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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渴望把自己的思想情感表达出来。原来的那几种单调手势早已不够用。当别人无法通过手语明白我的意思时，我都会大发脾气。那时就好像有许多看不见的魔爪紧紧地抓着我，我拼命地想挣脱它们，我感到烈火在胸口燃烧，可是却又无法把它们释放出来，只好疯狂地踢打、哭闹，在地上翻滚、吼叫，直到精疲力竭。若是母亲在身旁，我就会一头扑在她怀里，悲伤哭泣，直至忘了最初发脾气的原因。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表达思想的愿望一天比一天强烈，以至于每天我都要发脾气，甚至有时每隔一小时就一次。
父母亲为我心急如焚，却又毫无办法。在我们居住的塔斯甘比亚镇，附近根本没有聋哑学校，更没有人愿意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教一个又盲又聋又哑的孩子。当时，大家都心存疑惑，像我这样的人还能受教育吗？然而母亲却在狄更斯的《美国札记》一书中看到了希望。狄更斯在《美国札记》中提到了一个又聋又盲又哑的少女——萝拉，她在郝博士的教导下，学有所成。然而，当得知那位发明教育聋人方法的郝博士早已去世，他的方法也许已经失传，母亲十分苦恼。郝博士还有传人吗？如果有，他们愿意到亚拉巴马州这个偏远的小镇来教我吗？
6岁时，父亲听说巴尔的摩有一位著名的眼科医生，治好了许多盲人。父母决定立刻带我去治疗。
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至今我仍记忆犹新。在火车上，我交了很多朋友，一位妇女还送给我一盒贝壳。父亲把这些贝壳打上孔，让我用线一个个穿起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贝壳给我带来了无限的快乐和满足。列车员和蔼可亲，他每次来验票或检票时，我可以拉着他的衣角，他会让我玩他剪票的剪刀；那时，我就趴在座位的一角，在一些零碎的卡片上打些小孔，一玩就是几小时，丝毫不觉得厌倦。
姑妈给我用毛巾做了一个大娃娃，可是却没有眼睛、耳朵、嘴巴、鼻子。这么一个临时拼凑的玩具，即使孩子的想象力再丰富，也说不出那张脸的样子。而没有眼睛，对我而言却是一个莫大的打击，我虽然坚持想办法，可是还是没有人能为布娃娃加上眼睛。我灵机一动，溜下座位，找到姑妈的披肩，扯下两颗大珠子，指给姑妈看，让姑妈缝在布娃娃的脸上。姑妈拉着我的手去摸她自己的眼睛，确定我的用意，我用力地点了点头。她缝上了珠子，让我兴奋不已。但没多久，我便对布娃娃失去了兴趣。整个旅途中，许多事情都吸引着我，我忙个不停，也没有发过一次脾气。
到了巴尔的摩后，我们直接来到齐夏姆医生的诊所，经过检查，医生表示无能为力，不过他鼓励我们，说我可以接受教育，并建议父亲带我去华盛顿找亚历山大·贝尔博士，说他会给我们提供聋哑儿童学校的相关资料。依照齐夏姆医生的建议，我们全家人又立刻转往华盛顿。一路上，父母都忧心忡忡，而我则毫无察觉，只觉得到处旅行好玩极了。
那时，我虽然还不太懂事，但依然能够感觉到贝尔博士是个温厚热情的人。他把我抱在他的腿上玩他的手表。他让手表响起来，让我可以感觉到手表的震动。贝尔博士学识渊博，懂得我的手势，我立刻喜欢上了他。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会面竟会成为我生命的转折点，让我重塑生命，从黑暗走向光明，由孤独到充满温情，并拥有了开启知识的钥匙。
贝尔博士建议父亲写信给波士顿博金斯学校校长安纳诺斯先生，请他为我物色一位启蒙老师。博金斯学校是《美国札记》中郝博士为盲、聋、哑人孜孜不倦服务的地方。父亲立刻发了一封信。几个星期后就接到热情洋溢的回信，信中告诉我们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教师已经找到了。这是一八八六年夏天发生的事，但直到第二年的三月，莎莉文小姐才来到我们家。
我就这样，走出了埃及，来到了西奈山的脚下。一时灵感通遍我的全身，眼前展现出无数奇景。从圣山上发出了这样的声音：“知识给人以爱，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