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八年（1620）九月初六，明熹宗朱由校在乾清宫正式登基，定年号为天启。

一个复杂无比，却又精彩绝伦的时代就此开始。

杨涟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自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起，在短短十五天之内，他无数次绝望，又无数次奋起，召见、红丸、闯宫、抢人、拉拢、死磕，什么恶人、坏人都遇上了，什么阴招、狠招都用上了。

最终，他成功了。

据史料记载，在短短十余天里，他的头发已一片花白。

当天启皇帝朱由校坐在皇位上，看着这个为他顺利即位费尽心血的人时，他知道，自己应该回报。

几日后，杨涟升任兵科都给事中。一年后，任太常少卿，同年，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后任左副都御史。短短一年内，他从一个从七品的芝麻官，变成了从二品的部级官员。

当然，得到回报的，不仅是他。

东林党人赵南星，退休二十多年后，再度复出，任吏部尚书。

东林党人高攀龙，任光禄丞，后升任光禄少卿。

东林党人邹元标，任大理寺卿，后任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

东林党人孙慎行，升任礼部尚书。

东林党人左光斗，升任大理寺少卿，一年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

以下还有若干官、若干人，篇幅过长，特此省略。

小时候，老师告诉我，个人是渺小的，集体才是伟大的。现在，我相信了。

当皇帝的当皇帝，升官的升官，滚蛋的滚蛋，而那个曾经统治天下的人，却似乎已被彻底遗忘。

明光宗朱常洛，作为明代一位极具特点（短命）的皇帝，他的人生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苦大仇深。

出生就不受人待见，母亲被冷遇，长大了，书读不上，太子当不了，基本算三不管，吃穿住行级别很低，低到连刺杀他的人，都只是个普通农民，拿着根木棍就敢往宫里闯。

好不容易熬到登基，还要被老婆胁迫。忍了几十年，放纵了一回，身体搞垮了，看医生，遇见了蹩脚庸医，想治病，就去吃仙丹，结果真“成仙”了。

更搞笑的是，许多历史书籍写到他这里，大都只讲三大案、郑贵妃、李选侍，基本上没他什么事。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在他死后，为了他的年号问题，大臣们展开了争论。因为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万历死了，八月，他就死了，而他的年号泰昌，还没来得及用。

问题来了，如果把万历四十八年当做泰昌元年，那是不行的，因为直到七月，他爹都还活着。

如果把第二年（1621）当做泰昌元年，那也是不行的，因为去年八月，他就已经死了。

这是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

但问题终究被解决了。凭借大臣们无比高超的和稀泥技巧，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处理方案隆重出场：

万历四十八年一月到七月，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为泰昌元年。次年，为天启元年。

这就是说，在这一年里，前七个月是他爹的，第二年是他儿子的，而他的年份，只有一个月。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他很可怜，几十年来畏畏缩缩，活着没有待遇，死了没有年号。事实上，他人才刚死，就有一堆人在他尸体旁边争得你死我活，抢儿子抢地方，忙得不亦乐乎。

原因很简单，他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

有人曾对我说，原来，历史很有趣。但我对他说，其实，历史很无趣。

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没有正邪，只有成败。

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吏部尚书、刑部侍郎、大理寺丞，等等，政权落入了东林党的手中。

它很强大，强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这一现象，史称“众正盈朝”。

按照某些史书的传统解释：从此，在东林党人的管理下，朝廷进入了一个公正、无私的阶段，许多贪婪的坏人被赶走，许多善良的好人留下来。

对于这种说法，用两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

用四个字来评价就是：胡说八道。

我曾经说过，东林党人不是善男信女，现在，我再说一遍。

掌权之后，这帮兄弟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查红丸案。

追查，是应该的。毕竟皇帝死得蹊跷，即使里面没有什么猫腻，但两位庸医，一个下了泻药，让他拉了几十次，另一个送仙丹，让他升了天，无论如何，也应该追究责任。

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追究责任后还不过瘾，非要搞几个幕后黑手出来，郑贵妃、李选侍这几位重点嫌疑犯，名声坏，又歇了菜，要打要杀，基本都没跑。

可是现成的偏不找，找来找去，找了个老头——方从哲。

天启元年（1621），礼部尚书孙慎行上疏，攻击方从哲。大致意思是说，方从哲和郑贵妃勾结，而且他还曾经赏赐过李可灼，出事后，只把李可灼赶回了家，没有干掉，罪大恶极，应予以严肃处理。

这就真是有点无聊恶搞了。之前说过，李可灼最初献药，还是方老头赶回去的，后来赏钱那是皇帝同意的。所谓红丸到底是什么玩意儿，鬼才知道，稀里糊涂把人干掉，确实不好。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方从哲都没错。而且此时东林党掌权，方老头识时务，也不打算待了，准备回家养老去了。

可孙部长用自己的语言，完美地解释了“强词夺理”这个词的含义：

“（方）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纵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

这意思是，你老兄即使没有干掉皇帝的心思，也有干掉皇帝的罪过，即使你退休走人，也躲不过去这事。

强词夺理不算，还要赶尽杀绝：

“陛下宜急讨此贼，雪不共之仇！”

所谓此贼，不是李可灼，而是内阁首辅，他的顶头上司方从哲。

很明显，他很激动。

孙部长激动之后，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也激动了，跟着上疏过了把瘾。不搞定方从哲，誓不罢休。

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

七十多岁的老头，都快走人了，为什么就是揪着不放呢？

因为他们有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郑贵妃不重要，李选侍不重要，甚至案件本身也不重要。之所以选中方从哲，把整人进行到底，真正的原因在于：他是浙党。

只要打倒了方从哲，借追查案件，就能解决一大批人，将政权牢牢地抓在手中。

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不久之后，崔文升被发配南京，李可灼被判流放，而方从哲，也永远地离开了朝廷。

明宫三大案就此结束，东林党大获全胜。

局势越来越有利，天启元年十月，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回来了。

这个人就是叶向高。

东林党之中，最勇猛的是杨涟，最聪明的，就是这位仁兄了。而他担任的职务，是内阁首辅。

作为名闻天下的老滑头，他的到来，标志着东林党进入了全盛时期。

内忧已除，现在，必须解决外患。

因为他们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沈阳失陷。

沈阳是在熊廷弼走后，才失陷的。

熊廷弼驻守辽东以来，努尔哈赤十分消停。因为这位熊大人做人很粗，做事很细，防守得滴水不漏。在他的管理下，努尔哈赤成了游击队长，只能时不时去抢个劫，大事一件也没干成。

出于对熊廷弼的畏惧和愤怒，努尔哈赤给他取了个外号：熊蛮子。

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外号，不但对敌人蛮，对自己人也蛮。

熊大人的个性前面说过了，彪悍异常，且一向不肯吃亏，擅长骂人。骂完努尔哈赤还不过瘾，一来二去，连兵部领导、朝廷言官也骂了。

这就不太好了，毕竟他还归兵部管，言官更不用说，平时只有他骂人，没有被人骂过，这下索性敞开了双方对骂，闹到最后，熊大人只好走人。

接替熊廷弼的，是袁应泰。

在历史中，袁应泰是个评价很高的人物，为人清正，为官廉洁，为政精明，只有一个缺点，不会打仗。

这就没戏了。

他到任后，觉得熊廷弼很严厉，很不近人情，城外有那么多饥民（主要是蒙古人），为什么不放进来呢？就算不能打仗，站在城楼上充数也不错嘛。

于是他打开城门，放人入城，亲自招降。

一个月后，努尔哈赤率兵进攻，沈阳守将贺世贤拼死抵抗。关键时刻，之前招安的蒙古饥民开始大肆破坏，攻击守军。里应外合之下，沈阳陷落，贺世贤战死，七万守军全军覆没。

这一天，是天启元年三月十二日。

袁应泰没有时间后悔，因为他只多活了六天。

攻陷沈阳后，后金军队立刻整队，赶往下一个目标——辽阳。

当年，辽阳的地位，相当于今天的沈阳，是辽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也是辽东的首府。此地历经整修，壕沟围绕，防守严密，还有许多火炮，堪称辽东第一坚城。

只守了三天。

战斗经过比较简单，袁应泰率三万军队出战，被努尔哈赤的六万骑兵击败，退回坚守。城内后金奸细放火破坏，城内大乱，后金军乘虚而入，辽阳陷落。

袁应泰看见了城池的陷落，他非常镇定，从容地穿好官服，佩带着宝剑，面向南方，自缢而死。

他不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将领，却是一个称职的大明官员。

辽阳的丢失，标志着局势的彻底崩溃，标志着辽东成为了后金的势力范围，标志着从此他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抢哪里，就抢哪里。

