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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努尔哈赤拿天下

当代人类学研究成果证明:大自然的恩赐常常令人类产生某种依赖,从而影响其经济文化的发展。

东北地区可能是我国自然资源最为丰饶的地方。这里,纬度高,气候严寒,无霜期短,遂使大片富含腐殖质、攥一把都流油的黑土地,没能在古代发展出农业经济。不过,在其他方面,造物主对这里的恩惠,堪称得天独厚——

这里南靠渤海、黄海,东临日本海,北濒鄂霍茨克海;境内有黑龙江、嫩江、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图们江、鸭绿江、辽河、浑河、大凌河、小凌河、女儿河等江河两千多条;有呼伦贝尔湖、镜泊湖、兴凯湖、查干湖、五大连池、月亮泡等湖泊,致使这里的海水与淡水渔业资源雄冠天下,许多名贵水产品同样名闻天下。据说,就在经过“断子绝孙式”捕捞的今天,当地海边的人们仍然不屑于品尝某些被南方人视为美味的低等鱼类。

矿产与森林资源这里当属全国之冠。史书记载,明清时代,这儿的广大区域内“林木障天,明昼如晦”,“整天不见天日”。即便经过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人的掠夺性开采和后来灭绝性开发,这里的原始森林面积仍居全国之首。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地区今日也还保有哺乳动物纲6目、18科、97种,鸟类18目、55科、374种,黑狐、紫貂、飞龙从古代到今天都是国人夸耀富贵的珍宝。大、小兴安岭今日尚存有野生植物1500种,可食用者达千种以上;当年,努尔哈赤们所生活过的长白山区,更有野生植物两千多种,人参、黄芪、党参是为名贵药材,千年野山参更在国人心目中神乎其神,据说具有起死回生之功效。

《新唐书·黑水靺鞨传》中是这样描述女真人祖先的:他们“居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如丘冢然,夏出随水草,冬入处”。表明到唐代时,女真人祖先中重要的一支尚逐水草而居,住在外表酷似土包子的地窝子之中。到了元明时代,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许多女真部族,依旧过着那种“没有城市街区,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业”的快乐生活。 (《元史》卷五十九,地理志) 进入明清时代以后,仍有众多女真人不事农业生产,他们于春秋捕鱼、牧放、采集,冬季狩猎。 (《朝鲜实录》太宗五年九月甲寅,世宗二十八年八月己酉)

铁岭博物馆有一张统计表,记录了大明万历十一年 (公元1583年) ,辽东开原地区女真人从事贸易时的情形,从中透露出了他们生产与生活的若干信息。譬如,他们所出售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物品,为下列8类:兽皮、人参、木耳、蘑菇、蜂蜜、松榛、东珠、马匹。统计表上,这些东西数量不小,全部出自游牧、渔猎与采集。

这种生存形态,必定要求体魄强健、弓马娴熟、机警勇猛、坚忍顽强方能应付裕如。

有些美国人在男孩子成年时,经常会以手枪送给他们作为成年礼,表示他们已经可以承担拥有和使用这种杀人武器的责任。与这种习俗具有某些类似精神的是:女真儿童呱呱落地时,如果是男孩,家人便会悬挂弓箭于门前,表示这个家庭又增加了一位勇敢的猎手;年龄稍长,这些孩子便如长在马背上一般,以弓马娴熟夸示于人,成为巴图鲁——力能屠熊猎虎的勇士,是他们崇高的光荣与梦想。只有这样的英雄,才会得到那些最美丽姑娘的青睐。他们豪迈奔放,剽悍凶猛,意志坚定,目标始终如一地指向猎取的对象。同时,只有那些最为机智、勇敢、武力过人的战士,才能得到最为丰厚的回报——猎获物和战利品,包括那些漂亮姑娘的芳心。

在任何时代,都没有人能够在这样的奖赏面前无动于衷。

多年以后,当他们已经定鼎中原,成为那万里锦绣江山的主人以后,我们可以在他们时常进行的大规模狩猎实战中,了解到这种生活、生产、训练、战斗对于他们来说,是如何的密不可分、融为一体。而“巴图鲁”的称号,仍然长久地成为他们崇高的荣誉,为人们所艳羡不已。

在以农耕为生的民族,则形成了另外的集体性格。他们的生产与生活高度简单重复,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用自己的辛勤劳作,换来“粒粒皆辛苦”的盘中餐。倘若天公不作美,他们的汗水便可能付诸东流。

于是,他们对神秘莫测的上天充满敬畏,他们严格地按照节气时历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无比爱惜脚下的土地,那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希望,是给他们带来喜怒哀乐的一切。他们对于任何迁移和变动都会发出本能一般的怀疑与恐惧。于是,天命转化成了天子的威权;生存的经验和老去的恐惧变成了祖先、父亲与财产的威权;女人和儿女的存在只是为了延续那份香火。平和、保守、自私、愚昧、坚忍、麻木成了他们心灵的代名词,就像他们脚下的土地。

