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无知的暴虐

公元527年，弗拉维·查士丁尼成为东罗马帝国的主宰。这位出身塞尔维亚农民家庭的国王来自斯科普里，在一战后期，这里曾经是兵家必争的铁路枢纽之地。不知是不是成长环境使然，查士丁尼对书本教育向来嗤之以鼻。当政之后，他一声令下，查禁了历史悠久的雅典学院，同时关闭了境内仅存的一座埃及神庙。这可不是一座普通的神庙啊！它坐落在离尼罗河大瀑布不远的一个名为菲莱的小岛上。自新教徒入侵尼罗河河谷后，从前那些非洲、希腊、罗马的诸神们早已销声匿迹，只有这座神庙，和那自人们记事起便一直供奉着的伊希斯女神依然灵光不灭，生生不息，与日益壮大的基督教信仰分庭抗礼。它不但又延续了往后数百年的香火，还为为数不多的祭司们提供了解读埃及象形文字的唯一场所，让他们能继续研究那被大部分法老子民所忘却的古老学说——直至公元六世纪，直至那该死的查士丁尼统治了东罗马帝国。

正是这样一个目不识丁的“皇帝陛下”，把唯一的埃及神庙和与它毗邻的学校变成了国家财产，把庙里的雕塑和神像一件不落地送入了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把学识渊博的祭司和象形文字书写匠通通关进了暗无天日的监牢。当最后一个掌握象形文字秘密的学者在饥寒交迫中死去之时，这古老的语言便成了人类再也无法轻易触及的失落文明。

倘若查士丁尼当初手下留情，哪怕只是饶过那些象形文字学者的性命，后世的史学家们也不至于为理解象形文字而呕心沥血却不得其法至此。然而，历史没有如果。虽然凭借着商博良的天赋我们能再次拼写出古老的埃及词汇，但对这字里行间的传世之义，我们却仍然不明就里。

可怕的是，这样的事情在古代社会里几乎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就像那些蓄着大胡子的巴比伦人，他们曾在那一片刻满宗教教条的砖石遗迹中，虔诚地高呼：谁解神意！他们曾日以继夜地向诸神祈祷，力图传达和解释神灵的法律，甚至把这神圣的旨意镌刻在圣城的花岗岩柱上。他们是如此的虚怀若谷，又是如此的残暴无度。他们一边鼓励教士们学习至高天的知识，探索世上的海洋和陆地，一边又因为某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宗教礼仪，对违背者施以最骇人听闻的刑罚。

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他们对神明怀着怎样的敬意？他们为何要如此行事？时至今日，我们依旧无从得知。

为了解开象形文字的秘密，我们远征尼尼微，用心解读那自西奈沙漠破土而出，绵延几英里的楔形文字石碑；为了找到并敲开神圣的智慧之门，我们走遍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各地，把汗水挥洒在所过之境。

我们一直在真相的门前徘徊。终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原来那智慧的宝库从未消失，我们虽然没能在阿卡德或孟斐斯发现她的踪迹，却在丛林的深处，在异教徒寺庙层层遮蔽的木柱之下，窥见她迎接我们的双臂。

为了掠夺，我们的祖先开始接触他们口中的“野人”和“蛮族”。可以想象，那肯定不是什么愉快的会面。在没有摸清白人的真实意图之前，土著们便急冲冲地高举着长矛弓箭，用自己的方式欢迎陌生人的来访。结果，白人的回应是火枪加大炮。从此以后，平心静气开诚布公地进行交流的机会变得微乎其微。

在白人眼里，野人除了会对鳄鱼和枯树顶礼膜拜以外一无是处，他们藏污纳垢，游手好闲，若有什么厄灾更是他们罪有应得。

到了18世纪，这样的僵局出现了转机。多愁善感的卢梭用婆娑的泪眼观察世界，那细腻的思绪感染了同时代的人群，大家不禁纷纷掏出手绢含泪回应。其中，关于野人的一切成了他们最喜欢的谈资。尽管他们中谁也没见过野人，但在他们看来，野人不过是恶劣生存环境下不幸的牺牲品，他们身上闪现着人类各种原始的美德，而这些美德在白人世界里，已被三千年文明所带来的腐败蚕食殆尽。

