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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上自习课的时候，校长进来了，他的身后跟着一个没有穿校服的新同学，还有一位校工，肩上扛着一张大书桌。正在打瞌睡的学生纷纷醒了过来，仿佛工作受到惊扰似的，大家都站了起来。
校长做了个手势，示意我们坐下，然后转过身，低声对老师说：“罗杰先生，这个学生就请你关照了，让他先上五年级吧。要是他的功课和品行表现都令人满意的话，再让他升级，他的年纪已经够大了。”
那个新生坐在门背后的角落里，门一开，谁也看不见他了。他是一个乡下男孩，看起来大约十五岁，个子比我们当中任何一个都高。他的头发顺着前额剪齐，像乡下教堂里的歌童，看起来很懂事，却又显得很不自在。他的肩膀虽然不宽，可是那件黑色钮扣的绿色上衣实在是太紧了，袖口的缝线绷开，露出了晒红的手腕，一看就知道他平常是卷起袖子干活的。浅黄色的长裤被背带吊得太高，因而露出了穿着蓝色袜子的小腿，脚上穿了一双脏兮兮的钉鞋。
大家开始背书，他竖起耳朵专心听着，好像在教堂里听神父讲道，双腿拘谨地并拢，胳膊也不敢放在桌上。两点钟下课铃敲响时，要不是老师提醒他，他还不知道要和我们一起排队。
我们平时有个习惯，只要一进教室，就把帽子扔到长凳底下，以免拿在手上碍事。而且帽子还要正好打在墙上，扬起一些灰尘才行。这已经是不成文的规矩了。
不知道新生是没有注意到我们的这个习惯，还是不敢跟大家一起做，当课前的祷告结束后，他仍旧把帽子放在膝盖上。他的帽子形状非常奇怪，看不出到底是什么种类。总之是难看的便宜货。帽子是鸡蛋形的，里面用铁丝支撑着，帽口有三道滚边，往上是交错的菱形丝绒和兔皮，中间用一条红线隔开，再往上是口袋状的帽筒，帽顶是多边的硬纸板，被繁复的刺绣覆盖着，还有一根细长的丝带，末端吊着一个金线编织成的小十字架。帽子是崭新的，前沿还闪着光。
“站起来。”老师说。
他一站起来，帽子就掉了。全班同学都笑了起来。
他弯下腰去捡帽子，旁边一个学生用胳膊肘撞了他一下，帽子又掉了，他只好再捡一次。
“甭担心，你的王冠不会摔坏。”老师开玩笑地说。
学生都哈哈大笑起来，可怜的新生更加手足无措，不知道应该把帽子拿在手里，还是放在地下，抑或戴在头上。他只好又坐下，把帽子放在膝盖上。
“站起来。”老师重复了一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新生含糊不清地说出了他的名字。
“再说一遍！”
新生又说了一遍，但还是没人听得懂，全班笑得更厉害了。
“大声一点！”老师喊道。
于是，新生像是下定决心似的，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嚷道：“下坡花力！”
忽然间，全班爆出一阵刺耳的喧闹，有人在尖叫，有人在嚷嚷，有人不停地跺脚，还有人重复地念着：“下坡花力！下坡花力！”吵闹好不容易才变成零星的声响，慢慢静了下来，但偶尔还是会有同学克制不住而爆出一些笑声，犹如复燃的爆竹一样。老师只好用罚写功课的方式来制止他们，教室里的秩序总算逐渐恢复了。老师命令新生拼写，他又反复念了好几遍，才终于弄清楚他的名字是“夏尔·包法利”。然后就罚这个可怜的家伙到讲台前，去坐那张懒学生专用的板凳。他正要起身向前，却又站住了。
“你找什么？”老师问道。
“我的帽……”新生不安地左右张望，嗫嚅地说。
“全班罚写五百行诗！”老师一声令下，才又使一阵喧闹再度平息。
“都不许闹！”老师生气了，一面掏出手帕来擦拭满脸的汗水，一面说道，“至于你，新同学，把拉丁动词‘笑’这个字的变位抄二十遍！”
然后，他用稍微和缓的语气说：“帽子等一下再找，没有人会偷的！”
一切终于恢复平静，大家都低下头认真抄写着。新生端正地坐了两个钟头，虽然不时有人弹出一个小纸团，或是用笔尖溅他一脸墨水，他依然动也不动，只是偶尔用手擦擦脸。
晚自习的时候，他从书桌里拿出袖套，把文具摆得整整齐齐，细心地用笔在纸上画线。他非常用功，总是不厌其烦地查字典。也许因为他表现出了学习的诚意，才使他得以留在班上，因为他即使勉强懂得语法，但是遣词造句并不高明，还是有可能被降级。他的拉丁文启蒙老师是村里的神父，父母为了省钱，一直拖到不能再拖的时候，才送他去上学。
