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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仑在《伟大是熬出来的》一书中提到了“争让”的话题，冯仑说：“我觉得在争与让的问题上，就认为不争是最大的争。”
冯仑举了一个生意上最简单的例子，比如你跟人做生意能挣10块钱，砍砍价最后能挣到15块钱，结果人家觉得你这个人矫情，以后不来找你。如果你不砍价，很爽快，过两天他可能还会来找你，因为他觉得你痛快，如此一来，形成长期合作，远比一锤子买卖挣15块钱要划算得多。
冯仑说：“这一让一争之间结果迥然不同，因为‘让’体现的是一种对对方的尊重。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充分估量对方的成本，让一让，就是承认别人的劳动、奋斗、思考、学习的价值。”
不争是最大的争，这句话的另一层深意则是：所谓的不争是不针锋相对地争，不争左而争右，不争上而争下，不争今而争明，跟别人错开，人取我予，人予我取，人家要的我给他。看起来很笨，但如果拉长了时间来看，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冯仑在“争让”的问题上与林语堂的想法有些类似。
作家林语堂在《风声鹤唳》中曾写道：“不争，乃大争。不争，则天下人与之不争。”告诉我们，要退一步，少一分争抢，这也许会换来更多收获。不争抢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智慧。
诗人余光中面对别人对他的攻击，从不争辩。有一段时间，网络上有关他的负面传闻不断翻出，面对这些，满头银发的余光中显得非常淡定，这些略微尖锐的问题，他微微一笑便逐一化解。
学者赵稀方的一篇名为《揭开余光中的另一面》让余光中备受争议，即非常有名的“余光中事件”。接着，李敖又在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中径直把他称为“骗子”，说他不仅有严重的人格问题，而且文学水平也差得多。
但余光中一概不理，淡然处之。他说：“李敖经常调侃人，他似乎不调侃人就写不出文章。我们以前也算是很好的朋友……我的文章到底如何，读者自然有评价，不需要我自己来辩解。”
后来有人采访他时问道为何面对李敖的攻击却从不反击，余光中不无挪揄地说道：“他一直调侃我，我则保持沉默，这说明，他的生活不能没有我，我的生活可以没有他。”
在人际交往中，每个人都会遇到相异于自己的人。大至思想观念，为人处事之道，小至对某人、某事的看法评论。这些程度不同的差异都会外化成人与人之间的争执与论辩。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为了一点小事与人争辩的脸红脖子粗的人，甚至有些人为此大动干戈。争辩没有真正的赢家。你把他的说法攻击的体无完肤，那又能怎么样呢？假如碰到一个心胸狭窄的人，在辩论中输了，必定会认为自尊心受损，日后有机会，必然会报复。所以在生活中我们要远离无益的争论，以和蔼的态度面对别人，我们也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英国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说：“不要为了敌人而过度燃烧心中之火，不要烧焦自己的身体。”任何人都难免会遇上他人的误解、批评或辱骂。无论是卑鄙的、恶毒的、残酷的，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对方一句不公正的批评或难听的辱骂而失去理智。获胜的唯一战术，就是以平和的心态面对，不要和别人做无益的争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相互争吵辱骂，既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快乐，也不会给任何一方带来胜利，只会带来更大的烦恼和伤害。
退一步讲，在争辩中没有占上风的一方，当众出丑，带来的只是对自己鲁莽行为的悔恨。占了上风的一方，虽然把对方骂的体无完肤，又能怎么样？只能加深对立的情绪，加深对方的怨恨，在旁观者眼里也只不过是好斗罢了。所以，远离无益的争辩，用和蔼的态度去闯荡世界，我们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1987年11月27日，位于九龙湾的一块政府公地拍卖，因为地理位置良好，拥有极高的开发价值，房地产界的多数大亨都参加了这块地皮的拍卖，当天李嘉诚也出现在拍卖场上。
