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我们的连接关系，并不局限于我们认识的人。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也可以启动链式反应，并最终连接到我们，就像遥远的波浪最终冲到我们的海岸一样。社会网络传播快乐、宽容和爱。社会网络影响着我们的选择、行为、思想、情绪，甚至是我们的希望。
19世纪40年代，法国科西嘉岛一个叫利维的村庄里，安东发现自己的妻子玛丽亚与人私通。更糟糕的是，女儿也非他亲生。玛丽亚跟安东说要离开他，并准备跟哥哥柯尔多道别。就在那天晚上，安东枪杀了妻子和女儿，然后逃到山上。失去亲人的柯尔多一心想杀了安东，但找不到他。最后，柯尔多杀死了安东的哥哥弗兰西斯科和安东的侄子亚里。对当地居民来说，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妥，这就叫“一报还一报”。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5年后，亚里的哥哥贾科莫杀死了柯尔多的哥哥，为父亲和弟弟报了仇。贾科莫本来还想杀死柯尔多的父亲，但他已经去世了，这让贾科莫觉得还不够解恨。
在这个多米诺骨牌式死亡游戏中，贾科莫和柯尔多的哥哥是通过一个个链条连接起来的：贾科莫是弗兰西斯科的儿子，而弗兰西斯科是安东的哥哥，安东跟玛丽亚结了婚，玛丽亚是柯尔多的妹妹，柯尔多的哥哥是贾科莫蓄意谋杀的对象。
无独有偶。2002年夏天将至的时候，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脱衣舞女吉米因为忙碌而将钱包交给朋友保管，钱包里有900美元工资。当她回来取钱包时，发现她的朋友和钱包一起不见了。一周后，吉米的表妹在一家小店铺里看到了偷走吉米钱包的那个人的好友，于是告诉了吉米。吉米拿了根棍子就冲向那里。她狠狠地揍了她前朋友的朋友一顿。事后，她很得意，她已经狠狠地打了那个人的好友的屁股，因为只有这样做，她才能感到平衡些。
这些事情都很令人费解。安东的哥哥和侄子，以及吉米的朋友的朋友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受到伤害呢？伤害无辜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些一周后，或是5年后发生的暴力行为到底有什么目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总是喜欢将这些事件看成奇闻，就像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世仇；或是将它看作旧式的复仇行为，就像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伊斯兰教派的相互残杀、北爱尔兰的连环凶杀，以及美国城市里不断反复的黑帮暴力冲突。但实际上，这种严酷的逻辑却有着古老的根源，因为自古以来就有暴力行为。同时，这种暴力行为还能体现出群体的团结——我们是“哈特菲尔德人”，我们是“麦考伊人”。
暴力行为无论大小，都可以通过社会连接关系进行传播，并且自人类出现以来即是如此。暴力行为不仅可以通过直接方式（向行凶者本人复仇）传播，也可以通过间接方式（伤害与行凶者亲近的非相关人）传播。但不论是哪种方式，单独的谋杀都可能引发连环凶杀。攻击行为一般会从某一个起始点开始向外传播。
为了避让某个人，一个男人跟另一个男人撞到了一起。不一会儿，两个人就抡起拳头对打起来，而且心安理得：每个人都需要发泄心中的怒气。
有时，这些暴力的传播可能会持续几十年，它们可能发生在地中海沿岸的村庄，也可能发生在城市的黑帮。
如果我们将责任感作为人类的一个属性，就会觉得导致暴力级联和集体复仇的思想非常不可思议。在很多情况下， 道义存在于群体之中，而不是个人之中 。暴力的群体性特点在于，暴力活动大多是一种公开现象，而不是私密的。在美国，有三分之二的暴力行为都是在有第三者在场的情况下发生的，在年轻人当中这一比例甚至高达四分之三。因此，暴力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就不足为奇了。
正像人们常说的：“我朋友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因此，“我敌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这些格言警句中包含着某些关于爱与恨的真理，同时也告诉了我们人类的一个基本特征：人类的连接关系。尽管贾科莫和吉米都是单独行动的，但他们的行为恰恰表明：责任感和复仇心理是多么容易沿着社会连接关系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再传到下一个人。
事实上，我们甚至不必去寻找暴力传播的复杂路径，因为社会上的大多数暴力事件就是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在分析暴力发生的原因时，仅仅关注行凶者本身，比如他的心情、他扣动扳机的手指等是不够的，因为凶杀很少随机地在两个不认识的人之间发生。在美国，75%的杀人犯在作案之前就认识被害人，多数情况下还和对方很熟悉。如果你想知道谁会要了你的命，看一看你周围的人就好了。
不过，你的社会网络中也包含那些可能拯救你生命的人。
“2002年3月14日，我将我的右肾捐给了我最好朋友的丈夫。”卡西在一个论坛上写道。如果有一个人是器官的“活体捐献者”，这个论坛就会把这个人的捐献经历全部记录下来。2001年夏天，在一次聊天中，卡西得知她朋友的丈夫肾衰竭恶化，需要肾移植才能保住生命。满怀着帮助他人的希望，卡西接受了一系列医学检查和心理评估。当得知都没问题时，她兴奋异常，因为她又向着目标迈近了一步。“这是我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事情，”她写道，“感谢上苍，让我有机会帮助我最好朋友的丈夫。他的妻子又拥有了丈夫，他的儿子又拥有了父亲。这是双赢。我们都赢了。我奉献了生命之礼。”
类似的故事随处可见。器官的“定向捐赠”甚至可以在连接关系并不密切的人之间进行，如星巴克的雇员和他的老顾客，甚至还存在连环器官捐赠，有点类似安东的连环谋杀案。
约翰·拉维斯是一个62岁的老人，住在安大略湖边的米西索加镇。他是4个孩子的父亲和3个孩子的爷爷。1995年，他因心脏衰竭而处于死亡边缘。此前，在接受三处心脏搭桥手术时，他的心脏功能衰竭，只好暂时靠一个人工心脏维持生命。不过他的运气好得令人难以置信。8天后，一个好心人捐献的心脏被移植到他的身体里。他的女儿回忆说：“我们全家都万分感激那个好心人，我父亲收到了他有生以来最宝贵的礼物——陌生人捐赠的心脏救了他的命。”受到这一经历的鼓舞，拉维斯的子女都在器官捐献卡上签了字，他们认为既然别人能这样做，自己也应该这样做，这是最起码的行为。
2007年，拉维斯的儿子丹在一次工作事故中丧生。丹生前所做的器官捐献决定让8个人受益。有一位妇女移植了丹的心脏，她后来给拉维斯家写信，感谢他们“给了她新的生命。”
同年，美国还有一个连环器官捐赠案例，在没有亲戚关系的捐献者之间（但在医学上完全相配）发生了长达10个连接关系，挽救了连接关系路径上很多人的生命。
