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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特维法官终于来了。还有那个脖子细长，身体瘦弱的民事执行吏，下嘴唇歪向一边，摇摇晃晃地走进陪审员议事室。
这个民事执行吏为人正直，受过高等教育，但因为酗酒成性，做什么事都做不久。3个月前，他妻子认识的一位伯爵夫人帮他谋得了这份差事，他总算做到现在，因此十分高兴。
“怎么样，先生们，人都到齐了吗？”他戴上夹鼻眼镜，从眼镜上方向四周打量了一下。
“看样子全到了。”快乐的商人说。
“让我们来核对一下。”民事执行吏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开始点名。
少了两个人，其余的都到了。
“诸位先生，现在请出庭！”民事执行吏愉快地指指门口，说。
大家纷纷起身，在门口互相谦让，进入走廊，再从走廊来到法庭。
法庭是一个长方形大厅。法官们所坐的高台后面，挂着一张镶着金边框的沙皇像——身着军服，挂着绶带，一只脚跨前一步，一只手按住佩刀柄。高台右边陪审员所在的位子后方，则挂着一个供奉基督像的神龛，神龛前面立着读经台。
陪审员们一坐好，民事执行吏就来到法庭中央，扯开嗓门叫道：“开庭！”
全体起立。法官鱼贯而入：前面是身材高大的大胡子庭长，接着是那个脸色阴沉、戴金丝边眼镜的法官。此刻他的脸色更加阴沉，因为他在出庭前遇到在当见习法官的妻弟，妻弟告诉他说，他刚才到姐姐那里去过，姐姐告诉他家里不开饭。
最后上去的法官就是那个经常迟到的玛特维。他留着大胡子，还有一双和善的大眼睛。这个法官长期患有胃炎，他听从医生建议，从今天早晨开始采用新的疗法，才会在家里耽搁了。此刻他走上台去，脸上露出专注的神情，因为他习惯用各种不同方式来预测各种问题。此刻他就在占卜，要是从办公室走到法庭扶手椅座位的步数可以被3除尽，那么新的疗法一定能治好他的顽疾，要是除不尽，那就治不好。走下来一共是26步，但他把最后一步分成两步走，正好走了27步。
庭长和法官穿着衣领上镶有金线的制服，走上高台，气势十分威严。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仿佛都为自己的威严感到不好意思，连忙谦逊地垂下眼睛，坐在铺着绿呢桌布后面的雕花扶手椅上。副检察官随着法官们进来。他还是那么匆匆忙忙，腋下夹着公文包，迅速走到窗边自己的座位上，一坐下就埋头翻阅文件，充分利用每一分钟为审案作准备。副检察官提出公诉还是第4次。他醉心于功名，一心想往上爬，因此凡是由他提出公诉的案子，最后都得判刑。这个下毒案的性质他大概知道，并且已拟好发言提纲，不过他还需要一些数据，此刻正急急忙忙地从卷宗里摘录着。
庭长翻阅了一些文件，向民事执行吏和书记官提出几个问题，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就传被告出庭。栏杆后面的那扇门打开了，2个宪兵头戴军帽，手握出鞘的佩刀，走了进来。后面跟着3个被告，前面是一个红棕色头发、脸上有雀斑的男人，后面是2个女人。那男人穿着一件和他身材极不相称的大囚袍，眼睛不看法官和旁听者，却注视着他绕过的长凳。他绕过长凳，规规矩矩地坐在一边，留下空位给其他人坐，然后眼睛盯住庭长，脸上的肌肉抽动起来，仿佛在嘀咕着什么。跟在他后面进来的，是个中年女人，同样穿着囚袍。她头上包着一块囚犯用的三角头巾，脸色灰白，眼睛发红，没有眉毛，也没有睫毛。这个女人看起来十分镇定。她走到自己的位子旁边，长袍被什么东西钩住，她不慌不忙地把它拉开，然后坐了下来。
第三个被告是卡秋莎·玛斯洛娃。
卡秋莎一进来，法庭里的男人便都把目光集中在她身上，目不转睛地盯住她那张白嫩的脸、水灵灵的黑眼睛和长袍底下高高隆起的胸部。当她在人们面前走过时，就连宪兵也不自觉地用目光追随着她。直到她在凳子上坐下来后，宪兵才突然发觉自己有失体统，慌忙把脸转过去，强打起精神，平视窗外。
庭长等被告们都坐好，就转过去对书记官说话。
法定的审讯程序开始了：清点陪审员人数，讨论缺席陪审员问题，决定他们的罚款，处理请假陪审员的事，在候补陪审员名单中指定陪审员等等。然后庭长折拢几张小纸片，放进玻璃缸里，这才稍稍卷起制服的绣花袖口，露出汗毛浓密的双手，像变魔术似的摸出一张张纸条，打开来，念着纸条上的名字，请司祭带领陪审员们宣誓。
