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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坚持到底的人

〇 或许不能改变什么 或许并不是扭转乾坤的关键人物 或许所作所为并无意义 但他依然坚定地 毫无退缩地坚持下来

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一日,袁崇焕得到指示,皇帝召见立即进城。

召见的理由是议饷,换句话说就是发工资。

命令还说,部将祖大寿一同觐见。

从古到今,领工资这种事都是跑着去的,袁崇焕二话不说,马上往城里跑,所以他忽略了如下问题:既然是议饷,为什么要拉上祖大寿?

跑到城下,却没人迎接,也不给开城门,等了半天,丢下来个筐子,让袁督师蹲进去,拉上来。

这种入城法虽说比较寒碜,但好歹是进去了,在城内守军的指引下,他来到了平台。

满桂和黑云龙也来了,正等待着他。

在这个曾带给他无比荣誉和光辉的地方,他第三次见到了崇祯。

第一次来,崇祯很客气,对他言听计从,说什么是什么,要什么给什么。第二次来,还是很客气,十一月份了,城头风大(我曾试过),二话不说就脱衣服,很够意思。

第三次来,崇祯很直接,他看着袁崇焕,以低沉的声音,问了他三个问题:

一、你为什么要杀毛文龙?

二、敌军为何能长驱直入,进犯北京?

崇祯的三次平台召对

三、你为什么要打伤满桂?

袁崇焕没有回答。

对于他的这一反应,许多史书上说,是没能反应过来,所以没说话。

事实上,他就算反应过来,也很难回答。

比如毛文龙同志,实在是不听话外加不顺眼,才剁了的,要跟崇祯明说,估计是不行的。再比如敌军为何长驱直入,这就说来话长了,最好拿张地图来,画几笔,解释一下战术构思,最后再顺便介绍自己的作战特点。

至于最后满桂问题,对袁督师而言,是很有点儿无厘头的,因为他确实不知道这事。

总而言之,这三个问题下来,袁督师就傻了。

对于袁督师的沉默,崇祯更为愤怒,他当即命令满桂脱下衣服,展示伤疤。

其实袁崇焕是比较莫名其妙的,说得好好的,你脱衣服干吗?又不是我打的,关我屁事。

但崇祯就不这么想了,袁崇焕不出声,他就当是默认了,随即下令,脱去袁崇焕的官服,投入大牢。

这是一个让在场所有人都很惊讶的举动,虽然有些人已经知道,崇祯今天要整袁崇焕,但万万没想到,这哥们竟然玩大了,当场就把人给拿下,更重要的是,袁崇焕手握兵权,是城外明军总指挥,敌人还在城外呢,你把他办了,谁来指挥?

所以内阁大学士成基命、户部尚书毕自严马上提出反对,说了一堆话,大致意思是:敌人还在,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

但崇祯实在是个四头牛都拉不回来的人物,老子抓了就不放,袁崇焕军由祖大寿率领,明军总指挥由满桂担任,就这么定了!

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两次平台召见,除袁崇焕外,还要叫上满桂、黑云龙和祖大寿。

祖大寿是袁崇焕的心腹,只要他在场,就不怕袁军哗变,而满桂是袁崇焕的死敌,抓了袁崇焕,可以马上接班,如此心计,令人胆寒。

综观崇祯的表现,断言如下:但凡说他蠢的,真蠢。

但这个滴水不漏的安排,还是漏水。

袁崇焕被抓的时候,祖大寿看上去并不吃惊。

他没有大声喧哗,也没有高调抗议,甚至连句话都没说。毕竟抓了袁崇焕后,崇祯就马上发了话,此事与其他人无关,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但史书依然记下了他的反常举动——发抖、出门的时候迈错步等。

对于这一迹象,大家都认为很正常——领导被抓了,抖几抖没什么。

只有一个人发现了其中的玄妙。

这个人叫余大成,时任兵部职方司郎中。

祖大寿刚走,他就找到了兵部尚书梁廷栋,对他说:

“敌军兵临城下,辽军若无主帅,必有大乱!”

梁廷栋毫不在意:

“有祖大寿在,断不至此!”

余大成答:

“作乱者必是此人!”