与暴力传播截然相反，社会网络的连接关系也能够传播好的行为——就像我们看到的和我们自己做的那样。无论是传播好的行为，还是传播不好的行为，社会连接关系的作用都非常重要。因此，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人们已经制定了一些新对策。
例如，美国几个大城市的安全计划中都组建了“暴力干预队”。这些有丰富街头经验的人（通常是过去的帮派成员）会想方设法地切断暴力的传播链以阻止凶杀的发生。他们会迅速赶到受害人的身边，或是受害人的亲人和朋友的家里，劝他们别去复仇。如果他们能说服一个人不诉诸暴力行动，就可以拯救很多人的生命。
我们的连接关系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像凶杀和器官移植这类不常见的事情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我们感觉如何，我们经历哪些事情，我们跟谁结婚，我们是否生病，我们挣了多少钱，以及我们是否投票等，这些事情全都取决于将我们聚集在一起的连接关系。
社会网络传播快乐、宽容和爱。社会网络影响着我们的选择、行为、思想、情绪，甚至是我们的希望。影响虽有大有小，但社会网络会对我们产生影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的连接关系，并不局限于我们认识的人。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也可以启动链式反应，并最终连接到我们，就像遥远的波浪最终冲到美丽的海岸一样。
假设你的房子着火了。虽然恰好有一条河从你的房子旁边流过，但你只有一个人，你必须不停地往返于河与房子之间，一桶一桶地提水灭火。所以你的努力没有任何作用——没有人帮忙，你无法快速运来足够的水将火扑灭。
现在假设你不是一个人，你还有100个邻居，他们都愿意帮助你，而且每个人都有一个水桶。如果你的邻居身体特别棒，他们就能在河与房子间来回奔跑，将水桶里的水浇向大火。毫无疑问，100个人提水灭火的效果肯定比一个人做要好得多。但这样做的问题是，你的邻居在跑来跑去的过程中会浪费不少时间。有的邻居不一会儿就累得不行了，有的邻居由于动作不协调而将很多水洒在路上，还有的邻居提着水却找不到通向房子的路了。如果每个人都各自为政地忙来忙去，你的房子最终还是会被大火烧毁。
不过，你不用担心，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人们构建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水桶队列。你的100个邻居从河边到房子排成一线，将装满水的水桶传向房子，再将空水桶传回河边。组成水桶队列，不仅意味着人们不必花时间和力气在河边和房子之间来回奔跑，还意味着那些不能行走的人，或是无法提着重水桶长距离行走的人，现在也有事情做了。组成水桶队列的100个人，可以做200个人的工作——如果这200个人各自独立行动的话。
这是社会网络连接的简单模式之一。救火时，100个人排成一队将装满水的水桶传向着火的房子，再将空水桶传向河边。这100个人组成的队列就是水桶队列。它呈直线型，没有分支。每个人（除了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都与另外两个人连接，一个在他前面，一个在他后面。
为什么相对于让一群人各自独立行动来说，将这些人组织起来一起行动会更有效率，甚至比更多独立行动的人的效率还高呢？如果说整体大于各部分的总和，那整体究竟是怎么变多的呢？“多”出来的部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仅仅将一些人以另一种方式组织起来，就能够让人们的效率翻倍，这真是不可思议。如果说将一些人按“特殊配置”组合成群体，就能使他们与各自独立行动时相比，做更多的和不一样的事情，那么“将一些人按‘特殊配置’组合成群体”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要先对网络理论的几个基本术语和概念做一个说明。我们知道，社会网络对人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了解了这些基本概念，在讨论社会网络影响的惊人力量时，我们就能够把个人的体验和复杂的思想讲述清楚。
我们必须先明确一下群体的含义。“群体”可以按属性来定义，如，妇女、民主党人、律师、长跑运动员，也可以定义为我们能够清楚指认出来的一个特定人群，如“那些人，在那里等待参加音乐会的那些人”。
社会网络和群体一样也由一群人构成，但包含更多的内容：群体中人与人之间连接而成的一个特定组合。这些连接关系，以及这些连接关系的特定模式，往往比以个体形式存在的个人更重要。正是这些连接关系让群体做到了没有连接关系的个人的松散组合做不到的事情。正是连接关系导致了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这种连接关系的特定模式，是理解网络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关键。
拯救一座房子的水桶队列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社会网络。它呈直线，没有分支。每个人（除了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都与另外两个人连接，一个在他前面，一个在他后面。对于长距离移动水桶这类重物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组织方式。实际上，如何将100个人构建成最佳的网络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什么事情。100个人的最佳连接模式，在灭火时是一个样子，在为了军事目的而构建时则是另一个样子。100个士兵组成的连队，通常有10个班，每个班里有10个紧密连接的士兵。每个士兵都认识自己班里的战友，而不仅仅是他身前身后的士兵。部队总是竭尽全力地让每个班的士兵彼此熟识，实际上，士兵也愿意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战友。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社会网络：电话树。假设你要快速地通知100个人，告诉他们学校放假了。在现代通讯手段和互联网出现之前，这确实是个挑战，因为人们在家里没办法通过公共资源掌握最新信息（我们可能会想到城市广场上教堂的钟声）。因此，每个人都需要直接联系。虽然电话让这件事容易很多，但如果让一个人去打这100个电话，还是很辛苦。即便某个人已开始这样做了，要打完所有电话也需要很长时间，到那时，有些学生可能已经离开家去上学了。总之，让一个人去打所有的电话，辛苦而又低效。