局势已经坏得不能再坏了。所以，不能用的人，也不能不用了。

◆ 固守？荡平？

天启元年七月，熊廷弼前往辽东。

在辽东，他遇见了王化贞。

他不喜欢这个人，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因为他发现，这人不买他的账。

熊廷弼此时的职务是辽东经略，而王化贞是辽东巡抚。从级别上看，熊廷弼是王化贞的上级。

角色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会不会抢戏。

——小品演员陈佩斯

王化贞就是一个很会抢戏的人。因为他有后台，所以他不愿意听话。

关于这两个人的背景，有些历史书上的介绍大致如此：熊廷弼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是阉党支持的。最终结局也再次证明，东林党是多么明智，阉党是多么愚蠢。

胡扯。

不是胡扯，就是装糊涂。

因为最原始的史料告诉我们，熊廷弼是湖广人，他是楚党的成员，而在大多数时间里，楚党是东林党的敌人。

至于王化贞，你说他跟阉党有关，倒也没错，可是他还有个老师，叫做叶向高。

天启元年的时候，阉党都靠边站，李进忠还在装孙子，连名字都没改，要靠这帮人，王化贞早被熊先生赶去看城门了。

他之所以敢嚣张，敢不听话，只是因为他的老师是朝廷首辅，朝中的第一号人物。

熊廷弼是对的，所以他是东林党，或至少是东林党支持的；王化贞是错的，所以他是阉党，或至少是阉党赏识的。大致如此。

我并非不能理解好事都归自己，坏事都归别人的逻辑，对此也并不反对。但对某些坏人一棍子打死再踩上一只脚的行为，我认为，做人，还是要厚道。

王化贞不听熊廷弼的话，很正常，因为他的兵比熊廷弼的多。

当时明朝在辽东的剩余部队，大约有十五万，全都在王化贞的手中。而熊廷弼属下，只有五千人。

所以每次王化贞见熊廷弼时，压根儿就不听指挥，说一句顶一句，气得熊大人恨不能拿刀剁了他。

但事实上，王化贞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王化贞，山东诸城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原先是财政部的一名处级干部（主事），后来不知怎么回事，竟然被调到了辽东广宁（今辽宁北宁）。

此人极具才能，当年蒙古人闹得再凶，到了他的地头，都不敢乱来。后来辽阳、沈阳失陷，人心一片慌乱，大家都往关内跑，他偏不跑。

辽阳城里有几万守军，城都丢了，广宁城内，只有几千人，还是个破城，他偏要守。

他非但不跑，还召集逃兵，整顿训练，居然搞出了上万人的队伍。此外，他多方联络，稳定人心，坚守孤城，稳定了局势。所谓“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时望赫然”，天下闻名，那也真是相当的牛。

熊廷弼也是牛人，但对于这位同族，他却十分不感冒，不仅因为牛人相轻，更重要的是，此牛非彼牛也。

很快，熊大人就发现，这位王巡抚跟自己，压根儿不是一个思路。

按他自己的想法，应该修筑堡垒，严防死守，同时调集援兵，长期驻守。

可是王化贞却认定，应该主动进攻，去消灭努尔哈赤。他还说，只要有六万精兵，他就可以一举荡平。

熊廷弼觉得王化贞太疯，王化贞觉得熊廷弼太熊。

最后王化贞闭嘴了，他停止了争论，因为争论没有意义。

兵权在我手上，我想干吗就干吗，和你讨论，是给你个面子，你还当真了？

一切都按照王化贞的计划进行着，准备粮草，操练士兵，寻找内应，调集外援，忙得不亦乐乎。

忙活到一半，努尔哈赤来了。

天启二年（1622）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亲率大军，进攻广宁。

之前半年，努尔哈赤听说熊廷弼来了，所以他不来。后来他听说，熊廷弼压根儿没有实权，所以他来了。

实践证明，王巡抚胆子很大，脑子却很小。面对努尔哈赤的进攻，他摆出了一个十分奇怪的阵形，先在三岔河布阵，作为第一道防线，然后在西平堡设置第二道防线，其余兵力退至广宁城。

就兵力而言，王化贞大概是努尔哈赤的两倍，可大敌当前，他似乎不打算“一举荡平”，也不打算御敌于国门之外，因为外围两道防线的总兵力也才三万人，是不可能挡住努尔哈赤的。

用最阴暗的心理去揣摸，这个阵形的唯一好处，是让外围防线的三万人和努尔哈赤死拼，拼完，努尔哈赤也就差不多了。

事实确实如此，正月二十日，努尔哈赤率军进攻第一道防线三岔河，当天即破。

第二天，他来到了第二道防线西平堡，发动猛烈攻击，但这一次，他没有如愿。

因为西平堡守将罗一贯，是个比较一贯的人。努尔哈赤进攻，打回去，汉奸李永芳劝降，骂回去，整整一天，后金军队毫无进展。

王化贞的反应还算快，他立即派出总兵刘渠、祁秉忠以及他的心腹爱将孙得功，分率三路大军，增援西平堡。

努尔哈赤最擅长的，就是围点打援。所以明军的救援，早在他意料之中。

但在他意料之外的，是明军的战斗力。

总兵刘渠、祁秉忠率军出战，两位司令十分勇猛，亲自上阵，竟然打得后金军队节节败退。于是，作为预备队的孙得功上阵了。

按照原先的想法，孙得功上来，是为了加强力量，可没想到的是，这位兄弟刚上阵，却当即溃败，惊慌之余，孙大将还高声喊了一嗓子：

“兵败了！兵败了！”

您都兵败了，那还打什么？

后金军随即大举攻击，明军大败，刘渠阵亡，祁秉忠负伤而死，孙得功逃走，所属数万明军全军覆没。

现在，在努尔哈赤面前的，是无助、毫无遮挡的西平堡。

罗一贯很清楚，他的城池已被团团包围，不会再有援兵，不会再有希望，对于取得胜利，他已无能为力。

但他仍然决定坚守，因为他认为，自己有这个责任。

正月二十二日，努尔哈赤集结所属五万人，发动总攻。

罗一贯率三千守军，拼死守城抵抗。

双方激战一天，后金军以近二十倍的兵力优势，发起了无数次进攻，却无数次败退，败退在孤独却坚定的罗一贯眼前。

明军凭借城堡杀伤大量敌军，后金损失惨重，毫无进展，只得围住城池，停止进攻。

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城头突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了呐喊，没有了杀声。

因为城内的士兵，已经放出了最后一支弓箭，发射了最后一发火炮。

在这最后的时刻，罗一贯站在城头，向着京城的方向，行叩拜礼，说出了他的遗言：

“臣力竭矣！”

随即自刎而死。

这是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损失空前惨重的一战。据史料记载，和西平堡三千守军一同阵亡的，有近七千名后金军。

罗一贯尽到了自己的职责，王化贞也准备这样做。

得知西平堡失陷后，他连夜督促加强防守，并对逃回来的孙得功既往不咎，鼓励守城将士众志成城，击退后金军队。

然后，他就去睡觉了。

王化贞不是个怕事的人。当年辽阳失守，他无兵无将都敢坚守，现在手上有几万人，自然敢睡觉。

但还没等他睡着，就听见了随从的大叫：

“快跑！”

王化贞跑出卧房。

他看见无数百姓和士兵丢弃行李兵器，夺路而逃，原本安静祥和的广宁城，已是一片混乱，彻底的混乱。

而此时的城外，并没有努尔哈赤，也没有后金军，一个都没有。

这莫名其妙的一切，起源于两个月前的一个决定。

王化贞不是白痴，他很清楚努尔哈赤的实力。在那次谈话中，他之所以告诉熊廷弼，说用六万人一举荡平，是因为他已找到了努尔哈赤的弱点。

这个弱点，叫做李永芳。

李永芳是明朝叛将，算这一带的地头蛇，许多明军将领跟他都有交情，毕竟还是同胞兄弟。所以在王化贞看来，这是一个可以争取的人。

于是，他派出了心腹孙得功，前往敌营，劝降李永芳。

几天后，孙得功回报，李永芳深明大义，表示愿意归顺，在进攻时做内应。

王化贞十分高兴。

两个月后，孙得功西平堡战败，惊慌之下，大喊“兵败”，导致兵败。

是的，你的猜测很正确，孙得功是故意的，他是个叛徒。

孙得功去劝降李永芳，却被李永芳劝降。原因很简单，不是什么忠诚、爱国、民族、大同之类的屁话，只是他出价更高。

为了招降李永芳，努尔哈赤送了一个孙女，一个驸马（额驸）的头衔，还有无数金银财宝。很明显，王化贞出不起这个价。

努尔哈赤从来不做赔本买卖，他得到了极为丰厚的回报。

孙得功帮他搞垮了明朝的援军，但这还不够，这位誓把无耻进行到底的败类，决定送一份更大的礼物给努尔哈赤——广宁城。

因为自信的王化贞，将城池的防守任务交给了他。

接下来的事顺理成章，从被窝里爬起来的王大人慌不择路，派人去找马，准备逃走。可是没想到，孙心腹实在太抠门，连马都弄走了，搞得王大人只找到了几头骆驼。最后，他只能骑着骆驼跑路。