如今，通过调查，我们对此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其实我们研究土著就像研究某种稀有的动物，从本质上说，并没有太大的差距。人们总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但若非上帝的恩典，此刻的我们也会跟土著一样，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挣扎求存。通过对土著的观察，我们逐渐了解到在尼罗河河谷和美索不达米亚半岛上崛起的早期社会形态；通过对部落文明的深入研究，我们得以窥见人类在五千年岁月中点滴形成的奇特天性，尽管这些天性如今已被深深地隐藏在以礼仪和习俗编织而成的薄纱之下。

也许，这并不是什么令人自豪的发现。但若换个角度细想，我们既然能摆脱环境的束缚，完成那么多原以为不可能的任务，难道就不能对落后的异族兄弟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从而将人类的发展再向前推进一步？

这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这是一本献给宽容的书。但宽容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一不小心就会偏离；而一旦偏离，我们真正想探讨的主题就会分崩离析。所以，请允许我以半页的篇幅阐述一下我对宽容明确的定义。

语言是人类最具欺骗性的发明之一，所有词语的定义总会因人而异。因此做学问的人，应谦卑地参考并听取权威书籍的定义，因为它已被大多数使用该语言的人所认可。我的选择便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书中第二十六章第1052页写道：宽容，来自拉丁语“忍受”一词，意思是允许别人自由地行动或作出判断，耐心且毫无偏见地容忍与自己的观点或公认的观点不一致的意见。

也许宽容还有别的定义，但考虑到本书的主题，我更愿意以此为引，重新回到关于野人的话题，并向您揭示宽容在有记载以来最早的社会形态中存在的痕迹。

人们普遍认为原始社会结构简单，原始人所使用的语言不过是几声意味不明的呢喃，原始人原有的一定程度上的自由，也在世界变得“复杂”时慢慢消失。然而过去五十年，行走在中非、极地地区和波利尼西亚的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在调查当地土著生活时发现，这是普罗大众对原始人的误解。事实上，原始社会的组成极其复杂，原始语言比俄语和阿拉伯语有着更多时态和格的变化。对未知的心怀不安，不但使原始人成为现实的奴隶，甚至还要屈服于过去与未来。他们是如此的卑微、不幸，只能在恐惧中求生，最后在战栗中死去。

另外，一说起原始人，大家脑海里都会出现这样一幅画面：一大群勇敢的印第安人尽情驰骋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追逐着野牛，为他们的战利品竟日狂欢。可事实并不是这样。

那么，问题来了。原始人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呢？

我看过很多描写奇迹的故事，却鲜有听闻人类在大自然中挣扎求存的事迹。我很想知道，作为手无寸铁的哺乳动物，人类到底是如何抵御无处不在的细菌，如何战胜无情的捕食者，如何适应无常的气候变化，最终成为万物的主宰。碍于篇幅，我就不在此展开叙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一个人能单枪匹马完成的任务。为了繁衍，个体不得不试着联合，学会融入，形成部族。原始社会的最高信条即是压倒一切的求生欲望。原始人的生存环境太恶劣，只要能够活下去，其他一切皆可弃。个人利益不值一提，部落安全至关重要。为了保证部落组织的稳定，所有个体都必须远离冒险和未知，因为在人类发展的初期，可见的世界太小，不可见的世界太大，原始人遇到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而艰巨。

想要深入了解原始人，或者说土著，我们切记他们与我们大不相同，只缘原始人根本不明白我们口中的因果正误。举个例子：要是哪天不小心碰到了毒藤，我肯定先责备自己的大意，然后派人请医生过来，并且让孩子们尽快把那鬼东西清理干净。了解事物的属性，知道事情的因果关系让我能快速作出判断——皮疹是由毒藤引起的，医生开的药能给皮肤止痒，砍掉毒藤是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可原始人不会那样想，他们无法在毒藤和引起皮疹这两件事上建立正确的因果关系。在他们生活的世界里，过去、现在和未来盘根错节，纠缠不清——死去的部落首领变成神明，过世的邻居兄弟化为鬼魂，虽然视之不见，他们却依然与活着的人在一起，同吃同睡，如影随形。面对这样特殊的同伴，究竟是要讨好取悦还是要保持距离？谁也说不清。一旦作出了错误的选择，便会立马遭到报应；而即便是诚心礼待，也不见得能让鬼神们皆大欢喜。活着的人最后还是会因为惧怕神明的报复而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当不幸发生时，原始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去找事情起因，而是直接把它归结为是鬼神的显灵。他们不会看着手臂上的皮疹大喊“该死的毒藤”，只会低声嘟囔着“这是天谴，这是我得罪了神的证明”。就算他想起来要去找卖草药的，也不会去买治疗的膏药，反而是要去讨上一张威力无穷且能安抚逝者愤怒的灵符。至于那些害他遭罪的毒藤，他根本不会费心去处理。倘若某个白人实在看不下去，一把火把它烧了，他还会骂别人无端找事儿。

