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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类学研究成果证明：大自然的恩赐常常令人类产生某种依赖，从而影响其经济文化的发展。
东北地区可能是我国自然资源最为丰饶的地方。这里，纬度高，气候严寒，无霜期短，遂使大片富含腐殖质、攥一把都流油的黑土地，没能在古代发展出农业经济。不过，在其他方面，造物主对这里的恩惠，堪称得天独厚——
这里南靠渤海、黄海，东临日本海，北濒鄂霍茨克海；境内有黑龙江、嫩江、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图们江、鸭绿江、辽河、浑河、大凌河、小凌河、女儿河等江河两千多条；有呼伦贝尔湖、镜泊湖、兴凯湖、查干湖、五大连池、月亮泡等湖泊，致使这里的海水与淡水渔业资源雄冠天下，许多名贵水产品同样名闻天下。据说，就在经过“断子绝孙式”捕捞的今天，当地海边的人们仍然不屑于品尝某些被南方人视为美味的低等鱼类。
矿产与森林资源这里当属全国之冠。史书记载，明清时代，这儿的广大区域内“林木障天，明昼如晦”，“整天不见天日”。即便经过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人的掠夺性开采和后来灭绝性开发，这里的原始森林面积仍居全国之首。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地区今日也还保有哺乳动物纲6目、18科、97种，鸟类18目、55科、374种，黑狐、紫貂、飞龙从古代到今天都是国人夸耀富贵的珍宝。大、小兴安岭今日尚存有野生植物1500种，可食用者达千种以上；当年，努尔哈赤们所生活过的长白山区，更有野生植物两千多种，人参、黄芪、党参是为名贵药材，千年野山参更在国人心目中神乎其神，据说具有起死回生之功效。
《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中是这样描述女真人祖先的：他们“居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如丘冢然，夏出随水草，冬入处”。表明到唐代时，女真人祖先中重要的一支尚逐水草而居，住在外表酷似土包子的地窝子之中。到了元明时代，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许多女真部族，依旧过着那种“没有城市街区，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业”的快乐生活。 （《元史》卷五十九，地理志） 进入明清时代以后，仍有众多女真人不事农业生产，他们于春秋捕鱼、牧放、采集，冬季狩猎。 （《朝鲜实录》太宗五年九月甲寅，世宗二十八年八月己酉）
铁岭博物馆有一张统计表，记录了大明万历十一年 （公元1583年） ，辽东开原地区女真人从事贸易时的情形，从中透露出了他们生产与生活的若干信息。譬如，他们所出售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物品，为下列8类：兽皮、人参、木耳、蘑菇、蜂蜜、松榛、东珠、马匹。统计表上，这些东西数量不小，全部出自游牧、渔猎与采集。
这种生存形态，必定要求体魄强健、弓马娴熟、机警勇猛、坚忍顽强方能应付裕如。
有些美国人在男孩子成年时，经常会以手枪送给他们作为成年礼，表示他们已经可以承担拥有和使用这种杀人武器的责任。与这种习俗具有某些类似精神的是：女真儿童呱呱落地时，如果是男孩，家人便会悬挂弓箭于门前，表示这个家庭又增加了一位勇敢的猎手；年龄稍长，这些孩子便如长在马背上一般，以弓马娴熟夸示于人，成为巴图鲁——力能屠熊猎虎的勇士，是他们崇高的光荣与梦想。只有这样的英雄，才会得到那些最美丽姑娘的青睐。他们豪迈奔放，剽悍凶猛，意志坚定，目标始终如一地指向猎取的对象。同时，只有那些最为机智、勇敢、武力过人的战士，才能得到最为丰厚的回报——猎获物和战利品，包括那些漂亮姑娘的芳心。
在任何时代，都没有人能够在这样的奖赏面前无动于衷。
多年以后，当他们已经定鼎中原，成为那万里锦绣江山的主人以后，我们可以在他们时常进行的大规模狩猎实战中，了解到这种生活、生产、训练、战斗对于他们来说，是如何的密不可分、融为一体。而“巴图鲁”的称号，仍然长久地成为他们崇高的荣誉，为人们所艳羡不已。
在以农耕为生的民族，则形成了另外的集体性格。他们的生产与生活高度简单重复，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用自己的辛勤劳作，换来“粒粒皆辛苦”的盘中餐。倘若天公不作美，他们的汗水便可能付诸东流。
