像如今的纽约，却从不因彼此外貌不一而心存芥蒂，也从不刻意过问新来者的家底身世。泰勒斯在数学和哲学方面的贡献很多，由于篇幅有限，我就不逐一列举了。但是有一点不得不提，泰勒斯曾提倡对新思想采取开放包容的态度，这种哲学风气一度在爱奥尼亚十分盛行。就在希腊殖民城邦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时，罗马还只是一个边远的小商镇，在某条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泥泞小河旁营营役役，犹太人依旧被囚禁在亚述的地界上，欧洲的北部和西部除了狼嗥鬼叫，一片荒野上人迹罕至。

为了梳理出高级文明发展的原因，我们必须先了解希腊各部落在横渡爱琴海，意图攻占富庶之城特洛伊期间发生的改变。当年那些闻名遐迩的英雄背后所代表的其实是文明发展的初级阶段，他们就像一个个四肢过度发达的小孩，把生命看作一场漫长而光荣的比赛，满脑子角斗、赛跑等诸如此类的竞技，并为此感到兴奋莫名。或许，若不是要维持生计，现在也会有不少人喜欢这样的活动与刺激。

这些血气方刚的英雄对待神明，跟对待日常生活中所有严肃的问题一样，简单而直接。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自公元前10世纪起一直统治着古希腊，具有跟凡人无异的形象。至于后来，凡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何种方式与所信仰的诸神分道扬镳，则始终是个谜，一直以来没有谁能说得清。幸运的是，远在云端的神祇并没有舍弃那些生活在地面上的臣民，他们从未间断过对凡人的关心，这使得希腊的宗教充满了独特的魅力。

每个希腊小孩都听过这样的床头故事：宙斯是拥有强大力量的众神之王，他蓄着长胡子，不高兴时会挥舞起他的武器招来满天雷电，整个世界顿时犹如末日降临。而当孩子们稍大一些，开始自己阅读那些古老的传说时便会发现，看似可怕的神明们也有着不少的缺点。他们就像家庭晚会里的特邀来宾，总是给看不顺眼的人下绊子，也总喜欢掺和到凡人的撕扯中去。由于各为其友，尘世中每一次你争我夺，也必然会在天国诸神间引起轩然大波。

尽管沾染着许多人类特有的陋习，宙斯却仍然不失为一个强大的统治者，一个伟大的神明。为了安全起见最好不要招惹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高不可攀。相反他是一个“通情达理”之人，只要方法得当，想接近他并非难事——至于什么样的方法得当，不妨请教一下现代华尔街的说客们。宙斯极富幽默感，天国里的任何变化在他眼里都不过是小事一桩。

这样的神明也许看起来不够威武，但实际“相处”起来却有不少好处。正因为神明皆有不足，古希腊从不制定森严的宗教律法，规定凡人必须相信什么或否定什么，也从不让祭司们用严刑推行所谓的教条。宽松的宗教信仰制度使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恶来定义自己的宗教思想和伦理概念。

与远在拉科尼亚湾小村子里的阿索庇人相比，塞萨人虽与奥林匹斯山诸神毗邻而居，但对待神明们的态度却一向有些不恭不敬。与之相似的还有雅典人，他们自恃有雅典娜女神的庇佑，便对她的父亲宙斯放肆无礼。阿卡狄亚人虽居住在远离通商要道的山谷里，却始终坚守着朴质的信仰，他们讨厌以轻浮的态度处理跟宗教有关的大事。至于福基斯的居民，因有利可图，他们便把阿波罗奉为天国中最伟大的神，然后不断地从前往德尔菲朝圣的人身上捞好处。他们声称，不远千里而来的人只要腰包里还有一两个德拉克马，都应该去给阿波罗进贡。

犹太人因只信奉一个上帝而与其他民族日渐分离，他们迁移到耶路撒冷发展自己的宗教势力，并使之成为所有人心中无法超越的圣城，从而保证了基督教在往后一千多年里的生生不息。希腊人既不像犹太人般对宗教虔诚，也无法确立起像耶路撒冷那样统一发展的圣城。雅典和斯巴达长年的内战，说到底就是希腊首都的所属之争，但因实力相当，最后只是徒劳无功。

从另一方面来说，独立思考的精神也只有在个性强烈的希腊人手上，才能发扬光大。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曾一度被称作是“希腊人的圣经”。但其实它们只是普通读物，与《圣经》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也从来不是神职人员心中的“圣书”。这两本书讲述了英雄们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这些名噪一时的英雄们——按希腊人的说法，便是他们的祖先。书中也穿插了不少宗教的桥段，因为就像我之前所说的，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无一例外地，都热衷于掺和到凡人的你争我斗中去。他们顾不上其他的正经事，只一心欣赏着在自己版图上亘古罕见的大比拼。

希腊人从不深究荷马的著作是否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宙斯或雅典娜或阿波罗的感召才写成的。他们只知道，他的史诗是如此优美，故事是如此精彩，不但能陪伴人们度过漫长的冬夜，还能让孩子们为自己的民族而倍感自豪。

而这，就足够了。

在希腊的城邦里，到处充满了独立思考和精神自由的气息，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散发出来的海腥味混合着东方绸缎的色彩斑斓，让人不禁耳目一新。人们衣食无忧，大街小巷里回荡着高高低低的欢声笑语。就在这样一座城市里，泰勒斯诞生了。他在这里辛勤劳作，在这里传播知识，最后在这里告别人世。也许他探索出来的结论与当时很多人的见解都有着很大的分歧，但那只能说明，他思想学说之深奥先进，并非寻常学者所能企及。泰勒斯之于米利都人，正如爱因斯坦之于纽约客。若要问纽约人：听说过爱因斯坦吗？他们十有八九会回答：当然，就是那个留着长发叼着烟，没事儿拉拉小提琴的家伙嘛。我记得他还写过一个人从火车这头走到那头的故事，就登在星期日的报纸上。正是这个叼着烟斗拉着小提琴的怪人抓住了稍纵即逝的真理之光，最终推翻了——或者至少说修正了过去六千年形成的科学定论。然而，这并未能引起千百万懒散随意的纽约客的注意。他们对数学的兴趣，远远不及他们对喜欢的击球手试图摆脱万有引力时所引起的争论感兴趣。