他的父亲夏尔‧德尼‧巴托洛梅‧包法利先生，原来是军医的助手，在1812年的征兵案件中受到牵连，因此不得不离开部队。幸好他长得一表人才，赢得了一家服饰店老板女儿的欢心，并因此得到了六万法郎的嫁妆。他是个美男子，喜欢吹牛，走路时总使他靴子上的马刺铿锵作响，嘴唇上边的胡子和络腮胡子连成一片，手指上总戴着戒指，衣服又穿得光鲜亮丽，外表看起来极有威严，却又平易近人。
结婚的头三四年，他就靠妻子的嫁妆过日子，每天吃得好，睡得饱，抽长长的瓷烟斗，经常看戏到深夜才回家，还是咖啡馆的常客。然而，岳父死了之后，并没有留下多少财产，这让他很不高兴。他开始从事纺织业，却亏了本，只好回到乡下，想在那里有所发展。
但是，就像他一点也不懂得织布一样，他对耕作也一无所知。他的马不是用来耕田，而是用来驰骋；他的苹果酒不是一桶一桶卖掉，而是一瓶一瓶喝光；他院子里最好的鸡鸭都供自己食用；他的猪油也是用来擦亮自己的皮鞋。没过多久，他终于打消了发财的念头。
于是，他花了两百法郎，在科州和皮卡迪交界的一个村子里，租了一间半农庄、半住宅的房子。他灰心丧气，怨天尤人，从四十五岁开始，就对人生感到厌倦，决心过平静的隐居生活。
他的妻子从前疯狂地爱着他，对他百依百顺，可是她越顺着他，他却越远离她。她原本是个温和、热情又可爱的女人，但随着年纪渐增，却变得唠叨、神经紧张、难以相处。她吃了多少苦啊！起初看见他跟村里的浪荡女人鬼混，夜里醉得不省人事，从多少下流地方被送回家来，她都没有抱怨，就算自尊心受损，她仍旧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就这样过了一辈子。此外，她到处奔波，料理家务；她得去见律师，去见法庭庭长，记着期票何时到期，办理延期付款；在家里，她还得缝补衣服，监督工人，管理账目，而她的丈夫却什么也不管，从早到晚都昏昏沉沉地缩在火炉旁吸烟，稍微清醒一点的时候，也只会对她说些刻薄的话。
后来，她生了一个男孩，孩子交给奶妈喂养。当孩子断奶回家后，已经被娇惯得像个王子。母亲喂他果酱，父亲却让他光着脚丫到处跑，还自以为是哲学家，说小孩子像小动物一样一丝不挂地到处乱跑会长得更好。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法完全相悖，父亲以斯巴达的方式严格训练儿子，好让他有强健的体魄，他要儿子冬天睡觉不生火，教他大口喝酒，看见教堂的游行队伍就说粗话。可是孩子天性温驯，辜负了父亲的苦心。母亲总把儿子带在身边，为他剪硬纸板，给他讲故事，没完没了地自言自语，快乐中有几分忧郁，亲热得又过于罗嗦。她的生活过得孤寂，就把破灭的梦想全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她梦想着高官厚禄，仿佛看见他已经长大成人，帅气，聪明，不管是修筑桥梁公路也好，做官执法也好，她希望孩子有所成就。她教他认字，甚至用从前买的旧钢琴，教他唱两三支小调。但是对这一套，轻文的包法利先生却说是太划不来了。难道他们有条件供养他上公立学校，将来买个一官半职，或者盘一家店面？再说，一个人只要胆子大、脸皮厚，总会有成功的一天。包法利太太只好咬咬嘴唇，让孩子在村里吊儿郎当。
他跟在庄稼汉身后，用土块打得乌鸦东飞西跑、坐在水沟边吃黑莓、在树林里东奔西跑，到了收获季节就晒谷子。下雨天，他就在教堂门廊下玩跳房子；碰到节日，他就拜托教堂执事让他敲钟，好把身子吊在粗绳上，当绳子来回摆动时，他就仿佛在随风飞舞。因此，他长得像株硬木树，有着结实的手臂和健美的肤色。
十二岁的时候，父亲才让他开始学习。他的启蒙老师是教堂的神父，不过上课的时间太短，又不固定，效果有限。神父经常利用举行洗礼和葬礼中间的闲暇，站在圣器室里，匆匆忙忙上一堂课，或是在晚祷之后，他不必出门的时候，派人去把学生找来，两人在神父的房间各就各位，苍蝇和蚊子也围着蜡烛飞舞。天气一热，孩子就忍不住打瞌睡，神父双手压在肚皮上，昏昏沉沉，没多久也张着大嘴打起鼾来。有时，神父为附近的病人行过临终圣礼，在回家的路上，看见夏尔在田里捣乱，就把他训一顿，利用这个机会教他几分钟或让他在树下背动词变位表。虽然课程常常会被不作美的天气或过路的熟人打断，但神父仍对他表示满意，甚至还觉得他的记性不错。
夏尔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包法利夫人采取了强用力的措施，极力向他的父亲争取。或许是问心有愧，或许是嫌太累，父亲居然让步了。六个月一晃就过去了；第二年十月底，夏尔总算进了卢昂中学，还是过圣·罗曼节期间，他父亲来赶热闹时，亲自把他带来的。
