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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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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是每个人心中最为纯真质朴的情感，也是每个人德行成就的根本体现，这种情感亘古至今、历朝历代都一直被人们所推崇。孝在各种文化思想、诸多宗教教义中都有体现，但大多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将这种情感升华为一种形而上的道，并全面系统进行阐述和弘扬的，只有儒家。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仅对前代的思想精华予以全面总结和继承，也在礼乐思想的基础上，将孝道思想予以具体而微的阐述，并在其晚年将之授予高徒曾子，从而为我们留下了一部熠熠生辉的不朽经典——《孝经》。
这是一部有完整体系的儒家经典，也是儒家诸多经典中唯一一部有完整体系的著作。《孝经》由抽象而具体，由高明而精微，对孝道思想及其落实于社会和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做了条分缕析的揭示。为了能够让读者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地学习和体会，本书首言孝行之别，阐明行孝立身，析言孝与不孝；次辨孝行之理，分疏五等之孝，申论敬忠之义，详辨谏诤愚顺，厘定丧亲之节；再及大孝之功，发微孝治圣治，探幽天人感应；终于开宗明义，彰显要道至德。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康成）注《孝经序》有：
《孝经》者，三才之经纬，五行之纲纪。孝为百行之首；经者，不易之称。
他注《中庸》“大经大本”时则进一步明确：
大经谓“六艺”，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经》也。
并在其《六艺论》中进一步申言：
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
由此确定了《孝经》在儒家经典中“总会六经”的重要地位。
汉人推尊《孝经》，更重视孝道的现实意义，汉文帝“开延道德，……《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东汉赵岐《孟子题辞》）在废除了秦朝的暴政之后首倡孝治天下，并因缇萦救父的孝心之举废止肉刑。而且两汉的皇帝除了汉高祖刘邦和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外，谥号前均冠以“孝”字，如“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足见汉皇室对孝道的推尊，更为汉代“以孝治天下”做了最好的注脚。
汉代也多以《春秋》《孝经》并称。据此，当时之人也多认为《孝经》为孔子所作。
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云：“（仲尼）乃作《春秋》，复演《孝经》。”
鲁相乙瑛《奏置孔庙百石卒史碑》也有“孔子作《春秋》，制《孝经》”的说法。
以上二说盖以《诗》《书》《易》《礼》为孔子所编订，而《春秋》《孝经》乃孔子所作。
汉代的纬书《孝经纬·钩命决》也记载：“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以《春秋》属商，《孝经》属参。”又说：“孔子云：‘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伦之行，在《孝经》。’”
《汉书·艺文志》记载：“《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这一表述中隐含着《孝经》为孔子所述、曾子所记的观点。
后世因此就《孝经》的作者问题聚讼纷纭，至今尚无定论。但从《孝经》的思想及其行文风格而言，可以认定其为孔子的思想，最早由曾子所记，之后又经过后世弟子的加工整理，在汉代之前就基本定型了。但和其他儒家经典一样，《孝经》在汉代也出现了“今古文”之争，有《今文孝经》和《古文孝经》两个版本系统。
无论《孝经》的作者是谁，其在儒家典籍中的地位之重要和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之大是毋庸置疑的。在战国时期就受到高度重视，魏文侯亲自为《孝经》作注，其后历代注疏共计约五百家，其中就有唐玄宗、清世祖（顺治）、清世宗（雍正）等皇帝的御注。后世最为流行的《孝经》的注疏本就是唐玄宗的御注，这个注本也被后世选入《十三经注疏》中作为《孝经》的权威注本。
《孝经》之所以一出现就被称为经，依据的是《汉书·艺文志》中的观点：“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言者，故曰《孝经》。”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孝经》之所以被称为《孝经》，是对“天之经”和“地之义”这两个概念的约称。
西汉时期《孝经》就被列为官学，由专门的博士讲授；到东汉后期，《孝经》就取得了经典的地位，并在后世成为儒家“十三经”中的一部，备受推崇。
今天，我们将视野再度聚焦于这部影响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儒家经典，其价值与意义，对当代法治思想和社会结构的重建，都是非凡而独特的，笔者写此书，愿为此一伟大思想的回归、重构，略效芹曝之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