在这样的前提下，就连古代史教科书在介绍泰勒斯时，也不会很具体，只是笼统地概括一句：泰勒斯（公元前640年-公元前546年），出生于米利都，是现代科学的奠基者。若当年米利都有媒体，我甚至可以想象《米利都报》上会刊登的大标题：“本地毕业生发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如今，我们已不可能得知泰勒斯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超越前人独自探索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并非生活在知识匮乏的真空世界里，他的知识也不是天马行空的产物。早在公元前7世纪，人们已经开始涉足许多新的科学领域，也留下了大量数学、物理学和天文学的资料供后世参考。

这边泰勒斯还在不断学习，那边巴比伦的占星师已经在瞭望夜空。同时，埃及的建筑师已学会通过精密的计算，把两块重达百万吨的花岗岩放入金字塔的中心，制作成墓室上方的屋顶；而尼罗河谷的数学家也研究出了太阳运动的规律，准确地预测出旱季和雨季的来临，为农民提供日历，使农业生产更有效率。

在当时，虽然科学已为许多曾经的不解之谜提供了答案，但依然有不少人把自然界的力量视为神明意志的直接表现。神明掌管着季节更迭，星球运动，潮起潮落，就像政府官员们在农业部、邮电局和财政厅里工作一样。泰勒斯虽然反对这样的观点，却跟大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一样，懒得一个个解释或者公开争辩。如果泰勒斯看到海边的水果贩子因日食异象吓得跪倒在地，不断地祈求宙斯之名，他也只会一笑而过，并不会费心安慰他说，这不过是自然现象，只需懂得些天体运动的规律，就算是孩子也能准确预测出在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某个时间点，月球会刚好运动到太阳与地球中间，届时米利都会因月亮的投影而有几分钟不见天日。

事实正如泰勒斯所言，这次著名的日食发生在公元前585年5月28日的下午，波斯和吕底亚两国军队正在战场上厮杀，忽然，巨大的月影笼罩大地，仿佛黄昏提前降临，受惊的交战双方不得不鸣金收兵。坊间传说，这就像几年前耶和华在亚雅仑山谷施行的神迹一样，为了让吕底亚人获得胜利，神明特意熄灭了天国之光。只有泰勒斯心里明白，这不过是以讹传讹。

泰勒斯对待科学的态度正是他过人而伟大之处。他敢于把一切自然现象看作是自然法则的结果和自然意志的具体表现，并且认为这丝毫不会依天神的喜恶而改变。在他看来，不管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是以弗所街上狗打架也好，是哈泰勒斯通过科学观察，得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推论。他认为，世间万物是在普遍却必然的自然法则支配下诞生的，而从创世之初便存在并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世界的水，就是最合适可行的载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推测是正确的。

利卡尔那索斯里举行了婚礼也罢，日食照样会如期而至。

虽然当时希腊人已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使用字母，泰勒斯也极有可能曾经把他的思想整理成书，但遗憾的是，这些亲笔文稿未能流传后世，我们只能通过同时代著作中的只言片语，了解他的思想和学识。顺带一提，与众多早期哲学家一样，泰勒斯也是一个商人，也会与来自地中海各个角落的人打交道。这些哲学家虽自诩为“智慧的恋人”，却从不敢忘记这样一个事实：智慧源于生活，若单是“为智慧而智慧”，便正如“为艺术而艺术”或“为食而吃”一样，不但可笑且贻害无穷。他们认为，人类不管是好的、坏的或普通的，皆是万物的灵长。他们不靠先入为主的臆测，而是耐心地研究人这种奇特又难以捉摸的动物，还原人的本来面目。这样的朴实无华比夸夸其谈更容易让哲学家与其他人和睦相处，从而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他们甚少要求人们严守清规戒律，却以自身为榜样向人们证明，只要正确了解了自然界的力量，就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获得灵魂深处的安宁。哲学家以宽广的胸怀博得民众的好感，这使得他们有充分的自由去研究、探索和调查，甚至深入到神明掌管的领域中，一窥真相。泰勒斯作为哲学家的先驱者，更是为此献出了才华洋溢的一生。尽管他重新解构了希腊人眼中的世界，又分别调查了每一个细枝末节，还曾公开对一直以来被大部分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提出了反诘，但幸运的是，他并没有因此获罪，还是平安地走完一生。

也许当年有人指责过他的观点为异端邪说，事到如今我们已无法考证，但在有记载的文献中，我们发现，在泰斯勒开辟的道路上，追随者无数。譬如克拉佐美尼人阿那克萨戈拉。他36岁时从小亚细亚来到雅典，在希腊的几座城邦里当过家庭教师，对天文学颇有研究。他曾在授课时指出，太阳并非如众人所想，是一架由天神驾驭的马车；它实际上是一个比整个希腊还要大上一千万倍的赤红色的大火球。

他的言论并没有给他惹祸，天国也没有因为他的放肆降下雷火。于是他把自己的理论推进一步，大胆提出，月球的表面覆盖着山脉和山谷；再后来他甚至暗示地球上存在着一种“原物质”，它诞生于洪荒之初，是万物的起源与归宿。不管是对阿那克萨戈拉还是他之后的科学家来说，生命的起源始终是一个危险的探索领域，因为那涉及到普通人最熟悉的事情。