司祭是个小老头，身材浮肿，脸色蜡黄，身穿棕色法衣，胸前挂着金十字架，法衣一侧还别着一枚小勋章。他慢慢地挪动法衣里两条肿胀的双腿，走到圣像下面的读经台旁。
陪审员们都站起来，往读经台挤去。
“请过来！”司祭用浮肿的手摸摸胸前的十字架，等陪审员们走过去。
这个司祭在任已有46年多，再过3年就要像大司祭前不久那样，庆祝任职50周年了。自从设立陪审法院以来，他就在地方法庭任职，并因此而感到自豪，因为由他带领宣誓的已多达几万人，而且到了晚年还能为教会、祖国和家庭出力。他死后不仅能为家人留下一栋房子，还有3万卢布以上的有息证券。他在法庭里带领人们以福音书宣誓，而福音书却禁止人们发誓，因此这项工作是不正当的，但他却从没发现过。他不仅从来不曾觉得不安，而且还很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可以借此结识许多名流。像今天他就认识了那位有名的律师，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他只办了击败那个帽子上戴花的老太太一案，就净赚1万卢布。
“举起右手，手指这样并拢。”他用苍老的声音慢吞吞地说，举起每个手指上都有小窝的浮肿的手，五指并拢，像捏住什么东西似的。“大家跟着我念。”说着就领头宣誓：“凭万能的上帝，当着他神圣的福音书和赋予生命的十字架，我答应并宣誓，在审理本案时……”他每说一句，就停顿一下。“手举好，这样，不要放下，”他对一个放下手来的年轻人说，“在审理本案时……”
留络腮胡的那个高个子、上校、商人和另外几个人，都遵照司祭的要求，高高地举起右手，五指并拢。他们看起来很高兴，其他的人则显得有点儿勉强。有些人念誓词念得很大声，有些人只是嘀咕着；有些人使劲地握紧拳头，仿佛怕什么东西掉下来；有些人则是把手指松开又并拢。大多数的人都觉得别扭，只有小老头司祭满心虔诚，自以为在做一件神圣的大事。宣誓完毕，庭长请陪审员们选出一名首席陪审员。陪审员们纷纷起立，抢着走进议事室。一到议事室，他们都立刻掏出香烟，吸起烟来。有人提议请那位相貌堂堂的高个子担任首席陪审员，大家都同意。于是他们捻灭烟头，丢掉烟蒂，返回法庭。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毫不拖泥带水，气氛也十分庄严。这种程序化的严谨仪式让所有参与者都很满意，也使他们更加相信自己是在参加一项严肃而重大的社会工作。这一点聂赫留多夫也感觉到了。
等陪审员们一坐好，庭长就向他们说明陪审员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一边讲话还一边浮躁地不停改变姿势。庭长说，陪审员可以透过庭长审问被告，可以使用铅笔和纸，可以察看物证。他们的责任是审判必须公正，不准弄虚作假。他们的义务是保守会议秘密，如有违反，将受惩罚。大家都正襟危坐地用心倾听。那个商人满身酒气，强忍住酒嗝，每听到一句话，就点一下头表示赞成。
庭长讲完话，就转身面向被告。
“西蒙·卡尔津金，起立。”他说。
西蒙紧张地跳起来，脸上的肌肉抖动得更快了。
“你叫什么名字？”
“西蒙·彼得罗夫·卡尔津金，”他粗声粗气地急急说道，显然事先已准备好了答词。
“你的出身？”
“农民。”
“籍贯哪里？”
“图拉省，克拉比文县，库比央乡，包尔基村人。”
“年龄？”
“33岁，生于18……”
“宗教信仰？”
“我信俄罗斯教，东正教。”
“婚姻状况？”
“没有结婚，先生。”
“做什么工作？”
“在摩尔旅馆当茶房。”
“以前打过官司吗？”
“从来没有，因为我们以前过日子……”
“以前没有打过官司吗？”
“上帝保佑，从来没有。”
“起诉书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
“请坐下。叶菲米雅·伊凡诺娃·包奇科娃。”庭长接着叫下一个被告的名字。
但西蒙仍旧站着，挡住了包奇科娃。
“卡尔津金，坐下。”
卡尔津金还站着。
“卡尔津金，坐下！”
但卡尔津金一直呆站在那儿，直到民事执行吏跑过去，感慨良多地低声说：“坐下吧，坐下吧！”他才坐下来。