梁廷栋没答理余大成,回头进了内阁。

在梁部长看来,余大成说了个笑话,于是,他就把这个笑话讲给了同在内阁里的大学士周延儒。

这个笑话讲给一般人听,也就是笑一笑,但周大学士不是一般人。

周延儒,字玉绳,常州人,万历四十一年进士。

周延儒同志的名气,是很大的,十几年前我第一次翻明史的时候,曾专门去翻他的列传,没有翻到,后几经查找才发现,这位仁兄被归入了特别列传——《奸臣传》。

奸臣与否不好说,奸是肯定的,此人天资聪明,所谓万历四十一年进士,那是谦虚的说法,事实上,他是那一年的状元,不但考试第一,连面试(殿试)也第一。

听到这句话,嗅觉敏锐的周延儒立即起身,问:

“余大成在哪里?”

余大成找来了。接着问:

“你认为祖大寿会反吗?”

余大成回答:

参考消息
历史的笑话

周延儒虽然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可惜对于行军打仗却只能说是个蒙事的角儿。崇祯十六年四月,清兵逼近京城,周延儒一反常态自请督师。崇祯非常高兴地准了。周延儒到了怀柔,眼看着八镇兵马各保实力、互不相援而被各个击破,他毫无办法。等清军抢完东西走人了,周大人忙向朝廷报喜说清军已退。不仅如此,他还向因负责镇守怀柔而遭朝野攻讦的兵部右侍郎赵光索贿。赵光身无余财,拿不出钱来,故冤狱数月后竟被斩于京城西市。

“必反。”

“几天?”

“三天之内。”

周延儒立即指示梁廷栋,密切注意辽军动向,异常立即报告。

第一天,十二月二日,无事。

第二天,十二月三日,无事。

第三天,十二月四日,出事。

祖大寿未经批示,于当日凌晨率领辽军撤离北京,他没有投敌,临走时留下话,说要回宁远。

回宁远,也就是反了,皇帝十分震惊,关宁铁骑是精锐主力,敌人还在,要都跑了,这烂摊子怎么收拾?

周延儒很镇定,他立即叫来了余大成,带他去见皇帝谈话。

皇帝问:祖大寿率军出走,怎么办?

余大成答:袁崇焕被抓,祖大寿心中畏惧,不会投敌。

皇帝再问:怎么让他回来?

余大成答:只有一件东西,能把他拉回来。

这件东西,就是袁崇焕的手谕。

好办,马上派人去牢里,找袁督师写信。

袁督师不写。

可以理解,被人当场把官服收了,关进了号子,有意见难免,加上袁督师本非善男信女,任你说,就不写。

参考消息
余大成

召回关宁军后的崇祯五年,余大成主张招抚叛变的孔有德,兵部侍郎刘宇烈也认为孔有德的叛军可以招降。却不想孔有德诈降,诱明军放松警惕,斩杀了莱州知府朱万年。崇祯知道此事后勃然大怒,撤了余大成的巡抚之职,同时将刘宇烈下狱。崇祯八年,余大成在丢官去职、被发落到广东电白的途中,绕道拜祭了袁崇焕,并写下了著名的《剖肝录》来声明自己真的是袁督师的忠实崇拜者。

急眼了,内阁大学士,外加六部尚书,搞了个探监团,全跑到监狱去,轮流劝说,口水乱飞,袁督师还是不肯,还说出了不肯的理由:

“我不是不写,只是写了没用,祖大寿听我的话,是因为我是督师,现我已入狱,他必定不肯就范。”

这话糊弄崇祯还行,余大成是懂业务的:什么你是督师,他才听你的话,那崇祯还是皇上呢,他不也跑了吗?