一般人可以不在乎哲学家如何称呼太阳和月亮，毕竟它们远在天边；但若有人敢说什么世间万物都是从一种叫“原物质”的东西中慢慢成长起来的，那问题可就大了。因为按照传说，是天神丢卡利翁和皮拉把小石子变成人，世界才在大洪水后重新兴旺起来的。希腊所有的孩子自童年起便对此深信不疑，否认传说的真实性不啻于破坏现存社会的安宁，也会使孩子们对长辈所说的话心存疑虑，这可怎么行？于是，阿那克萨戈拉受到了“雅典家长会”的联合抵制。

如果这是在君主制或共和制的早期，城邦的统治者尚且有足够的力量保护一名教授“奇怪”学说的老师，使他免受无知者的迫害与歧视。但那时的雅典，民主制和个性自由已成熟至极，人人都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加上为阿那克萨戈拉辩护的正是他的得意门生伯里克利，于是，民众夹带着对伯里克利的不满，把起诉阿那克萨戈拉看作是反对旧独裁统治的政治运动标志。

在那之前，一个在人口稠密的郊区当行政长官的，名叫狄俄菲忒斯的教士曾提出并通过了这样一条法律，它规定，凡有不相信现有宗教信仰及对神明持不同意见者，应即刻检举。而基于这条规定，阿那克萨戈拉被投入监狱。幸好，城邦中开明的风气始终占了优势，阿那克萨戈拉只缴了些许罚款便平安获释。后来他迁居到小亚细亚的拉普塞基，于公元前428年与世长辞。斯人虽逝，但他的盛名却永垂青史。

这件事表明，官方的横蛮并不能阻止科学理论的发展。尽管阿那克萨戈拉被迫离开，他的思想学说却一直影响着未来。两百年后，亚里士多德吸收了阿那克萨戈拉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科学主张。而在经历了一千年漫长黑暗的岁月后，亚里士多德的主张又启蒙了伊本·路西德——一名世称阿维洛伊的阿拉伯医学家。他一边在西班牙南部摩尔地区的大学中大力传播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一边把理论和自己的观察结合起来，写下了许多著作。很快，这些书稿便翻越了比利牛斯山，传入了巴黎和布洛涅的大学，并被翻译成拉丁语、法语和英语。西欧人和北欧人对书中的知识如饥似渴，如今它们就像九九乘法表一样，已成为科学入门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让我们把目光回到阿那克萨戈拉身上。在他那次审判后，又经过整整一代人的争取，希腊科学家终于可以教授与民间迷信相异的知识。然而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类似的事情竟又重演了一次。

这次的受害者是普罗泰戈拉，一个流浪教师。他来自希腊北部爱奥尼亚殖民城邦中的阿布德拉。作为德谟克利特的出生地，人们对该地区的评价总有点褒贬不一。德谟克利特是独具创见的“微笑哲学家”，他提出：有价值的社会应该以最小痛苦为代价，给绝大多数人提供最大的幸福。结果，他被视为激进分子，受到官方严密的监视。

普罗泰戈拉深受德谟克利特思想的影响，他来到雅典，经过几年的钻研，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认为人生苦短，人们不应花时间去研究神是否存在，而应该动用全部的精力使生命变得更美好，更愉快。这一观点无疑击中要害，比以往任何文字和语言都更能动摇人们的信仰。这个学说问世之时，正是雅典与斯巴达交战胜败攸关之际，人民长期遭受失败和瘟疫的折磨，早已不堪一击。很明显，在这个时候再对神明之力提出质疑，激起诸神之怒实为不智。于是，普罗泰戈拉因“不敬神”被控，并且按照法庭的要求，他必须收回之前的言论。

若那时伯里克利还在世，一定会尽力保护他。普罗泰戈拉虽然是科学家，却无意为自己的主张殉道，无奈之下，只好远走他方。不幸的是，在前往西西里岛的途中，他的船遇难了，从此杳无音信。

还有一个惨遭雅典人无情迫害的是狄雅戈拉斯。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青年作家。就因为没有得到上帝的眷顾输了一场官司，便开始怨恨神明。这种不满经过长期发酵，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在希腊北部各地奔走，大声痛斥当地人最尊崇的“奥迹”。结果，他以亵渎神明的罪名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夕，这个可怜人好不容易找到机会逃到科林斯，却依然故我，继续诅咒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明，最后因气急攻心而丢了性命。

希腊人的不容异说的偏见在随后的历史中越演越烈，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要数法庭对苏格拉底的死刑判决。对此我们有详尽的记录。每当谈论起世界文明的停滞不前或希腊文明的不进反退时，人们总会以苏格拉底的不幸为例来佐证雅典人的冥顽不灵。如今，经过翔实的考察和研究，我们对苏格拉底，以及他的生前身后之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位街头演说家虽然有点招人厌烦，却才华横溢，他用追求学问的一生致敬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盛行的思想自由精神。因为当时的老百姓还相信神明的存在，于是苏格拉底便自称神的使者，能预示以何事不当为。虽然大家不能完全理解他所谓的“灵迹”，却知道他对常人视作神圣的东西嗤之以鼻，对传统习俗置之不理。最后，当政者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这位饱学之士。

苏格拉底的父亲是一位雕刻匠，他子女众多却收入菲薄。因为没有办法负担两千元一节的课程，苏格拉底从小没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在年少的苏格拉底看来，追求纯粹的真理和研究无用的科学现象简直是浪费时间和精力；他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培育自我的信念：不懂几何学没关系，叫不出彗星或行星的名字也不碍事，反正这些外在的东西于个人灵魂的提升无益。