还好，那天晚上，孙心腹忙着带领叛军捣乱，没顾上逃跑的王巡抚，否则以他的觉悟，拿王大人的脑袋去找努尔哈赤换个孙女，也是不奇怪的。

第二天，失意的王巡抚在逃走的路上，遇到了一个比他更为失意的人。

熊廷弼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不是一个慈悲的人，至少不会放过落水狗。

当王巡抚痛哭流涕、反复检讨错误时，熊廷弼用一句话表示了他的同情：

“六万大军一举荡平？现在如何？”

王化贞倒还算认账，关键时刻，也不跟熊廷弼吵，只是提出，现在应派兵，坚守下一道防线——宁远。

这是一个十分明智的判断，可是熊大人得理不饶人，还没完了：

“现在这个时候，谁肯帮你守城？晚了！赶紧掩护百姓和士兵入关，就足够了！”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当初你不听我的，现在我也不听你的。

事情到这份儿上，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作为丧家犬，王化贞没有发言权。

于是，战局离开了王化贞的掌控，走上了熊廷弼的轨道。

从王化贞到熊廷弼，从掌控到轨道，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

变化的前后有很多不同点，但也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错误的。

虽然敌情十分紧急，城池空虚，但此时明军主力尚存，若坚定守住，估计也没什么问题。可是熊先生来了牛脾气，不由分说，宁远也不守了，把辽东的几十万军民全部撤回关（山海关）内，放弃了所有据点。

熊大人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做到了无数敌人、无数汉奸、无数叛徒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事实上，他已放弃了整个辽东。

自明朝开国以来，稳固统治两百余年的辽东，就这么丢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熊廷弼都没有理由、没有借口、没有道理这样做。

但是他做了。

我认为，他是为了一口气。

当初你不听我的话，现在看你怎么办。

就是这口气，最后要了他的命。

率领几十万军民，成功撤退的两位仁兄终于回京了，明朝政府对他们俩的处理，是相当一视同仁的——撤职查办。

无论谁对谁错，你们把朝廷在辽东的本钱丢得精光，还有脸回来？这个黑锅你们不背，谁背？

当然，最后处理结果还是略有不同，熊大人因为脾气不好，得罪人多，三年后，即天启五年（1625），被干掉了。

相对而言，王大人由于关系硬，人缘好，又多活了七年，崇祯五年（1632）才被正式注销户口。

对于此事，许多史书都说，王化贞死得该，熊廷弼死得冤。

前者我同意，后者，我保留意见。

事实上，直到王化贞逃走后的第三天，努尔哈赤才向广宁进发。他没有想到，明军竟然真的不战而逃，而此时以他的兵力，并不足以占据辽东。

然而当他到达广宁，接受孙得功投降之时，才发现，整个辽东，已经没有敌人。

因为慷慨的熊蛮子，已把这片广阔的土地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他。

白给的东西不能不要。于是在大肆抢掠之后，他率军向新的目标——山海关前进。

可是走到半路，他发现自己的算盘打错了。

因为熊蛮子交给他的，不是他梦寐以求的辽东，而是一个空白的辽东。

为保证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熊先生干得相当彻底，房子烧掉，水井埋掉，百姓撤走，基本上保证了千里无鸡鸣，万里无人烟。

要这么玩，努尔哈赤先生就不干了。他辛苦奔波，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抢东西，您把东西都搬走了，我还去干吗？

而且从广宁到山海关，几百里路空无一人，很多坚固的据点都无人看守，别说抢劫，连打仗的机会都没有。

于是，当军队行进到一个明军据点附近时，努尔哈赤决定：无论这些地方有多广袤，无论这些据点有多重要，都不要了，撤退。

努尔哈赤离开了这里，踏上了归途，但他不会想到，自己已经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因为四年之后，他将再次回到这里，并为争夺这个他曾轻易放弃的小地方，失去所有的一切。

这个他半途折返的地点，叫做宁远。

◆ 堪与匹敌者，此人也

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起兵以来，短短三年时间，抚顺、铁岭、开原、辽阳、沈阳，直至整个辽东，全部陷落。

从杨镐、刘綎到袁应泰、王化贞、熊廷弼，不能打的完了，能打的也完了，熊人死了，牛人也死了。

辽东的局势，说差，那是不恰当的，应该说，是差得不能再差，差到官位摆在眼前，都没人要。

比如总兵，是明军的高级将领，全国不过二十人左右。用今天的话说，是军区司令员，要想混到这个职务，不挤破头是不大可能的。

一般说来，这个职务相当安全，平日也就是看看地图，指手画脚而已。然而，这几年情况不同了，辽东打仗，明朝陆续派去了十四位总兵，竟然全部阵亡，无一幸免。

总兵越来越少，而且还在不断减少，因为没人干。某些在任总兵甚至主动辞职，宁可回家种田，也不干这份工作。

但公认最差的职业，还不是总兵，是辽东经略。

总兵可以有几十个，辽东经略只有一个。总兵可以不干，辽东经略不能不干。

可是连傻子都知道，辽东都没了，人都撤回山海关了，没兵没地没百姓，还经略个啥？

大家不是傻子，大家都不去。

接替辽东经略的第一人选，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天启为了给他鼓劲儿，先升他为太子太保（从一品），又给他上方宝剑，还亲自送行。

张尚书没说的，屁股一拍，走了。

走是走了，只是走得有点慢，从京城到山海关，他走了十七天。

这条路线前不久我走过，坐车三个钟头。

张大人虽说没车，马总是有的，就两百多公里，爬也爬过去了。

这还不算，去了没多久，这位大人又说自己年老力衰，主动辞职回家了。

没种就没种，装什么蒜？

相比而言，接替他的宣府巡抚就好得多了。

这位巡抚大人接到任命后，连上三道公文，明白地跟皇帝讲：我不去。

天启先生虽说是个木匠，也还有点脾气，马上下达谕令：不去，就滚（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不想去也好，不愿去也好，替死鬼总得有人当。于是，兵部侍郎王在晋出场了。

王在晋，字明初，江苏太仓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这位仁兄从没打过仗，之所以让他去，是因为他不能不去。

张尚书跑路的时候，他是兵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署部事）。换句话说，轮也轮到他了。

史书上对这位仁兄的评价大都比较一致：什么废物、蠢货，不一而足。

对此，我都同意，但我认为，他至少是个勇敢的人。

明知是黑锅，依然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地去背，难道不勇敢吗？

而他之所以失败，实在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能力问题。

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明朝最可怕的敌人，战场应变极快，骑兵战术使用精湛，他的军事能力，可与大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名将媲美。

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最为强悍、最具天赋的军事将领之一。

他或许很好、很强大，却绝非没有对手。

事实上，他宿命的克星已然出现，就在他的眼前——不止一个。

王在晋到达辽东后，非常努力，非常勤奋。他日夜不停地勘察地形，考量兵力部署，经过几天几夜的刻苦钻研，终于想出了一个防御方案。

具体方案是这样的，王在晋认为，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为了保证防御纵深，他决定再修一座新城，用来保卫山海关，而这座新城就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

王在晋做事十分认真，他不但选好了位置，还拟好了预算、兵力等，然后一并上报皇帝。

天启皇帝看后大为高兴，立即批复同意，还从国库中拨出了工程款。

应该说，王在晋的热情是值得肯定的，态度是值得尊重的，创意是值得鼓励的，而全盘的计划，是值得唾弃的。

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因为一旦山海关被攻破，京城将毫无防卫，唾手可得。虽说山海关沿线很坚固、很结实，但毕竟是砖墙，不是高压电网，如果努尔哈赤玩一根筋，拼死往城墙上堆人，就是用嘴啃，估计也啃穿了。

在这一点上，王在晋的看法是正确的。

但这也是他唯一正确的地方，除此之外，都是胡闹。

哪里胡闹，我就不说了，等一会儿有人说。

总之，如按此方案执行，山海关破矣，京城丢矣，大明亡矣。

对于这一结果，王在晋不知道，天启自然也不知道，而更多的人，是知道了也不说。

就在一切几乎无可挽回的时候，一封群众来信，彻底改变了这个悲惨的命运。

这封信是王在晋的部下写的，并通过朝廷渠道，直接送到了叶向高的手中，文章的主题思想只有一条：王在晋的方案是错误的。

这下叶大人头疼了，他干政治是老手，干军事却是菜鸟，想来想去，这个主意拿不了，于是他跑去找皇帝。

可是皇帝大人除了做木匠是把好手，其他基本都是抓瞎，他也吃不准。于是，他又去找了另一个人。

惊天动地，力挽狂澜，由此开始。

“夫攻不足者守有余，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

这句话，来自一个人的传记。

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以此人的才能，恢复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将权力交给他，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