但这话说破,就没意思了,所以余大成同志换了个讲法,先捧了捧袁崇焕,然后从民族大义方面,对袁崇焕进行了深刻的教育,说到最后,袁督师欣然拍板,马上就写。

拿到信后,崇祯即刻派人,没日没夜地去追,但祖大寿实在跑得太快,追上的时候,人都到锦州了。

事实证明,袁督师就算改行去卖油条,说话也是管用的,祖大寿看见书信(还没见人),就当即大哭失声,二话不说就带领部队回了北京。

局势暂时稳定,一天后,再度逆转。

十二月十七日,皇太极再度发起攻击。

这次他选择的目标,是永定门。

估计是转了一圈,没抢到多少实在玩意儿,所以皇太极决定,玩一把大的,他集结了所有兵力,猛攻永定门。

明军于城下列阵,由满桂指挥,总兵力约四万,迎战后金。

战役的结果再次证明,古代游牧民族在玩命方面,有优越性。

经过整日激战,明军付出重大伤亡,主将满桂战死,但后金军也损失惨重,未能攻破城门,全军撤退。

四年前,籍籍无名的四品文官袁崇焕站在那座叫宁远的孤城里,面对着只知道攒钱的满桂、当过逃兵的赵率教、消极怠工的祖大寿,说:

“独卧孤城,以当虏耳!”

在绝境之中,他们始终相信,坚定的信念,必将战胜强大的敌人。

之后,他们战胜了努尔哈赤,战胜了皇太极,再之后,是反目、排挤、阵亡、定罪、叛逃。

赵率教死了,袁崇焕坐牢了,满桂指认袁崇焕后,也死了,祖大寿终将走上那条不归之路。

共患难者,不可共安乐,世上的事情,大致都是如此吧。

◆ 密谋

永定门之战后,一直没捞到硬货的皇太极终于退兵了——不是真退。

他派兵占据了遵化、滦城、永平、迁安,并指派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镇守,以此为据点,等待时机再次发动进攻。

皇太极“退兵”

战局已经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虽然外地勤王的军队已达二十多万,鉴于满桂这样的猛人也战死了,谁都不敢轻举妄动,朝廷跟关外已基本失去联系,辽东如何,山海关如何,鬼才知道,京城人心惶惶,形势极度危急。

然后,真正的拯救者出现了。

半个月前,草民孙承宗受召进入京城,皇帝对他说,从今天起,你就是大学士,这是上级对你的信任。

然后皇帝又说,既然你是孙大学士了,现在出发去通州,敌人马上到。

对于这种平时不待见,临时拉来背锅的欠揍行为,孙承宗没多说什么,在他看来,这是义务。

但要说上级一点儿不支持,也不对,孙草民进京的时候,身边只有一个人,他去通州迎敌的时候,朝廷还是给了孙大学士一些人。

一些人的数量是,二十七个。

孙大学士就带着二十七个人,从京城冲了出来,前往通州。

当时的通州已经是前线了,后金军到处劫掠,杀人放火兼干车匪路霸,孙大学士路上就干了好几仗,还死了五个人,到达通州的时候,只剩二十二个。

通州是有兵的,但不到一万人,且人心惶惶。总兵杨国栋本来打算跑路了,孙承宗把他拉住,硬拽上城楼,巡视一周,说明白不走,才把大家稳住。

通州稳定后,作为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孙承宗开始协调各路军队,组织作战。

以级别而言,孙大学士是总指挥,但具体实施起来,却啥也不是。

且不说其他地区的勤王军,就连嫡系袁崇焕都不听招呼,孙承宗说,你别绕来绕去,在通州布防,把人挡回去就是了,偏不听,协调来协调去,终于把皇太极协调到北京城下。

然后又是噼里啪啦一阵乱打,袁督师进牢房,皇太极也没真走,占着四座城池,随时准备再来。京城附近的二十多万明军,也是看着人多,压根儿没人出头,关宁铁骑也不可靠,祖大寿都逃过一次了,难保他不逃第二次。

据说孙承宗是个水命,所以当救火队员实在再适合不过了。

他先找祖大寿。

祖大寿是个比较难缠的人,且向来嚣张跋扈,除了袁崇焕,谁的面子都不给。

但孙承宗是例外,用今天的话说,当年袁督师都是给他提包的,老领导的老领导,就是领导的平方。

孙大学士说,袁督师已经进去了,你要继续为国效力。

祖大寿说,袁督师都进去了,我不知哪天也得进去,还效力个屁。

孙承宗说,就是因为袁督师进去了,你才别闹腾,赶紧给皇帝写检讨,就说你要立功,为袁督师赎罪。

祖大寿同意了,立即给皇帝写信。

这边糊弄完了,孙承宗马上再去找皇帝,说祖大寿已经认错了,希望能再有个机会,继续为国效命。

话刚说完,祖大寿的信就到了,皇帝大人非常高兴,当即回复,祖大寿同志放心去干,对你的举动,本人完全支持。

虽然之前他也曾对袁崇焕说过这句话,但这次他做到了,两年后祖大寿在大凌河与皇太极作战,被人抓了,后来投降又放回来,崇祯问都没问,还接着用,如此铁杆,就是孙承宗糊弄出来的。

