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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里人声鼎沸。法警手拿公文，辛勤又匆促地跑来跑去；民事执行吏、律师和司法官来来往往，马不停蹄；原告和没有在押的被告有的神情沮丧地在墙边来回踱步，有的则坐在那里等待。
“地方法庭在哪里？”聂赫留多夫向一位法警问道。
“您要到哪一个法庭？有民事法庭，有高等法庭。”
“我是陪审员。”
“那是刑事法庭，从这里向右走，然后左转，第二个门就是了。”
聂赫留多夫照他的指示走去。那个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人高马大的商人，模样和善，显然刚喝过酒，心情舒畅；另一个是犹太籍店员。他们正在谈论毛皮的价格。聂赫留多夫走到他们面前，问他们这里是不是陪审员议事室。
“是的，先生，就是这里。您跟我们一样，也是陪审员吧？”模样和善的商人愉悦地挤挤眼问。他听到聂赫留多夫肯定地回答，继续说：“我是二等商人巴克拉肖夫，”他伸出一只宽厚肥软的手说，“等会儿会很忙。请问贵姓？”
聂赫留多夫报了姓名，走进陪审员议事室。在空间不大的陪审员议事室里，有十来个不同行业的人。大家都刚刚到，有的坐着，有的来回走动，互相打量着，作自我介绍。有一个退伍军人身穿军服，其余的人都穿着礼服或便服，只有一个农民穿的是紧身长袍。
尽管有不少人是放下手边的工作来参加陪审，嘴里还不住地抱怨这事有多麻烦，但个个都显得得意扬扬，自认为是在做一项很伟大的社会工作。
陪审员有的已相互认识，有的还在揣测对方的身份，大家聚在一起闲聊，话题包括天气、早来的春天，还有即将审理的案子。那些还不认识聂赫留多夫的人，赶紧过来与他认识，显然认为这是十分荣幸的事情。聂赫留多夫却像平常在跟陌生人应酬一样，觉得理所当然。要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自认为高人一等，他大概答不出来，因为他这辈子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他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身上的衬衫、衣服、领带、袖扣都是上等货，但这些都不算是他比别人优越的理由。这一点他心知肚明，可他仍然引以为荣，把别人对他的尊重认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此时，陪审员中一个胡子刮得很干净、相貌堂堂的高个子，正眉飞色舞地讲述着此刻在民事法庭审理的一个案子。他似乎对案情很熟悉，周围有些人想插嘴发表自己的意见，可是都被他打断，仿佛只有他一人知道全部细节。他滔滔不绝地说着那位著名律师如何神通广大，让案情急转直下，叫那个原本占上风的老太太不得不拿出一大笔钱来赔偿对方。
“真是一位天才律师！”他说。
在法院的另一头，庭长一早就来到办公室了。他体格魁梧，留着一大把花白的络腮胡。虽是个有家室的人，但他的生活并不检点，他的妻子也是这样，两人互不干涉。今天早晨他收到瑞士籍家庭女教师——去年夏天她住在他们家里，最近从南方来到彼得堡——来信，说她下午3点至6点在城里的意大利旅馆等他。所以他希望今天早点开庭，早点结束，好赶在6点钟以前去和她相会。去年夏天他跟她在别墅里有过一段风流韵事。
他从文件柜的底层抽屉拿出一副哑铃，上下前后各举了20下，然后又把哑铃举过头顶，轻松地做了3个下蹲。
“要锻炼身体，没有比淋浴和做体操更好的方式了。”他边想边用无名指上戴着金戒指的左手摸摸右臂上隆起的一大块肌肉。他原本还要练一套击剑动作，但这时房门动了一下，有人想推门进来。庭长慌忙把哑铃放回原处，开了门。
“对不起。”他说。
一个戴金丝框眼镜的法官走了进来，他身材不高，肩膀耸起，脸色阴沉。
“玛特维又没有来。”那个法官不高兴地说。
“还没有来！”庭长一边穿制服，一边回答。“他总是迟到。”
“真搞不懂，他脸皮怎么这么厚！”说完，法官怒气冲冲地坐下来，掏出一支烟。
这个法官很古板，今天早上才和妻子吵过架，因为妻子提前把这个月的生活费用光了，还向他预支一些钱，他说什么也不肯答应，结果就闹了起来。妻子说，既然这样，那就不做饭了，他别想在家里吃到饭。他听了这话转身就走，唯恐妻子真的照她威胁的那样做，因为她这个人向来都是说到做到。“唉，规规矩矩过日子，却落得如此下场。”他心里想，看着容光焕发、温和慈祥的庭长。“他总是志得意满，而我却在活受罪！”
书记官走进来，送来一份卷宗。
“谢谢。”庭长说着，点上一支烟。“先审哪一件案子？”
“我看就下毒案吧！”书记官漫不经心地说。
“好，那就下毒案吧。”庭长说，他估计这个案子可以在4点钟之前结束。“玛特维还没有来吗？”
“还没有。”
“勃列威呢？”
“来了。”书记官回答。
“要是看见他，你就告诉他，我们先审下毒案。”
勃列威是在这个案子中，负责提出公诉的副检察官。
书记官来到走廊上，遇见勃列威。他正沿着走廊慢跑过来，鞋后跟踩得咯咯做响，那只空着的手使劲地前后摆动。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要我问一下，您准备好了没有？”书记官说。
“当然好了，随时可以出庭。”副检察官说，“先审哪件案子？”
“下毒案。”
“太好了。”副检察官口是心非，因为他昨晚通宵没有睡觉。他们为一位同事饯行，喝了许多酒，打牌打到半夜2点钟，又到6个月前卡秋莎·玛斯洛娃待过的那家妓院去玩女人，所以他还没来得及阅读下毒案的案卷，此刻想草草浏览一遍。书记官明明知道他没有看过这个案子的案卷，却故意要庭长先审这个案子。书记官是个自由派，甚至可说是个激进派。勃列威却思想保守，而且也像所有在俄国当官的德国人那样，虔信东正教，两人的思想主张完全不同。书记官不喜欢他，但又很羡慕他的职位。
走廊里熙熙攘攘，越来越热闹。人群多半聚集在民事法庭附近，那边正在审理那个喜欢打听案情的高个子向陪审员们讲述的案子。在审讯休息时，民事法庭里走出一位老太太，就是她被那个天才律师硬敲出一大笔钱给一个生意人，而生意人原本是不该得到这笔钱的。这一点法官们都很清楚，原告和他的律师当然更清楚。可是律师想出来的办法太歹毒了，逼得那位老太太非得拿出这笔钱来不可。老太太身材肥胖，衣着讲究，帽子上插着几朵很大的鲜花。她从门里出来，摊开两条又短又粗的胳膊，不断地对她的律师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请你帮个忙！告诉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律师望着她帽子上的鲜花，自顾自地想着心事，对她的话充耳不闻。
那位名律师跟在老太太后面，敏捷地从民事法庭走出来。他敞开背心，露出雪白胸肌，脸上带着踌躇满志的表情，因为他让老太太倾家荡产，而那个付给他1万卢布的生意人却得到了10万以上的报偿。他在大家的注目下显得得意扬扬，那副神气的模样仿佛在对众人说：“没什么，小事一桩罢了。”他迅速地从人群旁边走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