因为这句话，出于《明史》。说这句话的人，是清代的史官。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认定，在清代，这是一句相当反动的话。

它隐含的意思是：

如果此人一直在任，大清是无法取得天下的。

在清朝统治下，捧着清朝饭碗，说这样的话，是要掉脑袋的。

可是他们说了，他们不但说了，还写了下来，并且流传千古，却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任何惩罚。

因为他们所说的，是铁一般的事实，是清朝统治者无法否认的事实。

与此同时，他们还用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此人的崇敬。

在长达二百二十卷、记载近千人事迹的《明史》传记中，无数为后人熟知的英雄人物，都要和别人挤成一团。

而在这个人的传记里，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子孙。

这个人不是徐达，徐达的传记里，有常遇春。

不是刘伯温，刘伯温的传记里，有宋濂、叶琛、章溢。

不是王守仁，王守仁的传记里，还搭配了他的门人冀元亨。

也不是张居正，张大人和他的老师徐阶、老对头高拱在一个传记里。

当然，更不是袁崇焕，袁将军住得相当挤，他的传记里，还有十个人。

这个人是孙承宗。

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

举世无双，独一无二。

在获得上述头衔之前，他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一个讨生活的教师，一个十六年都没有考上举人的落魄秀才。 b9B7V6aBQ1RO4v14rxWllnIybWhenUAFzmZUYhPrwIavPbAAY5sP/65Owd/We5ID

嘉靖四十二年（1563），孙承宗出生在北直隶保定府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

生在这个地方，不是个好事。

作为明朝四大防御要地、蓟州防线的一部分，孙承宗基本是在前线长大的。

这个地方不好，或者说是太好。蒙古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女真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后来改叫金国，也常来，来抢。

来一次，抢一次，打一次。

这实在不是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别的小孩都怕，可孙承宗不怕。

非但不怕，还过得特别滋润。

他喜欢战争，喜欢研究战争。从小，别人读“四书”，他读兵书。成人后，别人往内地跑，他往边境跑，不为别的，就想看看边界。

万历六年（1578），保定府秀才孙承宗作出了一个决定——外出游学。这一年，他十六岁。在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孙秀才游历四方，努力向学，练就了一身保国的本领。

当然，这是史料里正式的说法。

实际上，这位仁兄在这十几年来，大都是游而不学。要知道，他当年之所以考秀才，不是为了报国，说到底，是混口饭吃。游学？不用吃饭啊？

还好，孙秀才找到了一份比较好的工作——老师。从此，他开始在教育战线上奋斗，而且越奋斗越好，好到名声传到了京城。

万历二十年，在兵部某位官员的邀请下，孙秀才来到京城，成为了一位优秀的私人教师。

但是慢慢地，孙秀才有思想活动了。他发现，光教别人的孩子是不够的，能找别人教自己的孩子，才是正道。

于是第二年，他进入了国子监，刻苦读书，再一年后，他终于考中了举人。这一年，他三十二岁。

一般说来，考上举人，要么去考进士，要么去混个官。可让人费解的是，孙举人却依然安心当他的老师，具体原因无人知晓，估计他的工资比较高。

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奇怪的决定，导致了他奇特的人生。

万历二十七年（1599），孙承宗的雇主奉命前往大同，就任大同巡抚。官不能丢，孩子的教育也不能丢，于是孙承宗跟着去了。

我记得，在一次访谈节目中，有一名罪犯说过：无论搞多少次普法教育，都是没用的，只要让大家去监狱住两天，亲自实践，就不会再犯罪了。

我同意这个说法，孙承宗应该也同意。

在那个地方，孙承宗发现了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世界，拼死的厮杀、血腥的战场、智慧的角逐、勇气的考验。

战争，是这个世界上最神秘莫测、最飘忽不定、最残酷、最困难、最考验智商的游戏。在战场上，兵法没有用，规则没有用。因为在这里，最好的兵法，就是实战，唯一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

大同的孙老师没有实践经验，也无法上阵杀敌。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却足以证实，他已经懂得了战争。

在明代，当兵是一份工作，是工作，就要拿工资，拿不到工资，自然要闹。一般人闹，无非是堵马路、喊几句。当兵的闹，就不同了，手里有家伙，要闹就往死里闹，专用名词叫做哗变。

这种事，谁遇上谁倒霉，大同巡抚运气不好，偏赶上了。有一次工资发得迟了点，当兵的不干，加上有人挑拨，于是大兵们二话不说，操刀就奔巡抚家去了。

巡抚大人慌得不行，里外堵得严严实实，门都出不去，想来想去没办法，寻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时刻，他的家庭教师孙承宗先生出马了。

孙老师倒也没说啥，看着面前怒气冲冲、刀光闪闪的壮丽景象，他只是平静地说：

“饷银非常充足，请大家逐个去外面领取，如有冒领者，格杀勿论。”

士兵们一哄而散。

把复杂的问题弄简单，是一个优秀将领的基本素质。

孙承宗的镇定、从容、无畏表明：他有能力用最合适的方法处理最纷乱的局势，应对最凶恶的敌人。

大同，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孙承宗看到了战争，理解了战争，懂得了战争，并最终掌握了战争。他的掌握，来自他的天赋、理论以及每一次的感悟。

辽东，大孙承宗三岁的努尔哈赤正在讨伐女真哈达部的路上。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位精通战争的将领，他的精通，来自砍杀、冲锋以及每一次拼死的冒险。

两个天赋异禀的人，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入了战争这个神秘的领域，并获知了其中的奥秘。

二十年后，他们将相遇，以实践来检验他们的天才与成绩。

◆ 相遇

万历三十二年（1604），孙承宗向他的雇主告别，踏上了前往京城的道路。他的目标，是科举。这一年，他四十二岁。

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秀才、落魄秀才，教师、优秀教师，举人、军事观察员，目睹战争的破坏、聆听无奈的哀号、体会无助的痛苦，孙承宗最终确定了自己的道路。

他决定放弃稳定舒适的生活，他决定以身许国。

于是在几十年半吊子生活之后，考场老将孙承宗打算认真地考一次。

这一认真，就有点过了。

放榜的那天，孙承宗得知了自己的考试名次——第二，全国第二。

换句话说，他是榜眼。

按照明朝规定，榜眼必定是庶吉士，必定是翰林。于是在上岗培训后，孙承宗进入翰林院，成为一名正七品编修。

之前讲过，明代朝廷是讲出身的，除个别特例外，要想进入内阁，必须是翰林出身。否则，即使你工作再努力，能力再突出，也是白搭。这是一个公认的潜规则。

但请特别注意，要入内阁，必须是翰林，是翰林，却未必能入内阁。

毕竟翰林院里不止一个人，什么学士、侍读学士、侍讲、修撰、检讨，多了去了，内阁才几个人，还得排队等，前面的人死一个才能上一个，实在不易。

孙承宗就是排队等的人之一，他的运气不好，等了足足十年，都没结果。

第十一年，机会来了。

万历四十二年（1614），孙承宗调任詹事府谕德。

这是一个小官，却有着远大的前程，因为它的主要职责是给太子讲课。

从此，孙承宗成了太子朱常洛的老师，在前方等待着他的，是无比光明的未来。

光明了一个月。

万历四十八年，即位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去世。

但对于孙承宗而言，这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新的学生——朱由校。

教完了爹再教儿子，真可谓诲人不倦。

天启皇帝朱由校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就好做个木工，所以除木匠师傅外，他对其他老师极不感冒。

但孙承宗是唯一的例外。

由于孙老师长期从事儿童（私塾）教育，对木头型、愚笨型、死不用功型的小孩，一向都有点办法，所以几堂课教下来，皇帝陛下立即喜欢上了孙老师。他从没有叫过孙承宗的名字，而代以一个固定的称谓——“吾师”。

这个称呼，皇帝陛下叫了整整七年，直到去世为止。

他始终保持对孙老师的信任，无论何人，以何种方式挑拨、中伤，都无济于事。

我说的这个“何人”，是指魏忠贤。

正因为关系紧、后台硬，孙老师在仕途上走得很快，近似于飞。一年时间，他就从五品小官，升任兵部尚书，进入内阁成为东阁大学士。

所以，当那封打小报告的信送上来后，天启才会找到孙承宗，征询他的意见。

可孙承宗同志的回答，却出乎皇帝的意料：

“我也不知如何决断。”

幸好后面还有一句：

“让我去看看吧。”

天启二年，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承宗来到山海关。

孙承宗并不了解王在晋，但到山海关和八里铺转了一圈后，他对王大人便有了一个直观且清晰的判断——这人是个白痴。

他随即找来了王在晋，开始了一段在历史上极其有名的谈话。

在谈话的开头，气氛是和谐的，孙承宗的语气非常客气：

“你的新城建成之后，是要把旧城的四万军队拉过来驻守吗？”