孙承宗搞定了祖大寿,又去找马世龙。

马世龙也是辽东系将领,跟祖大寿关系很好,当时拿着袁崇焕的信去追祖大寿的,即是此人。这人的性格跟祖大寿很类似,极其强横,唯一的不同是,他连袁崇焕的面子都不给,此前有个兵部侍郎刘之纶,带兵出去跟皇太极死磕,命令他带兵救援,结果直到刘侍郎战死,马世龙都没有来。

但是孙大学士仍然例外,什么关宁铁骑、关宁防线,还有这帮认人不认组织的武将,都是当年他弄出来的,能压得住阵的,也只有他。

参考消息
刘之纶的发迹史

刘之纶,字元诚,明宜宾(今四川宜宾)人。上学的时候,他在桌子上刻下了“必为圣人”的座右铭,于是乡里左近都称他为“刘圣人”。后来,在他的朋友金声的推荐下,刘之纶得以被崇祯召见。刘之纶善于制造单轮火车、偏厢车、兽车,以及一些大炮小炮,而且他在军事理论方面也很有造诣,所以很受崇祯赏识。崇祯二年冬,他被授予兵部右侍郎,作为尚书闵梦得的副手协助处理京营戎政。

但手下出去找了几天,都没找到这人,因为马世龙的部队在西边被后金军隔开,没消息。

但孙承宗是有办法的,他出了点儿钱,找了几个人当敢死队,拿着他的手书,直接冲过后金防线,找到了马世龙。

老领导就是老领导,看到孙承宗的信,马世龙当即表示,服从指挥,立即前来会师。

至此,孙承宗终于集结了辽东系最强的两支军队,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击溃入侵者。

皇太极退出关外,并派重兵驻守遵化、永平四城,作为后金驻关内办事处,下次来抢东西也好有个照应。

这种未经许可的经营行为,自然是要禁止的,崇祯三年(1630)二月,孙承宗集结辽东军,发起进攻。

得知孙承宗进攻的消息时,皇太极并不在意,按年份算,这一年,孙承宗都六十八了,又精瘦,风吹都要摆几摆,看着且没几天蹦头了,实在不值得在意。

结果如下:

第一天,孙承宗进攻滦城,一天,打下来了。

第二天,进攻迁安,一天,打下来了。

第三天,皇太极坐不住了,他派出了援兵。

带领援兵的,是皇太极的大哥,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

阿敏是皇太极的大哥,在四大贝勒里,是很能打的,派他去,显示了皇太极对孙承宗的重视,但我始终怀疑,皇太极跟阿敏是有点儿矛盾的。

因为战斗结果实在是惨不忍睹。

阿敏带了五千多人到了遵化,正赶上孙承宗进攻,但他刚到,看了看阵势,就跑路了。

孙承宗并没有派兵攻城,他只是在城下,摆上了所有的大炮。

战斗过程十分无聊,孙承宗对炮兵的使用已经炉火纯青,几十炮打完,城墙就轰塌了,阿敏还算机灵,早就跑到了最后一个据点——永平。

如果就这么跑回去,实在太不像话,所以阿敏在永平城下摆出了阵势,要跟孙承宗决战。

决战的过程就不说了,直接说结果吧,因为从开战起,胜负已无悬念,孙承宗对战场的操控,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大炮轰完后,骑兵再去砍,真正实现了无缝对接。

阿敏久经沙场,但在孙老头面前,军事技术还是小学生水平,连一天都没撑住,白天开打下午就跑了,死伤四千余人,连他自己都负了重伤,差点儿就回不去了。

就这样,皇太极固守的关内四城全部失守,整个过程只用了五天。

消息传到京城,崇祯激动了,他二话不说,立马跑到祖庙向先辈汇报,并认定,从今以后,就靠孙承宗了。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自崇祯二年十一月起,皇太极率军进入关内,威胁北京,沿途烧杀抢掠,所过之地实行屠城,尸横遍野,史称“己巳之变”。

