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愿意将莫扎特 和贝多芬 进行对比。很少有人拿莫扎特和其他音乐家进行对比。拿莫扎特和贝多芬对比,说明他们两人地位的重量级旗鼓相当,也说明拿他们两人进行对比的人的心目中对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态度,以及对艺术人生的态度。
我更愿意从这样一点来将莫扎特和贝多芬进行对比,即他们面对人生苦难的态度和在音乐中的表现。之所以选择人生苦难这一点来作为比较的基点,是因为这一点是他们两人共有的,无论对于人生还是对于艺术,都是他们共有的磨难,也是他们共有的财富。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疾病、贫穷、孤独、嫉妒、倾轧……黑蝙蝠的影子一样紧紧跟随着。谁会比他们更悲惨呢?只不过,贝多芬比莫扎特更多了耳聋和一辈子没有拥有爱情的悲惨,而莫扎特比贝多芬则多了命短早夭的悲惨。而且,同样生活在维也纳,莫扎特要贫寒得多,贝多芬虽然有过贫穷的童年,但到了维也纳不久就很快得到了宫廷顾问官勃郎宁夫人的资助,生活在富丽堂皇的顾问官的家中,苦难离他远去。以后这样欢迎他的贵族宅邸对于贝多芬来说屡见不鲜,甚至曾经有一位公爵慷慨地为他提供一支管弦乐乐队专门为他作曲实验用。虽然贝多芬与这样的贵族气氛并不相容,但他还是不客气地享用了再说,莫扎特哪里有这样的福气。同样死在维也纳,莫扎特的葬礼比起贝多芬由维也纳政府出面举办的2万人参加的壮观葬礼,显得凄凉万分,他没钱去买埋葬自己的墓地,只是随便埋在了一个贫民的公墓里,由于下葬的那天下起了冬雨,连他的亲戚朋友都没有什么人来,他的妻子正病重爬不起来,以至他妻子再来找他的墓地都找不到了,以后他到底埋在哪里就无人能够说得清楚了,死无葬身之地,还有比这更悲惨的吗?
对比明显的是,面对如此深重的苦难,表现在他们音乐之中的却是那样的不同。傅雷先生曾经这样说莫扎特的音乐:“从来不透露他的痛苦的消息,非但没有愤怒与反抗的呼号,连挣扎的气息都找不到。”“莫扎特的作品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灵魂。是的,他从不把艺术作为反抗的工具,作为受难的证人,而只借来表现他的忍耐和天使般的温柔。”傅雷先生还这样评价莫扎特的音乐:“没有一个作曲家的音乐比莫扎特的更接近于‘天籁’了。”
一个“天使”,一个“天籁”,傅雷特意用了这样两个词来形容莫扎特的音乐,是傅雷对莫扎特自己独特的认识和理解。这确实是莫扎特对于苦难的态度,他对痛苦和苦难不是视而不见的回避和我们禅家的超度,而是把这痛苦和苦难嚼碎化为肥料重新撒进土地,不是让它们再长出痛苦带刺的仙人掌,而是让它们开出芬芳美丽的鲜花——这鲜花就是他天使般的音乐。傅雷说他的音乐表现他天使般的温柔,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傅雷还说:莫扎特“他自己得不到抚慰,却永远抚慰着别人。”“他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幸福,他能在精神上创造出来,甚至可以说他先天就获得了这幸福,所以他反复不已地传达给我们。”
贝多芬和莫扎特不同,他对于苦难反抗的心迹很重,并且明晰地刻印在他的行为轨迹和他的音乐乐思之中。
当知道自己耳聋的消息不久后,他便极其痛苦地诉说不已:“这一类病是无药可治的。我得过着凄凉的生活,避免我心爱的一切人物,尤其是这个如此可怜,如此自私的世界上!”(1801年致阿尔芒的信)“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两年以来我躲避一切交际,因为我不能与人说话,我聋了……我的敌人们又将怎样说,他们的数目是相当可观!……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1801年致魏格勒)我们很难从莫扎特那里听到这样悲观和激愤的话语。而且,当他看到别人可以听到他自己却听不到时所感到的痛苦和屈辱,甚至多次想到以自杀结束生命,更是在莫扎特那里无法想象的。我们会想到在那冬天没钱买炭的饥寒交迫的日子里,莫扎特所采取的是抱着妻子跳舞取暖也要活下去的乐天态度,便可以看出他们两人处世的态度是那样的不同。
当然,贝多芬最终是以自己坚强的意志战胜了这一切苦难,但是,他是经过了激烈的内心的冲突,是以起伏跌宕的姿态,勾勒出自己的行为曲线的,他便如一棵暴风雨中的大树,抖动着浑身摇摆的枝叶,在大地与天空之间为人们留下了他激动甚至狂躁的身影。如此性格和态度,一定在他的音乐里留下了同样澎湃的心理谱线。也许,这就是我们在听他的第五《命运交响乐》、听他的C小调钢琴奏鸣曲《悲怆》、听他的第五钢琴协奏曲……都可以听到他对命运不屈的抗争、反抗的心声。