王在晋本以为孙大人是来找麻烦的，没想到如此友善，当即回答：

“不是的，我打算再调集四万人来守城。”

但王大人并不知道，孙先生是当过老师的人，对笨人从不一棍子打死，总是慢慢地折腾：

“照你这么说，方圆八里之内，就有八万守军了，是吗？”

王大人还没回过味来，高兴地答应了一声：

“是的，没错啊。”

于是，孙老师算账的时候到了：

“只有八里，竟然有八万守军？你把新城修在旧城前面，那旧城前面的地雷、绊马坑，你打算让我们自己人去吗？！”

“新城离旧城这么近，如果新城守得住，还要旧城干什么？！”

“如果新城守不住，四万守军败退到旧城城下，你是准备开门让他们进来，还是闭关守城，看着他们死绝？！”

王大人估计被打蒙了，半天没言语，想了半天，才憋出来一句话：

“当然不能开门，但可以让他们从关外的三道关进来。此外，我还在山上建好了三座军寨，接应败退的部队。”

这么蠢的孩子，估计孙老师还没见过，所以他真的发火了：

“仗还没打，你就准备接应败军？不是让他们打败仗吗？而且我军可以进入军寨，敌军就不能进吗？现在局势如此危急，不想着恢复国土，只想着躲在关内，京城永无宁日！”

王同学彻底无语了。

事实证明，孙老师是对的，如果新关被攻破，旧关必定难保，因两地只隔八里，逃兵无路可逃，只能往关里跑，到时逃兵当先锋，努尔哈赤当后队，不用打，靠挤，就能把门挤破。

这充分说明，想出此计划的王在晋，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货。

但聪明的孙老师，似乎也不是什么善类，他没有帮助迟钝生王在晋的耐心，当即给他的另一个学生——皇帝陛下写了封信，直接把王经略调往南京养老去了。

赶走王在晋后，孙承宗想起了那封信，便向身边人吩咐了这样一件事：

“把那个写信批驳王在晋的人叫来。”

很快，他就见到了那个打上级小报告的人，他与此人彻夜长谈，一见如故，感佩于这个人的才华、勇气和资质。

这是无争议的民族英雄孙承宗，与有争议的民族英雄袁崇焕的第一次见面。

孙承宗非常欣赏袁崇焕。他坚信，这是一个必将震撼天下的人物，虽然当时的袁先生，只不过是个正五品兵备佥事。

事实上，王在晋并不是袁崇焕的敌人，相反，他一直很喜欢袁崇焕，还对其信任有加，但袁崇焕仍然打了他的小报告，且毫不犹豫。

对于这个疑问，袁崇焕的回答十分简单：

“因为他的判断是错的，八里铺不能守住山海关。”

于是孙承宗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你认为，应该选择哪里？”

袁崇焕回答，只有一个选择。

然后，他的手指向了那个唯一的地点——宁远。

宁远，即今辽宁兴城，位居辽西走廊中央，距山海关两百余里，是辽西的重要据点，位置非常险要。

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宁远很重要、很险要，但几乎所有的人也都认为，坚守宁远，是一个愚蠢的决定。

因为当时的明朝，已经丢失了整个辽东，手中仅存的只有山海关。关外都是敌人，跑出两百多里，到敌人前方去开辟根据地，主动深陷重围，让敌人围着打，这不是勇敢，是缺心眼儿。

我原先也不明白，后来我去了一趟宁远，明白了。

宁远是一座既不大，也不起眼的城市，但当我登上城楼，看到四周地形的时候，才终于确定，这是个注定让努尔哈赤先生欲哭无泪的地方。

因为它的四周三面环山，还有一面，是海。

说宁远是山区，其实也不夸张。它的东边是首山，西边是窟窿山，中间的道路很窄，是个典型的关门打狗地形。努尔哈赤先生要从北面进攻这里，是很辛苦的。

当然了，有人会说，既然难走，那不走总行了吧。

很可惜，虽然走这里很让人恶心，但不恶心是不行的，因为辽东虽大，要进攻山海关，却必须从这里走。

此路不通让人苦恼，再加个别无他路，就只能去撞墙了。

是的，还会有人说，辽东都丢了，这里只是孤城，努尔哈赤占有优势，兵力很强，动员几万人把城团团围住，光是围城，就能把人饿死。

这是一个理论上可行的方案，仅仅是理论。

如果努尔哈赤先生这样做了，那么我可以肯定，最先被拖垮的一定是他自己。

因为宁远最让人绝望的地方，并不是山，而是海。

明朝为征战辽东，在山东登州地区修建了仓库，如遇敌军围城，船队就能将粮食装备源源不断地送到沿海地区，当然也包括宁远。

而努尔哈赤先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要知道，他的军队里，没有海军这个兵种。

更为重要的是，距离宁远不远的地方，有个觉华岛，在岛上有明军的后勤仓库，可以随时支援宁远。

之所以把仓库建在岛上，原因很简单，明朝人都知道：后金没有海军，没有翅膀，飞不过来。

但有些事，是说不准的。

上个月，我从宁远坐船，前往觉华岛（现名菊花岛），才发现，原来所谓不远，也挺远，在海上走了半个多钟头才到。

上岸之后，就只能眺望宁远了。于是，我问了当地人一个问题：你们离陆地这么远，生活用品用船运很麻烦吧？

他回答：我们也用汽车拉，不麻烦。

然后补充一句：冬天，海面会结冰。

我又问：这么宽的海面（我估算了一下，大概有十公里），都能冻住吗？

他回答：一般情况下，冻不住。

接着又补充：去年，冻住了。

去年，是2007年，冬天很冷。

于是，我想起了三百八十一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我知道，那一年的冬天，也很冷。

◆ 学生

孙承宗接受了袁崇焕的意见，他决定，在宁远筑城。

筑城的重任，他交给了袁崇焕。

但要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这些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孙承宗最先做的一件事，就是练兵。

当时他手下的士兵，总共有七万多人。数字挺大，但也就是个数字，一查才发现，有上万人压根儿不存在，都是空额，工资全让老领导们拿走了。

这是假人，留下来的真人也不顶用。很多兵都是老兵油子，领饷时带头冲，打仗时带头跑，特别是关内某些地方的兵，据说逃跑时的速度，敌人骑马都赶不上。

对于这批人，孙承宗用一个字就都打发了：滚。

他遣散了上万名撤退先锋，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极具战斗力的群体——难民。

难民，就是原本住得好好的人，突然被人赶走，地被占了，房子被烧，老婆孩子被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让这样的人去参军打仗，是不需要动员的。

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军事政策——以辽人守辽土。

孙承宗从难民中挑选了七千人，编入了自己的军队。四年后，他们的仇恨将成为战胜敌人的力量。

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很多事，大致如下：

修复大城九座，城堡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训练弓弩手、火炮手五万；立军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军事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守城的礌石）、卤盾等数万具。另外，拓地四百里；召集辽人四十余万，训练辽兵三万；屯田五千顷，岁入十五万两白银。

具体细节不知道，看起来确实很多。

应该说，孙承宗所做的这些工作非常重要，但绝不是最重要的。

17世纪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才。

天启二年，孙承宗已经六十岁了。他很清楚，虽然他熟悉战争、精通战争，有着挽救危局的能力，但他毕竟老了。

为了大明江山，为了百姓的安宁，为了报国的理想，做了一辈子老师的孙承宗决定，收下最后一个学生，并把自己的谋略、战法、无畏的信念，以及永不放弃希望的勇气，全部传授给他。

他很欣慰，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袁崇焕。

在他看来，袁崇焕虽然不是武将出身（进士），也没怎么打过仗，但这是一个具备卓越军事天赋的人，能够在复杂的形势下，作出正确的判断。

更重要的是，袁崇焕有着战死沙场的决心。

因为在战场上，求生者死，求死者生。

在之后的时间里，他着力培养袁崇焕。巡察带着他，练兵带着他，甚至机密决策也都让他参与。

当然，孙老师除了给袁同学开小灶外，还让他当了班干部，从宁前兵备副使、宁前道，再到人事部（吏部）的高级预备干部（巡抚），只用了三年。

袁崇焕用实际行动证明，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优等生。三年里，他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并熟练掌握了孙承宗传授的所有技巧、战术与战略。

在这几年中，袁崇焕除学习外，主要的工作是修建宁远城，加强防御。然而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后金军以骑兵为主，擅长奔袭，行动迅猛，抢了就能跑。而明军以步兵为主，骑兵质量又不行，打到后来，只能坚守城池，基本上是敌进我退，敌退我不追。这么下去，到哪儿才是个头？