理论上可以由某个人启动一个链式反应，这样既能尽快联系到每一个人，又不会增加个别人的负担。可以先做一个人名列表，让列表上的第一个人给第二个人打电话，第二个人给第三个人打电话，依此类推，直到每个人都收到信息。这跟水桶队列是类似的。这样做就把责任平均分摊了，但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仍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通知到第100个人。而且，如果给某人打电话时他恰好不在家，人名列表后面的人都将无法收到信息。
事实上，有一种更好的连接模式——电话树。由第一个人给两个人打电话，这两个人再分别给另外两个人打电话，依此类推，直到跟每个人都取得联系。与水桶队列不同，电话树结构能同时向很多人传播信息，形成瀑布流。工作在所有群体成员中平均分摊，因某个人不在家所导致的问题也迎刃而解。而且，通过打一个电话，一个人就可以启动一系列事件，并影响到成千上万的人——就像将心脏捐献给约翰·拉维斯的那个人一样，他引发的另一个捐献拯救了8个人的生命。电话树还能够大大减少信息在某一群体内部成员中的流动步骤，将信息衰减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有助于信息的增强和保护。实际上，在美国家用电话开始普及的几十年里，电话树可以说无所不能。
例如，1957年，《洛杉矶时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介绍了通过电话树将业余天文爱好者动员起来，作为史密森天体物理观测台“人卫监测系统”的组成部分，跟踪美国和俄罗斯的卫星。
可悲的是，一个骗子利用这种网络结构可以欺骗成千上万的人。在“庞氏骗局”中，钱以电话树一样的结构向“上”流动。当新人加入这个网络时，他们将钱交给“上家”，再通过发展新的“下家”得到更多的钱。随着时间的推移，钱从越来越多的人那里汇集而来。迄今为止，最大的庞氏骗局制造者可能非麦道夫莫属。2008年，联邦政府调查人员发现，在过去30年间，伯纳德·麦道夫从成千上万的投资者那里骗取了500亿美元。和我们前面介绍的科西嘉世仇网络一样，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能够远离麦道夫的这种投资网络。
这是社会网络连接的简单模式之一。如果要将一个消息快速通知100个人，可以让第一个人给两个人打电话，再让这两个人分别给两个人打电话，依此类推。这100个人构成的队列就是电话树。与水桶队列不同，电话树结构能够同时向很多人传播信息，形成瀑布流。电话树还能够大大减少信息在某一群体内部成员中的流动步骤，将信息衰减的可能性降至最低，有助于信息的增强和保护。
图1-1给出了四种不同的社会网络。 第一种是无连接的群体。 在这里，100个人（用小球代表人，称为“节点”）组成一个群体，群体中的人与人之间没有连接关系。
第二种是水桶队列。 在这里，除了100个人之外，群体成员之间还存在99个连接关系。每个人（第一个人和最后一个人除外）跟另外两个人由“相互连接关系”相连接，即装满水的水桶和空水桶沿两个方向移动。
第三种是电话树。 图中的100个人之间也存在99个连接关系。但在这里，每个人（第一个人和最后一个人除外）与其他3个人相连接，包括一个向内的连接关系（接听打来的电话），两个向外的连接关系（给其他人打电话）。网络中不存在相互连接关系，信息的流动是单向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关系也是单向的。
第四种是军队组织。 在由100个士兵组成的连队里，每个班的士兵跟同班的其他士兵都很熟悉，每个人都有9个连接关系。因此，一共有100个人和450个将这100个人连接起来的连接关系（连接两个人的连接关系只能计算1次，所以不是900个连接关系）。我们假设班与班之间不存在连接关系，因为即便存在，与之相比，每个班内部的连接关系要紧密得多。
这是社会网络连接的简单模式之一。在由100名士兵组成的连队中，每10名士兵组成一个班，同班的士兵相互之间都很熟悉，这样的社会网络结构被称为军队组织。在军队组织中，班与班之间不存在连接关系，因为与之相比，每个班内部的连接关系更紧密。
图1-1 四种不同的社会网络
显然，这已经做了很大程度的简化，但仍可用来解释社会网络中的社区的概念。 “网络社区”是这样一个群体，相较于与网络上其他地方，由连接关系组成的群体之间的连接关系，群体内成员之间的连接关系更为密切。 网络社区是根据连接结构定义的，而不是根据某种共同的特征来定义的。
因此，从最基本的意义上看，社会网络是一个有组织的人的群体，这个群体由两个要素构成：一个要素是人，另一个要素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关系。与水桶队列、电话树、军队组织不同，自然形成的社会网络往往都不是由高层领导强行组建的。 真正的、日常的社会网络的有机形成，源于人们的一种自然倾向：寻找和结识或多或少的朋友，拥有或多或少的家人，在知名的或不知名的场所工作。
在图1-2中，我们画出了一所美国大学里同住一个宿舍楼的105个学生之间的朋友连接关系的网络示意图。平均来说，每个学生跟6个关系密切的朋友相连接，但有的学生只有一个朋友，有的学生却有很多朋友；有的学生通过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在网络中建立了更多的连接关系，与其他学生相比，他们在网络上镶嵌得更好。
事实上，专门设计的网络可视化软件可以将有很多相互连接关系的人放在中间，而将相互连接关系少的人放在外围，这样有助于我们看清每个人在网络中的位置。当你的朋友和家人与其他人有很多相互连接关系时，你跟整个社会网络的连接程度就会增强。我们称之为有更好的“中心性”，因为相互连接关系多的朋友将你从社会网络的外围移向中心。 测量你的中心性时，我们不但要计算你的朋友及其他连接的数量，还要计算你朋友的朋友，及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等。 在水桶队列中，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位置跟别人的相比没什么不同：左边有一个人，他将水桶传给我；右边有一个人，我将水桶传给他——跟我在队列中的位置没有关系。但在社会网络中，人们所处的位置是截然不同的。
图1-2 同住一个宿舍楼的105个大学生之间的朋友连接关系网络示意图
网络的“形状”是网络的一个基本属性，也称为网络结构或拓扑 。形状的可视化（或称“表现”）方式多种多样，但不管怎样对这一网络进行可视化，决定这一形状的实际连接模式都是一样的。
设想地板上有500个按钮和2 000根绳子，我们可以用这些绳子将按钮连接起来。再设想我们随机选取两个按钮，并用一根绳子将它们连接起来。然后，我们重复这一过程直到所有的绳子都用完。最后，有些按钮连接了很多绳子，另外一些按钮可能一次都没有被选上，也就没有一根绳子将其与另一个按钮连接上。也许，有些按钮群是彼此相连的，但与另外一些按钮群是分开的。
中心性，是指连接关系网络中的某个成员在网络中的位置。如果某个成员与其他人有很多相互连接关系，他与整个社会网络的连接程度就会增强，他就具有更好的“中心性”。测量某个人的中心性时，不仅要计算他与朋友及其他连接的数量，还要计算他朋友的朋友、及他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等。
我们将这些群（没有任何连接的一个按钮也算作按钮群）称为“分支”。当我们对网络做说明时，我们通常只把最大的群表示出来（在本例中，就是按钮最多的那个群）。