这个塌鼻梁、不修边幅的小个子白天在街头巷尾与无业游民争辩，晚上回家听妻子唠叨。苏格拉底一生清贫，对谋生之事不甚在意。为了养活一大家子，他的妻子不得不帮人洗衣以帮补家计。他曾多次参加远征， 也曾多次上阵杀敌；他做过雅典公民大会的议员，也是不少著名学者的老师。为了自己的信仰，他宁可慷慨赴死。

为了了解事情的起因，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在苏格拉底为人类的知识进步作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时，雅典的政治状况是什么样子的。苏格拉底被处死时已年逾七十，终其一生他都在告诫人们莫要虚度年华，浪费生命——把过多的时间花在空洞的快乐和虚无的胜利上没有意义，为了满足短暂的虚荣和一己的私欲而挥霍神明的恩赐更是不智。他坚信人具有崇高的命运。他的理论打破了旧哲学体系的界限，甚至比普罗泰戈拉走得更远。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则教导人们，“每个人心中的自我才是衡量万物的标尺，塑造命运的不是神明，而是我们自己”。

负责审判苏格拉底的是雅典五百人议事会成员。他们大多是苏格拉底的政敌们精心安排的人选，其中还包括不少学者。面对这些居心叵测的法官，苏格拉底发表了一席通俗易懂又鼓舞人心的演讲。

他说：“世人无权随意左右或强行夺去他人信仰的自由和思考的权利。人只要坚守善本，即使没有朋友的认同，没有家庭或物质的支持，也足以俯仰无悔于天地。然善本乃世之大道，只能通过反复深入的研究才能悟明，因此世人应拥有自由讨论所有问题的权利，且不受政府或权威的干预。”

遗憾的是，这是在最不合适的场合上发表的最不合时宜的言论。早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爆发之初，雅典社会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主仆关系也有些剑拔弩张。苏格拉底作为一个“温和分子”，既看到了双方各自的利弊，又尝试着找到折衷的方案让大部分理智的民众满意，这自然得不到任何一方的好感，不过当时争吵的双方势均力敌，一时间也腾不出手来对付他。

到了公元前403年，贵族失势，民主派控制了希腊全境，苏格拉底便大难临头了。他的朋友预见到了他的结局，纷纷劝他尽早逃离。苏格拉底平生树敌众多，同时也交友广阔。在大半个世纪里，他以丰富的学识针砭时弊。对于那些自认为是社会支柱的，苏格拉底热衷于撕下他们的伪装，并将其思想骗术公诸于世。久而久之，他的名字在希腊家喻户晓，甚至于他在上午才说到的一些趣事，晚上就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还有人把他的经历编成了戏剧。直至他被捕入狱，关于他的一切全希腊上下已是无人不知。那些在审判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例如那个不识字却因为通晓神意而卖力叫嚣的粮油贩子——深信他们是在为社会尽职，为城市除掉一个只会教给奴隶懒惰、罪孽和不满的“学术界”的危险分子。

颇为有趣的是，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苏格拉底仍满怀激情地舌战群儒，让大部分法官越听越想放他一马，但前提是，他得改掉那喜欢争辩和说教的坏毛病，并承诺此后不再干涉别人享乐或无休止地给人提问题。

苏格拉底拒绝了。

“恕难从命！”他回答道：“只要我的良知还在敦促我向前，只要那微弱的心声还在提醒我把理智之道展现于人前，我便会继续提问、说教、争辩，把一切倾囊相授，无惧人言。”

至此，法庭已别无他法，只好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按雅典法律规定，每年一度前往提洛岛朝拜的圣船还没返航前不能行刑，于是苏格拉底被缓刑三十天。整整一个月里，苏格拉底没表现出丝毫焦虑，只一心钻研改进他的逻辑体系。他本有机会逃跑，但最终还是选择笑着留下。他说他已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含辛茹苦；现在他累了，只想静静地等待属于他的归宿。临刑时，他还在和友人交谈，教导他们分明是非，劝诫他们莫要沉迷于物质享受，要重视精神修养。

接着他饮下鸩毒，躺在床上，让一切争辩伴随着他最后一口呼吸，尘埃落定。

苏格拉底之死让他的学生们心有余悸，他们一度离开过去的活动场所默默度日；而在风波稍有平息后，他们又回到了老地方，继续公开讲学。正因为他们的努力，在苏格拉底死后的十多年里，他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苏格拉底事件发生时，雅典正处于一个非常艰苦的过渡期。5年前，为争夺希腊霸主地位而打响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结束了——雅典人一败涂地，斯巴达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是粗野对文明的逆袭，所以好景不长也是意料中事。斯巴达人没有值得后世传颂的只言片语，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也只仅限于一些如今被沿用到绿茵场上的攻防技巧。他们以为，只要推倒了雅典的城墙，摧毁了雅典的舰队，就可以一劳永逸，不曾想雅典人的智慧与天资远不止于此。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结束十年后，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再一次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雅典的海军将领再一次整顿起希腊联合舰队，并随时准备为正义身先士卒。

虽然伯里克利的努力没有得到同代人的认同，但雅典在他的影响下成为了世界文明的中心，就像现代巴黎。罗马、西班牙和非洲的有钱人家都希望把孩子送去雅典学习，哪怕只是在雅典卫城附近的学校里逛一圈，也能叫他们受宠若惊，欢喜莫名。

今天的我们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古代社会里，生存的确被看作是至关重要的头等大事。早期的基督教视一切异教文明为敌，其中对罗马人和希腊人最为不齿。罗马人和希腊人被视为丧尽天良之辈，对莫名其妙的诸神随意膜拜，平时不是大吃大喝就是醉舞狂歌，为了满足嗜血的欲望还会在战场上大肆残杀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和达契亚人。