一开始李嘉诚就和一位竞标者连叫两口，底价连跳两次。就在这个时候，拍卖场上响起了一个李嘉诚非常熟悉的声音：“2.15亿！”李嘉诚回过头一看，原来是一直与之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的胡应湘。李嘉诚回头对胡应湘微微一笑表示招呼的时候，胡应湘也报以笑容。
竞争价格不断被抬高，就在人们处于兴奋中时，李嘉诚的得力助手周年茂悄悄地走到胡应湘的助手何炳章身边，对他一阵耳语。结果，胡应湘居然从此就退出竞投不再应价。
价已经加到4亿港币，拍卖场敏感的临界线就要到来。竞投各方默默在心里打着自己的算盘。这时，李嘉诚再次举起他的手，报出4.95亿港币的天价，令在场的所有人侧目。
拍卖师一锤定音，李嘉诚终于将这块公地收入怀中。不过，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拍卖会后李嘉诚立刻宣布：“这块地是我和胡应湘先生联合所得，将用以发展大型国际商业展览馆。”原来，这就是为什么看起来来势汹汹的胡应湘会突然退出竞投的原因。
用“不争而善胜”的商业哲学来指导企业的市场活动，其实就等于树立一个法则：“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在市场竞争中，竞争对手永远存在。一心盯住竞争对手，是不会有大发展的。企业经营者常犯的错误之一，就是眼光紧盯着对手的一举一动，以至于迷失了自己的方向。2010年，中国企业界发生了一些极为不良的事端，如伊利与蒙牛的“公关”角力，QQ与360之间以用户利益为筹码的恶性竞争，无不显示了眼中只有竞争对手的狭窄哲学会把企业带入怎样的一道窄门之中。
“善胜敌者，不争。”不争最终是为了更好地去争，不是和对手争，而是和自己争，和用户争。和自己争，就是要战胜自我；和用户争，就是争得他们的潜在需求。企业自身迅速发展壮大了，消费者的潜在需求被开发出来了，竞争对手自然会落在后面，市场也就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不争，绝不是消极以待的哲学，绝不是无所作为、甘愿落后的思想，而恰恰是在更高程度上的“争”。真正高明的企业，在于以“不争”泯绝那些“形名之争”，而得潜在的大势态，“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冯仑在微博里曾写道：“生活、工作本是简单的，‘得理不饶人’会把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
冯仑说：“我记得王石有一次卖了一块地，结果卖完之后第二天晚上买家在吃饭的时候，聊天时说自己突然对这块地有一些不满意。但是两个人合同都已经签完了。王石和买家碰了一下酒杯，跟他说，你别在这儿再说这个事，你今晚上想一晚上，明天早上告诉我你的想法，如果你觉得不值，OK，我把钱退给你这事就结了。买家说行，然后晚上桑拿、玩，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王石说想好了吗？满意吗？他说还是不满意，结果王石当天上午就把钱退给他，买家十分开心，我们在边上看着，王石讲，如果我不让他满意，对我来说，万科这么大，这是一个小事情。可对他来说却是个大事情，这样大家看着他不好过，以后也不会有人跟万科做生意，所以我一定要让他满意了，所以就把地退掉了。”
王石通过自己的做法让人们相信，这都是万科的软实力，王石今天能成为了不起的企业家，就是靠这些价值观。他并没有因为和客户签了合约而认为自己是在理的一方，而是非常在乎客户内心的看法，冯仑认为王石这么做是很有必要的。
在世界500强企业中，华为是唯一的非上市公司，任正非表示，就算不上市，华为也可以在业务方面做到足够的透明。
实际上，作为华为公司的创始人以及CEO，任正非在华为内部的股权结构仅持有1.4%股份，其余都是由公司员工持股。任正非的这一做法造就了华为式管理的向心力。并且，华为每年所赚取的净利，几乎是百分之百分配给股东。
2010年，华为净利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人民币238亿，配出了一股人民币2.98元的股息。若以一名在华为工作10年绩效优良的资深主管，配股可达40万股，该年光是股利就将近人民币120万。这个数字，甚至比许多外商公司的高级经理人还要高。