在这场战争中,无辜百姓被杀戮,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包括满桂在内的几位总兵阵亡,袁崇焕下狱,明朝元气大伤。

但一切已经过去,对于崇祯而言,明天比昨天更重要。

当然,在处理明天的问题前,必须先处理昨天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名字叫做袁崇焕。

◆ 对话

怎么处理袁崇焕,这是个问题。

其实崇祯并不想杀袁崇焕。

十二月一日,逮捕袁崇焕的那天,崇祯给了个说法——解任听勘。

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先把职务免了,再看着办。

看着办,也就是说可以不办。

事实上,当时帮袁崇焕说话的人很多,看情形关几天没准儿就放了,将来说不定还能复职。

但九个月后,崇祯改变了主意,他已下定决心,处死袁崇焕。

为什么?

对于这一变化,许多人的解释,都来源于一个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

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城外无计可施的皇太极,决定玩个阴招。

他派人找来了前几天抓住的两个太监,并把他们安排到了一个特定的营帐里,派专人看守。

晚上,夜深人静之时,在太监的隔壁营帐,住进了两个人,这两个人用人类能够听见的声音(至少太监能听见),说了一个秘密。

秘密的内容是袁崇焕已经和皇太极达成了密约,过几天,皇太极攻击北京,就能直接进城。

这两个太监不负众望,听见了这个秘密,第二天,皇太极又派人把他们给送了回去。

他们回去之后,就找到了相关部门,把这件事给说了,崇祯大怒,认定袁崇焕是个叛徒,最终把他给办了。

故事讲完了。

这是个相当智慧且相当胡扯的故事。

二十年前,我刚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曾相信过这个故事,后来我长大了,就不信了。

但把话说绝了,似乎不太好,所以我更正一下:如果当事人全都是小学二年级水平,故事里的诡计是可以成功的。

因为这个故事实在太过幼稚。

首先,你要明白,崇祯不是小学二年级学生,他是一个老练成熟的政治家,也是大明的最高领导。

三年前,满朝都是阉党,他啥都没说,只凭自己,就摆平了无法无天的魏忠贤,两年前,袁崇焕不经许可,干掉了毛文龙,他还是啥都没说。

明朝的言官很有职业道德,喜欢告状,自打袁崇焕上任,针对他的检举信就没停过,说得有鼻子有眼,某些问题可能还是真的,他仍然没说。

敌军兵临城下,大家都骂袁崇焕是叛徒,他脱掉自己的衣服,给袁崇焕披上,打死他都没说。

所以最后,他听到了两个从敌营里跑出来的太监的话,终于说了:杀掉袁崇焕。

无语,彻底的无语。

我曾十分好奇,这个让人无语的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

经过比对记载此事的几十种史料,我确定,这个故事最早出现的地方,是清军入关后,由清朝史官编撰的《清太宗实录》。

明白了。

记得当年我第一次去看清朝入关前的原始史料,曾经比较烦,因为按照常规,这些由几百年前的人记录的资料,是比较难懂的,而且基本都是满文,我虽认识几个,但要看懂,估计是很难的。

结果大吃一惊。

我看懂了,至少明白这份资料说些什么,且毫不费力,因为在我翻开的那本史料里,有很多绣像。

所谓绣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插图,且画工很好,很详细,打仗、谈事都画出来,是个人就能看明白。

后来我又翻过满洲实录,也有很多插图,比如宁远之战、锦州之战,都画得相当好。

这是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古代的插图本图书很多,比如《金瓶梅》《西游记》等,但通常来讲,类似政治文书、历史记录之类的玩意儿,为示庄重,是没有插图的,从司马迁、班固,到修明史的张廷玉,二十五史,统统地没有。顺便说句,如果哪位仁兄能够找到司马迁版原始插图史记,或是班固版插图汉书,记得通知我,多少钱我都收。