不可否认，确实有很多不法商人和战争贩子活跃在希腊和罗马，他们把苏格拉底当年在法官面前精辟阐述的伦理道德抛诸脑后，用尽手段积攒起万贯家财。这些人不过因为财雄势大，平民百姓们不得不忍气吞声，他们在社会上毫无威信，因此并不能代表当时的社会文明。

我们曾在考古时挖掘出埃帕弗洛迪图斯的庄园。这个家伙帮着尼禄把罗马及其殖民地洗劫一空，然后用这笔不义之财给自己建造了一座拥有40个房间的豪华宫殿。望着这片曾经辉煌的废墟，我们不禁摇头叹息：“好一个酒池肉林。”只有当我们坐下来静读埃帕弗洛迪图斯的奴仆爱比克泰德的著作时，才能隐约感觉到仿佛在与一个高尚的灵魂交流。

我知道，人们关起门来总爱说些别人家的蜚短流长，这种习惯放到国与国之间亦然。但请别忘了，两千年前的希腊，既有小人势利如埃帕弗洛迪图斯；也存在伟人，睿智如爱比克泰德，他追求生活尽善尽美的愿望与如今的我们别无二致。

当然，关于尽善尽美的定义，古今理解不一。那时的尽善尽美并没有加上东方人的补充，完全是西方人的一面之辞。我们的祖先虽然“野蛮”，却也慢慢总结出生活中的感悟，并把对美好的追求定为最崇高的目的。也正是他们把这种追求发展成一种哲学，教导世人只要谨记持心公正，远离酒色财气，保持身体健康和收支平衡，便能知足常乐。西方人对前世今生没有太多认知，他们仅仅把自己视作有智慧的哺乳动物，了不起就是“万物的灵长”。虽然他们言必称“吾神”，但这类词汇说到底跟现代生活中的“原子”、“电子”、“乙醚”没什么不同。在他们看来，万物的起源必须有一个说法，于是爱比克泰德口中的宙斯变得跟欧几里得解题时会用到的字母X和Y一样，可以含义无穷，也可以微不足道。

古代人们最感兴趣的，除了生活就是艺术。他们根据苏格拉底提倡的分析法去研究生活中的森罗万象，并取得了瞩目的成果。当然，其中也有对追求完美的精神世界过于执着而走极端的，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众多古代哲学家中，柏拉图是唯一一位出于对完美精神世界的向往而提出不宽容思想的人。众所周知，这位年轻的雅典小伙是苏格拉底最心爱的弟子，也是他的言行记录者。他把苏格拉底说过的话以及他的思想灵感，汇集成册编成对话，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作“苏格拉底全书”。

同时，他开始撰写一系列才华横溢的文章，用以诠释老师学说中某些晦涩难解的论调。他一生致力于传道授业，把雅典人的公平正义传遍人间。柏拉图在为人类文明做贡献时是如此全力以赴，又是如此投入忘我，简直可以媲美圣保禄。不过，圣保禄的一生极为惊险，他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把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地中海的各个角落；而柏拉图只需静静地坐在花园的椅子上，等着世界各地的人来拜见即可。他之所以能如此行事，全得感谢他显赫的出身和丰厚的独立财产。

柏拉图是地道的雅典人，他的母亲是梭伦的至亲。而且到了法定的年龄，他还可以继承一笔财产，足够他丰衣足食。柏拉图辩才出众，凡有幸在柏拉图学院听过他上课的人，无不心甘情愿跋山涉水来到爱琴海，来表达对他的爱戴。在其他方面，年轻的柏拉图跟当时大部分小伙子的经历相似：他当过兵，但对军事毫无兴趣；参加过户外运动，是摔跤和赛跑的好手，却从未榜上留名；喜欢到处旅行，也曾横越爱琴海，沿着他那大名鼎鼎的外祖父梭伦的踪迹，在埃及北部游历。然而他这次回雅典后就再没踏出过国境。他买下了雅典郊区基菲索斯河河畔一座风景宜人的花园，并在花园中一个绿树成荫的角落里教授他的学说，一待就是50年之久，“柏拉图学园”因此得名。

柏拉图开始是一个数学家，后来渐渐转而专攻政治领域，并为后世的政治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作为一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他相信人类的进化是平稳且不间断的。他告诉世人，生命是从低级向高级缓慢上升的过程，世界会从美好的实体发展出完善的制度，再从完善的制度中孕育出完美的精神思想。柏拉图的这一想法听着头头是道，但当他尝试将此转化成具体原则，为理想中的共和国提供理论基础时，对公平正义的过分执着使他看不见这在现实实施中的不可行性。他所主张的理想国一向被纸上谈兵的乌托邦建设者们奉为圭臬，但在这个柏拉图式的国度里，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存在着很多没落贵族独有的偏见。这些人收入不菲，生活富裕，成天周旋在政治圈里，对草根阶层极为鄙视，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的“地位”以及那只有“上流社会”才享有的特权。

柏拉图的著作在西欧中世纪学者间倍受推崇，但不幸的是，这些饱学之士似乎是故意忘记了历史背景的不同，硬把柏拉图勾画理想国时的政治环境，与他们当时生活的12世纪、13世纪对等起来，把举世闻名的共和国打造成向宽容宣战的可怕武器。

按基督教的定义，柏拉图根本不是一个信仰虔诚的人。他对祖先们敬重的神明深恶痛绝，认为他们不过是一帮来自马其顿的乡巴佬，粗俗不堪；而诸神在特洛伊战争爆发前后的恶行更是被他视作奇耻大辱。成年后，坐在花园的树荫里年复一年地听着城邦间无休止的争吵，他心里的恼怒也像当年对诸神的嫌恶一样，与日俱增却无法排遣。直至亲眼目睹了旧民主理想的破产，他才慢慢明白，宗教对于一般平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否则理想中的共和国就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中。因此，他坚持理想社会中的立法机构必须制定出针对所有人的行为准则，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奴隶，无一例外都要遵从，否则就会被判处流放、监禁甚至是死刑。这听起来像是对心灵解放和宽容精神的全盘否定——明明不久前，苏格拉底还在为之英勇奋斗，但其实这就是柏拉图的本意。