台湾政治大学商学院教授李瑞华在1994年就开始接触到华为，对于华为的敢给，他的评价是，“把饼做大比占有大部分需要更好的智慧和心胸，甚至跟比尔·盖茨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公司外部，华为与客户之间的合作，更加体现了“利益均沾”的经营指导思想。《华为基本法》讲：我们将按照我们的事业可持续成长的要求，设立每个时期的合理的利润率和利润目标，而不单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这一原则体现在了华为与客户的合作上。1997年，出于开拓市场的需要，华为与全国各地邮电部门进行密切合作，成立了一大批合资公司，吸纳邮电系统职工入股，并给予每年高达70%的分红。而这些合资公司的主要任务，就是销售华为公司的产品。任正非说：通过使客户的利益实现，进行客户、企业、供应商在利益链条上的合理分解，各得其所，形成利益共同体。
我们毫不怀疑，这样的方式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市场条件下，对促进华为产品销售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这么多年来，不单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考虑的是把市场做大，让合作方得到合理的回报，以利益共同体来促进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从而实现事业上的结盟，是华为成功的秘诀。
当员工利益不能与企业利益相匹配的时候，当客户利益不能得到合理保证的时候，当合作伙伴利益失去公平的时候，那么，作为民营企业的老板就要想一想，你的企业可能已经面临灾难的降临！
合作是暂时的，利益是长久的。没有长久的利益平衡，也就不可能有长久合作的可能。企业与员工是这样，企业与客户是这样，民族争端是这样，国家外交也是这样。要想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利益均沾”是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什么是好的企业，好的企业就是客户满意，员工幸福，股东觉得很放心，这样的企业才称得上是真正好的企业。马云说“员工跳槽的理由无非两个：1.钱给少了；2.受委屈了。其实老板应该多抽出时间多听听下属的意见，想方法改善下属的环境。而不是整天关心股价，那有什么用？我就不太关心股东，我尊重他们，但是我觉得尊重他们最好的办法是关心员工，把员工关心好了股价自然会好。”
很难想象，一位白手起家将公司市值带到两千亿美元上下的企业家，在其一手打造的公司中，所占股份只有区区8.9%。这个人是马云。
根据阿里巴巴提交的招股书，马云在阿里巴巴集团所占股份为8.9%。这一数字远远低于互联网领域创始人和领袖的持股比例。
马云一开始就把财富“让”了出去。阿里巴巴董事局执行副主席蔡崇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讲述他刚加入阿里巴巴时的故事，蔡刚开始的工作包括公司注册和架构的问题，他请马云发一份即将成为阿里巴巴原始股东的名单。“随后，我收到一份传真发来的名单，名单上还有很多人，我真的感到很惊讶。基本上，在马云公寓里工作的所有人，从第一天起就成了创始人，这些人都是马云的学生。马云将很大一部分公司股权让给了创业团队。”
蔡崇信说：“这就是马云，我想这是独一无二的，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其他企业家往往会说：‘我想尽可能多持有股份，掌控公司’。从第一天开始马云的心怀就是开放的，与人分享的。我真心佩服他。”
尽管持股比例并不高，但阿里巴巴史诗般的成功仍然将马云推到了世界级富豪的行列。但对于财富，他有一套独特的看法。马云之前曾表示，他最快乐的日子是每月拿91块钱人民币工资做老师的那六年，“一个人头脑里面老想钱，那他成不了大事。更不会有什么人会真心实意的追随你。”
“学会让，而不是学会争，学会不争这是中国文化。”地产大佬，万通董事长冯仑2011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描述自己的做人方式。在冯仑看来，东西方都有自己的一套普世价值，他选择“中式”做人，“西式”做事。他说自己在美国要“争”，在中国要“让”。