疑惑了很久后,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文化。

后金是游牧民族,文化比较落后,虽说时不时也有范文程之类的文化人跑过去,但终究是差点儿,汉字且不说,满文都是刚造出来的,认识的人实在太少。

但这么多年,都干过些什么事,必须要记,开个会、谈个话之类的,一个个传达太费劲儿,写成文字印出去,许多人又看不懂,所以就搞插图版,认字的看字,不认字的就当连环画看,都能明白。

而在军事作战上,这点就更为明显了。

努尔哈赤、皇太极以及后来的多尔衮,都是卓越的军事家,能征善战,但基本都是野路子练出来的,属于实干派,在这方面,明朝大致相反,孙承宗、袁崇焕都是考试考出来的,属于理论派。

打仗这个行当,和打架有点儿类似,被人拍几砖头,下次就知道该拿菜刀还是板砖,朝哪儿下手更狠,老是当观众,很难有技术上的进步。

所以在战场上,卷袖子猛干的实干派往往比读兵书的理论派混得开。

但马克思同志告诉我们,理论一旦与实践结合,就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成功范例如孙承宗等,都是旷世名将。

皇太极等人及时意识到了自己工作中的不足,于是他们摆事实,找差距,决定普及理论。

在明朝找人来教,估计是不行了,所以教育的主要方法,是读兵书。反正兵书也不是违禁品,找人去明朝采购回来,每人发一本,慢慢看。

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托人到关内去买,但采购员到地方,就傻眼了。

因为从古至今,兵书很多,什么《太公兵法》《孙子兵法》《六韬三略》且不说,光是明代,兵书就有上百种,是出版行业的一支生力军。

面对困难,皇太极们没有气馁,他们经过仔细研讨比较,终于确定了最终的兵法教材,并大量采购,保证发到每个高级将领手中。

此后无论是行军还是打仗,后金军的高级将领们都带着这本指定兵法教材,早晚阅读。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三国演义》。

其实没必要吃惊,毕竟《孙子兵法》之类的书,确实比较深奥,到京城街上拉个人回来,都未必会读,要让天天骑马打仗的人读,实在勉为其难,当时《三国演义》里的语言,大致就相当于是白话文了,方便理解,而且我相信,这本书很容易引起后金将领们的共鸣——有插图。

没错,答案就在这本书中。

所谓反间计的故事,如不知来源,可参考《三国演义》之蒋干中计,综合上述资料,以皇太极们的文化背景,能编出这么个故事,差不多了。

皇太极的兵法教材

但更关键的,是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编这个故事。

这个问题困惑了我三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找到了答案——我的答案。

参考消息
后金的举人

后金普及文化的想法很快就落实到了应试教育上。在与大明开始交战之后,没过几年,后金就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科举制度。不同于中原的科举,后金朝廷对举人的要求十分严格,除去明廷的必修课,举人们还必须通晓多门外语,其中包括后金自己的满语,亲近部落的蒙语,还有科举发源地的汉语。崇祯二年,后金首次将农奴中在明读书识字的生员全部挑出,进行考试选拔,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举。崇祯七年,后金天聪二年,第一次通过此项严格考试的十六名后金举子被后金礼部邀请赴宴,并各赐衣一套,以示嘉勉。

我认定,这是一个阴谋,一个蓄谋已久且极其高明的阴谋。

关于此阴谋的来龙去脉,鉴于本人为此思考了很久,所以我决定,歇口气,等会儿再讲。

其实改变崇祯主意的,并不是那个幼稚的反间计,而是一次谈话。

这次谈话发生在一年前,谈话的两个人,分别是内阁大学士钱龙锡,和刚刚上任的蓟辽督师袁崇焕。

谈话内容如下:

钱龙锡:“平辽方略如何?”

袁崇焕:“东江、关宁而已。”

钱龙锡:“东江何解?”

