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宋明理学亦称道学，是宋明时期流行的以理为基本概念的新儒学，由儒、释、道相互融合而产生，其原旨是对汉唐以来章句注疏之学和笃守师说的反对。汉儒治经，偏重考据注疏、名物训诂，唐儒治经则上承汉儒。孔颖达《五经正义》以“疏不破注”为原则，其流弊导致群儒以疑经为背道、以破注为非法，严重桎梏了思想界的活力。宋儒奋起，大破汉唐“传注”，以“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松动了思想界的重压，形成了各家异说、学派涌现的新格局。
北宋周敦颐（1017—1073）首先建立了融合儒道的一家之言，史称“濂学”。王安石（1021—1086）编撰《三经新义》，号为“新学”。张载（1020—1077）讲学关中，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讲学洛阳，都提出了比较详密的理论体系，于是有了“关”“洛”之学；加上以苏轼（1037—1101）、苏辙（1039—1112）兄弟为代表的“蜀学”，可谓学派聚奎，相得益彰。
南宋以后，理学分为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朱熹（1130—1200）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发挥程颐思想，认定“理”先天地而存在，把抽象的“理”（实指封建伦理准则）提到永恒、至高无上的地位，将理学发展成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南宋陆九渊（1139—1193）和明代王守仁（1472—1529），把“心”看作宇宙万物的本原，用“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卷22）和“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王守仁《传习录上·语录一》）的命题，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以主观唯心主义与程朱理学相抗衡。因陆九渊提出“圣人之学，心学也”，故后人称此派为“心学”。
宋儒不受汉唐训诂的束缚，从理论上另有新解，开启以己意解经之风，对于先秦儒家义理的领悟实较汉唐诸儒前进一步，但其训诂有时陷于武断，无论朱、陆都比较偏重“道德性命”问题，对于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研究较少。于是，此期出现了陈亮（1143—1194）、叶适（1150—1223）的事功之学，对理学有所批评。
经历南宋、元代到明初，朱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正统学派，定为国是，设科取士非朱熹之说不用。朱学列为官学的同时，陆九渊、王守仁之心学在民间流行。与朱熹、陆王两家不同的，还有推崇张载学说以“气”为最高实体的思想家，如明代罗钦顺（1465—1547）、王廷相（1474—1544）、唐鹤征（1538—1619）等人，形成了比较重视实际的儒家新学派。但宋明理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和儒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发展有积极作用。
总之，宋明理学以恢复所谓儒家道统自诩，融会佛、道，将儒家伦理学说概括、升华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具有较强的思辨性，并吸取当时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成果，成为有辩证思维的新儒学。
中医学至北宋以后也新说肇兴。《四库全书总目·医家类》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此论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医生职业自宋以后，由草泽铃医移于儒家士大夫，故治学风气也随儒学转移，而其变化必与儒学发展错后一步；二是从医家诸学说的发展规模、影响范围而言，就新说出现的契机论，实始自北宋，至金元而大盛。
