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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和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其中孟氏（孟轲）之儒与孙氏（荀况）之儒对后世影响较大。
《汉书·董仲舒传》中记载，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采纳卫绾（？—前131）、田蚡（？—前130）和董仲舒（前179—前104）等人的建议，“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于是儒家成为正统学派，儒学也号称“经学”。经，指儒家经典，“经学”即训解或阐述儒家经典之学。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儒家六经毁于一炬。儒学靠师徒、父子口头传授，到西汉时，才以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成文，称“今文经”。后来，鲁恭王刘余（？—前128）坏孔子宅，在墙壁夹层中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和《孝经》等，是用古代篆文写成，谓之“古文经”。今文与古文两种经书不只是书写字体不同，有关字句、篇章、解释以及所记古代制度、人物评价也多有歧义。由于所主张的经学不同，汉代儒家学者便形成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彼此各守家法，专门授受，不能相通。因此，可以说两汉时期是儒学的专门授受之期。
据《史记》等书所载，医学流派的传承授受，自周秦迄两汉仍有可推见者。如华佗（？—208）是黄帝针灸一派的传人，张仲景（约150—219）为神农本草一派的生徒，秦越人（扁鹊，约前407—前310）则继承素女脉诀一派。上述3位名医各有师承，如清代陈梦雷引《襄阳府志》说张仲景“学医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伤寒杂病论》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由单味草药到复方的研究，反映了本草一派的进化，也是药学理论的提高。太史公司马迁说，扁鹊的老师是长桑君，经师指点后，“特以诊脉为名耳”（《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华佗的老师虽名不见经传，但他的弟子不止一个，较著名的除了史书中提到的吴普和樊阿之外，还有梁代阮孝绪（479—574）《七录》中提到的李当之等，华佗本人尤以精通外科和针灸著称。他们的老师相当于西汉经学的经师。经学的第一代经师，后世学者往往推到孔子的弟子子夏和荀卿的弟子浮邱（丘）伯。医学的发达远不及儒术的显赫，因此其传授世次，现代已无案可稽，但不同医学流派在学术观点上的差异，早就引起历代学者的注意。如对命门、三焦的记述，《黄帝内经》《难经》之说多有所异。清代徐大椿（1693—1771）认为，这说明秦越人不是《黄帝内经》一派的传人而师承各别（《难经经释·序》）。这也正反映了当时医学领域中各家争鸣的实际情况，表明后世所谓医学理论皆祖《黄帝内经》的说法是不确切的。而且，不同流派的医生也是各守家法，彼此不相通。张仲景在《伤寒卒病论集·自序》里，首先惊异秦越人用针灸治愈虢太子的尸厥症，“慨然叹其才秀也”，说明他自己并不精通针灸之道；接着批评当时的医生都“各承家技，始终顺旧”，即在医术上有着墨守成规的劣习。医学界的这种状况，与儒门今古经文学派各自的固执己见、长期对垒颇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