假设我们从一个网络分支中选出一个按钮，将它从地板上拿起来，并将所有与其相连的按钮一并拿起来，不管是直接相连的，还是间接相连的。假设我们将这些按钮放到地板的另一处，它跟我们刚拿起来的时候就有些不同了。但是不管将这一群相互连接的按钮拿起、放下多少次，它们的拓扑都是完全相同的。
实际上， 拓扑是按钮网络最基本的固有属性。每个按钮与那些与其相连接的按钮的相对位置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它在这一网络中的“位置”一直没有变。 可视化软件可以用二维图形来展现网络的结构。为了突出拓扑最基本的特性，可视化软件将连接绳子最多的按钮放在中心，而把连接绳子相对较少的按钮放在外围。这就如同圣诞树上有一串灯缠绕在一起，其中有很多小结是可以解开的，但还有许多灯相互缠绕在一起形成的大结，不管你在地板上将这些缠绕在一起的灯翻转多少次，这个大结一直都处于中心位置。
社会网络是自然产生和不断进化的。我们被社会网络包围着，在这个网络上，每个人都占据着特定的位置。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将深入研究其中的种种原因。自然形成的网络具有结构性、复杂性、功能性、自发性及美丽无比的优点，这些是有组织网络所没有的。它们的存在迫使我们去寻找以下问题的答案：它们是怎么产生的？它们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它们的目的是什么？
按钮网络是一种社会网络连接的复杂模式。设想地上有几百个按钮和上千根绳子。随机选取两个按钮，并用一根绳子将它们连接起来。然后重复这一过程，直到所有绳子的两端都与按钮相连。这时，绳子与按钮组成的网络，即按钮网络。在按钮网络中，有的按钮可能会连接很多绳子，但也有一些按钮可能没有和绳子相连。拓扑是按钮网络最基本的固有属性。每个按钮和那些与其相连接的按钮的相对位置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它在这一网络中的“位置”一直没有变。
无论是简单网络（如水桶队列），还是复杂网络（如人口众多的多代同堂家庭、大学集体宿舍、整个社区，或在全世界范围内将我们连接在一起的网络），社会网络都存在两个基本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连接关系”，它指的是谁跟谁相连接。 当群体以网络形式存在时，各种各样的连接关系将群体内的相关人员连接起来，形成特定的连接关系模式。连接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它们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永久的；可能是随意的，也可能是认真的；可能是实名的，也可能是匿名的。我们如何构建一个网络，或者说构建的网络形状如何，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关系。大多数研究工作侧重分析个人与家人、朋友、同事和邻居之间的连接关系。由于社会连接关系多种多样，所以，社会网络也就变化万千。事实上，当疾病或者钞票等沿着社会网络流动时，这种流动本身就定义了连接关系，因此也就确定了由若干特定的网络连接而成的结构。
第二个要素是“传染物”。 任何东西都可以沿着连接关系流动，传染物就依附在流动体上。当然，传染物可以是水桶中的水，但也可以是细菌、钞票、暴力、肾脏、快乐或者肥胖。每一种流动体都按照自身的规则进行。例如，火不能装在桶中运送至河里，细菌无法传染给有免疫力的人，肥胖在同性人群中的传播速度更快一些（我们将在第4章讨论）。
为了弄清社会网络为什么存在以及它们是如何运转的，我们必须了解社会网络的连接关系和传染物，即结构和功能方面的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将告诉我们连接关系是怎样让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
规则1：“我们”决定着网络的形状
人们一直都在有条不紊地构建和完善社会网络。典型的例子就是“同类相聚”（homophily）。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倾向于跟自己相像的人交往。不管是地狱天使
还是耶和华见证人
是药物成瘾者还是爱喝咖啡的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是集邮爱好者还是蹦极爱好者，总之，我们愿意和那些与我们有相同兴趣、经历和梦想的人交朋友。这就应了那句俗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三种重要方式来选择网络的“结构”。
由于存在多种多样的选择，所以我们置身其中的整个网络的结构也是千变万化的。
正是选择的多样性
让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社会网络中都居于一个独特的位置。
当然，有时这些结构特征跟如何选择毫无关系。我们生活的那个地方可能容易建立朋友关系，也可能不容易建立朋友关系。我们可能出生在一个小家庭里，也可能出生在一个大家庭里。但即便这些社会网络结构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也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一个人有多少朋友和社会关系，他们之间是如何连接以及如何改变的，我们了解得并不多。确定一个人的社会关系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人们彼此间建立的众多关系的影响程度总是在变化。一个人可能认识几百个人，能认出他们并叫出他们的名字，但是，真正关系密切的往往只有几个。研究人员如果想要找出这些关系密切的人，可以利用调查问卷。遇到重要的事情你跟谁商量？业余时间你跟谁一起度过？人们给出的这些问题的答案汇集成一份包罗万象的名单，包括朋友、亲戚、同事、校友、邻居及其他人。
我们最近随机选取了3 000个美国人，针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个抽样调查。调查发现，平均每个美国人和4个人关系密切，而大多数人和2~6个人关系密切。遗憾的是，12%的美国人认为没有人能够跟他们商量重要的事情或者共度休闲时光。而在另一个极端，5%的美国人有8个关系密切的人。
有关美国关系最密切的群体成员名单的调查结果显示，上述名单中大约一半的人被称为朋友，而另一半人则被划分为众多不同种类的关系，包括配偶、情人、父母、兄弟姐妹、孩子、同事、俱乐部会员、邻居和专业顾问。
社会学家彼得·马斯顿（Peter Marsden）将这个群体称为“核心讨论网络”，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核心讨论网络”。在20世纪80年代，马斯顿在全美国范围内做了一个1 531人的抽样调查。他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核心讨论网络”的规模逐渐减小。就核心讨论网络的规模来说，男性和女性基本上没有差别；拥有大学学位的人与没有完成高中课程的人相比，前者的核心讨论网络规模是后者的两倍。