由此可见，在原始人的认知里，一切因果皆由看不见的力量操纵。要统领这样的原始人，就必须制定一套能平息鬼神之怒的律法，并且让所有人无条件绝对服从。

原始人坚信这样的律法是存在的——由他们的祖先创立，在他们的部落里实施，靠他们的儿孙承袭。每一代人最神圣的职责，就是把律法的条陈原封不动、完美无缺地传给后世。

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十分无稽，社会进步需要持续不断的发展和改进。不过话说回来，“社会进步”是近年来才形成的概念，生活在原始社会里的人满足于已拥有的一切，因为没有接触过更广袤的世界，他们根本不觉得需要改变。

也许有人会问，假设上述一切为真，原始人又会用什么手段防止律法和社会形态的变更？答案很简单，只要抓住那些不把神明的旨意当一回事，执意违拗祖宗规矩的人，来个杀一儆百即可。说白了，这就是严刑和独裁。

尽管我觉得野人和土著最不懂得宽容，但我也明白，在那样恶劣的生存环境里，专制与独裁实属情非得已，因此，这句话并没有侮辱他们的意思。为了保护族群的安全，为了稳定族人的情绪，统治者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干涉现有的制度，否则就是置部落存亡于不顾，置千万人的性命于不顾。

大致了解土著专制和独裁的原因后，又会引出另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仅凭为数不多的人力，土人该如何执行部落里口口相传的复杂规定？要知道，在我们的世界里，哪怕是推行一条最普通的法律，都要花费上千万警察和士兵巨大的精力。同样，答案也很简单。原始人先是罗列出不能用严刑或暴力解决的问题，然后再给这些问题烙上一个名为“禁忌”的封印——是不是比我们聪明多了？

禁忌并不是原始人心血来潮发明的概念，它代表着部落长年累月积累的经验。这种概念曾帮助非洲和波利尼西亚的土人省去了不少群体管理上的麻烦。禁忌一词最初从澳大利亚传入，现代人对此并不陌生。跟原始社会一样，我们的世界里也存在各种各样的禁忌，有很多我们不能随便说的话和不能随意做的事，例如在吃饭时不能以刚刚做完的手术当作闲聊的话题；喝咖啡时不能把小勺子留在咖啡杯里。只是这些禁忌更多地是强调一种礼节上的忌讳，并不会牵扯到个人命运的层面上去。然而，于原始人而言，禁忌对生存至关重要。在他们的法规里，逝者超然于物外，是希伯来语中“神圣”的存在，因此在世之人不得肆意置喙，否则将面临被处死或比死还痛苦的刑罚，以及部落里每个人的唾骂。

时至今日，我们已无法肯定，究竟是神职人员创造了禁忌，还是禁忌造就了神职人员的诞生。但从时间上考虑，由于风俗比宗教更为源远流长，禁忌也很可能早在觋与巫出现前便存在了。而后者的群体自形成之日起，就已是禁忌这一概念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以巧妙的手法把禁忌推广到原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之成为史前时代典型的“禁止”标志。

巴比伦和埃及开始有历史记载时，还正处于发展阶段，禁忌在人们的生活中举足轻重。不过，他们的禁忌并不像之后在新西兰土著中发现的那样直接和专制，反而是一种带有劝世意味的戒律，用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就像基督徒熟悉的“十诫”一样。

当然，就算有所不同，这也不是宽容。在这些国家早期的历史中，就算偶尔发现一些疑似宽容的痕迹，说到底也不过是无知导致的漠不关心。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没有一个国王或神职人员愿意真正“允许别人自由地行动或作出判断”，或曾经“耐心且毫无偏见地容忍与自己的观点或公认的观点不一致的意见”，而这，恰恰是我们现今社会所追寻的。

有关史前的故事就先说到这里吧，毕竟我写这本书的原意并不在于研究所谓的“古代历史”。为宽容而战是人类渐渐发展出自我意识后才开始的，而打响这第一战的，是希腊人。l5gh2Hz1bNqmgxEeQsMr1voENH/WB9fbu0XAJXMtEzDbCYSarxdh51F4Ae7uTP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