是的，防守是不够的，仅凭城池、步兵坚守，是远远不够的。

彻底战胜敌人强大骑兵的唯一方式，就是建立一支同样强大的骑兵。

所以，在孙老师的帮助下，他开始召集难民，仔细挑选，进行严格训练。只有最勇猛精锐、最苦大仇深的士兵，才有参加这支军队的资格。

同时，他饲养优良马匹，大量制造明朝最先进的火器三眼神铳，配发到每个人的手中，并反复操练骑兵战法，冲刺砍杀，一丝不苟。

因为他所需要的，是这样一支军队：无论面临绝境，或是深陷重围，这支军队都能够战斗到最后一刻，决不投降。

他成功了。

他最终训练出了一支这样的军队，一支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终其一生，直至明朝灭亡，也未能彻底战胜的军队。

在历史上，这支军队的名字，叫做关宁铁骑。

袁崇焕的成长，远远超出了孙承宗的预料，无论是练兵、防守、战术，都已无懈可击。虽然此时，他还只是个无名小卒。

对这个学生，孙老师十分满意。

但他终究还是发现了袁崇焕的一个缺点，一个看似无足轻重的缺点，从一件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上。

天启三年（1623），辽东巡抚阎鸣泰接到举报，说副总兵杜应魁冒领军饷。

要换在平时，这也不算是个事，但孙老师刚刚整顿过，有人竟然敢顶风作案，必须要严查。

于是他派出袁崇焕前去核实此事。

袁崇焕很负责任，到地方后不眠不休，开始查账清人数。一算下来，没错，杜总兵确实贪污了，叫来谈话，杜总兵也认了。

按规定，袁特派员的职责到此结束，就该回去报告情况了。

可是袁大人似乎太过积极，谈话刚刚结束，他竟然连个招呼都不打，当场就把杜总兵给砍了。被砍的时候，杜总兵还在做痛哭流涕忏悔状。

事发太过突然，在场的人都傻了，等大家回过味来，杜总兵某些部下已经操家伙，准备奔着袁大人去了。

杜应魁毕竟是朝廷命官，你又不是直属长官，啥命令没有，到地方就把人给砍了，算是怎么回事？

好在杜总兵只是副总兵，一把手还在。好说歹说，才把群众情绪安抚下去，袁特派员这才安然返回。

返回之后的第一个待遇，是孙承宗的一顿臭骂：

“杀人之前，竟然不请示！杀人之后，竟然不通报！士兵差点哗变，你也不报告！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你到底杀了什么人，以何理由要杀他！

“据说你杀人的时候，只说是奉了上级的命令，如果你凭上级的命令就可以杀人，那还要上方宝剑（皇帝特批孙承宗一柄）干什么？！”

袁崇焕没有吱声。

就事情本身而言，并不大，却相当恶劣。既不是直系领导，又没有上方宝剑，竟敢擅自杀人，实在太过嚣张。

但此刻人才难得，为了这么个事，把袁崇焕给办了，似乎也不现实。于是孙承宗把这件事压了下去，他希望袁崇焕能从中吸取教训：意气用事，胡乱杀人，是绝对错误的。

事后证明，袁崇焕确实吸取了教训。当然，他的认识和孙老师的有所不同：

不是领导，没有尚方宝剑，擅自杀人，是不对的。那么是领导，有了上方宝剑，再擅自杀人，就应该是对的。

从某个角度讲，他这一辈子，就栽在这个认识上。

不过局部服从整体，杜总兵死了也就死了，无所谓。事实上，此时辽东的形势相当好，宁远以及附近的松山、中前所、中后所等据点已经连成了一片，著名的关宁（山海关—宁远）防线初步建成，驻守明军已达十一万人，粮食可以供应三年以上，关外两百多公里土地重新落入明朝手中。

孙承宗修好了城池，整好了军队，找好了学生，恢复了国土，但这一切还不够。

要应对即将到来的敌人，单靠袁崇焕是不行的，必须再找几个得力的助手。

◆ 助手

袁崇焕刚到宁远时，看到的是破墙破砖，一片荒芜，不禁感叹良多。

然而，很快就有人告诉他，这是刚修过的。事实上，已有一位将领在此筑城，而且还筑了一年多。

修了一年多，就修成这个破样？袁崇焕十分恼火，于是他把这个人叫了过来，臭骂了一顿。

没想到，这位仁兄全然没有之前被砍死的那位杜总兵的觉悟，非但不认错，竟然还跳起来，跟袁大人对骂，张口就是“老子打了多少年仗，你懂个屁”之类的浑话。

这就是当时的懒散游击将军，后来的辽东名将祖大寿的首次亮相。

祖大寿，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有名到连在他家干活的仆人祖宽都进了《明史》列传。然而，这位名人本人的列传，却在《清史稿》里，因为他最终还是换了老板。

但奇怪的是，和有同样遭遇的吴某某、尚某某、耿某某比起来，他的名声相当好，说他是×奸的人，似乎也不多。原因在于，他已尽到了自己的本分。

祖大寿，字复宇，辽东宁远人，生在宁远，长在宁远，参军还在宁远。此人脾气暴躁，品性凶狠，好持刀砍人，并凭借多年砍人之业绩，升官当上了游击，熊廷弼在的时候很赏识他。

后来熊廷弼走了，王化贞来了，也很赏识他，并且任命他为中军游击，镇守广宁城。

再后来，孙得功叛乱，王化贞逃跑了，关键时刻，祖大寿二话不说，也跑了。

但他并没有跑回去，而是率领军队跑到了觉华岛继续坚守。

坚守原则，却不吃眼前亏。从后来十几年中他干过的那些事来看，这是他贯彻始终的人生哲学。

对于一个在阎王殿参观过好几次的人而言，袁崇焕这种进士出身，连仗都没打过的人，竟然还敢跑来抖威风，是纯粹的找抽，不骂是不行的。

这场对骂的过程并不清楚，但结果是明确的。袁大人虽然没当过兵，脾气却比当兵的更坏，正如他的那句名言：“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却是一个将首！”双方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下来，祖大寿认输了。

从此，他成为了袁崇焕的忠实部下、大明的优秀将领、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铜墙铁壁。

祖大寿，袁崇焕的第一个助手。

其实祖大寿这个名字，是很讨巧的，因为用当地口音，不留神就会读成祖大舅。为了不至于乱了辈分，无论上级下属，都只是称其职务，而不呼其姓名。

只有一个人，由始至终、坚定不移地称其为大舅，原因很简单，祖大寿确实是他的大舅。

这个人名叫吴三桂。

当时的吴三桂不过十一二岁，尚未成年，既然未成年，就不多说了。事实上，在当年，他的父亲吴襄，是一个比他重要得多的人物。

吴襄，辽宁绥中人，祖籍江苏高邮，武举人。

其实按史料的说法，吴襄先生的祖上，本来是买卖人，从江苏跑到辽东，是来做生意的。可是到他这辈，估计是兵荒马乱，生意不好做了，于是一咬牙，去考了武举，从此参加军队，迈上丘八的道路。

由于吴先生素质高，有文化（至少识字吧），和兵营里的那些傻大粗不一样，祖大寿对其比较赏识，刻意提拔，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他。

吴襄没有辜负祖大寿的信任，在此后十余年的战斗中，他和他的儿子，将成为大明依靠的支柱。

吴襄，袁崇焕的第二个助手。

在逃到宁远之前，吴襄和祖大寿是王化贞的下属；在王化贞到来之前，他们是毛文龙的下属。

现在看来，毛文龙似乎并不有名，也不重要，但在当时，他是个非常有名，且极其重要的人，至少比袁崇焕重要得多。

天启初年的袁崇焕是宁前道，毛文龙是皮岛总兵。

准确地说，袁崇焕，是宁前地区镇守者，朝廷四品文官。

而毛文龙，是左都督、朝廷一品武官、平辽将军、上方宝剑的持有者、辽东地区最高级别军事指挥官。

换句话说，毛总兵比袁大人要大好几级。与毛文龙相比，袁崇焕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无名小卒，双方根本就不在同一档次上。

因为毛总兵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总兵。

明代的总兵，是个统称，相当于司令员。但是，管几个省的，可以叫司令员，管一个县的，也可以叫司令员。比如，那位吃空额贪污的杜应魁，人家也是个副总兵，但袁特派员说砍就把他砍了，连眼睛都不眨，检讨都不写。

总而言之，明代总兵是分级别的，有分路总兵、协守总兵等，而最高档次的，是总镇总兵。

毛文龙，就是总镇总兵。事实上，他是大明在关外唯一的总镇级总兵。

总镇总兵，用今天的话说，是大军区司令员，地位十分之高，一般都附带将军头衔（相当于荣誉称号，如平辽、破虏等），极个别的还兼国防部长（兵部尚书）。

明朝全国的总镇总兵编制有二十人，十四个死在关外，现存六人，毛文龙算一个。

但在这些幸存者之中，毛总兵是比较特别的。虽然他的级别很高，但他管的地盘很小——皮岛，也就是个岛。

皮岛，别名东江，位处鸭绿江口，位置险要，东西长十五里，南北宽十二里。毛总兵就驻扎在上面，是为毛岛主。

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般说来，总镇总兵管辖的地方很大，不是省军区司令，也是地区军区司令，只有毛总兵，是岛军区司令。