在我们自己进行的研究工作中，我们要求调查对象告诉我们：跟他们交往的这些人，彼此间又是如何进行连接的。比如，有个人说汤姆、迪克、哈里和苏都是他的朋友，我们就问他：汤姆是否认识迪克，汤姆是否认识哈里，汤姆是否认识苏，迪克是否认识哈里……然后，我们用这些答案计算某个人的任意两个朋友也是朋友的概率。这个概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用它来测量某个网络是否紧密交织。
如果你认识亚力克西，亚力克西认识卢卡斯，卢卡斯又认识你，我们就称这种关系是“可传递的”——这三个人形成一个三角形。有些人的朋友彼此间也都相识，形成很多可传递的关系，如图1-2中的A；而另外一些人的朋友彼此间却不相识，如图1-2中的B。 拥有高传递性的人通常巧妙地镶嵌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内；而拥有低传递性的人则倾向于跟几个不同群体里的人交往，而这些人彼此间并不相识，拥有低传递性的人更像是连接不同群体的桥梁。
我们发现，如果在你所交往的所有人中任意选取两个人，他们彼此也认识的概率大约是52%。这种计算结果不仅描述了我们能够看得见的网络特征，还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网络的、我们无法看到的内容。从更大范围来看，每个人都跟他的朋友、家人、同事和邻居相连接。但是，这些人依次还要与他们的朋友、家人、同事和邻居相连接，这样无止境地连接下去，直到地球上的每个人都跟另外一个人连接起来，连接方式多种多样。尽管我们认为无论从社会角度还是从地理角度来看，个人的网络都是有限的，但实际上，将所有人都纳入其中的这些网络相互连接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正是网络的结构特性让人们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叹：“这世界真小。”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几个连接，某个人就有可能找到与另外一个人的连接。20世纪50年代，研究社会网络的两位前辈，伊锡尔·德·索拉·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和曼弗雷德·科肯（Manfred Kochen）在他们的文章中介绍了一个有名的例子——至少在社会科学家圈子内是很有名的。
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镇的医院里，其中一位作者偶然听到一个患者对邻床的一个中国患者说：“你知道吗？在你之前我只认识一个中国人，他叫……他来自上海。”很快，一个声音传过来：“呀，那是我叔叔。”
事实上，文章的作者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个中国人的名字，也许他们担心按照小世界效应，读者也可能认识他。
规则2：“我们”因网络而改变
我们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也会影响到自己。与拥有很多朋友的人相比，没有朋友的人的生活肯定是大不一样的。例如，第4章将会介绍，结识一个新朋友对你的健康而言有多么大的好处，而这个人不用特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对成千上万挪威士兵所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兄弟姐妹的多少会影响到你。我们已经知道：相较于第二个出生的孩子，第一个出生的孩子智商要稍高一些；类似地，相较于第三个出生的孩子，第二个出生的孩子智商要稍高一些。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这些差别是天生就有的，还是后天的社会因素所导致的呢？
对挪威士兵进行的研究告诉我们，社会网络的简单特征，如家庭大小和结构，是导致这些差别的原因。如果你是第二个出生的孩子，而你的哥哥或姐姐在你很小的时候就离世了，那你的智商就会增加，并且跟第一个出生的孩子智商差不多。如果你是第三个出生的孩子，你有一个哥哥或姐姐离世了，那你的智商就会跟第二个出生的孩子智商差不多。如果年长的两个哥哥或姐姐都离世了，那你的智商就会跟第一个出生的孩子智商差不多。
你的朋友和其他与你交往的人之间是不是朋友关系，也会对你的生活经历产生很大的影响。传递性对你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如寻找伴侣，甚至自杀。通过离婚如何影响到孩子的例子，我们很容易就可以体会到传递性的作用。
如果一个孩子的父母处于结婚状态（连接），他们可能在一起聊天，但如果他们离婚了（断开），他们可能就不再说话了。离婚意味着沟通常常要通过孩子来进行——“告诉你爸爸别忘了下星期六来接你！”因此，协调共同抚养孩子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你的意思是说，你妈妈也给你买了冰激凌？”最关键的是，尽管孩子仍跟父母双方保持紧密的连接，但是，她跟父母的关系都因为父母的离婚而发生了改变。这些改变源于父母间连接的缺失——这一连接跟孩子没有什么关系。孩子仍有爸爸和妈妈，但她的生活是否会改变完全取决于她的父母是否连接在一起。
你的朋友和家人跟多少人交往也与你有关系。如果与你相连接的这些人交往的人也很多，那么不管你想在网络上找谁，都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顺利找到，而不必走太多的弯路。你更靠近网络的中心意味着，无论什么东西在网络上流动，你都很容易感受到。
例如，在图1-2中，相对于D来说，C更靠近中心。试想一下，如果网络上正在传播一个热门的八卦新闻，你更希望是哪个人接触到它？你会选择C。再试想一下，如果一种致命的细菌正在网络上传播，你更希望是哪个人接触到它？你会选择D。C和D的生活体验是不一样的，尽管C和D各自的交往人数是一样的：他们都与6个人直接相连接。
在后面几章我们将讨论你的中心性如何影响你的方方面面，如你赚多少钱，你是否快乐等。
规则3：我们的朋友影响着我们
只了解围绕我们而编织的网络的形状是不够的，沿着这些连接流动的东西也非常重要。如果你的房子正在着火，构建一个水桶队列可不是为了看着有趣，这样做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将水由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一直传递到着火的房子那里。社会网络就不只是传送水了——它会将任何东西由一个人传送给另一个人。
第2章将要讨论到， 人们彼此影响与模仿的倾向是导致流动的根本决定因素。 人们通常会与各种各样的人建立直接连接，包括父母和子女、兄弟和姐妹、妻子和丈夫（及友好的前夫或前妻）、老板和同事、邻居和朋友。每个人和每个连接关系都会让我们有机会影响他人或受他人影响。