为什么他的世界观会发生这样的改变？其实原因也不难理解。当时，各自为政的城邦并存时代已经名存实亡，马其顿帝国的中央集权统治很快就会横扫整个希腊半岛，从马里查河一路延伸到印度河畔。柏拉图无法接受这样的变化，为了逃避丑陋的现实，他只好躲进自己臆想的国度里。而就在希腊半岛上古老而难以驾驭的民主城邦就要失守落入征服者手里之时，一位旷古烁今的伟大思想家在雅典诞生了。他的出现震惊了当时及后世整个世界，使所有人由衷地怀缅古希腊的辉煌。那就是亚里士多德，一个来自斯塔基拉的神童。他在那个时代已通晓许多不为人知的事理，为人类知识的宝库增添了许多珍贵的藏品。他的著作就像一湾智慧的源泉，让此后整整五十代的欧洲人和亚洲人无需经受绞尽脑汁搜肠刮肚之苦，便能从中尽情汲取丰富的知识。

亚里士多德在18岁时离开了家乡马其顿，前往雅典柏拉图学院进修。毕业后，他一边四处游历一边开坛讲学。公元前336年，他再次回到雅典，在毗邻阿波罗神庙的一座花园里创办了属于自己的学堂，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吕克昂学园”。

奇怪的是，雅典的百姓并不乐于见到创办学园这样的事情。这也难怪，因为那时的希腊城邦已不再是传统的商业重地，稍有作为的人都纷纷迁居至亚历山大港、马赛或其他西南城市，剩下的人不是一文不名就是懒惰成性。而这些人恰恰是老一辈平民中最迂腐守旧的一支。他们既让希腊无比璀璨，也让这个灾难深重的共和国备受摧残。他们不喜欢柏拉图学园里的一切，对他的得意门生更是没有一点好感。只是他们没想到，这位“臭名昭著”的亚里士多德竟在老师过世十年后重返旧地，继续教授那些仍然不为人们所接受的，关于世界起源的知识，还说什么神明并非全知全能。对此，守旧派们煞有介事地摇起头来，低声谴责他把自己的城邦变成了一个思想混乱，毫无信仰可言的地方。

守旧派们并非不想把他赶出国境，只是他们不得不克制自己。因为这位眼睛近视却身体健壮的绅士以博览群书和衣着讲究而闻名，他是当时政治圈里声名显赫的人物，可不是雇一两个流氓恶棍就能轻易打发的无名小子。亚里士多德是马其顿宫廷御医的儿子，他从小和皇子们一起接受教育，一结束学业，便被聘请为皇储的家庭教师。整整八年时间里，他每天都与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形影不离，并与这位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统治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亚历山大前往印度前线督战期间，掌管希腊各省的城主更是对他关怀倍至，生怕这位皇帝陛下的好友受了伤害或委屈。

可惜好景不长，亚历山大大帝在33岁英年早逝。他驾崩的消息一传到雅典，亚里士多德马上命悬一线。他想起了苏格拉底的悲剧，不愿重蹈他的厄运。于是他也学柏拉图那样，开始谨慎地避免把哲学和现实政治混为一谈。只不过他对政府民主形式的厌恶和对平民掌权的不信任众所周知，所以当雅典人怒气冲天地把马其顿的军队赶出国境时，他不得不即刻横渡埃维亚湾，逃亡到加而西斯。然而，就在他离开人世的几个月后，马其顿人平定了叛乱，再次征服了希腊。

事隔多年，如今想再找到亚里士多德不敬神的证据谈何容易。不过按常理推断，在一个充斥着业余演说家的国度里，他的遭遇肯定跟政治脱不了关系。与其说他错在散布了骇人听闻的异端邪说导致雅典可能会遭受宙斯严厉的惩罚，还不如说他错在对少数深怀偏见的地方政客不够尊敬。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各自为政的城邦制已时日无多。此后不久，罗马人继承了亚历山大在欧洲的扩张版图，把希腊变成了其众多行省中的一个。

至此，口角之争终于告一段落，因为罗马人看待很多事情的心态甚至比黄金时期的希腊人还要宽容许多。罗马的臣民享有极大的思考自由，只有一点例外：不能对某些基于政治利益而设定的原则提出质疑，因为罗马就是仰仗这些原则，使统治政权从史前时期开始便一直保持繁荣安定。

同是理想，伯里克利的追随者所推崇的与西塞罗及其同辈人所怀抱的总有些微妙的差别。希腊思想体系的贤者们经过数世纪的冥思苦想和认真实践，好不容易总结出一些以宽容精神为基础的学说，罗马人却嗤之以鼻。他们对理论问题漠不关心，只对实用的东西感兴趣。他们自认行动派，瞧不起只会高谈阔论的人。

如果你想花一下午的时间，坐在老橡树下，与罗马人就政府的统治理念或月亮对潮汐的影响交换意见，那未尝不可；但若你想得到罗马人青睐，就必须把所说的一切付诸实践。因为在罗马人看来，理论、歌舞、饮食、雕塑、科学那一类玩艺儿，有希腊人或其他外国佬摆弄就够了，正统的罗马人应该重视更实用的东西，例如全力以赴管理好日益扩大的领土。他们征召新兵并使之训练有素，一面巩固边防，一面巡查西班牙和保加利亚间的交通要道。此外，他们还会花费大量精力，来维持数百个不同部族间的和平。

