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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起肖邦
，我们常听肖邦。说熟了，说烂了，却往往很陌生。自以为走得很近，却很可能离得很远。肖邦究竟是什么样子，其实，起码对我是一团蒙蒙的雾。很长时间，国外出版的肖邦的传记颇多，大多关注的是他和乔治·桑的浪漫之情。而我国对他的宣传，大多在于他去法国之前带走一只装满祖国泥土的银杯，去世时嘱托一定将自己的心脏运回祖国，安放在华沙的圣十字教堂。如今教堂的柱子上有一块纪念碑，上面煽情地刻着这样的话：“哪里有你的爱，哪里就有你的心脏。”
肖邦被人们各取所需，肢解，分离……像一副扑克牌，任意洗牌后，你可以取出一张红桃三说这就是肖邦，你也可以取出一张梅花A说这才是肖邦。
确实，肖邦既有甜美的升C小调圆舞曲（作品64-2）、宁静的降B小调夜曲（作品9-1），又有慷慨激昂的A大调“军队”波兰舞曲（作品40-1）和雄浑豪壮的降A大调“英雄”波罗乃兹（作品53）。如同一枚镍币有着不同的两面一样，我们当然可以在某一时刻突出一面。我们特别爱这样做。像买肉一样，今天红烧便想切一块五花肉，明天清炒就想切一块里脊肉。
人，尤其是敏感的艺术家，其实不止是镍币的两面。他要复杂得多。他作品的蕴涵比本人更要复杂曲折得多。音乐，推而广之艺术，正因为如此才有魅力，是不可解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我不大相信后人做的任何传记，因为不可能没有揣测、臆想而偏离客观的真实；我更不相信自己为自己做的自传，心理学家早就说过：“无论什么样的自传，都不会不包括自我辩护。”更何况，任何人的内心深处都会有一座埋藏自己秘密的坟墓，是到死也不会对别人讲的。要了解或走近一位艺术家，只有面向他的作品。
舒曼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话，被经常引用：“如果北方那个专制的沙皇知道肖邦的作品里面，就在最简单的波兰农民的玛祖卡舞曲的旋律里面，都有他的可怕的敌人在威胁着他，他一定会禁止肖邦的音乐在他统治的区域里得到演出的机会。肖邦的作品好比一门门隐藏在花丛里面的大炮。”舒曼的音乐评论是非常有见地的，可这段话说得太过了。将艺术作品比成武器，是我们在一段时间里特别爱说的话，似乎不像是舒曼讲的。事实上，沙皇一直在欣赏、拉拢着肖邦，在肖邦童年的时候赠送他钻石戒指，在肖邦后期还授予他“俄皇陛下首席钢琴家”的职位和称号。肖邦的作品不可能是一门门大炮。舒曼和我们都夸张了肖邦和音乐自身。
说出一种花的颜色，是可笑的，因为一种花绝对不是一种颜色。说出一朵花的颜色，同样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朵花的颜色是纯粹的一种色彩，即便是一种白，还分月白、奶白、绿白、黄白、牙白……只能说它主要的色彩罢了。
肖邦的主要色彩是什么？革命？激昂？缠绵？温柔？忧郁如水？优美似梦？在我看来，肖邦主要是以他的优美之中略带一种沉思、伤感和梦幻色彩，而使他的音乐走进我们的心中。
他的优美，不是绚烂至极的一天云锦，更不是甜甜蜜蜜的无穷无尽的耳边絮语；他不是华托式的豪华的美，也不是瓦格纳气势磅礴的美，他是一种薄雾笼罩或晨曦初露的田园的美，是一种月光融融或细雨淅沥的夜色的美。
他的沉思，并不深刻，这倒不仅因为他只爱读伏尔泰，不大读别的著作。这是他的天性。他命中注定不是那种高歌击筑、碧血蓝天、风萧萧兮易水寒式的勇士，他做不出拜伦、裴多菲高扬起战旗冲锋在刀光剑影之中的举动。他只能用他自己的方式，他说过：在这样的战斗中，他能做的是当一名鼓手。他也缺乏贝多芬对于命运刻骨铭心的思考。他没有贝多芬宽阔的大脑门。
他的伤感和梦幻是交织在一起的。在这里，有些作品，他是把对祖国和爱人的情感融合在旋律中的。但有许多作品，他独对的是他的爱人，是他自己的喃喃自语。他并不过多宣泄自己个人的痛苦，而只把它化为一种略带伤感的苦橄榄，轻轻地品味，缓缓地飘曳，幽幽地蔓延。而且，他把它融化进他的梦幻之中，使得那梦幻不那么轻飘，像在一片种满苦艾的草地中，撒上星星点点的蓝色的勿忘我、紫色的鼠尾草，和金色的矢车菊的小花。
1831年，肖邦来到巴黎，除了短暂的旅行，他大部分的时间生活在巴黎并死在巴黎。他在巴黎19年，是他全部生命的一半。一个祖国沦陷、风雨漂泊的流亡者，而且又是一个那样敏感的艺术家，只身一人在巴黎那么长时间，日子并不好过，心情并不轻松。那里不是你自己的家，初到巴黎的肖邦，毕竟出师无名，他为什么待了那么长的时间？他又是靠什么力量支撑着自己在异国他乡浮萍无根飘荡了整整半生？