即使我们不拘泥于这些最直接的连接，单单是一个人会影响到另一个人的倾向，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规则4：我们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也影响着我们
实际上，人们不仅模仿自己的朋友，还模仿朋友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在儿童传话游戏中，若干个儿童站成一排，一个儿童对着下一个儿童的耳朵轻声传递信息。下一个儿童收到的信息，既包含上一个儿童引入的偏差，也包含先前的那些儿童引入的偏差，而这个儿童与先前的那些儿童并没有直接连接。这样，这些孩子们就可以模仿那些没有直接连接的人。
与此类似，父母常常警告孩子不要将钞票放入口中。我们认为，钞票上的细菌不仅来源于最后接触钞票的那双手，还来源于钞票流经过的许许多多的人的手。
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朋友和家人会影响我们的行为，如发胖或投票立场等。而且，朋友的朋友和家人也会影响到我们，这就是所谓的多向传播。或者说，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效果具有超出个人直接交往范围的倾向。柯尔多的哥哥就是由于这种传播而丢了性命。
如果网络是直线型的，多向效应很容易理解——“往下数的第三个人，好好递水桶，不然的话，我们大家就无法把事情做好。”但如果是自然形成的社会网络，究竟该如何理解呢？比如，由图1-2中的大学生，或者是成千上万人构成的复杂网络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超出社会视域（social horizon，我们将在后面讨论）的横向连接。为了弄清网络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需要两类信息。
首先，我们一定不能仅局限于简单的、顺序的双向连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关注的那些人和他们的朋友，他们的朋友的朋友，他们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等等。只有同时对整个网络进行观察，我们才能获得这些信息。不过，直到最近，我们才能在大范围内做这件事情。
其次，如果我们想观察事物是如何从一个人流向另一个人，又进一步流向下一个人的，我们就需要连接关系信息，以及与哪些人的连接点超过一个，并能持续一段时间的信息。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网络的动力学特性。这就如同一个我们不熟悉的体育项目，仅仅看一下介绍比赛的资料，我们是很难弄清比赛规则的。
我们将会讨论很多多向传播的例子，先介绍一个简单的。我们通常是这样理解传染的：如果一个人有某种东西，而这个人与另外一个人有接触，那么，这一接触足以让第二个人得到这种东西。你可以传染细菌、流言蜚语或者信息。一旦你受到传染，你就可以通过接触而传染另外一些人。如果有人准确无误地告诉你，XYZ股票的收盘价是50美元，另外一个人再告诉你同样的事情，就不会有额外的作用。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将这一信息告诉另外一个人。
但有些事情可能不是这样传播的，比如规范与行为。它们的传播需要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多个人的强化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如果将网络布置成简单的直线型，就像水桶队列一样，这样的网络可能就无法支持复杂现象的传播。如果想让人们戒烟，我们不会让他们排成一队，让第一个人戒烟，并告诉他往下传。更好的办法是，我们让许多不吸烟的人包围他。
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
著名的人行道实验说明了多人强化的重要性。
1968年的冬天，米尔格拉姆利用两个寒冷的下午，在纽约市观察了1 424个行人走过一段长15米的街道时的行为。他在人行道上预先安排好“刺激人群”。“刺激人群”由研究助手组成，人数从1人到15人不等。一接到暗号，这些安排好的人会停下来，抬头看向附近一幢大楼六层的一个窗户，并持续1分钟时间。其实，窗户上并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只不过是另一个协助米尔格拉姆工作的人。实验结果被胶片记录了下来，助手们随后清点了停下来或向窗户看的人数。如果刺激人群仅由1人组成，会有4%的行人停下来。如果刺激人群由15人组成，就会有40%的行人停下来。很显然，行人是否会模仿某一行为，跟表现这一行为的人群大小有直接关系。
大多数行人对行为的模仿并不完整：他们也向刺激人群所看的方向看去，但并不停下脚步。如果刺激人群仅由1人组成，会有42%的行人向上看。如果刺激人群由15人组成，会有86%的行人向上看。但是，比这种差异更为有趣的是，被由5个人组成的刺激人群诱导向上看的行人数量，与被由15个人组成的刺激人群诱导的人数相比，基本上没差别。也就是说，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大于5人的刺激人群对行人的行为没有更多的影响。
规则5：网络不受网络中人的控制
社会网络有很多特性和功能，它不受网络中人的控制，这些身处其中的人甚至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要理解这些特性，我们必须研究整个群体和它的结构，而不能只研究一个一个的个体。简单的例子包括交通拥堵和畜群的蜂拥而逃。仅仅询问一个因堵车而发怒的人，你是无法理解交通拥堵的，尽管他这辆不动的汽车也是造成交通拥堵的部分原因。我们还会看到一些复杂的例子，如人们相互连接而形成的群体在没有明确协调或并非有意的情况下，可以展现复杂的共有行为。
如果我们完全忽略个体的意愿和认知，将他们看成“零智商代理人”，很多简单的例子就很好理解了。思考一下体育赛事上的人浪吧。
1986年的世界杯在墨西哥举行，就是在这次世界杯上，人浪首次得到全世界的关注。这种现象最开始被称为“La Ola”，就是波浪的意思。做人浪的时候，一群一群观众按顺序双脚起跳，举起双臂，然后快速坐回座位。人浪的效果是很令人激动的。有一群物理学家，他们本来是研究液体表面的波浪的，后来被人浪的神奇深深吸引，于是决定研究人浪。他们找来了很多体育场的墨西哥人浪视频进行观察分析。他们注意到，这些人浪通常都沿顺时针方向滚动，总是以“20个座位/秒”的速度前进。
为了弄清人浪是怎样开始和传播下去的，科研人员应用了“激励介质”数学模型。这种数学模型通常用于研究非生命现象，例如，火在森林里的传播，或者电信号在心脏肌肉组织中的传播等。激励介质的行为特点是，它能够根据它周围的个体正在做什么（附近的树着火了吗？），而将自己从一种状态调整到另一种状态（着火或未着火）。这一模型对人浪现象做出了准确的预测。