但没有人觉得奇怪，因为其他总兵的地盘，是接管的，而毛总兵的地盘，是自己抢来的。

毛文龙，万历四年（1576）生人，浙江杭州人，童年的主要娱乐是四处蹭饭吃。

由于家里太穷，毛文龙吃不饱饭，自然上不起私塾，考不上进士。而就我找到的史料看，他似乎也不是斗狠的主儿，打架撒泼的功夫也差点，不能考试，又不能闹腾，算是百无一用，比书生还差。

但要说他什么都没干，那也不对，为了谋生，他开始从事服务行业——算命。

算命是个技术活，就算真不懂，也要真能忽悠，于是毛文龙开始研究麻衣相术、测字、八卦等。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这方面的学问没学到家，给人家算了几十年的命，就没顾上给自己算一卦。

不过，他在另一方面的造诣，是绝对值得肯定的——兵法。

在平时只教语文、考试只考作文的我国古代，算命、兵法、天文这类学科都是杂学，且经常扎堆，还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统称——阴阳学。

而迫于生计，毛先生平时看的大都是这类杂书，所以他虽没上过私塾，却并非没读过书。据说他不但精通兵法理论，还经常用于实践——聊天时用来吹牛。

就这么一路算，一路吹，混到了三十岁。

不知是哪一天，哪根弦不对，毛文龙突然决定，结束自己现在的生活，毅然北上寻找工作。

他一路到了辽东，遇见当时的巡抚王化贞，王化贞和他一见如故，认为他是优秀人才，当即任命他为都司，进入军队任职。

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这样的好事，没错，前面两句话是逗你们玩的。

毛文龙先生之所以痛下决心北上求职，是因为他的舅舅时来运转，当上了山东布政使，跟王化贞关系很好，并向王巡抚推荐了自己的外甥。

王巡抚给了面子，帮毛文龙找了份工作，具体情况就是如此。

在王化贞看来，给毛文龙安排工作，是挣了毛文龙舅舅的一个人情，但事实证明，办这件事，是挣了大明的一个人情。

毛文龙就这样到部队上班了，虽说只是个都司，但在地方而言，也算是高级干部了，至少能陪县领导吃饭。问题在于，毛都司刚去的时候，不怎么吃得开，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关系户，都知道他没打过仗，所以，都瞧不起他。

直到那一天的到来——天启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这一天，辽阳陷落，辽东经略袁应泰自尽，数万守军全军覆没。至此，广宁之外，明朝在辽东已无立足之地。

难民携家带口，士兵丢弃武器，大家纷纷向关内逃窜。

除了毛文龙。

毛文龙没有跑，但必须说明的是，他之所以不跑，不是道德有多高尚，而是实在跑不掉了。

由于辽阳失陷太快，毛先生反应不够快，没来得及跑，落在了后面，被后金军堵住，没辙了。

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化化装，往脸上抹把土，没准儿还能混过去。不幸的是，他的手下还有两百来号士兵。

带着这么群累赘，想溜溜不掉，想打打不过，明军忙着跑，后金军忙着追，敌人不管他，自己人也不管他。毛文龙此时的处境，可以用一个词完美地概括——弃卒。

当众人一片哀鸣，认定走投无路之际，毛文龙找到了一条路——下海。

他找来了船只，士兵们安全撤退到了海上。

然而很快，士兵们就发现，他们行进的方向不是广宁，更不是关外。

“我们去镇江。”毛文龙答。

于是大家都傻了。

所谓镇江，不是江苏镇江，而是辽东的镇江堡。此地位于鸭绿江入海口，与朝鲜隔江而立，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极其坚固，易守难攻。

但大家之所以吃惊，不是由于它很重要、很坚固，而是因为它压根儿就不在明朝手里。

辽阳、沈阳失陷之前，这里就换地主了，早就成了后金的大后方，且有重兵驻守。这个时候去镇江堡，动机只有两个：投敌，或是找死。

然而毛文龙说，我们既不投敌，也不寻死，我们的目的，是攻占镇江。

很明显，这是在开玩笑。辽阳已经失陷了，没有人抵抗，没有人能够抵抗，大家的心中，有着共同且唯一的美好心愿——逃命。

但是毛文龙又说：我没有开玩笑。

我们要从这里出发，横跨海峡，航行上千里，到达敌人重兵集结的坚固堡垒，凭借我们这支破烂不堪、装备不齐、刚刚一败涂地、只有几百人的队伍，去攻击装备精良、气焰嚣张、刚刚大获全胜的敌人，是以寡敌众。

我们不逃命，我们要攻击，我们要彻底地击败他们，我们要收复镇江，收复原本属于我们的土地！

没有人再惊讶，也没有人再反对，因为很明显，这是一个合理的理由，一个足以让他们前去攻打镇江、义无反顾的理由。

在夜幕的掩护下，毛文龙率军抵达了镇江堡。

事实证明，他或许是个冲动的人，但绝不是个愚蠢的人。如同预先彩排的一样，毛文龙发动了进攻。后金军队万万想不到，在大后方竟然还会被人捅一刀，没有丝毫准备，黑灯瞎火的，也不知到底来了多少人，从哪里来，只能惊慌失措，四散奔逃。

此战明军大胜，歼灭后金军千余人，阵斩守将佟养真，收复镇江堡周边百里地域，史称“镇江堡大捷”。

这是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明朝在辽东最大、也是唯一的胜仗。

消息传来，王化贞十分高兴，当即任命毛文龙为副总兵，镇守镇江堡。

后金丢失镇江堡后，极为震惊，派出大队兵马，打算把毛文龙赶进海里喂鱼。

由于敌太众，我太寡，毛文龙丢失了镇江堡，被赶进了海里，但他没有喂鱼，却开始钓鱼——退守皮岛。

毕竟只是个岛，所以刚开始时，谁也没把他当回事。可不久之后，他就用实际行动，让努尔哈赤先生领会了痛苦的真正含义。

自天启元年以来，毛文龙就没休息过，每年派若干人，出去若干天，干若干事，不是放火，就是打劫，搞得后金不得安生。

更烦人的是，毛岛主本人实在狡猾无比，你没有准备，他就上岸踢你一脚，你集结兵力，设好埋伏，他又不来了，就如同耳边嗡嗡叫的蚊子，能把人活活折磨死。

后来努尔哈赤也烦了，估计毛岛主也只能打打游击，索性不答理他，让他去闹。没想到，毛岛主又给了他一个意外惊喜。

天启三年，就在后金军的眼皮底下，毛岛主突然出兵，一举攻占金州（今辽宁金州），而且占住就不走了，在努尔哈赤的后院放了把大火。

努尔哈赤是真没法了。要派兵进剿，却是我进敌退；要登陆作战，又没有那个技术；要打海战，又没有海军，实在头疼不已。

努尔哈赤是越来越头疼，毛岛主却越来越折腾，按电视剧里的说法，住孤岛上应该是个很惨的事，要啥啥没有，天天坐在沙滩上啃椰子，眼巴巴地盼着人来救。

可是毛文龙的孤岛生活过得相当充实，照史书上的说法，是“召集流民，集备军需，远近商贾纷至沓来，货物齐备，捐税丰厚”。

这就是说，毛岛主在岛上搞得很好，大家都不在陆地上混了，跟着跑来讨生活，岛上的商品经济也很发达，还能抽税。

这还不算，毛岛主除了搞活内需外，还做进出口贸易，日本、朝鲜都有他的固定客商。据说连后金管辖区也有人和他做生意，反正那鬼地方没海关，国家也不征税，所以毛岛主的收入相当多，据说每个月都有十几万两白银。

有钱，自然就有人了。在高薪的诱惑下，上岛当兵的越来越多，原本只有两百多人，后来袁崇焕上岛清点人数时，竟然清出了三万人。

值得夸奖的是，在做副业的同时，毛岛主并没有忘记本职工作。在之后的几年中，他创造了很多业绩，摘录如下：

天启三年，占金州。

四年五月，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侵后金国东偏。

同年八月，遣兵从义州城西渡江，入岛中屯田。

五年六月，遣兵袭耀州之官屯寨。

六年五月，遣兵袭鞍山驿，越数日又遣兵袭撤尔河，攻城南。

乱打一气不说，竟然跑到人家地面上屯田种粮食，实在太嚣张了。

努尔哈赤先生如果不恨他，那是不正常的。

可是恨也白恨，科技跟不上，只能眼睁睁看着毛岛主胡乱闹腾。

拜毛文龙同志所赐，后金军队每次出去打仗的时候，很有一点惊弓之鸟的感觉，唯恐毛岛主在背后打黑枪，以至于长久以来不能安心抢掠，工作精力和情绪受到极大影响，反响极其恶劣。