贝多芬明确地主张:“音乐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出火花。”“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渗透我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寻常人无以振拔的苦难。”因此,在他的音乐里,能够听得到他明确的主观意图,他棱角鲜明的性格,他抽象的哲学意义,和他史诗般宏大叙事的胸怀。因此,在他的音乐里,他把苦难演绎得极其充分,淋漓尽致,他不是渲染它或宣泄它,而是重视它超拔它,以此反弹在他的乐思中乃至他对传统音乐创作规范的突破上。因此,即使在苦难的深渊中对欢乐的讴歌,比如第九交响乐末乐章的“欢乐颂”,他给予我们的是从天而降的欢乐,那些所经历的苦难具有同样排山倒海的力量。那力量,便是大众的,是你我都具有的。而莫扎特的那欢乐是个人化的,是甜蜜的,是潺潺的小溪,贝多芬则是欢乐的大海。
从这点意义来看,莫扎特更如巴赫,而贝多芬更像亨德尔。
贝多芬和莫扎特在生活经历苦难方面上有那样多的共同点,在音乐的表现上却是那样的不同,其中一个原因,在我看来是在于莫扎特短暂的一生都是沉浸在音乐之中,音乐融化了他,他自己也化为了音乐;而贝多芬却从小就喜爱哲学和文学,年轻时爱读莎士比亚、莱辛、歌德、席勒的作品,曾经专门两次拜访过歌德,并把自己根据歌德的诗《大海的寂静》谱写的康塔塔总谱献给了歌德;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他还专门到波恩大学听哲学课。贝多芬比莫扎特吸收了更多的营养,滋润着音乐便比莫扎特更为丰腴,气势也更磅礴,思想的力度也更强悍。如果说他们两人都是天才的话,莫扎特是先天上帝造就的天才,而贝多芬是属于后天造就的天才。
贝多芬曾经说过:“一切灾难都带来几分善。”在这一点上,贝多芬和莫扎特是一致的,他们的音乐在这一交叉点上汇合。所以,我们在贝多芬有些音乐中能够听到莫扎特的影子,比如第一交响乐,比如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便不会感到奇怪。
说到这里,让我想起傅雷和傅聪父子,他们对莫扎特和贝多芬曾经做过这样的比较,只是他们说的话不尽相同。
傅雷先生这样说:“假如贝多芬给我们的是战斗的勇气,那么莫扎特给我们的是无限的信心。”
傅聪这样说:“我爸爸在《家书》里有一篇讲贝多芬,他讲得很精彩,就是说贝多芬不断地在那儿斗争,可是最后人永远是渺小的。所以,贝多芬到后期,他还是承认人是渺小的……贝多芬所追求的境界好像莫扎特是天生就有的。所以说,贝多芬奋斗了一生,到了那个地方,莫扎特一生下来就在那儿了。”
这话讲得很有意思,比父亲讲得要通俗,却更形象。我常常想傅聪讲的这句话,贝多芬一辈子奋斗好不容易才到达的地方,原来莫扎特一出生就站在那里了。这对于贝多芬来说是一个多么残酷的玩笑和现实!贝多芬和莫扎特之间的距离竟然拉开了这样长(是整整一辈子)的距离!
在中国,一般而言,更多的人知道贝多芬,对贝多芬更为崇拜,莫扎特的地位要在贝多芬之下。我们一直崇尚的是战斗的哲学: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忽略了无论与天与地还是与人,还有着更为重要的和谐关系,相濡以沫的关系,相互抚慰的关系。如果说前者是生活和时代必须的,那么后者在更多的时候一样也是必须。如果说前者是要求我们锻炼一副外在钢铁的筋骨,那么后者则是要求我们有一个宽厚而和谐的心灵。有时候,锻炼外在的筋骨不那么困难,但培养一个完美的心灵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一般运动员可以从小培养,音乐家尤其是像莫扎特和贝多芬这样的音乐家,很难从小培养,他们大多是天生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其实,并不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天生只崇拜贝多芬式的向命运不屈而坚强地敲门的英雄,我们一样崇拜温柔如水天使天籁般的莫扎特,尤其是在日复一日单调而庸常的平凡的日子里,我们离后者更近,便也更向往,更亲切。
莫扎特的音乐是一派天籁,贝多芬的音乐是一片浪潮。
莫扎特的音乐能够让我们心中粗糙坚硬的东西变得柔软,贝多芬的音乐能够让我们心中柔弱淡薄的东西变得强硬。
莫扎特的音乐是把痛苦点石成金化为美的境界,贝多芬的音乐是把痛苦碾碎成药营养着人生化为了崇高的境界。
莫扎特的音乐是含有抚摸性质的,贝多芬的音乐是具有破坏力量的。
莫扎特给我们以信心,贝多芬给我们以勇气。
贝多芬站在遥远的前方,莫扎特就站在我们的面前。
在世界所有的音乐家中,没有谁能够比他们两人更适合于我们中国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