这一结果告诉我们，即便我们对生物学和人类心理学一无所知，我们也能够理解人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上，如果仅仅研究某个人站起来和坐下的动作，我们无法理解墨西哥人浪的本质。墨西哥人浪的生成，不是某个用扩音器的人发号施令而演练出来的，它也有自己的生命。
鸟群、鱼群和昆虫群一致行动的数学模型也同样说明群体运动是不存在中央控制力的。但是，群体能表现出一种群体智慧，正是这种群体智慧帮助群体内的每个个体逃避或者阻击猎食者。这种行为并不存在于个体之中，而是一种群体属性。鸟群是怎样“决定”向哪里飞的呢？研究表明，鸟群的飞行要依照所有鸟的意愿进行。更重要的是，飞行的方向往往是整个鸟群的最佳选择。每只鸟发挥一点点作用，而鸟群的集体选择就会好于个别鸟的选择。与人浪和鸟群类似，尽管社会网络是由人构建的，但它也遵循自己的规则，而这种规则完全不同于人的规则。但现在，人们已不在体育场里游戏了，人们捐献器官、发胖，或者感受快乐，这些事情都可以传播。
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说社会网络具有涌现特性。“涌现特性”是指总体由各组成部分的相互连接和互动而呈现出的新特性。“涌现”一词可以通过类比的方法来理解。蛋糕的味道，是制作蛋糕的任何一种原料都没有的。蛋糕的味道，也不是配料味道的平均值，如介于面粉味道和鸡蛋味道之间的一种味道。它的味道远不止这些。蛋糕的味道，超出了所有原料味道的简单相加。
同样，弄清楚社会网络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能真正理解，对人类而言，总体是如何大于部分的总和的。
涌现特性，是指“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特性，即整体会因各组成部分的相互连接和互动呈现出新的特性。这种新的特性只有整体才具有，任何组成部件都不具有。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还策划了另一个著名的实验。实验结果显示，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平均来说要经过“六度分隔”——你的朋友跟你是一度分隔，你朋友的朋友是二度分隔，等等。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是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他在内布拉斯加（Nebraska）找了几百个人，并交给每个人一封信，收信人是居住在波士顿的一位商人，距内布拉斯加有1 600公里之遥。这些人要将这封信发给他们认识的某个人，选择这个人的条件是，他们认为这个人比他们更有可能与这个波士顿商人有私人关系。然后，跟踪信件到达目标人手里之前在人与人之间传递的次数。平均来说，需要传递6次。这个令人惊奇的事实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小世界效应”的调查。“小世界效应”最开始是由德·索拉·普尔和科肯提出来的，并随着约翰·格尔（John Guare）的影片《六度分隔》（ Six Degrees ）的上映，以及《凯文·贝肯六度分隔》游戏的推出，而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但是，有些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虽然无论是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文化上，内布拉斯加和波士顿都相隔较远，但这两个地方都在美国境内。因此，2002年，由物理学家转行的社会学家邓肯·瓦茨（Duncan Watts）和他的同事彼得·多兹（Peter Dodds）、罗比·穆罕默德（Roby Muhamad）决定再做一次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不过，范围扩展到全球，人们的沟通工具也改为电子邮件。他们招募了超过9.8万名被试（大多数来自美国），让他们将信息发给世界范围的“目标人”，方法是将电子邮件发给被试认识的某个可能认识目标人的人，然后依次传递下去。总共有来自13个国家的18个目标人，每个被试随机分配到其中一个。目标人包括美国常青藤大学的一位教授、爱沙尼亚的一位档案检查员、印度的一位技术顾问、澳大利亚的一位警察、挪威军队的一位兽医——很杂的一群人。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将电子邮件发到目标人，大体上还是需要6次传递，跟米尔格拉姆原来的估计一样，真可谓：世界何其小。
可是，虽然经过六度分隔我们就可以与任何一个人相连接，但并不意味着不管这些人跟我们的社交距离有多远，我们都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力。
影响力在社会网络上的传播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我们称之为“三度影响力原则”（Three Degrees of Influence Rule）。
我们所做或所说的任何事情，都会在网络上泛起涟漪，影响我们的朋友（一度）、我们朋友的朋友（二度），甚至我们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三度）。如果超出三度分隔，我们的影响就逐渐消失。同样，我们也深受三度以内朋友的影响，但一般来说，超出三度的朋友就影响不到我们了。相距三度之内的人之间是强连接关系，强连接可以引发行为。
三度影响力适用于态度、情绪和行为的传播，也适用于政治观点、发胖和快乐等现象的传播。还有学者证实，在发明者网络中，创新思想似乎也按照三度影响力进行传播。 因此，一个发明者的创新会影响到他的同事、他同事的同事，以及他同事的同事的同事。日常生活中口头相传的建议（如何找到好的钢琴老师，或者如何为宠物找个家），也差不多是按照三度影响力传播的。
第一，固有衰减性。就像将石块投向平静的池塘所激起的小波浪一样，我们对他人的影响最终也将消失。 当石头掉入水里时，它迫使一定体积的水离开原来的位置，水波的能量随着向外传播逐渐消失。我们可以从社会交往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信息传播过程中，它的准确度在衰减，就像孩子们玩的传话游戏一样。因此，如果你想戒烟或者支持某个特定的政治候选人，这一信息到达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那里时，那个人收到的关于你实际做法的信息可能已经不够准确或者不可信了。
第二，网络不稳定。网络的进化是不可避免的，这会导致影响的减小，造成三度之外的连接不稳定。 网络上的连接关系无法长久存在。朋友可能不再是朋友，邻居可能会搬家，夫妻可能会离婚，人的死亡也不可避免。如果想断开你与你认识的某个人的直接连接关系，唯一的方法就是让彼此间的连接关系消失。但是，对于一个跟你三度分隔的人来说，切断三个连接关系中的任何一个，你都至少会丢失与他之间的一条路径。因此，平均来说，考虑到网络上连接关系的不断转移，我们跟四度分隔的人之间的连接关系可能不稳定。因此，对于四度以外的人来说，我们影响不到他们，他们也影响不到我们。