如此成就，自然无人敢管，朝廷哄着他，王化贞护着他。后来，王在晋接任了辽东经略，都得把他供起来。

毛文龙，袁崇焕的第三个帮助者，现在的上级、未来的敌人。

天启三年，袁崇焕正热火朝天地在宁远修城墙的时候，另一个人到达宁远。

这个人是孙承宗派来的，他的职责，是与袁崇焕一同守护宁远。这个人的名字叫满桂。

满桂，宣府人，蒙古族，很穷，很勇敢。

满桂同志应该算是个标准的打仗苗子，从小爱好打猎，长大参军了，就爱好打人。在军队中混了很多年，每次出去打仗，都能砍死几个，可谓战功显赫。然而战功如此显赫，混到四十多岁，才是个百户。

倒不是有人打压他，实在是因为他太实在。

明朝规定，如果你砍死敌兵一人（要有首级），那么恭喜你，接下来你有两种选择：一、升官一级；二、得赏银五十两。

每次满桂都选第二种，因为他很缺钱。

我不认为满桂很贪婪，事实上，他很老实。

因为他并不知道，选第二种的人，能拿钱，而选第一种的，既能拿权，也能拿钱。

就这么个混法，估计到死前，能混到个千户，就算老天开眼了。

然而，数年之后一个人的失败，造就了他的成功。这个失败的人，是杨镐。

万历四十七年（1619），杨镐率四路大军，在萨尔浒全军覆没，光将领就死了三百多人。朝廷没人了，只能下令破格提拔，满桂同志就此改头换面，当上了明军的高级将领——参将。

但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另一个成功的人——孙承宗。

天启二年，在巡边的路上，孙承宗遇见了满桂，对这位老兵油子极其欣赏（大奇之），高兴之余，就给他升官，把他调到山海关，当上了副总兵。一年后，满桂被调往宁远，担任守将。

满桂是一个优秀的将领，他不但作战勇敢，而且经验丰富，还能搞外交。

当时的蒙古部落，已经成为后金军队的同盟，无论打劫、打仗都跟着一起来，明军压力很大。而满桂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他利用自己的少数民族身份，对同胞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劝说；对于不听劝说的，也进行了长时间耐心的攻打。很快，大家就被他又打又拉的诚恳态度所感动，全都服气了（桂善操纵，诸部咸服）。

此外，他很擅长堆砖头，经常亲自监工砌墙；还很喜欢练兵，经常把手下的兵练得七倒八歪。

就这样，在满桂的不懈努力下，宁远由当初一座较大的废墟，变成了一座较大的城市（军民五万余家，屯种远至五十里）。

而作为宁远地区的最高武官，他与袁崇焕的关系也相当好。

其实矛盾还是有的，但问题不大，至少当时不大。

必须说明一点，满桂当时的职务，是宁远总兵，而袁崇焕，是宁前道。就级别而言，满桂比袁崇焕要高，但明朝的传统，是以文制武，所以在宁远，袁崇焕的地位要略高于满桂，高一点点。

而据史料记载，满桂是个不苟言笑，却极其自负的人。加上他本人是从小兵干起的，平时干的都是砍人头的营生（一个五十两），注重实践，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空谈理论，没打过仗的文官，当然，这当中也包括袁崇焕。

但有趣的是，他和袁崇焕相处得还不错，并不是他比较大度，而是袁崇焕比较能忍。

袁大人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他很清楚，在辽东混的，大部分都是老兵油子，杀人放火的事情干惯了，在这些人看来，自己这种文化人兼新兵蛋子，是没有发言权的。

所以他非常谦虚，非常能装孙子，还时常向老前辈们（如满桂）虚心请教，“满桂们”也心知肚明，知道他是孙承宗的人，得罪不起，都给他几分面子。总之，大家混得都还不错。

满桂，袁崇焕的第四个帮助者，三年后共经生死的战友，七年后置他于死地的对手。

或许你觉得人已经够多了，可是孙承宗似乎并不这么看，不久之后，他又送来了第五个人。

这个人，是他从刑场上救下来的，名字叫赵率教。

赵率教，陕西人，此人当官很早，万历中期就已经是参将了，履历平平，战功平平，资质平平，什么都平平。

此人表现一般不说，后来还吃了官司，工作都没了。后来也是托杨镐先生的福，武将死得太多没人补，他就自告奋勇，去补了缺，在袁应泰的手下，混了个副总兵。

可是他的运气很不好，刚去没多久，辽阳就丢了，袁应泰自杀，他跑了。

情急之下，他投奔了王化贞，一年后，广宁失陷，王化贞跑了，他也跑了。

再后来，王在晋来了，他又投奔了王在晋。

由于几年之中，他到了好几个地方，到哪儿，哪儿就倒霉，而且他毫无责任心，遇事就跑，遇麻烦就溜。至此，他终于成为了明军之中“有口皆碑”的典型人物——当然，是反面典型。

对此，赵率教没有说什么，也不能说什么。

然而不久后，赵率教突然找到了王在晋，主动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愿戴罪立功，率军收复失地。”

王在晋认为，自己一定是听错了。然而，当他再次听到同样坚定的话时，他认定，赵率教同志可能是受了什么刺激。

因为在当时，“失地”这个概念，是比较宽泛的，明朝手中掌握的，只有山海关，往大了说，整个辽东都是失地，您要去收复哪里？

赵率教回答：前屯。

前屯，就在宁远附近，是明军的重要据点。

在确定赵率教头脑清醒、没有寻死倾向之后，王在晋也说了实话：

“收复失地固然是好，但眼下无余兵。”

这就很实在了，我不是不想成全你，只是我也没法儿。

然而，赵率教的回答彻底出乎了王大人的意料：

“无须派兵，我自己带人去即可。”

老子是辽东经略，手下都没几号人，你还有私人武装？于是好奇的王在晋提出了问题：

“你有多少人？”

赵率教答：

“三十八人。”

王在晋彻底郁闷了。眼下大敌当前，努尔哈赤随时可能打过来，士气如此低落，平时能战斗的，也都躲了，这位平时特别能躲的，却突然站出来要战斗？

这都啥时候了，你开什么玩笑？还嫌不够乱？

于是一气之下，王在晋手一挥：你去吧！

这是一句气话，可他万没想到，这哥们儿真去了。

赵率教率领着他的家丁，三十八人，向前屯进发，去收复失地。

这是一个有明显自杀迹象的举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赵率教疯了。

但事实证明，赵先生没有疯，因为当他接近前屯，得知此地有敌军出现时，便停下了脚步。

“前方已有敌军，不可继续前进，收复此地即可。”

此地，就是他停下的地方，名叫中前所。

中前所，地处宁远近郊，大致位于今天的辽宁省绥中县附近。赵率教在此扎营，就地召集难民，设置营地，挑选精壮充军，并组织屯田。

王在晋得知了这个消息，却只是轻蔑地笑了笑，他认为，在那片遍布敌军的土地上，赵率教很快就会故技重演，丢掉一切再跑回来。

几个月后，孙承宗来到了这个原本应该空无一人的据点，却看见了广阔的农田、房屋，以及手持武器、训练有素的士兵。

在得知此前这里只有三十八人后，他找来了赵率教，问了他一个问题：

“现在这里有多少人？”

赵率教回答：

“民六万有余，士兵上万人。”

从三十八人到六万，面对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孙承宗十分激动。他老人家原本是坐着马车来的，由于过于激动，当即把车送给了赵率教，自己骑马回去了。

从此，他记住了这个人的名字。

就赵率教同志的表现来看，他是一个知道羞耻的人，知耻近乎勇。在经历了无数犹豫、困顿后，他开始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勇气。

可他刚证明到一半，就差点被人给砍了。

正当赵率教捋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兵部突然派人来找他，协助调查一件事情。

赵率教明白，这回算活到头了。

事情是这样的，当初赵率教在辽阳的时候，职务是副总兵，算是副司令员，掌管中军。这就意味着，当战争开始时，手握军队主力的赵率教应全力作战，然而他逃了，并直接导致了作战失败。

换句话说，小兵可以跑，老百姓可以跑，但赵率教不能跑，也不应该跑，既然跑了，就要依法处理。根据明朝军法，此类情形必死无疑。

但所谓必死无疑，还是有疑问的，特别是当有猛人求情的时候。

孙承宗听说此事后，当即去找了兵部尚书，告诉他，此人万不可杀。兵部尚书自然不敢得罪内阁大学士，索性做了个人情，把赵率教先生放了。

孙承宗并不是一个仁慈的人，他之所以放赵率教一马，是因为他认定，这人活着比死了好。

而赵率教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孙承宗的判断，在不久后的那场大战中，他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赵率教，袁崇焕的第五个帮助者。 6M92AFZ2ypkxE6dpIm4rMG3SJ7F8nCLRrR53pG3dm7U6CpK4Nj1rZK5km7CGImVG