他们本能地不喜欢那些马背上的骑士。这些人来去如风,凶狠嗜血,完全没有接受过孔老夫子的教诲,是一些未开化的无法把握的野蛮生番。他们最好待在他们的山野草原上,不要来打扰我们宁静的田园生活。

而骑在马背上的人们,仅仅有人参、貂皮、珍珠、蜜蜡、马匹、牛羊还不够,他们需要铜铁器具,需要粮食、布帛、茶叶、陶瓷、食盐和药品。没有了这些东西,他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十分悲惨。貂皮再好,不能一年四季都裹在身上;人参再神,也无法包治百病;没有盐,那大块的肉、鱼便没有滋味;没有茶,那些高脂肪高蛋白的肉、奶类食品就不好消化,就会得病,就需要药品医治。于是,两种不同生存状态下的人群,便在贸易与交换之中,结成了相互依存的伙伴关系。

这种脆弱的伙伴关系,其平衡很容易被两种力量打破:一种力量来自人力之手,另一种则来自自然之手。

来自人力之手的力量,时常以下列两种情形予以表现:

其一,朝廷,亦即中央政府会以贸易政策上的紧缩甚至断绝,钳制这些马背民族的发展,或惩罚他们某些不敬或不当的举动。

其二,管理贸易的官员们,时常会表现出过分的贪婪与不适当地滥用权力,譬如不由分说地敲诈勒索、贪赃枉法等等。

在大明朝中晚期,这两种情形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其合乎逻辑的结果,便是众多女真部族、蒙古部族的频繁反抗。

譬如,大明中期成化年间,海西女真就曾经联合建州女真攻打大明军队防区。其原因,在今天看来实在简单得不成话:“往年受朝廷厚遇,今无故添一官人伴我送行,饮食之如犬彘 (zhì) ,禁止我市买,使男无铧铲,女无针剪,因是入寇。” (《明实录》成化十三年十月己丑) 意思是说,过去朝廷对大家很好,大家过得好好的,如今无缘无故派了个官儿来,像对待猪狗一样对待我们,不许我们进行买卖,使我们的男人没有了镐头铲子,女人没有了针线剪刀,于是,便只能打上门来抢。

事实上,大明中晚期的历史记载中,类似的记录很难说是偶然出现或是绝无仅有。来自自然之手的力量则表现得十分强烈,其后果也就更加具有灾难性。

从气象科学的角度看,我们脚下这块土地,远远说不上得天独厚。历史气象研究表明,自古以来,我国可能是世界各国中自然灾害发生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当异乎寻常的风雪、霜冻、寒冷、干旱、洪水、地震等等发生时,抢劫富裕而常有积蓄的农业地区,就成了马背上的民族成本较低而收益最高的生存之道,成为他们为生存而战的自然选择。

当原本针对大自然而训练出来的勇猛剽悍,转而应用到人类身上时,乐天知命的农业区域人民,就成了豺狼虎豹肥美的猎获物与战利品。以至于到后来,通过战争劫掠财富、女人、奴隶、牛羊,已经成为他们的终身职业。

行为科学与现代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崇高的信念和不那么崇高的贪婪都可以使人舍生忘死。倘若人完全看不到希望,则信念或者贪婪都可能失去激动人心的功效。当女真族战士们拿起硬弓,配上刀剑,跨上骏马时,那些飘散着袅袅炊烟的城镇村落,可能就是他们的希望所在。在那里,只有带着英雄的业绩与财富回来,情人或妻子的怀抱才会格外温暖、格外多情。于是,崇高和贪婪就这样从两个方向走到了一起,融进他们的血液,激荡着他们强健的心脏。

这种情形并非仅仅是出现在古代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契丹人、蒙古人、女真人身上的特例,世界范围内的游牧渔猎部族,可能大抵如此。

至此,大明朝晚期的女真人几乎具备了成为一支凶猛无敌军队的所有条件。数十万女真战士所缺少的似乎只有强有力的军事组织了。能完成这个任务的人出现了。历史资料显示,一位二十五岁的女真青年,恰到好处地在大明辽东总兵李成梁身边受到过这种训练。于是,他有了发挥自己才干的广阔天地。

这位女真青年名叫努尔哈赤。

经过三十多年同族兄弟之间的骨肉相残,努尔哈赤麾下的骑士们已经变成了千锤百炼的战争机器。当这部由铁与血组成的机器以极高的效率启动与运转时,常常意味着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努尔哈赤真正懂得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道理。因此,在训练女真战士时,其严格甚至严酷的程度,令数千年前的斯巴达人也无法专美于前。