于是，他们对神秘莫测的上天充满敬畏，他们严格地按照节气时历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无比爱惜脚下的土地，那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希望，是给他们带来喜怒哀乐的一切。他们对于任何迁移和变动都会发出本能一般的怀疑与恐惧。于是，天命转化成了天子的威权；生存的经验和老去的恐惧变成了祖先、父亲与财产的威权；女人和儿女的存在只是为了延续那份香火。平和、保守、自私、愚昧、坚忍、麻木成了他们心灵的代名词，就像他们脚下的土地。
他们本能地不喜欢那些马背上的骑士。这些人来去如风，凶狠嗜血，完全没有接受过孔老夫子的教诲，是一些未开化的无法把握的野蛮生番。他们最好待在他们的山野草原上，不要来打扰我们宁静的田园生活。
而骑在马背上的人们，仅仅有人参、貂皮、珍珠、蜜蜡、马匹、牛羊还不够，他们需要铜铁器具，需要粮食、布帛、茶叶、陶瓷、食盐和药品。没有了这些东西，他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十分悲惨。貂皮再好，不能一年四季都裹在身上；人参再神，也无法包治百病；没有盐，那大块的肉、鱼便没有滋味；没有茶，那些高脂肪高蛋白的肉、奶类食品就不好消化，就会得病，就需要药品医治。于是，两种不同生存状态下的人群，便在贸易与交换之中，结成了相互依存的伙伴关系。
这种脆弱的伙伴关系，其平衡很容易被两种力量打破：一种力量来自人力之手，另一种则来自自然之手。
来自人力之手的力量，时常以下列两种情形予以表现：
其一，朝廷，亦即中央政府会以贸易政策上的紧缩甚至断绝，钳制这些马背民族的发展，或惩罚他们某些不敬或不当的举动。
其二，管理贸易的官员们，时常会表现出过分的贪婪与不适当地滥用权力，譬如不由分说地敲诈勒索、贪赃枉法等等。
在大明朝中晚期，这两种情形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其合乎逻辑的结果，便是众多女真部族、蒙古部族的频繁反抗。
譬如，大明中期成化年间，海西女真就曾经联合建州女真攻打大明军队防区。其原因，在今天看来实在简单得不成话：“往年受朝廷厚遇，今无故添一官人伴我送行，饮食之如犬彘 （zhì） ，禁止我市买，使男无铧铲，女无针剪，因是入寇。” （《明实录》成化十三年十月己丑） 意思是说，过去朝廷对大家很好，大家过得好好的，如今无缘无故派了个官儿来，像对待猪狗一样对待我们，不许我们进行买卖，使我们的男人没有了镐头铲子，女人没有了针线剪刀，于是，便只能打上门来抢。
事实上，大明中晚期的历史记载中，类似的记录很难说是偶然出现或是绝无仅有。来自自然之手的力量则表现得十分强烈，其后果也就更加具有灾难性。
从气象科学的角度看，我们脚下这块土地，远远说不上得天独厚。历史气象研究表明，自古以来，我国可能是世界各国中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当异乎寻常的风雪、霜冻、寒冷、干旱、洪水、地震等等发生时，抢劫富裕而常有积蓄的农业地区，就成了马背上的民族成本较低而收益最高的生存之道，成为他们为生存而战的自然选择。
当原本针对大自然而训练出来的勇猛剽悍，转而应用到人类身上时，乐天知命的农业区域人民，就成了豺狼虎豹肥美的猎获物与战利品。以至于到后来，通过战争劫掠财富、女人、奴隶、牛羊，已经成为他们的终身职业。
行为科学与现代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崇高的信念和不那么崇高的贪婪都可以使人舍生忘死。倘若人完全看不到希望，则信念或者贪婪都可能失去激动人心的功效。当女真族战士们拿起硬弓，配上刀剑，跨上骏马时，那些飘散着袅袅炊烟的城镇村落，可能就是他们的希望所在。在那里，只有带着英雄的业绩与财富回来，情人或妻子的怀抱才会格外温暖、格外多情。于是，崇高和贪婪就这样从两个方向走到了一起，融进他们的血液，激荡着他们强健的心脏。
这种情形并非仅仅是出现在古代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契丹人、蒙古人、女真人身上的特例，世界范围内的游牧渔猎部族，可能大抵如此。
至此，大明朝晚期的女真人几乎具备了成为一支凶猛无敌军队的所有条件。数十万女真战士所缺少的似乎只有强有力的军事组织了。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人出现了。历史资料显示，一位二十五岁的女真青年，恰到好处地在大明辽东总兵李成梁身边受到过这种训练。于是，他有了发挥自己才干的广阔天地。
这位女真青年名叫努尔哈赤。