北宋哲宗时（1086—1100），太医刘温舒据唐代王冰注撰《素问入式运气论奥》，是言运气之始；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象数》中也提及“医家有五运六气之术，大则候天地之变，寒暑风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则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今人不知所用而胶于定法，故其术皆不验”；其后，寇宗奭撰《本草衍义》（1116），始论及运气。使运气真正成为医学新理的一部分者是金代刘完素（1120—1200）。他在《素问玄机原病式·自序》中提出，“儒教存乎三纲五常，医教要乎五运六气”，并倡“六气皆从火化”之理，临床用药多主寒凉，与官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1107—1110）用药以温燥为主对峙，后人称之为“寒凉派”。刘完素还在医学界开创疑经和以己意解经之风，对《黄帝内经》的“亢害承制”“病机十九条”等发表独特见解。
稍后于刘完素而在北方医界独树一帜的，为易水张元素（1151—1234）。他自立家法，称平生治病不用古方，大倡“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不能治今病之论，发展脏腑辨证，总结用药规律。
同宗河间刘完素门下竟排古方、各创一说者，有“攻下派”张从正（1156—1228），主治病应重在祛邪，邪去则正安，临床善用汗、吐、下三法；有“补土派”李杲（1180—1251），认为“人以胃气为本”，长于温补脾胃之法；有“养阴派”朱震亨（1281—1358），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临床多用滋阴降火之法。上述刘完素、张从正、李杲和朱震亨，史称“金元四大家”。犹儒家之程朱陆王诸学派都异于汉儒又彼此相悖，医家之刘、张、李、朱亦皆源于《黄帝内经》又异于《黄帝内经》，彼此标新又相互补充，使中医理论更趋系统化。
金元中医界新说代兴，与儒学一样也是穷途图变的表现。儒学受佛、道冲击，渐失正统地位，因而有宋儒恢复道统之举。中医学的专门授受医术方法自魏晋迄唐也渐失真传；有关医学论述为后人所辑存者，至宋代也大多残缺，不足为凭；先秦医学赖以立论的主要基石之一的人体解剖学，受科技发展水平限制和儒家纲常伦理禁锢，其研究也难于发展深入而反渐趋湮没；当世医家，虽不再各承家技、始终顺旧，但仅限于唐宋方论而不求医理。因此，欲恢复学术之真，重登医道，只能在专家授受和形下之学（人体解剖）之外另辟生路，即舍术而求理。在宋儒大阐天人义理之说的影响下，五运六气之新理便依傍而兴。
此期医家因为重理，所以把儒家所谓道统移而用于医界，于是，将远古的神农、黄帝喻为医门之尧舜，将华佗、仲景比作医门之周公、孔子，大谈《灵》《素》医经，对世代医家专门传授之说反而竞相蔑弃。与宋儒为学之道相比，此期医家也首先提倡以己意注释古书，继而以己意修改古书。朱熹补《大学》“格物致知”之传；刘完素则在《黄帝内经》“病机十九条”里添“燥气为病”一条。宋儒治学之初，虽不守经传或偏重臆测，但注意用自然科学知识构筑其思想体系。如张载以潮汐成因解释其哲学“气”“精”相感之理（《正蒙·参两》）。潮汐是海水受到月球和太阳的引力作用而发生的涨落。白天发生的早潮称潮，晚上发生的晚潮称汐。潮与汐相隔的平均时间为12小时25分，两次早潮和晚汐则为24小时50分，此即“一昼夜之盈虚、升降”；但每天的潮汐比前一天的潮汐平均时差为50分，此即“小大之差”。连续两次早潮或晚汐的相隔时间和月球连续两次经某一地的子午线时间相合，便形成潮汐。因月球的引潮力是太阳的2.2倍，因而潮汐主要随月球的运行而变化。此外，朱熹吸取地壳运动和海陆变迁的地质科学成果，证明“动静无端”的观点（《楚辞集注·天问》）。陆九渊也吸取关于天体运行规律和日月食的成因等自然科学知识，纳入其哲学体系，只不过做了唯心主义的解释，虽有差谬，还不至于不着边际。
明代以后，朱学定为国是，则以朱氏学说为“理”，不复从实际事物推求，其理便流于空疏而脱离实用。中国宋代以后的医学，实际上也是由医家以意推理得来。如张元素创“药物归经”和“引经报使”之说，一改古代用药之法，其中不乏主观臆测成分，但毕竟贴近临证实践，后逐渐成为中药学的基本理论和原则。及至明清之际，张景岳（约1563—1632）等人以为一切治病用药之法悉归本于《黄帝内经》，言五运六气也不再凭借天文观测和临床实践，只从固定模式、图表推求，使医学实理遁入宋儒理学末流空疏之弊，趋向诞漫。
总之，宋儒讲求义理之学的倾向促进了中医基本理论的系统化，“遏欲存理”的理念引发中医养生学产生新思想，“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影响了宋以后医家的治学方法。理学各派的学术争鸣对中医学派的形成、发展起到直接作用，理学的基本精神和一些理学家对运气学说的赏识，对医学运气学的流行起到推动作用，但理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也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