冯仑在采访中说：“我个人做事比较喜欢西方的价值观，做人喜欢中国的价值观，我在纽约听见一个老板说，我用中国方式吃饭，用纽约的方式做生意。做事按纽约方式做，比如用最贵的律师、中介、会计师，如果不用这些好的中介服务证明你没有诚意，吃饭是中国方式。有一次和生意上的伙伴闹得不是太开心，很多纽约人说你应该起诉，我就是中国式的，我说我看到的是未来，所以在地球上在这些事情上，从一个长河来说，这点过节很好，中国人的道理，我觉得不起诉了。他们发现东方人想问题跟纽约人不一样，纽约人说要起诉，证明你正确，没准挣钱。当然输了官司要花钱。”
西方哲人曾说，中国人是戏剧化的民族，经常说谁下不了台，中国人经常按程序细则在说的，你不懂这个，西方人经常不给人面子，经常下不了台，做事情按西方的方式，做人我只能按中国的方法。
作为晚清重臣，张之洞当年参加科举考试时，名列第三，被誉为探花，这也该算是“高中”了。但据说他对此结果十分沮丧，甚至打算自杀。因为他有自己的目标，那就是高中状元。他曾有个口号，是“平生不做第二人想”。意思是要做就做第一，决不屈居第二。因此对他而言，考个第二名就是失败，更何况屈屈第三名？虽被人美称为“探花”，但他认为自己太倒霉了。
张之洞在自我评价时说：“平生有三不争：一不与俗人争利，二不与文士争名，三不与无谓争闲气。”他的临终遗言中说：“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太中至正。为官四十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勿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
这就是张之洞的争与不争。他争的是自强不息、不甘落后、奋发有为的信念，不争的是内敛孤傲、不染杂尘、清风廉洁的精神。这争与不争的辩证关系实在是一个大境界，也正是在争与不争上的超越，才造就了张之洞的伟业。
历史上，为后世尊崇的伟人，他们所甘于舍命力争的，往往是维系家国存亡的千秋之业，争的是“大我”的和谐安定，而甘心忍辱退让，牺牲“小我”的利益，这种“让”的情操，又是何等高洁！
战国时代，赵国大夫蔺相如奉命携带和氏璧赴秦，与秦国交换十五座城池，在秦廷，蔺相如洞悉秦王并无交换的诚意后，他无视廷上满朝文武百官，及自身性命的安危，义正词严地力争到底，他为国家尊严，为使命而“争”，是何等磅礡的气势！蔺相如“完璧归赵”后，被封为上卿，因而引起另一位大将廉颇的不满，廉颇认为他为国出生入死，战功无数，却比不上只是动动口，略施计谋的蔺相如，蔺相如得知此一消息后，处处回避廉颇，避免正面冲突，此时，他的忍让，更是智慧和勇气的至高表现。
清朝末年，国父孙中山先生看到满清政府的腐败，民不聊生，乃立志推翻满清，他前后发动十次革命，屡仆屡起，终于在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满清，缔造了中华民国，国父的“争”是为国家的存亡而争，但民国成立后，为加速全国的统一，他舍弃了唾手可得的大总统位置，而让予袁世凯，这是何等宽大的胸襟。
老子云：“善胜敌者不争。”不争是最大的争，不争实际上是一种立足于长远发展，以退为进，减少欲望，避免争斗，为了更好地去争的智慧。不是和对手争，而是和自己争，就是要战胜自我。有所争，有所不争，争大局而不争小事，才能在善待他人的同时成全自己。
清朝康熙年间，张英在朝廷当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老家桐城的老宅与吴家为邻，两家府邸之间有个空地，供双方来往交通使用。后来邻居吴家建房，要占用这个通道，张家不同意，双方将官司打到了县衙门。县官考虑纠纷双方都是官位显赫、名门望族，不敢轻易了断。
在这期间，张家人写了一封信，给在北京当大官的张英，要求张英出面，干涉此事。张英收到信件后，认为应该谦让邻里，给家里回信中写了四句话：千里来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阅罢，明白其中意思，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深受感动，也让出了三尺房基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6尺的巷子。两家礼让之举和张家不仗势压人的做法传为美谈。