譬如,史书这样记载道:“奴酋练兵,始则试人于跳涧,号曰水练,继则习之以越坑,号曰火练。能者受上赏,不用命者辄杀之。故人莫敢退缩。” (《明实录》天启元年正月壬寅) 冷兵器时代,通过这样水深火热训练出来的战士,想必在体能、技能、心理、意志等诸多方面都会令人十分畏惧。

他们练马如同练人。据说,训练与挑选战马时,他们会对马匹进行力量与能力的多重训练。在长途奔腾驰骋中,翻山越岭、履渊跳涧。凡是不符合标准的马匹,或者杀掉,或者作为商品交易给大明帝国前来购买军马的官员。有证据显示,当时蒙古部族对于大明帝国也实行同样的贸易原则。由此可以知道,帝国军队,许多时候,大约只能使用别人淘汰下来的驽马,其数量可能不在少数。

在军事行动中,上述精神贯穿于战争的整个过程。

战场上的胆小鬼,通常需要承受一个风险:他们用怯懦保存下来的脑袋,可能要丢失在执行战场纪律的长官手里,他们的家族要为此承受耻辱。他们已经得到的一切,可能会被全部剥夺。此外,还有一种非正式的制裁措施也在考虑之中:令犯有过失者穿上女人的衣服游街示众。对于这个剽悍的民族,这种羞辱大约比死还可怕,从而,有可能会使部分怯懦者转变成为勇敢的战士。

女真人的战术原则与蒙古部族有明显不同。

蒙古骑兵是将精锐部队排列在最前面,以凶猛的冲击波直攻敌阵,一举摧毁敌人的防线,然后杀向纵深。老弱兵卒则跟在精锐之后,扩大战果,救护伤员,防止冲杀在前的精锐部队背后受敌。

努尔哈赤则继承了五百年前的祖先完颜阿骨打与兀术的军事思想,这种战役战术思想曾经指导金国军队席卷了大辽与北宋。其战术与二十世纪坦克、装甲车出现之后的战争样式颇多神似之处,可能是一种相当先进的军事思想。

其具体战法是:将重装备的死兵 (敢死队) 排列在整个攻击波的最前面,兵器为长矛大刀,其功能是发起第一波攻击,意图在于对抗与消耗敌人起初对阵时最为猛烈的箭矢炮火,动摇敌人意志。然后冲击敌阵,大砍大杀。

这种死兵很像当年与岳飞对阵过的金兵铁浮屠。他们身穿精铁制成的厚重铁甲,连面部均覆盖保护,只露出双眼,胯下的战马也同样披覆铁甲。每一个死兵配备两匹战马,而且他们本人和战马可能披挂着不止一层盔甲。他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前面开路的坦克与装甲车集群颇为类似。这些死兵在多层重装甲防护下,有进无退。冲在前面者战死后,后面的必须填补进前面的位置,若有后退,跟在后面的锐兵立即杀之,很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精神战的意味。有一种未经考证的说法,说是早期投降或被俘的大明帝国士兵就常常被充此死兵。

当时一位观察过后金与大明军队装备的朝鲜官员,曾经十分感慨地对比后金、朝鲜、大明三方的盔甲:其中,最好的是努尔哈赤的部队,盔甲全部由精铁制成;最差的则是大明军队,能够得到薄恶、锈蚀铁片盔甲的士兵已属万幸。他们中许多人的盔甲,根本就是用草纸染成铁色后裱糊制成。这样对待自己士兵生命的政府,除了令人切齿痛恨之外,若还想打胜仗,已经接近痴人说梦。

努尔哈赤的锐兵,则是最精锐的轻骑兵部队。他们披轻甲,装备精良,弓马娴熟,一部分跟在死兵后面,一部分相机策应,待死兵冲击敌阵后,立即杀到前面,大量歼灭敌人之有生力量,扩大战果,追击敌人。

可能是渔猎生涯中的切身体会,努尔哈赤在他的八旗军事组织中贯彻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原则。其基层组织中的“牛录” (十余人为一单位的射猎小组) ,就是在行围狩猎时,以血缘亲族为纽带发展而来。

在这种基层战术单位里,冲杀在战场上的,是他们的精壮子弟,实施后勤保障的,是家中之父老。他们相互支援,同生共死。胜,一荣俱荣;败,一损俱损,从而纽结成了特别能战斗的、牢不可破的战斗集体。

在努尔哈赤指挥下,八旗铁骑具有狂飙般排山倒海的威力,其所到之处,常常一片血雨腥风。

当时不少目击者证实说:每当后金在战争中获胜之后,那些堆积如山的战利品、大群的牲畜、美丽的女人和俘虏便会被均匀地分成八大堆,分别由八旗领走,然后,按照战功分配给那些勇敢的战士。胜利一次,这种情形就会再现一次。

因此,对于八旗勇士们来说,战争无疑是他们的盛大节日。 fq4c77RNMKLFJjJuIs0B9FJR1L9MB4M7usu1pWx3Ym3wu+GcvliHFLZNPsQcNMd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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