时过境迁，谁也记不得夏尔的事了，只知道他脾气好，该玩的时候玩，该读书的时候读书，在教室里认真听讲，在寝室里乖乖睡觉，在餐厅里规矩用餐。他的法定代理人是一家五金行的老板，每个月接他出去一次，带他到码头去看船，七点时，就送他回学校。每周四晚上，他给母亲写一封长信，用的是红墨水，还用三块小面团封口；然后他就复习历史课的笔记，或者在自习室里读一本过时的、情节拖拉的《希腊游记》。他出去散步时，常和校工聊天，因为他和他一样，来自乡下。
他很用功，因此成绩始终保持中等。有一次考博物学，他虽然没有得奖，却受到了表扬。初中三年级的时候，他的父母要他去学医，希望他能借此得到学位，出人头地，于是让他休学了。
他的母亲认识罗伯克河岸一家洗染店，就在四层楼上为他找了一间房子。她弄来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樱桃木的旧床和一个小火炉，储存了一堆木柴，准备这可怜的孩子过冬取暖之用。住了一个礼拜之后，她才回乡下去，临行前还千叮咛、万嘱咐，说现在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一定要照管好自己。
布告栏里的功课表让他头昏脑胀：解剖学、病理学、生理学、药剂学、化学、植物学、诊断学、治疗学，还不提卫生学和药材学。一个个名词他都搞不清来龙去脉，看起来好像神庙的大门，里面庄严肃穆，一片黑暗。他什么也不懂；听讲也是白搭，一点也没理解。不过他很用功，笔记订了一本又是一本，上课每堂都到，实习一次不缺。他完成繁琐的日常工作，就像蒙住眼睛拉磨的马一样，转来转去也不知道磨的是什么。
冬天的时候，为了省钱，母亲每个礼拜都会寄一大块叉烧肉来，给他当午餐。晚上，他吃过不太丰盛的晚餐之后，又回房间继续用功。
到了美丽夏天的黄昏时刻，闷热的街头巷尾都空荡荡的，只有女佣人在大门口踢毽子。他打开窗户，看见小河从桥下流过，河水被颜料染成各种颜色，把卢昂这个原本被称为小威尼斯的街区弄得脏兮兮的。对面的屋顶上是一望无际的蓝天，还有一轮西沉的红日。乡下该多好啊！山毛榉下是多么凉爽啊！他想去呼吸田野的清香，却只闻到一股热气。他消瘦了，身材变得修长，脸上流露出一种忧郁的神情，因此更容易得到别人的关怀。
人只要一松懈，就会很容易忘记原本的决心。有一次，他没去实习，第二天又没去上课，一尝到偷懒的滋味，渐渐就无法自拔了。他养成上小酒馆的习惯，并且沉迷于玩牌。每天晚上在赌窟的大理石台子上，掷着小羊骨头骰子，对他来说，简直是难得的自由时光。那时，积压在内心深处的种种欲望全都冒了出来，他学会了对女伴唱小调，兴高采烈地唱贝朗瑞的歌曲，他能调五味酒，还学会了谈情说爱。
以他这种方法准备医师考试，结果当然是彻底失败。当天晚上，他家里还在等他回来开庆功会呢！他动身走回家去，一到村口又站住了，托人把母亲找出来，一五一十都告诉了她。但是母亲并没有怪他，还责怪考官不公平，没有让他通过，并且答应替他在父亲面前隐瞒实情。
五年之后，包法利先生才知道真相。然而，事情已经过去了，他也只好接受，更何况他也不相信自己生的儿子是个蠢才。
后来，夏尔花了一段时间苦读，总算以良好的成绩通过考试。然而，他该到哪里去行医呢？去托特吧！那里只有一个老医生，包法利太太巴不得他早点死掉，不过他还没死。夏尔在他对面住下，迫不及待地等着接班！
好不容易把儿子抚养长大，让他学会行医，在托特挂牌开业，但这样还不够，因为他还没成家呢！于是，母亲给他娶了一房媳妇，她是一个四十五岁的寡妇，年收入一千二百法郎。
那寡妇虽然相貌丑陋，骨瘦如柴，但因为有钱，所以不乏人追求。为了达到目的，包法利太太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谈成这门亲事。
夏尔以为结了婚生活就会变得更好，可是他不但不能自由行动，也不能乱花钱，在别人面前该说什么话、穿什么衣服，也都由妻子决定；每逢斋戒日要吃素，还要照她的吩咐催病人付账。她拆阅他的私人信件，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如果来看病的是妇女的话，她还会隔着墙壁偷听。她嫌他的脚步声太吵，他一走却又说冷落了她。夜里，当夏尔回到家中，她就从被窝底下伸出瘦长的胳膊，搂住他的脖子，把他拉到床边坐下，对他诉起苦来：他一定是忘记她了，爱上别的女人了！人家早就说过，她的命苦，说到最后，她为了健康，向他要一点甜药水，并且请求他给她一点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