音乐？爱情？对祖国的忠诚？
肖邦并不复杂的短短一生，给我们留下的却不是一串单纯简单的音符。1837年，肖邦断然拒绝俄国驻法大使代表沙皇授予他的“沙皇陛下首席钢琴家”的职位和称号。当大使说他得此殊荣是因为他没有参加1830年的华沙起义，他更是义正词严地说：“我没有参加华沙起义，是因为我当时太年轻，但是我的心是同起义者在一起的！”而他和里平斯基的关系，也表明了这种爱国之情。里平斯基是波兰的小提琴家，号称“波兰的帕格尼尼”，到巴黎怕得罪沙皇而拒绝为波兰侨民演出，肖邦愤然和他断绝了友谊。我们可以说，肖邦的骨头够硬的，颇像贝多芬。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肖邦为了渴望进入上流社会，为了涉足沙龙，为了在巴黎扎下根，表现了他软弱的一面。他不得不去小心装扮修饰自己，去为那些贵族尤其是贵妇人演奏。他很快就学会了和上流社会一样考究的穿戴，出门总不忘戴上一尘不染的白手套，甚至从不忽略佩戴的领带、手持的手杖，哪怕在商店里买珠宝首饰，也要考虑和衣着的颜色、款式相适配，而精心挑选，犹如选择一曲最优美的装饰音符。肖邦简直成了一个纨绔子弟，颇像急于进入上流社会的于连。
其实，我们同样还可以这样说，肖邦自己开始很反感充满污浊和血腥的巴黎，所有这一切，他并不情愿，他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自己说过：“巴黎这里有最辉煌的奢侈、有最下等的卑污、有最伟大的慈悲、有最大罪恶；每一个行动和言语都和花柳有关；喊声、叫嚣、隆隆声和污秽多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使你在这个天堂里茫然不知所措……”但是，不知所措，只是短暂一时的，肖邦很快便打入上流社会。因为他需要上流社会，而上流社会也需要他。保罗·朗多尔米在他的《西方音乐史》中这样说肖邦：“自从他涉足沙龙，加入上流社会之后，他就不愿意离开这座城市了。上流社会的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兴趣欢迎他，他既表现出一个杰出的演奏家，又是一位高雅的作曲家和富有魅力的波兰人，天生具有一切优雅的仪态，才华横溢，有着在最文明的社会中熏陶出来的温文尔雅的风度。在这个社会中，他毫不费力地赢得了成功。肖邦很快就成为巴黎当时最为人所崇尚的时髦人物之一。”人要改造环境，环境同时也要改造人，鲜花为了在沙漠中生存，便无可奈何地要把自己的叶先变成刺。说到底，肖邦不是一个革命家，他只是一个音乐家。
说肖邦很快就堕入上流社会，毫不费力地赢得了成功，这话带有明显的贬义和不恭，就像肖邦快要去世时屠格涅夫说他：“欧洲有五十多个伯爵夫人愿意把临死的肖邦抱在怀中”一样，含有嘲讽。一个流亡者，在他刚到巴黎的那一年，自己的祖国便被俄国占领，而巴黎那时刚刚推翻了专制君主，洋溢着的民主和自由气氛，正适合他音乐艺术的发展。这两个环境的明显对比以及遥远的距离，不能不撕扯着他本来就敏感而神经质的心。渴望成功，思念祖国，倾心艺术，痴迷爱情，恋慕虚荣，憎恶堕落……肖邦的内心世界，是一个矛盾的织体。他到巴黎的时候，才21岁，不过是一个穷教书匠的儿子。矛盾、彷徨、一时的软弱，都是极正常的，不正常的倒是我们爱把肖邦孱弱而被病魔一直缠身失血的脸，涂抹得红光焕发。
有这样两件事情，很能说明肖邦这种矛盾的心情和处境。
一件是他到巴黎的第二年，给巴黎的一位部长大人写了一封毛遂自荐的信。在这封信中，他说：“一个不能再忍受祖国的悲惨命运而来到巴黎已将近一年的波兰人——这是我向阁下作自我介绍所能使用的全部头衔——恭顺地向您请求把音乐学院大厅供他1月20日举行音乐会用……”在他不得谦卑地请求部长大人，借助官方力量以求伸展的同时，他不忘自己的祖国和身份。设身处地替肖邦细细想想，这样的信，并不好写，比他作一曲钢琴的玛祖卡要难得多。那不仅在用词上要颇费斟酌，更主要的是那一刻低头抬手求人的时候心灵扭曲的痛苦。
另一件是他到巴黎时，手里带有当时俄国占领华沙的头子康斯坦丁大公写给俄国驻外大使馆的一封介绍信。这是他通往欧洲的一张通行证，但他没有动用过。不过，他也没有拒绝接受这张通行证或把它丢弃。
一个人，尤其是一个艺术家，都会有这种软弱和矛盾的时候。这一点不妨碍他的伟大，反倒看出他的真实、可爱，与凡人相通的一面。人难道不都是这样的吗？有时醒着，有时却要睡着，怎么可能要求他一天24小时都睁大一双炯炯有神、明光闪烁的眼睛呢？坚强和软弱，伟大和渺小，激情和柔情，世俗和脱俗，交织一起在他本人身上，才是真正的肖邦；交织一起在他的作品里，才是肖邦完整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