经过三十多年同族兄弟之间的骨肉相残，努尔哈赤麾下的骑士们已经变成了千锤百炼的战争机器。当这部由铁与血组成的机器以极高的效率启动与运转时，常常意味着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努尔哈赤真正懂得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道理。因此，在训练女真战士时，其严格甚至严酷的程度，令数千年前的斯巴达人也无法专美于前。
譬如，史书这样记载道：“奴酋练兵，始则试人于跳涧，号曰水练，继则习之以越坑，号曰火练。能者受上赏，不用命者辄杀之。故人莫敢退缩。” （《明实录》天启元年正月壬寅） 冷兵器时代，通过这样水深火热训练出来的战士，想必在体能、技能、心理、意志等诸多方面都会令人十分畏惧。
他们练马如同练人。据说，训练与挑选战马时，他们会对马匹进行力量与能力的多重训练。在长途奔腾驰骋中，翻山越岭、履渊跳涧。凡是不符合标准的马匹，或者杀掉，或者作为商品交易给大明帝国前来购买军马的官员。有证据显示，当时蒙古部族对于大明帝国也实行同样的贸易原则。由此可以知道，帝国军队，许多时候，大约只能使用别人淘汰下来的驽马，其数量可能不在少数。
在军事行动中，上述精神贯穿于战争的整个过程。
战场上的胆小鬼，通常需要承受一个风险：他们用怯懦保存下来的脑袋，可能要丢失在执行战场纪律的长官手里，他们的家族要为此承受耻辱。他们已经得到的一切，可能会被全部剥夺。此外，还有一种非正式的制裁措施也在考虑之中：令犯有过失者穿上女人的衣服游街示众。对于这个剽悍的民族，这种羞辱大约比死还可怕，从而，有可能会使部分怯懦者转变成为勇敢的战士。
女真人的战术原则与蒙古部族有明显不同。
蒙古骑兵是将精锐部队排列在最前面，以凶猛的冲击波直攻敌阵，一举摧毁敌人的防线，然后杀向纵深。老弱兵卒则跟在精锐之后，扩大战果，救护伤员，防止冲杀在前的精锐部队背后受敌。
努尔哈赤则继承了五百年前的祖先完颜阿骨打与兀术的军事思想，这种战役战术思想曾经指导金国军队席卷了大辽与北宋。其战术与二十世纪坦克、装甲车出现之后的战争样式颇多神似之处，可能是一种相当先进的军事思想。
其具体战法是：将重装备的死兵 （敢死队） 排列在整个攻击波的最前面，兵器为长矛大刀，其功能是发起第一波攻击，意图在于对抗与消耗敌人起初对阵时最为猛烈的箭矢炮火，动摇敌人意志。然后冲击敌阵，大砍大杀。
这种死兵很像当年与岳飞对阵过的金兵铁浮屠。他们身穿精铁制成的厚重铁甲，连面部均覆盖保护，只露出双眼，胯下的战马也同样披覆铁甲。每一个死兵配备两匹战马，而且他们本人和战马可能披挂着不止一层盔甲。他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前面开路的坦克与装甲车集群颇为类似。这些死兵在多层重装甲防护下，有进无退。冲在前面者战死后，后面的必须填补进前面的位置，若有后退，跟在后面的锐兵立即杀之，很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精神战的意味。有一种未经考证的说法，说是早期投降或被俘的大明帝国士兵就常常被充此死兵。
当时一位观察过后金与大明军队装备的朝鲜官员，曾经十分感慨地对比后金、朝鲜、大明三方的盔甲：其中，最好的是努尔哈赤的部队，盔甲全部由精铁制成；最差的则是大明军队，能够得到薄恶、锈蚀铁片盔甲的士兵已属万幸。他们中许多人的盔甲，根本就是用草纸染成铁色后裱糊制成。这样对待自己士兵生命的政府，除了令人切齿痛恨之外，若还想打胜仗，已经接近痴人说梦。
努尔哈赤的锐兵，则是最精锐的轻骑兵部队。他们披轻甲，装备精良，弓马娴熟，一部分跟在死兵后面，一部分相机策应，待死兵冲击敌阵后，立即杀到前面，大量歼灭敌人之有生力量，扩大战果，追击敌人。
可能是渔猎生涯中的切身体会，努尔哈赤在他的八旗军事组织中贯彻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原则。其基层组织中的“牛录” （十余人为一单位的射猎小组） ，就是在行围狩猎时，以血缘亲族为纽带发展而来。
在这种基层战术单位里，冲杀在战场上的，是他们的精壮子弟，实施后勤保障的，是家中之父老。他们相互支援，同生共死。胜，一荣俱荣；败，一损俱损，从而纽结成了特别能战斗的、牢不可破的战斗集体。
在努尔哈赤指挥下，八旗铁骑具有狂飙般排山倒海的威力，其所到之处，常常一片血雨腥风。
当时不少目击者证实说：每当后金在战争中获胜之后，那些堆积如山的战利品、大群的牲畜、美丽的女人和俘虏便会被均匀地分成八大堆，分别由八旗领走，然后，按照战功分配给那些勇敢的战士。胜利一次，这种情形就会再现一次。
因此，对于八旗勇士们来说，战争无疑是他们的盛大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