第三，进化生物学也会起作用。 我们在第7章将要讨论，人类似乎已进化到小群体时代。在小群体里，每个人与其他人建立的连接都不超过三度。弄清楚是不是我们群体里的每个人都坚决支持我们，以及别人是否需要我们的帮助，或者别人是否会帮助我们，都是很有意义的。影响我们所在群体的其他人，让他们像我们一样去行动，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们在大群体里生活的时间还不够长，还没有进化出影响超越三度的幸运儿。换句话说，我们无法影响跟我们四度分隔的人是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发现哪个人的影响力能超越三度分隔。我们称之为“进化意义上的解释性说法”。
似乎所有这些因素都在起作用。但不管原因究竟是什么， 三度影响力是人类社会网络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而且，尽管技术进步能让我们接触到许许多多的人，但三度影响力会继续限制我们的连接能力。
虽然这一固有界限好像意味着限制（谁不想统治世界？），但我们还是应该记住：世界何其小。 如果我们可以跟六度分隔的任何一个人相连接， 并且最远能影响到三度分隔的人，那意味着：对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人来说，我们每个人对他的影响，都能达到半程。
而且，虽然我们被限制在三度，但我们对他人的影响程度是惊人的。自然形成的社会网络的构建方式决定了大多数人都能与成千上万的人建立连接关系。
例如，假设你有20个社会关系，包括5个朋友、5个同事、10个家人。他们每个人又分别有同样数量的朋友和家人（为了简化，假设他们交往的人与你交往的人不同）。这就意味着，你与400个二度分隔的人建立了间接连接。但你的影响并不会到此为止，你会进一步影响到这400个人中的每个人的20个朋友和家人，总共是20×20×20人，也就是与你三度分隔的8 000个人。这几乎是詹姆斯小时候生活过的俄克拉何马小镇的总人口。
如果我们讨论彼此间是如何连接的，就应该利用任意两人之间的“六度分隔”；但如果我们讨论彼此间是如何传染的，就应该利用“三度影响力”。
连接关系和传染等属性决定了社会网络的结构和作用。它们相当于人类社会这个超个体的解剖结构和生理机能。
三度影响力与六度分隔的区别
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对朋友和家人有着直接的影响。我们的行为能让他们感到快乐或悲哀，保持健康或生病，甚至是变富或变穷。但我们很少能意识到，我们所思、所感、所做、所说的任何事情，都能够传播到很远的地方，而不仅局限于我们认识的人。反过来，我们的朋友和家人也起到桥梁的作用，让成千上万的人影响到我们。在一种社会链式反应中，我们可能会深受一些事件的影响，虽然我们没有亲眼看到这些事件，也不认识事件的主角。社会世界包围着我们，我们好像能够感受到它的脉搏，并跟随它永无休止的节拍。作为社会网络的一部分，不管是好还是坏，我们都超越了自身，成为更大事物的一部分。我们连接在了一起。
正是连接关系的建立，才让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彻底改变。社会网络的价值，恰恰在于它能够帮助我们得到仅靠自己无法得到的东西。在下面几章里，我们将讨论网络是如何影响以下这些事情的：快乐的传播、寻找伴侣、健康、市场调节和民主斗争。然而，社会网络的影响也不总是正面的，它也可以传播忧郁、肥胖、疾病、金融恐慌、暴力，甚至是自杀。 事实证明，社会网络对于接收到的东西有一种放大作用。
这是使社会网络具有创造性的原因之一。网络创造的东西不属于某一个个人，而是为网络上所有人共享。因此，社会网络就像人们共同拥有的一片森林：我们都准备分享森林带来的好处，同时，我们必须齐心协力确保森林的健康生长。这就意味着， 社会网络需要个人、群体和机构组织的照料。从本质来说，社会网络是有人性的，也是有个性的，我们不应该把它看成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你比别人更快乐，更富有，更健康，那一定跟你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有很大关系，即使你根本不清楚自己身在何处。网络的总体结构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你根本无法控制网络的结构。在某些情况下，网络上会产生正反馈。一个有很多朋友的人，可能会变得更加富有，因为富有，又会吸引更多的朋友。富者更富的动力学特性，意味着社会网络能极大地强化社会中的两类不平衡：“情景不平衡”（有些人的社会经济条件好一些）和“位置不平衡”（有些人在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好一些）。
虽然立法者还没有考虑位置不平衡所导致的后果，但弄清楚我们相互连接的方式，仍然是建立更加公正的社会必不可少的一步。对于制定与公共健康、经济发展等有关的公共政策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
社会网络对个人行为和后果的强大影响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人们并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选择。因此，社会网络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带来了一些道德上的问题。与他人的连接关系影响了我们自主决策的能力。科西嘉的贾科莫的行为要受到多少责备？生活在安大略湖边的丹·拉维斯的行为应得到几分赞许？如果他们的行为仅仅是一个链条上的一环，我们该如何理解他们选择自己行为的自由呢？
一些学者通过研究个别人的选择和行为，对人的集体行为做出了解释；另一些人则放弃了对个体的研究，将关注点放在了群体上。这些群体分别根据社会地位、种族或政治派别而形成， 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集体特性，正是这些集体特性，使得群体中的人在行为上不可思议地保持一致。 社会网络科学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看世界方式。这门科学是研究个体和群体的，是研究前者究竟是如何变为后者的。
如果我们想弄清楚社会是如何运转的，我们就需要补上人与人之间缺失的那些连接。我们需要弄清楚，人与人之间如何进行连接和互动，才能产生全新的人类体验。而这一切，在人类个体中间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不理解社会网络，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自身，不可能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