如此看来，罗马人的伟大毋庸置疑。他们通过严谨的工序创建了一个庞大的统治体系，这个体系以不同的形式一直延续至今。这是个了不起的创举。那时的臣民只要缴纳必要的赋税，尊重罗马统治者定下的为数不多的行为准则，便可以享受广泛的自由。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想相信的事情，也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想膜拜的神明，只要是自己的选择，怎么样都没关系。只是，不管信仰如何，在这个红男绿女混居的大帝国里，所有人都必须永远谨记，“罗马和平”的实现有赖于公正地实践这样一条原则，即“待人宽，律己严”。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他人的事情，即使自己所信仰的神明被无心冒犯了，也不能叫嚣着让政府给你出头，因为正如提比略，在一次庆典仪式上说的那样：“神明若觉得自己被亵渎了，自然会自己讨回公道。”

有了皇帝陛下的这句话，法庭就有理由拒绝处理所有这类型的案子了，甚至可以要求人们不要把涉及个人见解的问题带进法庭。譬如说若卡帕多西亚商人决定在歌罗西人的地盘里落户，那么他们就有权在当地筑起神庙继续信仰自己的神明，反之亦然。宗教信仰的自由不因种族或地方的不同而有所偏差。

有很多人猜测，罗马人之所以能如此宽容，主要是因为他们“平等地”轻视所有拉丁姆地区以外的原始部族，不管是歌罗西人还是卡帕多西亚人，罗马人对他们的鄙夷都是“一视同仁”的。是有这个可能，但不可否认，罗马自由宽容的宗教信仰制度成功地延续了五百年，欧洲、亚洲和非洲绝大部分地区，无论文明开化与否都在实施，罗马也因此总结出一条独特的治国方针，即以最少的摩擦为代价换取最大的实际成果。

罗马的皇帝陛下们都希望自己的统治能千秋万世，但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尤其是依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帝国，想长治久安简直是难于登天。罗马是征服了世界，但同时也为自身的毁灭埋下了伏笔：为了守护这片从爱尔兰延伸至里海的殖民领土，无数年轻战士在远征的过程中客死异乡；帝国把所有精力都浪费在庞大而复杂的版图管理上。最终，恶果出现了。仅凭一国之力想统治世界，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将罗马的人力物力消耗殆尽。更可怕的是，人们逐渐厌倦生活，甚至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

罗马人已得到了一切，城乡住房，游艇马车，奴隶仆人，应有尽有。他们已尝遍世间的佳酿，览尽绿水青山，看惯了从巴塞罗那到底比斯的各色娇娘。世上所有著作都已收归进他们的图书馆，人间最美丽的绘画装点着他们的墙。就餐的人有最优美的音乐相伴，适龄儿童有最出色的老师教导，能探索到最丰富的知识宝藏。于是，当所有的佳肴都失去了味道，所有的图书都变得乏善可陈，所有的美女都不再妩媚诱人，就连生存本身都成了一种负担，为求解脱很多人宁可轻生。众人空虚的心灵只剩下最后一种安慰，那就是对未知和无形世界的遐想。

可叹诸神在多年前就已过气，稍有头脑的罗马人都不会再相信童谣里唱的主神宙斯或爱神维纳斯。在这样的环境下，罗马社会里陆续出现了新的哲学体系，包括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犬儒主义。这些哲学体系宣扬仁爱忠贞，克己利人。对此，芝诺、伊壁鸠鲁、爱比克泰德和普鲁塔克在书里都有详尽的解释，他们的著作在街头转角的书店里比比皆是，只是这些理念听着动人，却不切实际。而且就算这种带有浓厚哲学色彩的“宗教”生拉硬扯地把宗教思想和对追求高尚充实生活的愿望结合起来，也只能取悦一小部分人——一小部分早已受过名师指点的上流豪门。所以从长远来看，这种纯理性的教义根本不能满足罗马人的需求——普通百姓对这样冠冕堂皇的教义嗤之以鼻，他们开始渴望一种可以作为精神食粮的“情结”。虽然他们明白古代的神明不过是祖宗们无知的产物，但从理论上来说，他们还达不到学者们的层次，敢否认所有神明的存在。到头来，他们跟所有一知半解的人一样，表面上一本正经地供奉着官方认可的神明，背地里却为了追寻“真正的幸福”而加入到宗教行会里。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这种宗教行会在台伯河畔的古城中受到热烈的欢迎。

“行会”一词源于希腊，原意是“同侪”。行会里的男男女女必须“守口如瓶”，共同保护着行会里最神圣的秘密。这些秘密只有行会核心成员知道，它会像一纸强力的符咒把“同侪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公元1世纪时，行会只是一种崇拜形式或者一种教派。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一个希腊人或罗马人不再信仰长老会转而加入基督教科学会时，他会说自己“换了个行会”。因为在当时，“教堂”“教会”和“贵族院”都是较新的词汇，鲜为人知。如果你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想知道这些行会在当时罗马发展的情形，不妨趁着周六去买一份报纸看看——任何一份都行。报纸里起码有四五栏的内容，都在介绍十多个从印度或波斯或瑞典或中国等国家引进的新教义、新组织，它们都宣称能给人们指明通向健康、富有和灵魂永生的途径。

当时的罗马作为世界的中心跟现代大部分都市一样，充斥着许多本土和外来的宗教。虽然推崇信仰自由，有些“行会”还是逼得罗马统治者不得不插手。从小亚细亚北部青藤覆盖的山坡上诞生了母神崇拜，弗里吉亚人信仰女神西布莉，视其为众神之母，以尽情享乐表达对她的喜爱。这种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使罗马当局不得不使用武力关闭母神庙，甚至制定法律禁止该教派的传播，避免百姓受其毒害，只一味沉溺于酒精或做出其他更糟糕的事情。