袁崇焕:“毛文龙者,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除之。”

翻译一下,意思大致是这样的:钱龙锡问,你上任后准备怎么干。袁崇焕答,安顿东江和关宁两个地方。钱龙锡又问:为什么要安顿东江。

袁崇焕答:东江的毛文龙,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杀了他。

按说这是两人密谈,偏偏就被记入了史料,实在是莫名其妙。

而且这份谈话记录看上去似乎也没啥,钱龙锡问袁崇焕的打算,袁崇焕说准备收拾毛文龙,仅此而已。

但杀死袁崇焕的,就是这份谈话记录。

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七日,御史高捷上疏,弹劾钱龙锡与袁崇焕互相勾结,一番争论之后,钱龙锡被迫辞职。

著名史学家孟森曾说过,明朝有两大祸患,第一是太监,其次是言官。

我认为,这句话是错的,言官应该排在太监的前面,如太监是流氓,言官就是流氓2.0版本——文化流氓。

鉴于明代政治风气实在太过开明,且为了保持政治平衡,打朱元璋起,皇帝就不怎么管这帮人,结果脾气越惯越大,有事说事,没事说人,逮谁骂谁,见谁踩谁(包括皇帝),到了崇祯,基本已经形成了有组织、有系统的流氓集团,许多事情就坏在他们的手里。

在这件事上,他们表现得非常积极,此后连续半年,关于袁崇焕同志叛变、投敌乃至于生活作风等多方面问题的黑材料源源不断,一个比一个狠(许多后人认定所谓袁崇焕投敌卖国的铁证,即源自于此)。

明朝言官和太监的组织系统

就这么骂了半年,终于出来个更狠的。

崇祯三年(1630)八月,山东道御史史上疏,弹劾钱龙锡收受袁崇焕贿赂几万两,连钱放在哪里,都说得一清二楚。

太阴险了。

在明代,收点儿黑钱,捞点儿外快,基本属于内部问题,不算啥事,但这封奏疏却截然不同。

因为他说,送钱的人是袁崇焕。

这钱就算是阎王送的,都没问题,唯独不能是袁崇焕。

因为袁崇焕是边帅,而钱龙锡是内阁大臣,按照明朝规定,如果边帅勾结近臣,必死无疑(有谋反嫌疑)。

十天后,崇祯开会,决定,处死袁崇焕。

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袁崇焕入狱,一群人围着骂了八个月,终于,骂死了。

事情就是这样吗?

不是。

在那群看似漫无目的,毫无组织的言官背后,是一双黑手,更正一下,是两双。

这两双手的主人,一个叫温体仁,一个叫周延儒。

周延儒同志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这里讲一下温体仁同志的简历:男,浙江湖州人,字长卿,万历二十六年进士。

这两人后面还要讲,这里就不多说了,对这二位有兴趣的,可以去翻翻《明史》,顺提一下,很好找,直接翻《奸臣传》,周延儒同志就在严嵩的后面,接下来就是温体仁。

应该说,袁崇焕从“听勘”,变成了“听斩”,基本上就是这二位的功劳。但这件事情,最有讽刺意味的,也就在这里。

因为温体仁和周延儒,其实跟袁崇焕没仇,且压根儿就没想干掉袁崇焕。

他们真正想要除掉的人,是钱龙锡。

有点儿糊涂了吧,慢慢来。

参考消息
奸臣传中的周温二人

崇祯十五年元旦,朱由检当着诸臣的面,曾向周延儒作揖,夸他懂治国之道,希望他能就治理天下提点建议,但周延儒这个人实际上缺乏雄才大略,《奸臣传》对他的评价是“庸驽无材略,且性贪。”温体仁在为人处世方面,看上去谨小慎微,但实际上阴险而有攻击性,《奸臣传》对他的评价是“机深刺骨。”

明朝为官最忌讳的事情

一直以来,温体仁和周延儒都想解决钱龙锡,可是钱龙锡为人谨慎,势力很大,要铲除他非常困难。十分凑巧,他跟袁崇焕的关系很好,这次恰好袁崇焕又出了事,所以只要把袁崇焕的事情扯大,用他的罪名,把钱龙锡拉下水,就能达到目的。

袁崇焕之所以被杀,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钱龙锡,钱龙锡之所以出事,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袁崇焕。

幕后操纵,言官上疏,骂声一片,只是为了一个政治目的。

接下来要解开的谜题是,他们为什么要除掉钱龙锡。

有所谓专家认为,这是一个复仇的问题,是由于党争引起的,周延儒和温体仁都是阉党,因为被整,所以借此事打击东林党,报仇雪恨。

我认为,这是一个历史基本功问题,是由于史料读得太少引起的。

周延儒和温体仁绝不是阉党,虽然他们并非什么好鸟,但这一点我是可以帮他们二位担保的,事实上,阉党要有他们这样的人才,估计也倒不了。

崇祯元年(1628),就在崇祯大张旗鼓猛捶阉党的时候,温体仁被光荣提任礼部尚书,周延儒荣升礼部侍郎,堂堂阉党,如此顶风作案,公然与严惩阉党的皇帝勾结获得提升,令人发指。