在生活中，一味地争强好胜，是莽夫；一味地退守忍让，是懦夫。争与让的智慧，是在争中留有余地，在让中铺垫积累，争中有让，让中有争，从而达到一种刚柔相济的和谐。一个人只有深谙进退之道，能审时度势，洞悉对方的意图。体察自己的处境，从而进退有节、挥洒自如，才能在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010年，冯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做人方式：“我们要对人表示尊重，从各个地方来，有不同经历的人坐在一起，要充分估量对方的成本，承认你的奋斗、思考、学习，然后才能坐在一起，你只是高看自己的成本，会轻视别人。在中国，不给别人面子，就伤到中国人的精神纲领，鲁迅说：‘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你不给脸，他这个事不管是非，就犯混了，充分的尊重别人，在中国文化里是给别人很多面子，给了面子，按照鲁迅的说法就是：抓住了辫子，所有事情迎刃而解，这是中国文化一整套的处理事情的方法，降低自己抬高别人。”
在我国古代，有些朝代的皇帝称自己“寡人”，其实是在降低自己。寡人，即为寡德之人，意为“在道德方面做得不足的人”。是古代君主、诸侯王对自己的谦称。中国古代讲究“以德治国”，“以德配天”，就是说君主、诸侯王的权位是上天赋予的，但上天只会把天下给有德的人，君主、诸侯王如果失德就会失去尊贵的权位，所以君主、诸侯王就谦称自己是“寡人”。
一个人要学会看清自己的处境，降低姿态，这是勇气和智慧的表现。当身在屋檐下的时候，当遭遇困境的时候，不妨弯弯腰，降低一下姿态，低调一些，兴许你会发现，有更多机会摆在自己的眼前。
明王朝的建立，徐达功不可没。有诗云“指挥皆上将，谈笑半儒生。”徐达每年春天挂帅出征，暮冬之际还朝。回来后立即将帅印交还。他是儿时与朱元璋一起放过牛的发小，随后，朱元璋又将自己的次女许配给他。徐达卸甲归田之后仍然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
朱元璋曾私下对他说：“徐达兄建立了盖世奇功，从未好好休息过，我就把过去的旧宅邸赐给你，让你好好享几年清福吧。”朱元璋的旧邸是其登基前当吴王时居住的府邸，可徐达就是不肯接受。万分无奈的朱元璋请徐达到旧邸饮酒，将其灌醉，然后蒙上被子，亲自将其抬到床上睡下。
徐达半夜酒醒，问周围的人自己住的是什么地方，内侍说：“这是旧内。”徐达大吃一惊，连忙跳下床，俯在地上自呼死罪。朱元璋见其如此谦恭，心里十分高兴，命有关部门在此旧邸前修建一所宅第，门前立一石碑，并亲书“大功”二字。
徐达病逝后。朱元璋为之辍朝，悲恸不已，追封为中山王，并将其肖像陈列于功臣庙第一位，称之为“开国功臣第一”。
论语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讲的是齐国派兵攻打鲁国，两军在鲁国城外交战，鲁军右翼溃败。军队败退时，众将士纷纷后撤，大夫孟之反勇敢地殿后掩护，而且不居功自夸，谦虚地说不是自己勇敢殿后，而是马跑得太慢落在了后面。居功不自傲，是孔子积极倡导的君子美德，所以孔子听到这件事以后，对孟之反给予了高度评价。
法国哲学家爱罗西法古说：“如果你要得到敌人，就表现得比你的朋友优越吧；如果你要得到朋友，就要让你的朋友表现得比你优越。”当我们的表现比朋友优越，他们就会产生一种自卑感，容易形成羡慕嫉妒的情绪。因此，以低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是安身立命的方略。
任正非在中国企业家中算是异常低调的一位，他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也鲜少接受采访。为此他得到了众多媒体记者的非议。任正非常对员工说：“国家的事国家管，政府的事政府管，我们把企业依法经营好就行了”。此外他还告诫员工：媒体有媒体自身的运作规律，他说你好你就好了？我们要安安静静的，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企业的低调，实际上是这个企业的内在文化的外在反映；做人的低调，其实是那种大智若愚的至高境界。低调不是装出来的，低调是需要勇气的，低调是内部做实的需要。其实，媒体在很多情况下，对胜利者大唱赞歌，对失败者落井下石。或许这是任正非不接受采访、保持华为低调的自我认识吧！
华为的低调仅仅表现在对媒体上，但是，华为参加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的每次展会，都能做到高规格布展、高水平亮相。华为的低调，与其他民营企业的高调，恰好成为鲜明对照。有的民企老板恨不能天天上电视，时时见记者，甚至把一份成绩夸大成十份。君不见，多少企业家走上这条路之后，受制于上上下下的条文约束，左右了企业的发展。