卡尔津金像站起来时一样迅速坐下，他把长袍拉了拉，脸上的肌肉又开始抖动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庭长疲惫不堪地叹了口气，问第二个被告，他没有抬头看她，只顾查阅面前的公文。对庭长来说，审理案件已是家常便饭，若要加速审讯，他可以把两个案件一次审完。
包奇科娃，43岁科洛姆纳城小市民，也在摩尔旅馆当茶房。以前没有打过官司，也从未被法庭调查过，起诉书副本收到了。包奇科娃回答问题非常痛快，那种口气仿佛在说：“是，我叫叶菲米雅，也就是包奇科娃，起诉书副本收到了，我觉得很有面子，谁也不许嘲笑我。”等庭长一问完，包奇科娃不等叫她坐，就立刻坐下。
“你叫什么名字啊？”当问到第三个被告时，好色的庭长显得特别亲切。“你可得站起来。”他发现卡秋莎坐着不动，便温和地说道。
卡秋莎快速地站起来，胸部高高耸起，用她那双含笑而略微斜睨的黑眼睛直盯住庭长的脸，什么也没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
“柳波芙。”她迅速地说。
聂赫留多夫这时已戴上夹鼻眼镜，随着庭长审问，逐一打量被告。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第三个被告的脸。
“不可能，她怎么会叫柳波芙呢？”他听见她的回答，心里琢磨着。
庭长还想问下去，但那个戴眼镜的法官气鼓鼓地嘟囔了一句，把他拦住了。庭长点点头表示同意，又对被告说：“怎么叫柳波芙呢？”他说，“你登记的不是这个名字。”
被告不做声。
“我问你，你的真名叫什么？”
“你的教名叫什么？”那个怒容满面的法官问。
“以前叫卡姬琳娜。”
“绝不可能！”聂赫留多夫自言自语，但在心里已毫不怀疑，她就是那个他一度热恋过的女孩，姑妈家的养女兼侍女。当年他抛下她离去之后，就再也不曾想过这个人。因为一旦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就使他原形毕露，痛苦难堪——他这个以正人君子自居的人不仅一点儿也不正派，反而是十足的无耻。
对，就是她！
这会儿他看出了她脸上那种独一无二的特点。那使她自成一格，与众不同。尽管她的脸庞如今苍白且丰满得不像样，但那略微斜睨的乌亮眼睛、笑盈盈且温顺的天真气息，毫无保留地自她身上流露出来。
“你早就该这么说了，”庭长又特别和颜悦色地说。“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我是个私生子。”
“她做了什么坏事呢？”聂赫留多夫心里七上八下，呼吸也变得急促。
“你姓什么？平常别人都叫你什么？”庭长继续问。
“通常用母亲的姓——玛斯洛娃。”
“出身？”
“市民。”
“信仰东正教吗？”
“是的。”
“职业呢？你从事什么工作？”
卡秋莎不做声。
“你从事什么工作？”庭长又问。
“在院里。”她说。
“什么院？”戴眼镜的法官严厉地问。
“什么院您自己知道。”她扑哧一笑，接着迅速环顾四周，又盯住庭长。
她脸上露出一种极为诡异的神情，她的话、她的微笑和迅速扫视法庭的目光是那么可怕和可怜，庭长不禁垂下了头。庭上一时间变得鸦雀无声。旁听席上的一阵笑声打破了沉默。有人向她发出嘘声。庭长抬起头，继续问她：“你以前没有受过审判和侦讯吗？”
“没有。”卡秋莎叹了一口气，低声说。
“起诉书副本收到了吗？”
“收到了。”
“你坐下。”庭长说。
卡秋莎就像盛装的贵妇人提起曳地长裙那样提了提裙子，然后坐下来，一双白净的小手拢在囚袍袖子里，目光仍是一直地望向庭长。
接着书记官起立，开始宣读起诉书。他念得很响亮、清楚，但因为念得太快，混淆了舌尖音和卷舌音，他发出来的声音就成了一阵连续不断的嗡嗡声，令人昏昏欲睡。被告当中，卡尔津金脸上的肌肉不断抖动，包奇科娃挺直腰杆坐在那里，气定神闲，偶尔还将手指伸到头巾里面去搔搔头皮。
卡秋莎忽而无动于衷地望着书记官，听他宣读，忽而又全身颤抖、满脸涨得通红，似乎想进行反驳，但她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双手换了一种姿势，往四周看了看，又盯住书记官。
聂赫留多夫坐在第一排靠边第二座的高背椅上，摘下夹鼻眼镜，望着卡秋莎，在内心展开了一场复杂而痛苦的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