在攻击袁崇焕的人中,确实有阉党,但这件事情的幕后策划者,却绝非同类,当一切的伪装去除后,真正的动机始终只有俩字——权力。

内阁的权力很大,位置却太少,要把自己挤上去,只有把别人挤下来,事实上,他们确实达到了目的,由于袁崇焕的事太大,钱龙锡当即提出辞职,而跟钱龙锡关系很好的大学士成基命几个月后也下课,周延儒和温体仁先后入阁,顶替了他们,成了大学士。

而袁崇焕,只是一个无辜的牺牲品。

崇祯三年(1630)八月十六日,崇祯在平台召开会议——第四次会议。

第一次他提拔袁崇焕,袁崇焕很高兴。第二次,他脱衣服给袁崇焕,袁崇焕很感动。第三次,他抓了袁崇焕,袁崇焕很意外。第四次,他要杀掉袁崇焕,袁崇焕不在。

袁崇焕虽没办法与会(坐牢中),却毫不妨碍会议的盛况,参加会议的各单位有内阁、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五府、六科、锦衣卫等,连翰林院都来了人凑数。

人到齐了,崇祯开始发言,发言的内容,是列举袁崇焕的罪状,主要包括给钱给人给官,啥都没干,且杀掉毛文龙,放纵敌人长驱而入,消极出战等。

讲完了,问:

“三法司如何定罪?”

没人吱声。

弄这么多人来,说这么多,还问什么意见,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于是,崇祯说出了他的裁决:

依律,凌迟。

现场鸦雀无声。

袁崇焕的命运就这样确定了。

他是冤枉的。

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凶手。

温体仁、周延儒未必想干掉袁崇焕,崇祯未必不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袁崇焕未必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

但他就是死了。

很滑稽,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滑稽。

袁崇焕被押赴西市,行刑。

袁崇焕事件

或许到人生的最后一刻,他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死,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着许多或明或暗的规则,必须适应,必须放弃原则,背离良知,和光同尘,否则,无论你有多么伟大的抱负、多么光辉的理想,都终将被湮灭。

袁崇焕是不知道和光同尘的,由始至终,他都是一个不上道的人,他有才能、有抱负、有个性,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彰显自己的个性,如此而已。

那天,袁崇焕走出牢房,前往刑场,沿途民众围观,骂声不绝。

他最后一次看着这个他曾为之奉献一切的国家,以及那些他用生命护卫,却谩骂指责他的平民。

倾尽心力,呕心沥血,只换来了这个结果。

我经常在想,那时候的袁崇焕,到底在想些什么。

他应该很绝望、很失落,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的冤屈才能被洗刷,他的抱负才能被了解,或许永远也没有那一天,他的全部努力,最终也许只是遗臭万年的骂名。

然而,就在行刑台上,他念出了自己的遗言:

一生事业总成空,

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

忠魂依旧守辽东。

这是一个被误解、被冤枉、且即将被千刀万剐的人,在人生的最后时刻留下的诗句。

所以我知道了,在那一刻,他没有绝望、没有失落、没有委屈,在他的心中,只有两个字——坚持。

一直以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袁崇焕的一生是一个悲剧。

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在我看来,他这一生,至少做到了一件事,一件很多人无法做到的事——坚持。

蛮荒之地的苦读书生,福建的县令,京城的小小主事,坚守孤城的宁远道,威震天下的蓟辽督师,逮捕入狱的将领,背负冤屈死去的囚犯。

无论得意、失意,起或是落,始终坚持。

或许不能改变什么,或许并不是扭转乾坤的关键人物,或许所作所为并无意义,但他依然坚定地、毫无退缩地坚持下来。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也没有放弃。 SMq886ob92N/AHlj2bYi+x3uH6lK69YMmWS8wUO8fPTHjvxTjyndXGTghno7hY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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