现实中，往往成大事业者，都能够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成功的原因所在，而不是沉醉于一时的名利，洋洋自得。他们面对荣誉和赞美的时候，往往是冷静而谦虚的。他们正是因为有了能够正确对待他人赞扬的态度和谦逊好学的精神，才达到了别人所达不到的境界。
冯仑曾在微博上说：“培养你的不是导师，而是你的对手。爱你的人不教你生存之道，恨你的人让你长了很多本事。”
生活中，如果一个人没有强劲的对手，那么他很有可能就会甘于平庸，养成惰性，最终庸碌无为，就会因为过于相互的依赖而失去生机与活力。
美国记者兼作家霍伊曾说：“能让你循规蹈矩的，通常是你的敌人。一个有利用价值、积极讥讽你的敌人，抵得上两个普通朋友。”
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两人自20世纪70年代起相互“缠斗”了30余年，口水仗不断。乔布斯生前多次表示盖茨心胸不够宽广、微软不希望看到苹果成功、微软产品“没品位”，所以“瞧不上”他，乔布斯曾当众说：“我认为盖茨没有什么想像力，也从未有过任何技术创新。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他更适合做慈善事业，而不是技术工作。他只是剽窃别人的产品创意而已。”
而盖茨则在不同场合反唇相讥，说乔布斯连电脑程序都不会、还称苹果是家小公司、iPod成功难以持久……认为乔布斯“很古怪”是“存在性格瑕疵的人”，乔布斯要么是将人说得一无是处，要么是引人误入歧途。不过他认为乔布斯的产品很有“品味”，自己愿意花双倍价钱购买。乔布斯去世后，盖茨很快发表声明，称自己与乔布斯一直为同事、竞争对手以及好友，将永远怀念他。
瞧这一对“冤家”，真是可爱。难以否认的是，他们的成功即得益于“对手戏”，都从对方身上找到了动力和启发。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把对手视为心腹大患，是敌人，是异己，是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马上除之而后快。其实，只要仔细想一想，便会发现拥有一个强劲的对手，反倒是一种福分，一种造化，一种力量。因为一个强劲的对手，会让你时刻有危机四伏的感觉，会激发你更加旺盛的精神和斗志，会让你排除万难去克服一切艰难和险阻，会让你想方设法去超越、去夺取胜利。
一代绘画大师徐悲鸿初到法国留学，曾有一个洋学生傲慢地污蔑“中国人太愚昧无知，生来就是当亡国奴的料”。徐悲鸿十分气愤，当即向洋学生挑战：“我代表我的祖国，你代表你的祖国，我们比试比试。”此后，徐悲鸿不顾生活中的风吹雨打，在艰难中他铭记自己的诺言，勤学苦练，终于在画坛中一展才华，蜚声中外。在清末中国人落后挨打的悲惨时代，如果没有洋学生辛辣的言语激起徐悲鸿的爱国心，也许他就不会立下雄心壮志，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为中国人争气。
一个人，人生能有巅峰，一定是跟高水平的对手巅峰对决过。华山论剑，最终给予人的，是眼界、胆识、气魄和胸怀。对手的意义是：以毁灭你的方式，激发你，成全你，并最终呈现出你的生命价值。
在成长的道路上，你可以没有很多贴心的伙伴，但一定要有一个强劲的对手。懦弱的人，逃避对手；平庸的人，选择对手；卓越的人，挑战对手。一个人有几斤几两，看他的对手有几斤几两就可以了。那些被生活打败的人，常常不是被对手打败的，而是因为没有对手，肌体松弛，精神溃散，最后，自己打败了自己。
刘翔的自传中有一章叫《我的对手》。他在文章中谈到了自己的成功诀窍：“我心里始终为自己制定一个超赶目标，一个目标接着一个目标往前超越。”
刚入队时，他的超赶目标是同队师兄沈真声。苦练几个月后，刘翔超越了沈真声。然后，他把下一个目标锁定在称霸全国乃至亚洲近6年之久的陈雁浩身上。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他又超越了陈雁浩。接下来，他就开始了赶超世界冠军阿兰·约翰逊的艰苦历程。在长达3年的艰苦努力之后，2004年5月8日，在日本大阪举行的国际田联大奖赛上，刘翔终于第一次战胜了约翰逊，成为新科世界冠军。从此，世界男子110米栏项目进入“刘翔时代”。
这个世界，隐士种豆南山下，侠客仗剑走天涯。你选择多大的对手，就会走过多辽遥的山川，就会驰骋多寥廓的天地。对手不是地狱的魔鬼。更多的时候，对手把你推向的，是人生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