埃及这个吊诡和神秘的古老国度也曾孕育出一大堆荒诞不经的神明，包括奥西里斯、塞拉匹斯和伊希斯等。罗马人对这些神明就像对阿波罗、德墨忒尔和赫尔墨斯一样熟悉。至于希腊人，他们在若干个世纪前就已经把抽象真理和行为准则的雏形奉献于世，如今又为坚持偶像崇拜的异国人民创造出由远近驰名的阿提斯、狄俄尼索斯、俄耳甫斯和阿多尼斯等诸神所组成的宗教行会。虽然这些神明的道德修养多有缺陷，却不妨碍他们备受欢迎。

由于混迹意大利海岸长达一千多年，腓尼基商人所信仰的主神巴力及他的妻子阿斯塔蒂也渐渐在罗马人的圈子里颇有盛名。巴力是耶和华的死敌，而他的妻子阿斯塔蒂在地中海地区第一大神的争夺战中，一直被公认为是迦太基城的守护神。虽然争斗失利后，她的庙宇在亚洲和非洲相继被毁，但所罗门晚年时期不顾臣民反对，把供奉这位女神的“高坛”竖立在了耶路撒冷的中心，使她俨然以基督教圣人的身份，又重新回到了欧洲腹地。

最后，还有一位神明不得不提。他的名字在军队中享有盛名，从莱茵河出海口到底格里斯河的发源地，在一整条罗马的战斗锋线上，很多残砖败瓦之下，都有他破碎的雕像。

他就是伟大的密特拉神。

据说密特拉神来自亚洲，专司光明、空气和真理，在里海低地风靡一时。后来我们的祖先占领了里海低地那片牧草丰盛、土地肥沃的平原，把家安顿在山峰峡谷中，建成日后人所共知的欧洲。那时的人们相信，人间一切美好皆是密特拉天神的赐予，若没有他强大的神意支持，地上的统治者就无法施展手中的权力。天神周身有天火照耀，有时，他会将一缕荣光降临到身居要职者的身上，作为恩赐的证明。虽然他早已离去，名字也被忘记，唯有这则比教会问世还早一千年的古老传说，时刻提醒着我们中世纪圣人头上光环的来历。

虽然密特拉曾享信众香火多年，但他的一生兴衰至今还无法彻底理清。这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莫过于早期基督教的传教士对他恨之入骨——其程度比对其他宗教行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坚信这个印度神祗是他们信仰的死敌，他们竭尽一切之能事，毁掉一切与天神有关的东西，叫后世之人无法追忆。密特拉教派曾风靡罗马500年，其地位足可媲美在当代美国盛行的卫理公会和长老会，但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教派，在基督徒的大清洗下，却连一座庙宇一纸记载都没能留下。

幸好当时还没发明炸药，还有些残存的建筑没被夷平，通过从亚洲诸国收集到的资料和在废墟上的仔细探查，我们好不容易知道了些密特拉天神的轶事以及他准确的生平。话说很多很多年前，密特拉神秘地自石中脱胎而出。附近的几个牧羊人看到了他的诞生，纷纷跑过来膜拜。他们聚集在密特拉神的摇篮前，用各式礼物逗他开心。天神自孩提时代开始就经历了形形色色的惊奇冒险，不禁让人想起希腊孩子心目中的英雄赫拉克勒斯以及他的事迹。只是赫拉克勒斯太过好战，密特拉则更愿意与人为善。有一次密特拉与太阳神比赛摔跤，虽然他大获全胜却还是谦虚地说是承蒙太阳神相让，从此太阳神跟他亲如手足，形影不离。

又有一次，罪恶之神阿里曼降下一场大旱灾，试图毁灭全人类，密特拉一箭射穿了一块岩石，大水汹涌而出，重新滋润干裂的大地。而后，阿里曼又想降下一场大洪灾以达到其卑鄙的目的。密特拉一得知这个消息，马上告诉了一个人，让他赶紧造一艘大船，把亲朋好友，家禽牲畜全都带上。因为他的帮助，人类再次免遭灭顶之灾。为了拯救世界，密特拉殚精竭虑，最后升入天国，掌管评定公义之职，直到永远。

想要加入密特拉教的候选人必须通过一项复杂的试练，然后象征性地进一些面包和红酒，来纪念密特拉和太阳神当年一起享用的著名晚餐。接着，候选人要在水源之前接受洗礼。之后当然还有别的仪式，但毕竟这个教派已消失了1500多年，我们已无法得知更多的细节。

在密特拉教里，所有信徒的地位都是绝对平等的。他们聚在烛光明亮的圣坛前一起虔诚祷告，一起吟诵赞诗；在每年的12月25日他们一起为密特拉大神庆祝生日；在每周的第一天，为感谢天神的恩典，他们会放下手上的工作稍事休息。时至今日，我们仍称之为“星期天”。密特拉派信徒死后，尸体要整齐地摆放在一起，等待审判日的降临，好让善人得到公正的报答，让恶人在永恒的业火中赎清自己的罪孽。

这些宗教行会之所以能够兴起，密特拉教之所以能在罗马军队中盛行，主要是因为罗马帝国统治者有意加强人们对宗教的兴趣。事实上，在建国之初的几个世纪里，他们就一直马不停蹄地寻找能够满足百姓精神世界的东西。

公元47年，一叶扁舟离开腓尼基，驶向通往欧洲各国的起点城市佩尔格。乘客中有两个没有携带行李的人，他们的名字是圣保禄和巴拿巴。他们都是犹太人，其中圣保禄还是罗马的公民，他通晓其他非犹太族人的智慧。

这是一次注定永垂青史的旅程，基督教已准备好征服世界。B5GFvhuD1AMO6nsp8cP6NyzmqWLok+lcrAeVEJacAXCFeWsn+KkcEzPH5Tdwop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